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温哥华华埠最后一位裁缝

加拿大都市网

台湾留学生成继承人

黄光大到90多岁时仍没有退休,每日喝茶后便返到裁缝店,继续70年不变的工作,他对他所做的感到满意,只是有一个心愿未了,就是趋时裁缝店的接班人。他儿子黄兆正虽然有帮手打理裁缝店,但他有自己的事业,也非是裁缝,很难继承裁缝店。但上天似乎安排了他的承继人,这个人是一个来自台湾的国际女留学生。

这个女留学生是吴欣蒨,英文名Mia。 Mia来自台湾著名游览点,南投县鱼池乡日月潭,她在家中排行第三,自小便跟随母亲学习裁缝,对时装设计很有兴趣。大学时,Mia虽然主修国际贸易,但她去设计学院选修服装设计课程。2013年9月,Mia来到温哥华布兰奇麦当娜时尚美学学院(Blanche MacDonald Center)学习时装设计。


■黄光大与Mia在裁缝店内合照。

2014年12月,Mia准备学校毕业展,作品是传统西装裤和背心,需要打釦孔,在学校老师引领下,她来到趋时裁缝店,遇上了黄光大,黄光大与Mia一见如故,一谈就谈了两个小时。黄光大回答了Mia很多问题,也分享了他的理念。临走时,Mia提出想加入趋时当学徒,黄光大一口便答应。
“当年走入趋时前,我完全不知道他背后的历史和故事,甚至对加拿大一点也都不认识。每天上班时,Bill(黄光大)都会跟我分享他的故事和经验。”Mia说。

黄光大成为Mia的伯乐,两人相处更似是一家人。当黄光大知道Mia住在国际学生分租套房的客厅,便给她一条裁缝店锁匙,让她在下班后可以到店里做自己的作品。又给了她更多工作机会和薪酬,不用在假期到餐厅打工赚生活费,可以更好地学习及钻研设计和裁缝技术。

Mia还说:“我结婚时,依照台湾习俗,女方家长要做一套西服给新郎,由于我家人都在台湾,Bill主动提出为我未婚夫做了套西装。他是我师傅、恩人,也是我异乡的家人。”

2017年4月8日早上,黄光大在睡梦中去世,享年95岁。他儿子黄兆正指父亲死前两日仍在工作,“善终服务人员曾经问过他最想在哪里,他说想在华埠,想在裁缝店”。

现时趋时裁缝店已由Mia接手,Mia表示:“每当我因为外来身份产生自我怀疑时,Bill(黄光大)就告诉我,他父亲那一代也是新移民。大家来自不同国家,但都选择在温哥华华埠生根,开始新生活。当年,Bill的父亲从中国带来好多年轻裁缝,他们未必有血缘关系,但同样是为趋时裁缝打拼。今天的我,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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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回广州接受中文教育

黄公礼父子返中国行程是在1936年9月出发,距1937年“卢沟桥事变”只有10个月,当时世界局势很不稳定。9月19日,他们在温哥华登上日本皇后号蒸气船,船程总共21日,期间停泊檀香山,日本的横滨和神户,中国的上海,10月10日抵达目的地香港,下船后,黄公礼与儿子返回家乡台山三乐里。

据黄光大忆述,当时三乐里缺水缺电,但人情味很浓,他祖母与一大群乡亲欢迎他们,在三乐里时,他们帮手为祖母盖起一幢两层高的新屋。

行程中,黄公礼坚持每天写日记,记录每日发生的事和花费数目,他也要求光大同光泽用中文写日记,他们父子这次中国之行,留下多本由黄公礼与两个儿子合写的日记,70年后,这些日记经过加拿大华裔历史研究员潘美珠编辑与翻译后,在2014年,由推动学习和研究的加国华人历史计划(INSTRCC)出版成书《思故乡》(A Year in China)。

书中最令人感兴趣,是黄光大及黄光泽,这两个在温哥华土生土长的兄弟,第一次踏足他们从未见过的中国国土,对他们来说,在中国所见到一切都是新鲜,更不期然流露出心里那份国家民族情怀。

在1937年3月5日的日记中,黄光大记述弟弟光泽在街边买了六条蚕虫回家,他走近去看蚕虫吃桑叶,初时觉得很有趣味,但愈看愈觉得不是味儿,感觉要制止蚕虫再食下去,最后他将条蚕虫赶走。他在日记解释:“这就是因为我当那块桑叶是中国,这条蚕虫是日本,他把我国的东四省断了来,倘若我们还不唤醒起来,共同奋斗。岂不是被这蚕虫吃了这块桑叶吗?”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军飞机轰炸广州,以致人心惶惶。当年8月,黄公礼决定将两个儿子送回温哥华。1937年9月3日,黄光大与黄光泽到香港乘搭加拿大皇后号返回温哥华,当时香港遇上史上其中一次最具破坏力的台风,整个地方满目疮痍。根据记载,死亡人数高达1.1万人。当黄光大兄弟离开后,黄公礼也在一个月后搭船返回温哥华。

返回温哥华后,黄光大发现华埠的气氛已经完全不同,大家热切讨论怎样筹款支援中国抗击日本侵略。不久之后,台山人引以为傲的新宁铁路也因为日军入侵而被迫拆毁,黄光大感到十分心痛。
返回温哥华后,黄光大与黄光泽继续他们的学业,同时也成为趋时裁缝店的骨干,掌握裁缝每项技术。除此之外,黄氏兄弟也有机参加由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举办的青年营,认识很多其他族裔的年青人。之后,他们考上卑诗大学(UBC),黄光大读机械工程,黄光泽则读建筑工程,黄光大更在大学认识读护士的Zoe Yip,1951年,两人结成夫妇。

当时,华人面对诸多种族歧视与限制,1946大学毕业后,黄光大及黄光泽无法如愿成为工程师。黄光大事后表示,永远不能忘记,在他们毕业时,市府一名招募官到UBC举行招募座谈会,他向旁边的人说:“告诉后面那个中国仔,叫他们不用申请,以免我们尴尬。”

这番说话令黄氏兄弟没有申请其他有关工程科的工作,他们返回父亲的趋时裁缝店,黄光泽负责划样和剪裁,黄光大则负责熨烫和平压,两人自此合作无间。

■黄光大(左)与黄光泽两兄弟合作无间。

被问到因为歧视而不能成为工程师的感受,黄光大从来没有表露怨恨,2007年,当趋时裁缝店由卡路街搬回原址即片打西街5号时,当时他向《温哥华太阳报》(Vancouver Sun)记者表示:“当你回头去看时,我是过得更好,因为我们有持续的事业(趋时裁缝店)。”

事实上,黄光大兄弟以裁缝师作为职业为荣,他们敬业乐业,做事一丝不苟,每天返回趋时裁缝店工作,十年如一日,完全没有考虑过退休,这种精神赢得顾客以至整个社会的赞赏和认同。

在1950年代,黄光大兄弟正式接手趋时裁缝店,当时温哥华华埠裁缝业很兴旺,约有20间裁缝店在营运,他们的顾客来自四方八面,更不乏名人,包括政要同好莱坞明星,如以饰演007闻名的辛康纳利(Sean Connery)以及饰演末来战士的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2000年,施瓦辛格曾经一次过订造十几套同一款的西装,作为拍摄动作电影《第六发现》(The 6th Day)里面的戏服;辛康纳利也订过一套白西装,作为他拍摄一个日本广告之用。

到了1960年代,由于潮流转向牛仔裤,上班一族又出现“周五普通服”,西装热潮开始冷却,与此同时,亚洲大量生产的服装流入北美,温哥华华埠的裁缝店一间一间消失,不过,趋时凭著黄光大兄弟的坚持和手艺,仍然屹立不倒。

2008年,加拿大广播公司拍摄《温哥华华埠最后一位裁缝》(Tailor Made: Chinatown’ Last Tailors),讲述黄光大兄弟的传奇。在2013年,温哥华市政府将当年11月3日定为“趋时裁缝日”(Modernize Tailors Day),肯定了黄氏家庭百年来对社区的贡献,当时趋时裁缝店已是温哥华华埠仅存的裁缝店,黄光大更被称为“温哥华华埠最后一位裁缝”。


台湾留学生成继承人

黄光大到90多岁时仍没有退休,每日喝茶后便返到裁缝店,继续70年不变的工作,他对他所做的感到满意,只是有一个心愿未了,就是趋时裁缝店的接班人。他儿子黄兆正虽然有帮手打理裁缝店,但他有自己的事业,也非是裁缝,很难继承裁缝店。但上天似乎安排了他的承继人,这个人是一个来自台湾的国际女留学生。

这个女留学生是吴欣蒨,英文名Mia。 Mia来自台湾著名游览点,南投县鱼池乡日月潭,她在家中排行第三,自小便跟随母亲学习裁缝,对时装设计很有兴趣。大学时,Mia虽然主修国际贸易,但她去设计学院选修服装设计课程。2013年9月,Mia来到温哥华布兰奇麦当娜时尚美学学院(Blanche MacDonald Center)学习时装设计。


■黄光大与Mia在裁缝店内合照。

2014年12月,Mia准备学校毕业展,作品是传统西装裤和背心,需要打釦孔,在学校老师引领下,她来到趋时裁缝店,遇上了黄光大,黄光大与Mia一见如故,一谈就谈了两个小时。黄光大回答了Mia很多问题,也分享了他的理念。临走时,Mia提出想加入趋时当学徒,黄光大一口便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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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光大成为Mia的伯乐,两人相处更似是一家人。当黄光大知道Mia住在国际学生分租套房的客厅,便给她一条裁缝店锁匙,让她在下班后可以到店里做自己的作品。又给了她更多工作机会和薪酬,不用在假期到餐厅打工赚生活费,可以更好地学习及钻研设计和裁缝技术。

Mia还说:“我结婚时,依照台湾习俗,女方家长要做一套西服给新郎,由于我家人都在台湾,Bill主动提出为我未婚夫做了套西装。他是我师傅、恩人,也是我异乡的家人。”

2017年4月8日早上,黄光大在睡梦中去世,享年95岁。他儿子黄兆正指父亲死前两日仍在工作,“善终服务人员曾经问过他最想在哪里,他说想在华埠,想在裁缝店”。

现时趋时裁缝店已由Mia接手,Mia表示:“每当我因为外来身份产生自我怀疑时,Bill(黄光大)就告诉我,他父亲那一代也是新移民。大家来自不同国家,但都选择在温哥华华埠生根,开始新生活。当年,Bill的父亲从中国带来好多年轻裁缝,他们未必有血缘关系,但同样是为趋时裁缝打拼。今天的我,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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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最令人感兴趣,是黄光大及黄光泽,这两个在温哥华土生土长的兄弟,第一次踏足他们从未见过的中国国土,对他们来说,在中国所见到一切都是新鲜,更不期然流露出心里那份国家民族情怀。

在1937年3月5日的日记中,黄光大记述弟弟光泽在街边买了六条蚕虫回家,他走近去看蚕虫吃桑叶,初时觉得很有趣味,但愈看愈觉得不是味儿,感觉要制止蚕虫再食下去,最后他将条蚕虫赶走。他在日记解释:“这就是因为我当那块桑叶是中国,这条蚕虫是日本,他把我国的东四省断了来,倘若我们还不唤醒起来,共同奋斗。岂不是被这蚕虫吃了这块桑叶吗?”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军飞机轰炸广州,以致人心惶惶。当年8月,黄公礼决定将两个儿子送回温哥华。1937年9月3日,黄光大与黄光泽到香港乘搭加拿大皇后号返回温哥华,当时香港遇上史上其中一次最具破坏力的台风,整个地方满目疮痍。根据记载,死亡人数高达1.1万人。当黄光大兄弟离开后,黄公礼也在一个月后搭船返回温哥华。

返回温哥华后,黄光大发现华埠的气氛已经完全不同,大家热切讨论怎样筹款支援中国抗击日本侵略。不久之后,台山人引以为傲的新宁铁路也因为日军入侵而被迫拆毁,黄光大感到十分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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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光大(左)与黄光泽两兄弟合作无间。

被问到因为歧视而不能成为工程师的感受,黄光大从来没有表露怨恨,2007年,当趋时裁缝店由卡路街搬回原址即片打西街5号时,当时他向《温哥华太阳报》(Vancouver Sun)记者表示:“当你回头去看时,我是过得更好,因为我们有持续的事业(趋时裁缝店)。”

事实上,黄光大兄弟以裁缝师作为职业为荣,他们敬业乐业,做事一丝不苟,每天返回趋时裁缝店工作,十年如一日,完全没有考虑过退休,这种精神赢得顾客以至整个社会的赞赏和认同。

在1950年代,黄光大兄弟正式接手趋时裁缝店,当时温哥华华埠裁缝业很兴旺,约有20间裁缝店在营运,他们的顾客来自四方八面,更不乏名人,包括政要同好莱坞明星,如以饰演007闻名的辛康纳利(Sean Connery)以及饰演末来战士的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2000年,施瓦辛格曾经一次过订造十几套同一款的西装,作为拍摄动作电影《第六发现》(The 6th Day)里面的戏服;辛康纳利也订过一套白西装,作为他拍摄一个日本广告之用。

到了1960年代,由于潮流转向牛仔裤,上班一族又出现“周五普通服”,西装热潮开始冷却,与此同时,亚洲大量生产的服装流入北美,温哥华华埠的裁缝店一间一间消失,不过,趋时凭著黄光大兄弟的坚持和手艺,仍然屹立不倒。

2008年,加拿大广播公司拍摄《温哥华华埠最后一位裁缝》(Tailor Made: Chinatown’ Last Tailors),讲述黄光大兄弟的传奇。在2013年,温哥华市政府将当年11月3日定为“趋时裁缝日”(Modernize Tailors Day),肯定了黄氏家庭百年来对社区的贡献,当时趋时裁缝店已是温哥华华埠仅存的裁缝店,黄光大更被称为“温哥华华埠最后一位裁缝”。


台湾留学生成继承人

黄光大到90多岁时仍没有退休,每日喝茶后便返到裁缝店,继续70年不变的工作,他对他所做的感到满意,只是有一个心愿未了,就是趋时裁缝店的接班人。他儿子黄兆正虽然有帮手打理裁缝店,但他有自己的事业,也非是裁缝,很难继承裁缝店。但上天似乎安排了他的承继人,这个人是一个来自台湾的国际女留学生。

这个女留学生是吴欣蒨,英文名Mia。 Mia来自台湾著名游览点,南投县鱼池乡日月潭,她在家中排行第三,自小便跟随母亲学习裁缝,对时装设计很有兴趣。大学时,Mia虽然主修国际贸易,但她去设计学院选修服装设计课程。2013年9月,Mia来到温哥华布兰奇麦当娜时尚美学学院(Blanche MacDonald Center)学习时装设计。


■黄光大与Mia在裁缝店内合照。

2014年12月,Mia准备学校毕业展,作品是传统西装裤和背心,需要打釦孔,在学校老师引领下,她来到趋时裁缝店,遇上了黄光大,黄光大与Mia一见如故,一谈就谈了两个小时。黄光大回答了Mia很多问题,也分享了他的理念。临走时,Mia提出想加入趋时当学徒,黄光大一口便答应。
“当年走入趋时前,我完全不知道他背后的历史和故事,甚至对加拿大一点也都不认识。每天上班时,Bill(黄光大)都会跟我分享他的故事和经验。”Mia说。

黄光大成为Mia的伯乐,两人相处更似是一家人。当黄光大知道Mia住在国际学生分租套房的客厅,便给她一条裁缝店锁匙,让她在下班后可以到店里做自己的作品。又给了她更多工作机会和薪酬,不用在假期到餐厅打工赚生活费,可以更好地学习及钻研设计和裁缝技术。

Mia还说:“我结婚时,依照台湾习俗,女方家长要做一套西服给新郎,由于我家人都在台湾,Bill主动提出为我未婚夫做了套西装。他是我师傅、恩人,也是我异乡的家人。”

2017年4月8日早上,黄光大在睡梦中去世,享年95岁。他儿子黄兆正指父亲死前两日仍在工作,“善终服务人员曾经问过他最想在哪里,他说想在华埠,想在裁缝店”。

现时趋时裁缝店已由Mia接手,Mia表示:“每当我因为外来身份产生自我怀疑时,Bill(黄光大)就告诉我,他父亲那一代也是新移民。大家来自不同国家,但都选择在温哥华华埠生根,开始新生活。当年,Bill的父亲从中国带来好多年轻裁缝,他们未必有血缘关系,但同样是为趋时裁缝打拼。今天的我,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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