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北京会见中国知名企业家马云
作者：德胜
近来，加拿大就是否应设立“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激烈争辩。“国家邮报”专栏作者爱维信的评论指，国会的反对议席上，从保守党到NDP，无法分清谁是谁，他们不约而同都在反对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计划。临时党魁指责这一银行“将把数十亿元赠送给亿万富翁”，要求“对这一可怕的想法赶紧刹车”;有议员甚至把这样的银行称之为“罗宾汉银行”;另一党的议员称其“私有化银行”，是为了取悦于湾街的银行朋友……。
归根结底，问题的焦点似乎在于：？。议员们是否愿意看到私营资金（包括公营的退休基金等机构性投资）参与公共的基础设施建设私营资金参与并不等于私有化基础设施如道路，桥梁，公共交通，医院学校，电网，水处理等等，历来由政府负责投资，兴建，管理，监管，理所应当。但是政府的钱并不是无限量，新一届联邦政府提出大兴土木，以历史上最大笔的投资兴建基础设施，但毕竟都会有捉襟见肘的时候。
其实“私营资金能否参与公共建设”这样的观念，在中国早已不存在争议在西方人眼里，中国政府似乎是“超级巨富”，可以集中巨大政府财力，开展很多重大项目 – 城市的地铁网络，高速铁路网络，港口建设的现代化自动化程度，令人咋舌……。其实，中国政府的财力也不是无限量的，更重要的是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桎梏，允许民营资金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这是观念的解放。
1994年，中国成立国家开发银行，专门从事两基建设（基础设施，基础行业）的融资和贷款，可以视作“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雏形。中国此举可谓一举多得，不仅扩大了基建投资规模，释放了蕴藏在中国和海外的众多资金的潜能更有多重好处。首先，有私营资金的介入，更加健全机制，避免政府官员短期行为，提高工程的质量，进度和资金的使用效率;政府将投资风险部分转嫁给民营企业，引入了竞争机制，利用民营资本的效率，激励机制和风险管理模式，可以降低项目整体风险。
被称为“亚投行之父”的中国智囊郑新立曾经考察柬埔寨老挝农村，看到亚洲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有巨大需求，很多地方也不缺资金，缺少的只是融资机制，以充分利用本地区充裕的储蓄。目前，中国又把这一概念放大到了国际合作上，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大规模开展“一带一路”计划。美国，澳大利亚也在酝酿类似的银行。
发展经济，需要的不仅是资金，有时更需要在观念上突破传统想法的禁锢，对新生的概念持开放心态。三十年河东转河西，新兴经济体的观念在更新，加拿大的政治人物也应该更新观念，否则就成为新的“刘姥姥”，令国家丧失机会。
加国曾经拒绝加入“亚投行”，这是冷战观念和“刘姥姥”视野在作怪。2015年年以后，加国决定加入亚投行，又决定在本国设立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搭建一个专门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这样的平台依然以政府投资为主导，依然可以保持基础设施的公有性质，吸引机构性投资和私营，海外投资共同参与本国公共设施的建设，可起到政府投资的倍增作用，让本来有些无法做到的事情可以做到，让本来需要等候数十年的事情可以提前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