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都市網】早在COVID-19席捲全球、顛覆加拿大各地生活之前，博德納(Lori Bodner)就已經在考慮改變了。
四年前，這位來自溫尼伯的教師曾考慮過做電工或管道工，但由於三個孩子還在上高中，博德納說她沒有能力實現這一飛躍。
然後，COVID-19疫情來了。
博德納當時在兩所學校工作，她在接受採訪時說:「事情在瞬間發生了變化，比如孩子們是上學還是不上學，你是否可以親自上課，或者你是否必須在校外。」「我教藝術，所以孩子們不能唱歌，不能演奏樂器，不能分享樂器，這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
從那時起，博德納決定邁出這一步。她在Facebook上看到一個表親的帖子，說她的妹夫正在尋找學徒，她說，她想知道他是否會在一個50歲的女人身上冒險，結果她還真收了她當學徒。
博德納表示，成為一級學徒的確會有嚴重的減薪，但大約一周後，她將在溫尼伯的紅河學院開始為期10周的培訓，以便成為二級學徒。她希望她所學到的技能，以及將繼續學習的技能，將有助於她有一天為國際仁人家園(Habitat for Humanity，一個國際慈善房屋組織)工作。
博德納現在在一所學校工作，並交替幾天做電工工作，她不僅喜歡這個機會，而且她說這救了她的命。
「不確定我現在的退休計劃是什麼樣子的，」她說。「我可能會繼續工作。」
博德納的故事是CTVNews最近幾天分享的許多故事之一，媒體採訪了許多人，詢問他們為什麼在疫情期間選擇離開或改變工作。
對許多人來說，與之前工作相關的不快樂——無論是糟糕的工作條件、與管理層的分歧、新冠肺炎環境帶來的額外壓力和倦怠，還是想要更親近家人和朋友——最終造成了離職。一些人還指出，僱主缺乏遵守口罩令或保持社交距離等公共衛生措施的承諾，令人感到失望和對安全感到擔憂。
一個新的篇章
安省巴里市的楊(Carolyn Young)告訴媒體，她在養老院工作了10年後，辭去了醫護的工作。
楊表示，當新冠來襲時，對衛生保健工作者日益增長的需求更加惡化，並創造了一個不利於身心健康的工作環境。
「而且，工資水平與僱主對員工的要求也不相匹配。我失業了，開始找工作，花了六個月的時間才找到另一份工作。我最終被加拿大郵政公司長期聘用，成為一名郵遞員，我感到非常高興！疫情當然對我的工作生活產生了影響。」
安省亨茨維爾的居民卡特勒(Emily Cutler)在決定改變工作之前，已經在當地一家雜貨店擔任了12年的收銀員和客服。
她把以前的工作看作是第二個家庭，並且很喜歡許多老顧客，這使得離開的決定變得更加困難。
但是當疫情發生時，一切都改變了。
卡特勒表示，以前沒有樹脂玻璃，沒有口罩，一切都是平常的一天。但當這些出現後，這份工作就變得非常有壓力了。
人們會因為戴口罩和社會疏遠或產品沒有庫存而與顧客發生爭執，特別是在衛生紙稀缺的那段期間。
卡特勒說這讓她開始變得情緒低落。
在疫情早期，儘管安省省長福特等官員告訴人們只有在必要的情況下才能旅行，但大多數顧客都是住在自己渡假屋裡的多倫多人。
隨着時間的推移，卡特勒越來越焦慮，早上去上班也變得越來越困難。
卡特勒說，她不想再面對那些對她大吼大叫的人，於是她在2月份的時候試着在辦公室做兼職，4月份就成了全職了。從那以後她的壓力水平下降了很多。
但是，即使開始了她生活中的這個新篇章，卡特勒仍然對包括超市和醫療機構的一線工作人員持有很多讚美之詞，因為他們每天都將自己的生命置於危險之中。
「我希望政府能為所有的醫療工作者做些什麼，」她說。「我並不反對政府，但我只是希望每個人都能保持安全，每個人都需要接種疫苗，這樣我們才能恢復正常。」
更有價值的東西
多倫多自由村的莫雷洛(Jodi Morello)在疫情爆發前在兩家餐館工作。
雖然她在這個行業有九年的經驗，26歲的她卻一直想做一些不同的事情。但她說她無法承擔風險，部分原因是她的安省學生援助計劃欠下的債務。
在餐館因疫情關閉後，莫雷洛領取了加拿大應急響應福利（CERB），她很享受這段休息時間，與她的狗一起去大自然散步，整理她的公寓並嘗試新的食譜。
她說:「這一次，我終於能夠考慮如何開始一條新的職業道路，找到能掙一份體面工資的工作。」
2020年5月，她在網上尋找長期護理院或醫院的家政工作，她說她一直喜歡打掃衛生，也不怕COVID-19，同時也想在疫情期間盡自己的一份力量。
那年6月，莫雷洛獲得了安省士嘉堡一家長期護理院的工作，她在那裡工作至今。
儘管她沒有與工會打交道的經驗，也沒有與痴呆症患者打交道的經驗，但她說，她的經理們很有耐心，工作證明是有回報的。她說，她現在不用過得這麼拮据，而且這份工作也打開了新的大門。
來自安省Thornhill的芬克爾斯坦(Alison Finkelstein)是五個孩子的母親，孩子們的年齡在15至21歲之間，其中還有一個患有高功能自閉症。芬克爾斯坦說她有一天在超市工作時，意識到她受夠了。
她一時興起，申請了喬治布朗學院的醫療辦公室管理和實用護理課程，並被前者錄取。
43歲的她開始上大學，之後又在一家醫院找到了工作。
芬克爾斯坦說，如果不是因為這場疫情，她可能不會想到要改變職業。
她說：「我在那裡已經工作三個月了，現在是我大學的第三個學期，還有一個學期就要結束了，五月份就畢業了。我希望畢業後能在這家醫院找到一份全職工作。」
與計劃不符
卑詩省高貴林市居民奈特(Chris Knight)說，他在2020年3月從一家運動器材店被解僱後，靠着CERB，雖然有一段時間內還不錯，但並不能完全支付賬單。
大約三個月後，他終於找到了一份商店幫工的工作，但每小時工資下降了9元。
他說他以前的工作已經不存在了，這意味着他即使想回去也不行了。
他說:「這份新工作薪水很低，但乞丐不能挑肥揀瘦。至少可以支付賬單。」
另一些人，如曼省林登市的丹麥克伯尼(Denise McBurney)，在她被診斷出得了新冠及有長期後遺症之後，於去年春天決定退休，她在一家信用社工作了35年，包括擔任經理。
她說:「這與計劃不符，但當時我非常擔心自己的健康和餘生，想要做任何能讓自己休息和減輕壓力的事情。」
雖然完全接種了疫苗，但麥克伯尼說，她所在衛生地區的疫苗接種率很低，這讓她感到不安。
「也許明年我會去某個地方做兼職，但現在，我正專註於變得更好，」她說。
朋友和家庭
對一些人來說，保持與家人和朋友的關係變得更加重要。
來自新省Westville的卡明斯(Matt Cummings)表示，在離開北方紙漿公司後，他找到了新工作，搬到了安省，但6個月後又回到家鄉，在一家鋸木廠工作，隨後又在垃圾收集公司、呼叫中心和現在的米其林工作。
卡明斯表示，他原本並不打算離開安省，但他想念家人。所以寧願回到家鄉找一些零工來做。
安省倫敦市的比賓(Roxanne Beaubien)在疫情期間換了工作，並搬了兩次家。
比賓在2020年3月成立了一家新的諮詢公司。同月，世界衛生組織宣布新冠疫情爆發，比賓計劃提供的培訓被取消了。
第二年6月，她在里賈納得到了一份工作，條件是她要搬到該市，以便在9月份到辦公室工作。
「但是，令人驚訝的是，沒有到辦公室工作。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已經搬過幾次家，但在新冠期間搬到一個新的城市是我所經歷過的最具挑戰性的經歷之一，」比賓說。
「由於我在家裡工作，不可能發展出一種社區感，而且很明顯，大多數可以認識新朋友的活動都被關閉了。我發現自己的大部分社交時間都花在與安省朋友們Zoom或FaceTime上，我的精神健康明顯惡化，所以我最終決定，我必須搬回倫敦。」
今年6月，比賓在Guelph找到一份工作，允許她在倫敦的家中工作。
比賓表示，整個經歷是一個非常昂貴的學習機會。讓她了解到，安省倫敦是她的人所在的地方，不管有沒有新冠，這比任何東西都重要。
住在渥太華南部Barrhaven社區的庫西諾(Natalie Cousineau)表示，當COVID-19開始時，她作為行政助理工作的牙科診所關閉了。
後來她的孩子的託兒所也關閉了，這意味着她無法返回牙科診所的工作崗位。
庫西諾說，她最終同意診所找人取代了她，在此過程中失去了她理想的工作。
一個月後，託兒所重新開張了，雖然她最終在離家很近的辦公室找到了工作，但她說她不得不經常離開去接孩子。她的兒子才一歲半，女兒二歲半，有社交障礙，結果錯過了幾個小時的工作。
一年後，一家公司為她提供了一個遠程職位，擔任協調員，庫西諾說那一刻就好像是上帝回應了她的祈禱。
「我很感激，但也很難過不得不離開我原來的辦公室。我愛我的團隊，我所有的同事和病人。但現在時代變了，我真的不知道事情是否還會回到原來的樣子。所以我現在的狀況非常適合我的生活，」她說。
(ref:https://www.ctvnews.ca/health/coronavirus/my-life-has-changed-dramatically-canadians-quitting-their-jobs-during-covid-19-1.5656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