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多倫多34 Adelaide Street East的一處登記中心
位於埃德蒙頓的烏克蘭關押中心受害者紀念碑
被關押人士親屬 Spirit Lake關押中心，魁北克 
烏克蘭裔關押倖存者後代 年過七旬的Jerry Bayrak
撰文 張殷睿
Stanley軍營遺址位於今天的CNE會展中心，這裡曾有着一段頗具歷史色彩，但卻並不是人人都知的歷史。
1812年英美戰爭之後，美國和英國之間關係持續緊張，數年後的1837年，加拿大又發生了上加拿大叛亂，因此而道致國內動蕩局勢。在強大壓力下，Fort York軍事基地的軍械防衛設施也面臨日漸老化，最終推動英軍決定在多倫多興建一個更強大的軍事基地。
關押敵對國居民的拘留所
建於1840至1841年間的Stanley軍營是英軍在多倫多的最後一個軍事基地，其興建目的正是為了取代當時已經日漸老化的軍事基地Fort York。因而Stanley軍營又稱新Fort（New Fort）。戰後Stanley軍營曾被用作公共廉租房，上世紀50年代初期，除軍官辦公區域的其他部分均被拆除。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尚未結束，在CNE原址的數棟建築被用于軍營和訓練基地，還有一些建築被用於退伍軍人登記，以及關押被認為是敵國人的平民拘留所。這在當時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從戰爭爆發開始，加拿大民間社會就對所謂「來自於敵國」的當地居民持懷疑態度。1914年10月底，加拿大政府出台了有關「持有敵國國籍人士的登記和拘留」的法律，退伍軍事將領 Sir William Dillon Otter甚至為此重新出山，在全國各地陸續建立起多座敵國平民登記拘留中心，任何和「敵國」有關的人士都必須在政府登記在案，並且接受任何相關調查，而那些拒絕主動登記和試圖逃離加拿大的人，將被立即送往拘留中心關押。
然而，在戰爭爆發的頭幾個月里，除了部分所謂「敵軍預備軍人」，被送往Stanley軍營的相當一部分人被扣押的理由非常單薄。1914年10月《多倫多星報》的一篇報道中如此描述: 「Stanley拘留中心主要扣押奧地利和德國籍囚犯」。這篇報道發稿時，那裡已經關押了至少數十名德國裔囚犯，其中有人只因為曾經表示願意回到祖國為軍隊效力，就被政府扣押於此。然而，Stanley拘留所只是一處暫時的容留所，一部分幸運的囚犯會在被調查之後釋放，那些被政府認為對國家和社會安全極易造成的威脅的一部分人，則面臨著被送往長期關押場所的命運。
被關押者受到非虐待
歷史學家Aldona Sendzikas在他所著的《多倫多軍隊文獻史－－Stanely軍營》（ In Stanley Barracks: Toronto』s Military Legacy）一書中寫道，當年被關押在Stanley軍營的絕大多數人為奧地利人和匈牙利人。然而因為歐洲變幻莫測的政治風向，準確鎖定人口種族並非易事。當今文獻指出，這批人極有可能來自於烏克蘭或者是當年奧匈帝國統治下的族裔，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是在例如尼亞加拉瀑布等美加邊界的城市被捕，被關押的原因是被懷疑試圖入境美國。
儘管加拿大政府使用的手段遭到外界質疑，但是Otter將軍在他的戰後報告中強調「政府對拘留中心的犯人給予了和軍隊幾乎同等的住宿待遇」。政府向他們統一發放衣物，並且允許他們的家人和子女探望甚至一同居住。1914年《環球郵報》刊登的一篇文章甚至寫道:「 犯人們所有的需求都得到了合理的照顧。牛奶、麵包、肉類、甜點、奶酪等，所有的食物均為最佳品質。個人用毛巾、冷/熱水澡、供電供暖應有盡有。天氣允許，犯人們還可以在公共區域進行戶外活動…… 」
然而，和《環球郵報》的文章形成諷刺性對比的是《多倫多星報》的幾次專訪報道。同年11月5日，《星報》文章描述：「看守士兵被命令用粗毛刷強迫給犯人洗澡，而很多犯人已經好幾個禮拜沒有洗過澡了……」。1915年《星報》的另一篇文章則寫道：一名奧地利犯人開始進行絕食，並且以頭碰壁以示抗議。另有兩名奧地利犯人拒絕下床，並且被確診患有嚴重的抑鬱症。而戰後公布的內部報告顯示，精神分裂抑鬱症引發的自殘甚至自殺無疑是很多當時敵國人拘留所存在的殘酷現實。
加拿大全國上下掀起的「敵國人士」登記大潮在1915年6月走近尾聲，從那時起，有關Stanley軍營的報章文章逐漸偃旗息鼓。因為Stanley軍營於1915年底關閉，很多被關押在那裡的犯人不是被釋放就是被轉去了其他城市的關押中心。安省北部城鎮Kapuskasing的一處中心就容留了來自於多倫多的很多犯人，這所拘留中心一直開到1920年代末。
雖然戰後報告的數據顯示，一戰期間加拿大境內共有24所同類關押中心。其中多倫多的Stanley軍營一共曾關押了8,579名「敵國人士」，但是由於當年登記扣押人口的流動性，這一數字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