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魯多政府的新內閣終於出爐。當下加國正處於「內憂外患」的狀態，對內有東西兩岸的爭拗，對外的國際關係則複雜多變。與南鄰的《加美墨協定》(CUSMA)仍未正式敲定；與中國的關係更是冰封了近一年。新內閣的人手部署，透露了在外交政策上的什麼端倪？加中關係是否可望有所突破？新任外交部長商鵬飛（Francois-Philippe Champagne）能否帶來新思維拆局？
雙邊關係宜務實 拿捏尺度考智慧
商鵬飛剛就任加拿大外交部長，就在外交領域有所斬獲，23日在日本名古屋出席二十國集團（G20）外長會議，期間和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會面。回想一下，去年底兩名加拿大公民被拘捕之後，前外交部長方慧蘭(Chrystia Freeland)想見王毅卻一直碰壁，直到8個月後的曼谷東盟外長會議期間才得以和王毅舉行雙邊會晤。如今商鵬飛上任短短3天後就與王毅握手相談。
杜魯多對中國是帶着理想和務實態度的。他在2013年尚未成為總理時，就曾公開提到自己欣賞中國的治理模式，當時他說：「我在一定程度上欣賞中國，因為基本獨裁讓他們可以集中財力，說環保就可以立即投資太陽能。」當時，他看到的是中國式的理想治國之道。
如今杜魯多當了4年的總理，他更看重的是務實的一面──中國龐大的消費購買力，成了加拿大經濟的重要支柱。面對低潮的加中關係，他想找到突破口。因此，先找來深諳中國市場的前麥肯錫全球管理公司總裁鮑達明(Dominic Barton)擔任駐華大使，如今再拔擢曾是國際貿易律師，後擔任國際貿易部長的商鵬飛擔任外交部長。杜魯多重視加中經貿關係的態度不言而喻。
多項工業仰賴中國人民貢獻
昆特侖理工大學（Kwantlen）商學院教授張國任表示，中國是加拿大第二大出口市場，雖然千億元的貿易額遠不如美國，但潛力之大無人可比，每年都以8%的速率成長。例如一個芥花籽產業，主要就是輸出中國，因此滋養了加拿大20幾萬個家庭的收入。除了加拿大農漁產品輸華很重要外，還有房地產、觀光、教育等產業無不仰賴著中國人民的貢獻。身為一國總理，杜魯多知道他背負着數百萬家庭的生計責任。中國，得罪不起。
僅29%加人對華持正面看法
比較麻煩的是，中國一些行事作為讓不少加拿大人心寒，本月初卑詩大學的民調顯示，僅29%的加拿大人對中國抱持正面看法。這兩天，前加中友好協會副主席麥凱格約翰斯頓(Macgaret McCuaig-Johnston)更嚴厲批評中國拘捕康明凱和斯帕弗的霸道作為。她80年代起就和中國有往來，在各種場合推動加中友好關係，對她而言，是中國先摧毀了這段友誼，逼得過去親中的她成了反中的一員。
加中兩國明年將迎來建交50周年。半世紀前，小杜的父親老杜魯多(Pierre Trudeau)執起中國之手，締造了加中兩國美好友誼；半世紀後，加拿大人民充滿了親中反中複雜的糾葛情結，杜魯多該如何拿捏尺度，考驗着他的智慧。文：陳儀芬
外交政策首重美國 合乎加拿大利益
從新內閣的人手部署分析，杜魯多政府的外交政策首要重點在美國，中國次之。這是一個合乎加拿大利益的部署。雖然外交部長換了新面孔，但加美關係，特別是新北美自貿談判進程，仍由第二把交椅、聲望正隆的方慧蘭掌管，顯示加美關係乃重中之重。
對中國而言，新外長商鵬飛大概是個比較容易交手的人物，因為他的處事風格務實而靈巧，國際經驗都是以商貿為重，且經常以較親中的前總理克里田的門生自居。然而，別忘了，副總理方慧蘭除了仍掌管加美關係，其職責還包括監督外交事務，在這樣的情況下，加中政策方針估計仍是有很強的方慧蘭的影子。
美國可預測性較中國高
把外交首要重點放在美國是合理的。雖說中國是本國貿易出口第二大夥伴，但從實際數字上看，美國佔總體75%，中國4.7%。若算上歐洲國家，美歐占本國出口逾80%。值得一提的是，商鵬飛在2015年從政前，受聘於歐洲大企，在當地建立了人脈。從貿易比重上看，加拿大把外交重點放在美國以及歐洲，有顯而易見的理由。
再者，國與國之間的交往，雖說是波詭雲譎，但基本上仍有些可預測性。相比之下，美國的可預測性比中國高。
無可否認，美國總統特朗普是神經刀，但整體而言，美國的系統和商業制度有相當強的客觀性。即使特朗普要扔掉《北美自貿協定》，但在新協定實施前，加美貿易不會突然中斷，縱然前景有不確定性，但過渡期仍有規有矩，有法可依。反觀中國前些時疑因政治因素，向從本國入口的芥花籽和豬肉說斷就斷，亦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早前中方突然又解禁加國豬肉，事前也是無跡可尋。
對於一個國家政府而言，制定政策往往需要分析國與國之間的脈絡和既有機制，把資源和精力放在可預測性較高的夥伴上，長遠回報可望更高，風險也較低。
國民期許的外交策略
與中方打交道，政治因素往往會帶來又急又大的轉變。坊間有一個說法就是「生意歸生意」，與別國打交道最好只談貿易，不涉政治和理念，反正不能只跟價值完全相同的人交朋友。這論調在現實中，可操作性並不高。
首先，因意識形態而干擾經貿的一方，不一定是加拿大。如果加國是被動的一方，不見得就要因對方的干預而放棄自己的立場。
第二，如果說的是歐美國家，彼此的核心價值（如人權、自由、法治）基本上相近，在談貿易時不涉意識型態，較易做到。但如果面對的是極權國家，且有明顯侵犯人權的紀錄，事情就比較複雜。例如早前傳出商鵬飛將接任外長時，社會上已有聲音，指他在國際事務上沒有顯示出對人權自由有明顯的堅持，擔心他處理外交事務時會犧牲加拿大價值。本國政府不可能忽視國民的關注。
外交關係錯綜複雜，能與各國加強合作，同時不扔掉加國價值，在矛盾中堅守原則，在對立中尋求突破，才是符合加國人民期許的外交策略。文：廖長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