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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03月29日 星期五 10: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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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历史

大话多伦多416地区编号 揭开这三个数字背后的秘密

【加拿大都市网】在地区号码(area code)中,没有比416更能代表多伦多,但 TDot 数字的神圣三连串的背后起源,对大多数人来说仍是个谜。 三位数区号由来已久地根植于这座城市的文化结构中,它在多伦多音乐艺术家Drake的肋骨上永久地纹身了这号码,这也说明了为何如今以 416 字头的电话号码变成了一个当地的符码。 尽管它有影响,但如果要追溯到它的起源,区号本身编取完全是任意作成的。   416 区号创建时 1947 年,北美编号计划管理局 (North America Numbering Plan Association, NANPA) ,一个管理北美和加勒比地区20个国家的编号计划区域系统,当年提出了86个成立区号(inaugural area code)。 在这些代码中,有9个由AT&T分配给加拿大,然后在全国的NANPA 区域之间分配。其中包括安大略省的 416 和 613,前者分给多伦多和金马蹄地区(Golden Horseshoe)的大部分地区,后者分配到渥太华和安大略省东部。 其余代码则分配给加拿大各省,其中902 代表整个纽宾士域省、新斯高沙省、爱德华王子岛,以及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 仅仅数年后,多伦多的电话号码就加长到七个号码,用于直接长途电话,而不是以前的六位数格式。   为什么是416? 加拿大编号管理局 (Canadian...

不戴口罩违法 掘墓人停不下,100年前加拿大那场流感

▲一战潮湿肮髒的战壕正是细菌和病毒的温床 原名:不戴口罩违法 100年前那场流感 撰稿: 叡 学校停学关闭。 公共交通全面停摆。 公众活动被明令禁止或被组织参与者自行取消。 街上行人寥寥无几。目之所及,每个人都戴着口罩。 以上所说,无疑是目前武汉新型冠状肺炎疫区中心——中国境内多个城市的情景。无独有偶,这也正是100年前的1918年加拿大各个城市的写照。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一个叫作西班牙流感(Spanish Flu)的致命病毒,于1918至1920年间席捲加拿大的西班牙流感,让整个国度陷入瘫痪状态。 学校、教堂、剧院全部关闭,大小商户入不敷出,医疗人员超负荷工作。在流感肆虐最高峰期间,殡仪馆人员和掘墓人几乎停不下来。往往当灵车不够用的时候,普通轿车,甚至马车都加入了运输棺木的队伍。1918年,正值一战结束。很多幸运没有战死在欧洲疆场的加拿大士兵,却在荣归故里后不久殒命于西班牙流感。 多年来,科学家和史学家们一直就这次流行病的源头到底在哪里争论不休。最多的说法指向中国。尽管被成为“西班牙”流感,但很多医学家和史学家均认为西班牙流感源于中国。史料档案记载,1917年11月,一种呼吸系统疾病引起的疾病席捲中国北方。受感染的病人无一例外,都有着呼吸困难、咳血、头痛、发热、肺部炎症。很多死者都是18到40多岁的健康青壮年。神不知鬼不觉地,这个类似感冒的神秘病毒令患者自身免疫系统紊乱,攻击自体而导致患者死亡。当时的中国因为医疗技术落后,因此这种神秘的致命病症被成为“冬疾”。 1917至1918年,也恰逢“一战”尾声时期,为了能够协助前线战斗,英法两国曾在殖民地和中立国招募劳工普通士兵进行诸如搬运、修路、挖掘等体力劳动,中国劳工旅就是其中一支队伍,其中很多劳工旅工人来自于中国北方。 另有一些医疗记录记载,1917年至1918年,数万名中国劳工旅工人,乘坐密不透风的长途火车,经由加拿大哈利法克斯中转,前往欧洲。当时的加拿大本已充斥反中国移民的情绪,民间很多声音对此强烈抗议,并认为来自中国的劳工会为了留在加拿大,趁机逃跑。因此运送华人劳工的列车都是密封的,政府还配备了铁路特别卫队看管。也许是因为很多工人已经身体有恙,也许因为舟车劳顿的艰辛,途中数千人相继生病,很多人都有流感类似症状。由于当时加拿大舆论的种族主义情绪,这些中国劳工的健康状态既不被公众关注,也没有得到医生的妥善治疗,最终造成至少3000多名中国劳工客死他乡。大约是因为战时的舆论走向,英美法德这些参战国的报刊都选择了低调报道,而作为中立国的西班牙则大张旗鼓地在报刊登载有关新闻,这一神秘的类似流感的疾病首次在西班牙引起公众注意,因此将错就错地被冠名“西班牙流感”。 ▲魁北克一所学校老师照顾患病的学童 1918年 同时,欧洲战场充斥着潮湿、污秽、疾病和死亡的战壕,更加助长了疾病的蔓延。而一些栖身战壕的年轻士兵,就算能够倖免死于战场,很多人都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将病毒带回了家乡——北美。 西班牙流感病毒首先跟随战后返乡的加籍士兵,通过哈利法克斯、温哥华等港口城市在加拿大登陆,并通过贯穿全国的铁路,瀰漫加拿大东西海岸。 1918年,魁北克小镇Victoriaville的一场天主教圣餐仪式,让与会上千人的命运就此改变。仪式之后,病菌在不知不觉中,跟随着人们回到了各自的城市。此后的几个礼拜里,多伦多平均每天有50人不治,而蒙特利尔已经没有足够的运尸车。和一年前爆发于地球另一边的那场冬疾一样,他们的症状都类似于流感。 ▲三名戴着口罩的阿尔伯塔省农民 几近绝望中,各城镇开始不择手段地控制疫情。阿尔伯塔省规定:出门不戴口罩属于违法行为;温尼伯禁止市民随地吐痰,剧院、歌舞厅、餐馆、教堂等公众场所全部停业,并逐一改造成临时医院。 ▲西班牙流感爆发之后 阿尔伯塔等省份将佩戴口罩列为法例并频频推出教授公众自制口罩的宣传画 在人烟稀少的西部省份,疫情尤为惨烈。仅1918年11月,萨省就有至少2,500人死于西班牙流感。1918年末,萨省境内不断发现被遗弃的农场,没有活着逃出去的农场主家庭成员全都变成了一具具冻僵的尸体。 刚刚经历过4年一战的加拿大,国力尚未恢复。很多后方女性刚将前线的亲人盼回,却没有想到自己继而被推向一场后方的生死之战。全国上下,大批女性参与了志愿者的队伍,尽所能照顾病患,很多志愿者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殉职。 在耗尽一切医疗手段后,一些奇怪的偏方应运而生。有的药房开始出售辣椒制成的药膏,用于涂抹在患者的胸前;也有报刊载文称,摄入过多红肉导致致命流感爆发;更有人认为刺鼻的气味可以驱散病毒,并将切碎的洋葱撒满家中。对于富含维生素C水果的盲目依赖,导致市面上的柠檬价格疯涨到相当于今天差不多2元钱一个的零售价。而当时在加拿大多数城市被禁的酒类产品,则被医生们当成有效的流感剋星。人们像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般,尝试着每个可能的偏方。 ▲加拿大商业银行Canadian Bank of Commerce 卡尔加里分行的员工合影 1918年 ▲很多这样的仓库被临时改为病患隔离治疗中心 1918年12月末,西班牙流感终于显出偃旗息鼓的状态。不过,次年春天疾病又一次萌芽,蒙特利尔加人队冰球运动员Joe Hall是丧生的病患之一。这件事,导致那年的史丹利杯被取消。那次,也是史丹利杯有史以来唯一一次被取消。 ▲原定在西雅图举行的史丹利杯冰球比赛因为蒙特利尔加人队几名队员突染西班牙流感而被迫取消 1919年 多伦多环球日报头版 ▲不幸不治的蒙特利尔加人队球员 Joe Hall 西班牙流感在全球范围导致至少5千万人丧生,占当时全球人口的3%。在当时人口仅800万的加拿大,短短数月,就有至少5万人丧命。仅次于历时4年的一战中,加拿大人的丧生人数(约6万人)。按照今天加拿大的人口比例推算,这个数字差不多至少22万人。 惊人的是,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全球爆发之前,人们对西班牙流感对全世界,尤其是加拿大所造成的重创,早就鲜有提及。今天,全球旅行的快捷将病毒飞速地传至多国。很多人对于武汉发生的新型冠状肺炎的极度恐惧,源于他们将1918年西班牙流感往事,和今天眼前发生的一切重合在一起。  

比议员权力还要大!皇室里的要职:马桶管家

假设你突然穿越到了中世纪的欧洲,会选择什么职业?做一名战士,或者法师、刺客、射手。。。或者一个奶妈? 也许你应该考虑一下一个更有前途的职业:帮国王解手的职业。 介绍一下这个职业,这个职业有个响亮的名字:“马桶管家”。不管你信不信,只要接受了这份工作,你就会成为君主制欧洲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一步走上人生巅峰。 下面说一下工作内容。毫无疑问,大小号对一个人非常的重要,即便是国王也一样。但是在16世纪的欧洲,有钱的王室日子过得非常之奢华,金枝玉叶们往往要穿上很多层漂亮的衣服,这也就意味着上厕所变成了一件复杂的事情,光是“准备”上厕所就得费半天功夫。 于是就出现了“马桶管家”这个职业。 补充一下,现如今洗手间的地板下面都铺了上下水管道,完事之后可以一键冲走污物;但是中世纪可没有那么先进的设备,国王会使用一种名为“神密宝座”的东西上厕所。实际上,它是一个装饰华丽的椅子,椅面上有个洞,洞下边有个桶,国王方便之后,管家负责把它拿出来清理干净。 于是这就是“马桶管家”的主要工作内容了:首先帮国王脱掉一层层的衣服,然后在国王方便以后把小桶打扫干净--也有传闻说,管家还要在事后帮国王清理身体,也可能只是递给王一块干净的布,但传闻只是传闻。 如果只是干这个,这个职位绝对算不上什么有前途的职业。之所以说“马桶管家”有前途,是因为你还有其他更赚钱重要的工作可以做。 牛津大学历史教授 史蒂文说:“除了服侍皇上大小号,‘马桶管家’还是国王的首席贴身仆人兼枢密院首席管家,他掌管着国王的私人用度,负责方方面面,让国王每天过得舒舒服服。举个例子,亨利八世在位时,每年要挥霍成千上万的英磅,用途包括采购服装、购买珠宝、购买其他东西、赌博、赏赐小费等等,这些钱都要经过‘马桶管家’的手,之后你懂的。” 另外,在中世纪的欧洲,“地位”很重要。虽然主营业务有些恶心,但是,因为是为国王工作,所以“马桶管家”的地位是非常高的、非常令人羡慕的。 心动了吗,可惜的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有资格做“马桶管家”的。 因为这个职位离国王非常的近,所以他通常是国王最亲密的朋友和知己:所以他要通过那些有影响的大臣们推荐,然后由国王亲自任命。所以通常“马桶管家”都来自一些显赫名门,仕途不可限量。 一旦一个人做了马桶管家,就代表着他进入了统治阶层的政治圈子,伴随着服侍国王,他就能听到一些重要的政治讨论和内部消息,于是他的影响力就变得越来越大。 自然而然的,因为和国王的亲密关系,马桶管家经常被拜托和王谈一些事情,于是金钱滚滚而来;另一方面,国王也会赏赐给马桶管家很多东西,比如亨利八世第一位御前侍从威廉·康普顿就得到很多王赐予他的封地、金钱和职位,这些带给他每年2000多英磅的收入,相当于当时一位贵族或者主教的收入。 最后的“马桶管家” 凡事有兴必有败,随着时间的流逝,风光无限的“马桶管家”也只能慢慢的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最后一位“马桶管家”是1547年服侍爱德华六世的 迈克尔 · 斯坦霍普爵士,主要原因是国王把皇位让给了两位女性。 再往后,君主立宪代替了传统的君主制,“马桶管家”拥有的权力相当于议会或者内阁里的高级议员。但议员和马桶管家相比,权力还是小得多的,必竟他们不可能看到国王的屁屁。

日本二战秘密资料揭开 每70名陆军配一位慰安妇

  (星岛日报报道)日本政府收集到的官方文件显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国的旧日本陆军考虑每七十名兵员就需要一名“女招待”(慰安妇)。日本共同社报道,持续蒐集旧日军从军慰安妇问题相关公文的日本内阁官房,在二○一七和一八年度发现二十三份文件。   其中当年日本驻中国领事馆的报告记载“陆军方面考虑每七十名兵员需要一名左右女招待”、“搭乘军用车南下的特殊妇女”等内容。报道指出,“女招待、特殊妇女”在其他报告中被解释为“意同娼妓”、“被强逼卖淫”,其实指的就是慰安妇。专家表示,显见当时军队和外务省在国家支持下输运慰安妇。   一九九三年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发表有关慰安妇谈话,认定“军队参与”,上述文件似乎被定位为“河野谈话”补充资料。现首相安倍晋三政府虽继承“河野谈话”,但立场却是“没有发现直接表明军方和政府机关有所谓强征的纪录”。   二十三份公文中,有十三份是外务省以“关于取缔支那渡航妇女事项”为题的一九三八年机密文件,当年济南总领事提交外务大臣的报告,详细记述“内地人艺伎一百零一人、同女招待一百一十人、朝鲜女招待多达二百二十八人”;“预想皇军前进的情况,到四月底至少在当地聚集五百位特殊妇女”。此外还记录日军占领徐州后,有一百八十六名特殊妇女“搭乘军用车”南下。   青岛总领事的报告中记载:“海军方面希望增加艺伎、女招待合计一百五十名,陆军方面考虑每七十名兵员需要一名左右女招待”。

谁说老天无眼!火烧圆明园的罪魁祸首 三年后在印度被雷劈死

作者:历史客栈 这些年来,国外的拍卖会时常会出现圆明园十二生肖铜首,明明是掠夺来的赃物,却还堂而皇之地拿来公开叫价,真可谓是无耻之尤! 圆明园,这座耗费了大清帝国150多年心血的绝世园林,连法国大文豪雨果都称赞其为“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却因英法联军而毁于一旦,给世人留下了无尽的伤痛和遗憾。 今天的圆明园,只剩下几根断壁残垣,除了荒凉还是荒凉。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罪魁祸首——额尔金。 这里需要简单说明一下,“额尔金”,其实是英国贵族的一个封号,受领者是苏格兰著名的布鲁斯家族,到今天已经传了11代,其中我们最熟悉的这个“额尔金”,是第八代,名叫詹姆斯·布鲁斯。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詹姆斯·布鲁斯的父亲叫托马斯·布鲁斯,同样是个无耻的大强盗,曾经劫掠了希腊的帕特农神庙。看来,这父子俩还真是一丘之貉。 这个詹姆斯·布鲁斯不光出身贵族,还是牛津大学毕业的,看来真是应了那句话:“知识并不能确保良善。” 詹姆斯毕业后,曾担任过加拿大总督,并在1857年开始担任英国对华全权专使,开始了他对中国的无耻之行。为了方便行文,下面还是叫他额尔金吧。 1860年7月,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得正激烈的时候,面对来势汹汹的英法联军,咸丰皇帝背后一阵阵发凉,于是连夜带着慈禧太后开溜了。结果大家也都知道,北京城破,英法联军直奔圆明园,大肆掳掠。 面对如此诱人的圆明园,额尔金首先叫来法美俄三国的代表,开了一场分赃大会——“合议分派园内之珍宝”,大会的主旨基本贯彻完了,剩下的就是这些强盗疯狂地搬运财宝了。 然而对额尔金这个魔头来说,仅仅搬运财宝是无法满足其贪婪的内心的,因为还有很多东西实在是太大太重,无法移动,所以这个家伙又想了一个损招:“只有焚毁圆明园一法,最为可行,此举足以使中国及其皇帝产生极大的震动!” 正所谓两国交战,无关艺术嘛,你打你的仗就行了,顶多抢点金银财宝,干吗非要烧圆明园呢?但这些强盗是不会跟你讲道理的。于是,在经过连续几天的搬运之后,额尔金最先下达了火烧圆明园的命令。 1860年10月18日清晨,英国骑兵团第一大队开始放火。而其他几个国家的代表看到额尔金的所作所为后,不但没有阻止,反而加入了纵火的行列,果真是一丘之貉呀! 据记载,“联军三四千人,连续纵火两日,烟雾笼罩,火光烛天。”烟雾几乎弥漫了半个北京城,不仅残余的珍宝被付之一炬,还有园内未及逃出的太监、宫女等三百余人,也全都葬身火海。 更变态的是,当看到火光滔天的圆明园时,额尔金竟然还引以为傲,宣称:“此举将使中国与欧洲惕然震惊!” 此后,清政府被迫签订《北京条约》,而额尔金也带着自己掳掠的财富回到了英国,为此还得到了维多利亚女王的嘉奖。这就是所谓的西方文明。 不过,正所谓善恶有报,额尔金这个魔头最终也没得到好下场。 在回国后的第二年,额尔金奉命前往印度担任总督,有一天,他的房子被雷劈中,燃起了大火,额尔金最终命丧黄泉,活了52岁。 谁说老天无眼?这就是额尔金应得的报应! 来源:今日头条

中国版“敦刻尔克”:一段同样不能遗忘的历史

★ “敦刻尔克大撤退”算得上是二战史上的一件大事儿了。然而,就在这次大撤退发生的一年多前,在被日寇蹂躏的中国大地上,也发生了一场足以与之媲美的大撤退——“宜昌大撤退”。 ★ 不同的是,“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依靠一个国家的力量,由军队执行;而“宜昌大撤退”依靠的却是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卢作孚在那个“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的年代挺身而出,保留了当时中国工业仅存的一口元气。 ★ 40天抢运的物资,相当于民生公司1936年全年的运输总量。直到宜昌沦陷,民生公司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总计150余万,货物100余万吨,其中包括两万吨空军器材和广东炮厂的物资。1940年,宜昌沦陷。当日军进入这座鄂西重镇时,看到的已经是一座空城。 ★ 此次宜昌大撤退,民生公司损失轮船16艘,116名公司职员牺牲,61人受伤致残,经营损失在400万元以上。据经济部调查,这次抢运进来的兵工厂和民营企业机器设备,每月可造手榴弹30万枚、迫击炮弹7万枚、飞机炸弹6千枚、十字镐20多万把。得益于“宜昌大撤退”,一批现代化的钢铁厂、兵工厂和纺织厂,在长江上游的大后方相继建立起来,为国民政府组织反攻和中华民族夺取整个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英国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的新作《敦刻尔克》 1.危险来袭 1938年10月24日的夜晚,一架道格拉斯DC-2型飞机接到紧急任务:即刻前往汉口机场。 飞机刚刚降落,飞行员就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日军兵临城下,离这儿不过40公里,炮火差不多能够打到汉口机场了! 此时,国民政府统帅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正站在空荡荡的跑道上,身边稀拉拉的站着几名随行人员,完全没有了往日前呼后拥的架势。 这一天,是武汉保卫战的最后一天。察觉战事不妙的蒋介石,正匆忙赶往陪都重庆。 武汉沦陷,日军沿长江一线开始向西南大举进攻。 至此,中国国土已失大半,中国彻底陷入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困境。 除了苏联一点有限的军援外,英美等国家皆袖手旁观。 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在万家岭村舍与敌巷战(选自《同盟国的胜利——抗日战争图志》杨克林、曹红编著) 就在武汉沦陷的那天晚上,时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的胡适与奉命前往美国借贷的金融家陈光甫,正在美国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家中请求美国方面尽快批准对中国的贷款,为中国“打一剂救命针”。 讽刺的是,这个时候,美国的战略物资(如钢铁等)正源源流入敌国日本。 中国真的山穷水尽了吗? 物资,其实还是有的。 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的最后一线希望就是滞留在宜昌城内的9万吨重要战略物资——这是整个中华民族工业仅存的一点元气。 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掐在这里了。 可是,想保住这点家底几乎是不可能的——宜昌城已经混乱不堪,随时都面临着被日军血洗的威胁。 武汉沦陷前后,从武汉撤离出来的众人把目光投向了江边古镇宜昌,每天都会有两千多人来到这里,最多时曾滞留几万人。 一夜之间,西迁的移民和物资,把这座古城撑得爆满。 三万多逃难的民众,塞满了整个街道(图片来源于网络) 所有难民,都想通过宜昌前往几千公里外的“西南大后方”,有人这样形容:“过了三峡就入了自家大门,日本人就追不上了。” 转移阵地的军队和逃难的民众,为了抢夺交通工具乱作一团。难民将火车车厢挤得水泄不通,车篷和车厢底下,凡是有空隙的地方都有人。 更为紧急的是,宜昌离武汉只有300多公里,日军开车只需要几个小时,飞机更是几乎一起飞,就能立即投弹轰炸宜昌。 难民入不了川,会遭日军屠戮;物资不能及时转运,意味着“大后方”的军事工业重建难度大大上升,并且,一旦被落入日军之手,后果不堪设想。 素有“川鄂咽喉”之称的宜昌在1938年成了关乎全中国命运的“咽喉”。 2.临危受命 那时候的中国,不比现在,想要入川,没有公路,更没有铁路,唯一的方式就是长江水路。 当时,虞洽卿和卢作孚都是国内重量级的船运实业家。 虞洽卿掌控的三北轮埠公司、中华轮船公司和鸿安轮船公司更大,总吨位达到9万余吨,主要在长江下游和海面上经营。然而,抗战爆发后,虞洽卿的船只大部分被凿沉于长江下游,用以封锁江面,尚余的4万吨左右大船因吃水深而无法进入川江。 能够在川江行驶的船只有24艘,其中22艘属于卢作孚的民生公司。 并且,民生公司的轮船都是为在长江流域航行量身打造的,遇到航道狭窄、滩多水急的长江上游航段,只有它的船才能继续航行。 卢作孚 考虑到日军马上就要打来了,为了阻止其西进,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军事会议决定:将征调的12艘海轮、国营轮船公司招商局的4艘江轮和民营民生公司的轮船凿沉于江底,在湖北省田家镇长江段上筑起第三道防线。 民生公司的创办人兼总经理卢作孚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砸蒙了:他深知,一旦连民生公司的船都凿沉了,转运物资及难民就彻底没戏了。 他当即决定:绝不能用这种方法在田家镇布防!这时要是凿沉民生公司的轮船,就等于自绝命脉。 时任湖北省主席的陈诚向蒋介石发了一封密文,请求答应卢作孚的提议——民生公司的船不能沉,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最后,民国政府最高统帅部采纳了卢作孚的建议,采用钢筋水泥船代替轮船沉入江底。 这下,转运战略物资的重担落到了卢作孚这个矮小、清瘦的四川人身上。 卢作孚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文:必须集中长江所有的船只,无论大小,这样才能在11月底前将滞留在宜昌的9万多吨物资和3万多难民运抵四川。 每年12月开始,长江会进入长达5个月的枯水期。在枯水季节,三峡的水位将大幅降低,原本处于深水中的大量礁石会因此进入浅水区,甚至成为明礁。 这时,在三峡航行将变得更加凶险,生死难料。 紧迫的战局和长江的枯水期,就像两只大手扼住了卢作孚的咽喉。从10月24日到11月底,留给卢作孚的抢运时间只有40天。 按照民生公司平时的运输能力,40天大约只能运1.4万吨,要将9万多吨物资和3万多难民在一个多月内全部运往重庆,几乎不可能! 国民政府也曾派人与太古、怡和等外国轮船公司接洽,希望这些公司的轮船参与支援抢运。 然而,这几家外国轮船公司声称保持“中立”,可以运人,但拒绝运送兵工物资。至于民用物资,他们开出了高达300~400元/吨的运输价格! 于是,民生公司只能单打独斗。 卢作孚召集人员,连夜起草出《非常时期客运救济办法》,并列出21条决定: *要求旅客按到宜昌的先后登记顺序依次购票上船; *要求各轮船加速疏散; *为抵制外国轮船公司发国难财哄抬运费与票价,规定本公司运费标准:总体原则是,免费送难童,半价运伤员、学生,大幅降低军工物资运价; *民间物资运费,在60~80元/吨; *普通公用物资的运费,40元/吨; *对兵工器材的运费,30~37元/吨。 *停售卧铺,乘客一律实行坐票,从前睡一人的卧铺改坐5人。 最厉害的是,卢作孚制定了“三段式航行”方法,民生公司可以借此将往返宜昌和重庆所需的6天缩短为2天! 注:“三段式航行”的原理就在于把一条江看成三段,第一段是宜昌到三斗坪,第二段是三斗坪到万县,第三段是万县到重庆。民生公司可调用的24艘船(其中22艘属民生公司,另2艘是悬挂法国旗的中国船),依照吨位可分为大、中、小三个船队,分别投入到分截开的三段江面。 大吨位的船投放到最下游的第一段(宜昌到三斗坪),中吨位船队投放到中游第二段(三斗坪到万县),小吨位船队投放到上游第三段(万县到重庆)  同时,卢作孚还提出: *最重要、最笨重的设备直接送到重庆; *次要的、较轻的设备就缩短航程送到万县; *更轻、更不重要的,就再缩短一半航程,送到奉节、巫山或者是巴东卸下,留待以后再来转运。 这样一来,川江中水位的时间就被充分地利用了,仅有的运力被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出来。 3.形势恶化 第二天,天刚刚亮,三架印有太阳旗的飞机呈品字形呼啸而来,朝宜昌码头方向扔下炸弹,随后迅速消失在云雾里。 原本就拥挤不堪的码头顿时陷入混乱。然而,一晚上没合眼的卢作孚岿然不动。他看了看手表,准备提前开始抢运计划。 1938年10月24日早上7点半,装满人员和物资的“民权”号轮船从宜昌起航了,比预计时间提前了半小时。 这是抢运计划实施后,民生公司开出的第一艘船,将几百名孤儿、难童送往后方。 他们眼眶里噙满了泪水,向卢作孚和他身边的人群告别,齐声唱起《战时儿童保育院院歌》: 我们离开了爸爸, 我们离开了妈妈, 我们失掉了土地, 我们失掉了老家。 …… 稚嫩的童声盖过了机器的轰鸣,码头上的人群呜咽着挥手与孩子们告别。 孩子们的歌声似乎有种净化心灵的魔力——码头上的人群的慌乱逐渐缓和下来,慢慢恢复了以往的秩序,大家都自觉地按照民生公司的方案排起了队。 卢作孚想方设法挽救那些被亲生父母弃之不顾的孩子,此举得到了全城百姓的信任。他们相信,卢作孚一定也会让自己登上保命的轮船。 可是,卢作孚却为自己捏了一把汗。 虽然之前也多次参与到抗日救援的运动(如1937年9月,民生公司船队在两个星期内率先运送川军4个师,两个独立旅出川抗日;武汉陷落前也多次运送过工厂设备、战略物资,大批的军队和给养,以及故宫南迁的国宝,等等),但这次,卢作孚明显感觉肩上的责任太重。 作为指挥者,卢作孚很多事情都亲力亲为,每天,他都出现在宜昌的各个码头,逐一巡查、反复交代。 “卢作孚在我们中间”,这个消息一传开,更加鼓舞了船岸工人的斗志。 为了尽快运走物资,卢作孚指挥部下在三峡航段增设码头和转运站,临时增加雇工3000人、征用民间木船850多条。 他还下令,所有需要运输货物的单位需马上报告吨位,对因形势恶化,来不及运输的物资必须抛弃,绝不留给敌人!  4.绝地逢生 1938年11月,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声明:立即加紧军事行动。 日寇占领武汉后,把注意力放到了大城市湖南长沙。对宜昌,他们加大了空袭频率。 每天都会有日本军机对运输航船进行轰炸,据参与“宜昌大撤退”的幸存者回忆:“一听到飞机来了,比在岸上更要紧张,因为在岸上还可以躲进防空洞,水中航行根本无处可躲,周围都是水,只有靠船长这么开、这么躲。” 船行三峡,本已十分凶险。更何况,船的操控性本身就很差,速度也不快,一旦飞机进行轰炸,根本不可能及时躲闪。 “躲了上面,可能下面就会触礁了,一旦被击中,三分钟船就沉下去。” 拥挤的宜昌河滩,奋进的点点白帆,呼喊奔跑的人流,一处处炮弹掀起的巨浪,一股股翻滚升腾的硝烟...... 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就是这样,顶着日军的炮火、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了运输任务。 这一阶段的抢运异常紧张与忙碌。卢作孚在《战时运输最紧张的一幕》中描述: “每晨宜昌总得开出五只、六只、七只轮船,下午总得有几只轮船回来。当轮船刚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已靠近驳船。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的装货了。两岸照着下货的灯光,船上照耀着装货的灯光,彻底映在江上。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地歌唱。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地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地呼号,配合成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 整个过程就像是现代工业流水线,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三峡航运险恶,夜间不能航行。因此,每当夜幕降临,码头工人就会全部出动,在煤油灯发出的星星光亮中,奋力装配物资。 到了11月中旬,40天的期限已经过半,而货物才运了1/3。 枯水期即将来临,留给卢作孚的时间更少了。 船员死伤和船只损毁情况越发严重,卢作孚不得不为轮船装上无线电台,以便随时接收军方发来的空袭警报,尽量让轮船提前躲避。 三峡航道狭窄弯曲,两岸都是悬崖峭壁,日军飞机为了避免撞山,不敢低空轰炸。因此,轮船可以提前靠岸,借助悬崖遮蔽,这样,高空飞行的日寇飞机很难发现目标。 可是,这样一来,航行时间就没法保证了。并且,遭遇日军轰炸的轮船除了彻底报废的都需要维修。 抢运再次陷入困境。 不得已,卢作孚决定:所有轮船开通夜航。 今天,轮船上装有雷达、声呐探测器、GPS定位系统。借助这些现代化的电子设备,轮船昼夜航行没什么两样。 如果没这些设备,在险滩礁石密布的川江夜航,相当于“盲人骑瞎马”。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一直禁止川江夜航。 在当年,开通夜航简直就是以命相搏! 而民生公司的船员们在一个又一个漆黑夜幕下的川江航行中绝地逢生! 民生公司定下一条死规定:领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船长)要对川江上的每一个峡口、险滩、礁石,甚至是每一处漩涡都烂熟于心。 正因为有了这样专业的领江,1938年的夜航才能够顺利实施。 1938年11月下旬,枯水期将要来临,中水位轮船已不能在川江继续航行。 卢作孚临危不乱,组织民生公司员工改用木船和绞盘拖船,装载余下物资日夜运输。 行至险滩水枯处,民生公司的员工与前来援助的军民一起,改用人力在长江岸边拖着一艘艘分装的木船艰难前行。 这是一张1938年由外国记者拍摄的照片:为了转移战时的物资,这些纤夫屈着身子、背着缰绳,艰难向前挪动。 西方人很吃惊:这个被讥讽为“拿着筷子与日军交战的民族”,在最危急的时刻会用自己的肉体与炸弹与刺刀搏斗,这样的民族是不会灭亡的。 美国民众援华的呼声空前高涨。美国政府对中国抗战前途进行重估,为之后对华物资援助政策奠定了基础。  5.胜利在望 1938年12月,川江里,轮船的螺旋桨打到河床上、飞起了鹅卵石。 这意味着川江的水位不再适合航行,老天给中国人的40天期限已经结束。 原来在江边堆积如山的军工与民用器材,基本顺利入川。 对于这段终身难忘的回忆,卢作孚写道:“四十天内人员早已运完,器材运出三分之二。原来南北两岸各码头遍地堆满器材,两个月后,不知到哪里去了。两岸萧条,仅有若干零碎废铁抛在地面了。” 那些日子,卢作孚日夜守在指挥中心,所有电文都经他亲手审阅、批示;他对全局和每个环节都了如指掌。 深夜时分,他亲自到码头检查装卸情况,为工人、船员解决困难。 他鼓励部下:“这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我们在前线冲锋,我们在同敌人拼命。” 在指挥运输的一个多月里,日夜操劳的卢作孚形同槁木。 值得一提的还有,除了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及行之有效的“三段式航行”方案之外,整个公司所有人员都能够绝对服从命令也是决定抢运成败的关键因素。 “九一八”事变后,卢作孚就提出了“我们应做义勇军的预备,训练成军人的身手”,在职工的床单上,印了“作息均有人群至乐,梦寐勿忘国家大难”的口号,做好了参加抗日战争的准备。 在民生公司,宿舍像军营一样整洁,员工穿统一的民生服,在食堂统一就餐。每一个新进人员都需要经过军训和技术培训。 正因如此,卢作孚以及他的民生公司才能临危受命、力挽狂澜,为中国民族工业乃至整个抗战保存了“元气”。 据统计,此次宜昌大撤退,民生公司损失轮船16艘,116名公司职员牺牲,61人受伤致残,经营损失在400万元以上。 40天抢运的物资,相当于民生公司1936年全年的运输总量。 1940年,宜昌沦陷。当日军进入这座鄂西重镇时,看到的已经是一座空城。 直到宜昌沦陷,民生公司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总计150余万,货物100余万吨,其中包括两万吨空军器材和广东炮厂的物资。 日本军方在检讨武汉会战得失时,认识到此次中国军民拼着性命抢运战略物资在整个战争中的作用:“假定昭和十三年(1938)攻占武汉作战的同时就攻占宜昌,其战略价值就大不一样了。一定能置中国的民族工业于死地。” 据经济部调查,这次抢运进来的兵工厂和民营企业机器设备,每月可造手榴弹30万枚、迫击炮弹7万枚、飞机炸弹6千枚、十字镐20多万把。 得益于“宜昌大撤退”,一批现代化的钢铁厂、兵工厂和纺织厂,在长江上游的大后方相继建立起来,为国民政府组织反攻和中华民族夺取整个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