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多伦多34 Adelaide Street East的一处登记中心
位于埃德蒙顿的乌克兰关押中心受害者纪念碑
被关押人士亲属 Spirit Lake关押中心，魁北克 
乌克兰裔关押幸存者后代 年过七旬的Jerry Bayrak
撰文 张殷睿
Stanley军营遗址位于今天的CNE会展中心，这里曾有着一段颇具历史色彩，但却并不是人人都知的历史。
1812年英美战争之后，美国和英国之间关系持续紧张，数年后的1837年，加拿大又发生了上加拿大叛乱，因此而道致国内动荡局势。在强大压力下，Fort York军事基地的军械防卫设施也面临日渐老化，最终推动英军决定在多伦多兴建一个更强大的军事基地。
关押敌对国居民的拘留所
建于1840至1841年间的Stanley军营是英军在多伦多的最后一个军事基地，其兴建目的正是为了取代当时已经日渐老化的军事基地Fort York。因而Stanley军营又称新Fort（New Fort）。战后Stanley军营曾被用作公共廉租房，上世纪50年代初期，除军官办公区域的其他部分均被拆除。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在CNE原址的数栋建筑被用于军营和训练基地，还有一些建筑被用于退伍军人登记，以及关押被认为是敌国人的平民拘留所。这在当时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从战争爆发开始，加拿大民间社会就对所谓“来自于敌国”的当地居民持怀疑态度。1914年10月底，加拿大政府出台了有关“持有敌国国籍人士的登记和拘留”的法律，退伍军事将领 Sir William Dillon Otter甚至为此重新出山，在全国各地陆续建立起多座敌国平民登记拘留中心，任何和“敌国”有关的人士都必须在政府登记在案，并且接受任何相关调查，而那些拒绝主动登记和试图逃离加拿大的人，将被立即送往拘留中心关押。
然而，在战争爆发的头几个月里，除了部分所谓“敌军预备军人”，被送往Stanley军营的相当一部分人被扣押的理由非常单薄。1914年10月《多伦多星报》的一篇报道中如此描述: “Stanley拘留中心主要扣押奥地利和德国籍囚犯”。这篇报道发稿时，那里已经关押了至少数十名德国裔囚犯，其中有人只因为曾经表示愿意回到祖国为军队效力，就被政府扣押于此。然而，Stanley拘留所只是一处暂时的容留所，一部分幸运的囚犯会在被调查之后释放，那些被政府认为对国家和社会安全极易造成的威胁的一部分人，则面临著被送往长期关押场所的命运。
被关押者受到非虐待
历史学家Aldona Sendzikas在他所著的《多伦多军队文献史－－Stanely军营》（ In Stanley Barracks: Toronto’s Military Legacy）一书中写道，当年被关押在Stanley军营的绝大多数人为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然而因为欧洲变幻莫测的政治风向，准确锁定人口种族并非易事。当今文献指出，这批人极有可能来自于乌克兰或者是当年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族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在例如尼亚加拉瀑布等美加边界的城市被捕，被关押的原因是被怀疑试图入境美国。
尽管加拿大政府使用的手段遭到外界质疑，但是Otter将军在他的战后报告中强调“政府对拘留中心的犯人给予了和军队几乎同等的住宿待遇”。政府向他们统一发放衣物，并且允许他们的家人和子女探望甚至一同居住。1914年《环球邮报》刊登的一篇文章甚至写道:“ 犯人们所有的需求都得到了合理的照顾。牛奶、面包、肉类、甜点、奶酪等，所有的食物均为最佳品质。个人用毛巾、冷/热水澡、供电供暖应有尽有。天气允许，犯人们还可以在公共区域进行户外活动…… ”
然而，和《环球邮报》的文章形成讽刺性对比的是《多伦多星报》的几次专访报道。同年11月5日，《星报》文章描述：“看守士兵被命令用粗毛刷强迫给犯人洗澡，而很多犯人已经好几个礼拜没有洗过澡了……”。1915年《星报》的另一篇文章则写道：一名奥地利犯人开始进行绝食，并且以头碰壁以示抗议。另有两名奥地利犯人拒绝下床，并且被确诊患有严重的抑郁症。而战后公布的内部报告显示，精神分裂抑郁症引发的自残甚至自杀无疑是很多当时敌国人拘留所存在的残酷现实。
加拿大全国上下掀起的“敌国人士”登记大潮在1915年6月走近尾声，从那时起，有关Stanley军营的报章文章逐渐偃旗息鼓。因为Stanley军营于1915年底关闭，很多被关押在那里的犯人不是被释放就是被转去了其他城市的关押中心。安省北部城镇Kapuskasing的一处中心就容留了来自于多伦多的很多犯人，这所拘留中心一直开到1920年代末。
虽然战后报告的数据显示，一战期间加拿大境内共有24所同类关押中心。其中多伦多的Stanley军营一共曾关押了8,579名“敌国人士”，但是由于当年登记扣押人口的流动性，这一数字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