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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美国对中国的新一轮贸易战升级开始生效，在找不到新的中国进口货品尚未加关税的情况下，美国对所有现有货品再次增加关税。贸易战炮声隆隆，战况日趋激烈，股市忧心忡忡。 世界多个经济组织，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都对贸易战可能产生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非常担忧，世界经济论坛曾经估计，美中之间的贸易战可能令全球经济损失6000亿美元。 西方七国的峰会也对经济前景产生忧虑，而加拿大央行在充分肯定当前的加拿大经济走势的同时，也对未来因贸易战产生的影响而增加了不确定性。 贸易战是两败俱伤，不仅对中国经济产生冲击，也对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带来严重负面影响：美国农场主唉声一片；关税并不是让中国人支付，经济界估计新增的贸易关税分析是美国消费者来承担，等于变相在给美国消费者加税，每个美国家庭每年将增加1000多美元的额外负担，并且具有更少的选择；美国公司如果缺少中国14亿人的庞大市场，也就失去一个极大的机会…… 按照一般人认为，美中之间的贸易战是一场“忍耐力的竞赛”，比双方谁更能承受，谁更能熬得住。因此在劝说美方时，很多人也都在强调美方所受的损失——与其伤对手800（或1000），自损1000（或800），不如真的考虑一下你们的损失，坐下来谈。所有的工作，都是集中于达成一个协议（deal）为目标。 但是，真正的问题是：美国最终想达到什么？ 实际上很多人都低估了美国的企图心。 近期一些美国学者分析，总统可能压根就没有多少意愿达成协议，也没有多少意愿真正结束这场贸易战，即使谈成了某种贸易协定也会很快推翻，出尔反尔。谈判来谈判去，一时释放信息好像很快就可能达成协议，一时又释放相反的信息似乎恼羞成怒。美方的战略意图也许主要的不在贸易逆差，不在知识产权，更不在所谓的芬太尼到底从何而来，这种折腾人的方式实际上都是套路，真实的战略意图是要彻底斩断美中之间的经贸联系，让世界两大经济体“切割”（Decoupling）！ 美国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最近刊出一篇专文，有两名经济学者Chad Bown和Douglas Irwin撰写，标题就是《特朗普对全球贸易体系的袭击》。 文章指出，美国总统上任以来，连续对世界主要贸易伙伴惹出很多麻烦，包括加拿大和墨西哥，包括欧盟等等，这些都挑起争议，凸显了他的贸易保护主义，但这并不是主要的。他干的最主要两件事，一是袭击了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基础的全球贸易体系，另一个是企图让美中两大经济彻底切割，这两个举动都是“地震性”的政策改变，而做出这些举动之后，即使现任总统在2020年未能争取连任，造成的损失是不可逆的，依旧很难弥补。 总统一人也许并未有那么的战略设想，关键是他周围的“中国专家”们，个个都是鹰派人物，从班农，到鼓吹“中国崩溃”和“中国威胁”的章家敦，到专家纳瓦罗等等，从一开始就把中国当作最主要的敌手，把美国与中国当前的经贸来往视作威胁。而加拿大的前总理也曾表示，他非常赞赏现任美国总统，是第一个“敢于站出来挑战中国”的领导人。 对于他们来说，美国农场主的损失算得了什么，美国消费者的那点损失算得了什么，美国产品丧失庞大市场算得了什么？ 文：都市报 德胜

作者：德胜 多伦多一名11岁穆斯林女孩的“头巾被剪事件”，出现剧情反转，警方经过调查，认为女孩报案的事情“没有发生”，引起社区中的热议。多伦多颇为热门的电台节目“都市热线”也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这一事件，首先应当吸取教训的，是处于漩涡中的女孩和她的家庭：需要谨慎发出她们的声音。“狼来了”之类的话，是不能随便说的,，否则对社区带来反效果。在加拿大这个多族裔共同聚居的地方，仇恨罪案是非常严重的事件，任何针对任何一个种族、宗教的事件，都是法律命令禁止的。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多伦多警方接到女孩的报案之后非常重视，当即将这一报案列为仇恨罪案进行调查，并根据女孩的叙述发出通告，寻找“一名留着小胡子的亚裔男子”。消息一出，立即引起媒体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媒体找到女孩，并要求对她进行采访，结果在多伦多教育局的帮助下，采访成为了新闻发布会。 消息迅速传播，三级政府的要员都发表了声明，他们的声明有错吗？让我们来看看他们都怎么说的：总理杜鲁多于当天下午4点表示，“加拿大是个开放和欢迎的国家，像这样的事件是不能容忍的”，并表示“这不是加拿大的行为”。保守党领袖谢尔说：“这种类型的事情简直就是卑鄙的，为加拿大社会所不容”。省长韦恩说，这样的行为“在安大略所不允许，这不代表我们”。多伦多市长庄德利也表示，“听到一个戴头巾的女孩今晨在士嘉堡上学路上受到攻击，我对此感到震动和惊骇”。 以上这些政要的表示，都是在这样的行为发生的基础上。虽然警方确认这件事件没有发生，但是表示这样类似的行为不属于“开放和欢迎的加拿大”，这完全有必要，他们并没有说错。因为在这个社会里，排斥和仇视少数族裔的行为、言语和事件确实存在，而且这是非常严重。这样的事件曾经针对我们华人，也曾经针对穆斯林社区，针对其他族裔。正如“都市热线”节目中的嘉宾提到，去年的一月份，魁北克省曾经发生针对穆斯林整体的枪击事件。而所有这些仇视的行为，不论是针对哪一个族裔或群体，都是这个社会所不容。 对于我们华人社区，同样应该谨慎发出我们的声音。警方收到报案，呼吁公众协助寻找“一名亚裔男子”，正像经法接到很多其他报案或线索之后所做的一样，通常必须对要警方寻找的人给出特征描述：性别、身高、年纪、特征等等。上述正要的发言中，不论是自由党还是保守党，都是表明“此类的仇恨行为”，为加拿大所不容，并没有针对任何群体或族裔。正如电台嘉宾中所言，以往不曾见有任何群体的人对警方的寻人求助“对号入座”，为何此次，却有人特意想以个体代表全体，让所有华人对号入座？ 加拿大这个多元文化的国家，不论是针对哪一个种族、宗教、肤色的歧视行为，都是这个社会的价值所不容。我们华人确实需要及时发出声音，反击针对华人的歧视行为，但我们需要理性。

世界进入了2018年。10年前，从美国源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新年伊始，北美多个城市室外的的严寒天气出现了数十年的最低纪录；而室内，加拿大国民对经济的信心却创下温暖的记录。据2017年最后一周进行的民调显示，加拿大国民对本国经济的信心指数创下新高。同样的心情反映在圣诞节后的大减价商场中，人山人海的气氛，烘托了加国居民消费的乐观情绪。 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加拿大确实有很多值得乐观的现象。随着联邦新政府推出的为中产减税、为高收入加税，为中小企业减税，为有孩子的家庭提供更丰厚的牛奶金等政策，居民消费成为加国经济循环中的重要推动力之一。不论是经合组织OECD，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一些主要的国际机构均看好加拿大在2017年的经济表现，预计加国的经济增长将在这一年位居西方七国G7的第一位。随着经济走势的良好，去年11月，加国新增就业近8万份（其中超过一半来自安省），12个月中新增了44万个就业，创下18年来的最大增幅，失业率创下新低……。在过去一年，中国经济也表现亮丽。多家国际机构认为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 然而，在过去一年中已经显现的一些不确定因素，有可能在新的2018年放大，随时有可能冲击加拿大和全球的格局。 首先一个 因素，2018年的全球格局将受制于开放合作和保护主义这两股截然不同的理念之间的较量。这样的交锋一方面体现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之中，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如何看待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上面。保护主义者将贸易合作视为零和游戏，从而不会看到做大蛋糕对双方共同的好处；保护主义者和民粹主义煽动对所有带“外”字的恐惧，外来的资金抢占了本地的资源，外来有色人种抢走了本地人的饭碗，外来的贸易摧毁了本地的制造业；保护主义者更是对新兴经济体的上升感到恐惧，似乎其他经济体的上升，就自然意味着昔日帝国的不再强大。这些因素不仅印象国民的情绪，印象企业家的行为，也会一各种方式影响政策决定者。 因此新的一年，我们有可能看到各种不同的出牌方式。有时，为政者受开放合作理念的召感，出现握手言欢的祥和场景，但是因为为政者的政策不确定性，谁也难说这是真心实意的寻求合作，临时的博人欢心，还是企图剪羊毛、强制顺手牵羊的举动。有时，为政者又回转过脸来，以各种方式频频出招，不是对贸易伙伴大增关税、提高贸易壁垒，就是回归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玩法，采取“围堵”的战略。 第二个因素，是去年逐渐开始的“比武较量”。世界本来可以暂可相安无事，通过和平的对话，在联合国主导框架下的谈判逐步解决问题。但比武较量打破了已有的平衡，从言语到行动上不断升级。2018年，中东的极端组织已经大部被剿灭，但新的武装冲突是否再燃战火？核战争是否开打？也许只有肚里蛔虫才知道。 在全球快速变幻的时代，要保障本国经济的持续问题增长，让本国各阶层的打工者都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收益，同时要规避不确定的风险。这个年代比以往更要消耗脑细胞，更需要用理智和智慧应对。 祝各位2018年新年好！

加拿大外交部长方慧兰（Chrystia Freeland）（加通社图）   10月17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第四轮谈判结束，三国官员美国贸易代表莱特海泽、加国外长方惠兰、墨西哥经济部长瓜哈尔多站在了媒体面前。与以往展示外交风度所不同的是，此次三方明显露出重大分歧。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海泽面对媒体公开抱怨说，“坦白地说，我对另外两方谈判代表抵抗改变的立场感到惊异和失望”。据报道，在这一轮谈判中，美国提出了多项咄咄逼人的条件，包括增加协定５年自动失效的“落日条款”、修改汽车原产地规则、废除争端解决机制、并要求加拿大开放10倍于现在的牛奶市场份额等，加拿大和墨西哥对这些要求的反对立场都非常坚决。 美国指责加墨两国“不愿意改变”，但加国外长方惠兰则指出，美国这些强硬要求，实际上是在时间轴上的倒退，这些要求“要把时钟倒拨回去，背离在NAFTA体制下的可预见性、公开性及合作。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要求甚至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相违背。这非常令人担忧。” 前任加国贸易谈判代表Gordon Ritchie表示，美国方面的谈判手段，更像是出自低级的地产开发商，而不像出自一个超级大国。方惠兰也指出，更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不能通过“赢者通吃”的心态、或者试图削弱而不是现代化这一贸易协定的途径来取得。 也有评论称，美方代表的强硬模式，也许是意图逼迫加墨其中 一国看到无望达成协议，从而断然率先提出取消协议。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所以陷入僵局，最主要的原因也许还是双方在理念上存在有巨大差别，美国一方和加墨一方在对待贸易的理念南辕北辙，一边是相信自由贸易，一边是试图打压自由贸易，很难实现交集。美方谈判代表似乎是以“美国优先”为原则，期望在所有事情上都要“赢者通吃”，要求在所有事情上都不能让对方赚便宜，这不是寻求合作的态度。任何两个商家结成商业伙伴，任何两个经济体结成贸易伙伴，只想着做减法，最终的结局只有散伙。欲想结成合作伙伴，应该想到做加法，将蛋糕做大，争取各自单独不能得到的机会，这样才能营造双赢。而在当今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驱使之下，闭关锁国的心态只能是让自己丧失机会。 然而，并非所有的美国人都支持贸易保护主义。据近期的一篇报道称，美国国会也希望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发出声音，共和、民主两党中都有支持自由贸易的人士。国会近期出了一份内部报告，对行政当局进行这一贸易谈判的重点目标提出质疑，并指出许多美国制造商、服务提供企业以及农产品生产者反对取消NAFTA。有报道称，加国官员近期对美国政商界展开的教育活动起到了作用，通过这些教育，让他们了解北美经济体整合性非常强，浑然一体，如果撤销这一协定，美国经济自身也会受到很大伤害。 NAFTA对于三国来说，都是三赢或者三输。目前今年达成协议的希望淼茫，但是三方都还留了活口，同意延续到明年。最终是否能存活，似乎主要取决于美国最高当局。加国外长方惠兰表示要“为最好而期待，为最糟而准备”。其实此次风波给加国企业敲响警钟；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应积极开拓其他市场。

资料图 美国夏洛茨维尔市发生的事件，持续在北美各地发酵。多个城市有白人种族主义者发起示威，而随之而来的是当地反示威。在温哥华，据报道反示威的人数（包括很多华人）达到4,000人，远远淹没了示威人数。温哥华市长罗品信发表声明，“这个城市不容仇恨和种族主义”。警方如临大敌防止冲突。 当然，冲突最为剧烈的，依然是美国夏洛茨维尔市，一个纳粹崇拜者（菲尔茨）向反示威人士发动恐怖袭击，驾车飞速冲向人群，蓄意撞飞多人，造成19人受伤， 1人死亡。发动袭击的菲尔茨来自外地，是白人，遇难者海亚住在本地，也是白人，不过在联合右翼人士的眼中，她也许算是个“种族叛徒”了吧。 在夏洛茨维尔，纳粹和三K党的旗帜堂而皇之地招摇过市， “联合右翼”打出的横幅是“一个种族，一个国家，终止移民” 、“你们不能取代我们”。这是将社会分化，犹太人、黑人、华人等所有少数族裔都是“你们”，只有白人才是“我们”。而“我们”是一群正在经历“被取代”的一族，一族正在遭受“种族灭绝（White Genocide）”灾难的国家主人，“我们”这些Old Stock才是当今美国的受害者。 美国白人正在遭受“灭绝”或“取代”吗？事实远非如此。不论从人口分布、政治主导权、受教育程度、经济等各个方面，白人都依然处于非常强势的主导地位，相反，是其他少数族裔处于弱势。从美国有历史以来至今，一直如此。 美国2016年人口普查统计，白人（西班牙和拉丁裔除外）占总人口的61.3%，比2010年的63.7%有所下降，而非洲裔占13.3%，西班牙和拉丁裔17.8%，亚裔5.7% ，混血2.6%，原住民1.3%。美国非白人的少数族裔比重正在上升，白人比重在下降。但将“主导”描述成“灭绝”、“取代”，这不是夸大其词，而是危言耸听、颠倒黑白，以“阴谋论”来达到恐吓的目的。 白人明明在各方面占主导或统治地位，为何还有种族主义者大肆宣扬被取代、被灭绝？美国学者Robin DiAngelo曾将此现像解读为“白人脆弱性White Fragility”。而事实上，散布“被取代”的阴谋论，恰恰是白人种族主义者抵抗种族平等观念和多元文化的借口。他们所失去的，只是历史形成的专属白人的特权。 比如在移民上，夏洛茨维尔的示威者要求“停止移民”。他们其中的“美国纳粹运动”还曾经发出25条纲领，其中包括这样一条：“必须阻止所有非白人的移民，我们要求勒令所有目前居住在美国的非白人离开这个国家，回到他们祖籍地去：不论是以和平还是武力方式”。这就不难体会到，近两年来，很多少数族裔人士（包括华裔）都被喊叫“滚回你的国家去”，即使你已经是出生在这里的第N代移民。而多元文化的理念，重在族裔平等，不以种族来拒绝移民。 从解放黑奴开始，到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和人权运动，强调的是打破奴隶体制，改变历史长期的有色人种低人一等的“传统”，不论种族、肤色、祖籍地和宗教，在这个社会里人人平等。正因为有少数族裔遭遇不公正，才会有追求公正平等的诉求。比如纠正一百多年前美加两国针对华人的系统性歧视，这是要求华人与其他本地人一样平等，而远非“取代”白人。

卑诗省再次爆发森林野火，为当地居民和经济造成严重损失。到截稿之日为止，据报道当地有6千人被迁移，三级政府都紧急行动起来，投入救援工作。当然在加拿大，任何事情都可能离不开政治，关于这次森林野火，同样也会有人拿官救灾出来“讲政治”。 首先需要提及的，是当时行将下台的卑诗省长简蕙芝采取了及时行动，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并代表省府拨款1亿元给红十字会，委托该会向灾民发放。此次卑诗省的火灾，省府正在处于权利移交的时候，但是两个平时水火不相容的政敌——自由党的简蕙芝和新民主党的贺谨，都表现得很专业，体现合作精神，而不去争风吃醋。原任省长在任一天，就把工作做好做及时一天，而候任省长也积极参与，还和联邦总理杜鲁多通话，总理表示联邦将全力支持。这些协调的动作，充分保障在权利和平移交的过渡期，双方都能够以救灾为重，放弃以往的政治争执，共同应对救灾的繁杂工作，难能可贵，值得点赞。 在火灾发生了一段时间以后，联邦总理杜鲁多也视察了灾区，慰问灾民和在第一线的救急人员。但此举引起一些人的批评，谓之杜鲁多来得太晚。其实在自然灾害之时，最高领导人是否应该在第一时间到场？各有千秋。在中国，每当遇到地震、洪灾或火灾，国家领导人如温家宝等总是要在第一时间出现在灾区，指挥协调各级救援工作，给人带来激励，体现了中央政府的重视。而在加拿大，杜鲁多则是要在过了一段时候再前往视察，此次卑诗火灾中是如此，在麦克默里堡火灾中也是如此。 笔者认为，最高领导人是否需要在第一时刻出现灾区，完全取决于两种不同的文化，都无可厚非。加国的消防力量不由联邦政府统筹，指挥协调救灾应该留给专业的人士和责任政府去做。重要的是各级政府都协力配合，用自己的财力、资源和人力及时参与。这一点，联邦、省和地方都已做到，都对灾情非常重视。最高领导人的出行，总有相关的保安程序，在过早时候出现在灾区，跟随着多个保安、媒体和各级官员，需要当地救灾机构分散极为紧张的资源，在西方未必合适。同样是卑诗省森林火灾，杜鲁多的前任哈珀总理也曾遭人批评，说他在山坡上依然还有山火烟雾的时候，抽调一些筋疲力尽的消防人员列队欢迎、当摄影摆设，被指“浪费所有参与人员的宝贵时间”……。可见西方官员也不好当！ 另一颇为忽悠人心的话题：总理呼吁捐款，但未承诺政府给一对一匹配。有人就拿捐给国外灾害相比，仿佛国家给外国救灾，比对本国灾民还要慷慨？其实这里有个误区：没有给本国红会一对一匹配，并不等于不给本国灾民拨款，拨款完全有可能比一对一匹配更及时、更多。政府对国内国外的灾情救援有不同处理方式。对外国灾害的捐款，用一对一匹配红会捐款已有多个先例，捐多捐少，视民间捐款的情况，不会再有额外的捐款。而这种方式用在本国救灾则非常少（只有麦克默里堡火灾是个特例），无论本国民间捐多少，政府都会根据灾情做出援助。 真正需要讲政治的，是反思灾害预防问题。山火是森林自然生态中的一部分，但如何更好地防止对居民财产造成损失？气候变化是否会导致火灾更频繁？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医改方案再次遇到阻力，连数量占优的共和党也不能保证医改法案的顺利通过。特朗普自嘲说，竞选期间他曾认为取消“灾难性的”奥巴马医疗体制易如反掌，但未曾想到今天会举步艰难。当然，表达失望之余，特朗普还是要摊开双手耸耸肩，说“责任不在我”，“责任也不在共和党”，还是“让奥巴马医疗自己去寻求失败吧……”。 美国的医疗体制，一直是争来争去的老大难顽疾。在50年前，加拿大也曾经历了一段激烈的争论，最终决定选择了至今的全民医疗体制。加拿大与美国，都是西方发达国家，论科研实力和财力，美国更胜一筹，美国的医术和最高级的医疗设备，可以说是世界顶尖。但在各种评比中，加拿大的医疗体制总是好过美国。 保险的人数，让穷人得到基本的医疗看护。而特朗普的医改方案，据报道将大幅增加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数，将扩大一倍之多。 在加拿大，所有看病医护的费用都是由一家供应机构管理，单一体制，资金来源于个人所得税、企业税，医药费另算（安省明年开始将对24岁以下儿童少年药费全包）。而在美国则是出自不同的保险公司，多重体制，五花八门，如果你出不起钱，就不能得到医疗保护，正因如此，有很多人得不到及时的检查和诊治。加拿大的医疗费用以病人为优先，而不是将利润放在首位；而在美国，奥巴马曾经试图削减保险公司的利润。在加拿大很少有人因为生病而破产；而美国即使在奥巴马体制下，依然有很多美国人收到如此重压。在加拿大，政府与医疗提供者谈判，与医药公司谈判，批量式的药物采购压低了药物价格；而在美国，立法禁止政府谈判批量采购，令药物更难于负担。 加拿大人从出生开始，就享受医疗体系的保护，一路跟谁你一生，只要你是加国的居民，不论你是何人。在加拿大，医疗保护与你是否正在就业或你的收入不挂钩，不论你是贫是富，享受的都是同样的待遇，而不会因为你比别人更有钱就可以提前插队。 加拿大的医疗也不是没有问题。是的，很多手术的等候时间非常的长，而且各个省还不均等；在有的地区，很多人找到家庭医生还很困难；是的，加国还缺少专科医生。但它让每个人，不论贫富，都得到基本的医疗保障。 全民医疗是加拿大体制的核心，在这个国家，你不会因为失业、或者是收入突然下降、或者是生病，而突然失去医疗体制的保护，落入“得不起病”的怪圈中。而这正是美国底层人民经常需要担忧的事情——你一生病，有可能会有丧失医疗保险的风险。 最早在加拿大萨省尝试全民医疗的加拿大人道格拉斯曾说，全民医疗不仅是一个公平和道义问题，它建立了更加人性化的社会，但同时也是经济上更好的选择，加拿大人以此为傲。最终结算下来，加拿大花费在医疗护理方面的费用，远比美国低。在绝对数上，美国平均每人每年花费10,345美元，加国是6,299加元。在相对值上，美国医疗费用占整个国家GDP的16.6%，而加拿大占10%。

今年的7月1日，是加拿大建国150周年，也是安大略、魁北克建省150周年。全国各地特别是首都渥太华，都有很多庆祝活动，世界各地的很多旅游者也趁这个一生难得的机会，组团到加拿大来旅游，看一看当今时代的加拿大。 当然，在这片土地上，原住民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 150年前，加国的先贤们组建了加拿大自治领，最初包括安大略、魁北克、新不伦瑞克和新斯科舍 4个省，后续有其他省和地区加入。 加拿大是个移民的国家，除了原住民之外，其他都是在不同时代来到这片土地上的移民。 1604年，第一批法国探险者登上阿卡迪亚，也就是现在的新诗高沙省。 1867年加国的第一任总理John Alexander Macdonald爵士，就不是本地于出生，而是出生在苏格兰，儿童时期来到加拿大的移民。最初的移民潮，大量来自欧洲。 1881年，加国开始修建横贯东西的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在极端恶劣的施工条件下，他们发觉了这些块头并不大，但是非常吃苦耐劳的华工，开始招募了一定数量的华工“苦力”，干的是最重、最危险的工作。然而，华人在早年总是遭受排挤的，不是1885年的人头税政策，就是1923年的排华法案，政府从政策上就明文规定采取对一个种族（华裔）、一个来源国（中国）的歧视。上行下效，政府如此，民间就更为什之，排华也是一种主流。 1907年，曾经在温哥华爆发了打砸唐人街的事件，一大群白人民众在游行之后冲入唐人街，四处对华人店铺进行洗劫。除了排斥华人，当时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同样也排斥其他少数族裔，比如印度裔移民等等。在当时那个年代，不论哪一个政党，都是认同“白色加拿大”，他们只认同来自欧洲的移民。 真正出现变化的，是上世纪1960-70年代的多元文化政策。加拿大政府宣布奉行这样的政策，从而保障并提倡社会的多元化，确认原住民的权利，支持设立两个官方语言，并 最终促成了加拿大的人权宪章。加国移民局开始了打分制度，任何移民的申请人，不论你是来自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族裔，以哪一种语言作为母语，信奉哪一种宗教，重要的是看你移民的分数，这样也就为选择移民确定了一个比较公正统一的硬尺度，依照移民的教育程度、工作经历等来确定一个移民人才是否够资格进入加拿大。 自60至70年代开始，欧洲以外的移民（被称为有色人种的非白人）才有机会大批量进入加拿大。据加拿大统计局显示，1871年加拿大人口是350万，2016年到了3520万。 2011年，有20%的人是第一代移民（出生于外地），这在G8国家中比例最高，全国大约有200个族裔。 从人口结构和劳动力需求来说，加拿大必须每年引进一定数量的移民，因为人口老龄化的日趋严重以及本地出生率的偏低。从人才结构来说，加拿大的社会多元化具有组合优势，从不同地方吸收移民，可以吸收各地不同的人才，同时造就了国内有很多人通晓世界各国的语言和商业文化，搭建了通向世界各地市场的桥梁。 然而对于少数族裔新移民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加国从6至70年代开始形成的独特人文环境。多元文化的理念，彰显的并不是某个族裔比其他族裔高人一等，而是所有国民，不论族裔、肤色、宗教等等，人人平等，和睦相处，这对少数族裔的生存空间才是至关重要。 加拿大国庆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