臉書濫用權力為所欲為 杜魯多政府行動遲緩

加拿大都市网

(■豪根向美國參議院小組委員會作證。 美聯社)

我們對臉書(Facebook)和其他濫用其巨大權力的數碼巨頭的集體耐心終於耗盡了嗎?終於達到臨界點了嗎?

在臉書的最新內幕曝光後,我們都應該希望如此。上月《華爾街日報》通過臉書公司內部文件把內幕曝光,而吹哨人上周又向美國國會提供了有力證詞。

該名吹哨人是臉書公司前產品經理豪根 (Frances Haugen),她比任何人都更清晰了解公司的問題。這並不是說社交媒體巨頭在其領導人盡了最大努力的情況下仍造成傷害,而是機制設計本身造成這些危害,而公司領導人知道這一點卻選擇不採取行動。

這就是豪根向美國參議院的一個小組委員會說的:「公司的領導層知道如何讓臉書和Instagram更安全,他們不願做出必要的改變,因為他們把巨額利潤擺在公眾利益之前。」

任何在過去幾年關注這個問題的人都知道,臉書、谷歌和其他一些數碼巨頭擁有太多的權力,並創造了一個網上生態系統,在很多方面降低了人們的生活質量。

《星報》在一年前看過紀錄片《智能陷阱》(The Social Dilemma)後寫下這個段落,「FAANG」(臉書、蘋果、亞馬遜、Netflix和谷歌)的前高管們對他們曾經幫助創造的世界敲響了警鐘 :「他們通過利用我們的弱點構建了數十億美元的系統,並加劇了一系列深層次的問題,包括上癮、孤立、政治兩極分化、極端主義,甚至自殺和其他形式的自殘。」

這就是大致情況,豪根泄露給《華爾街日報》的公司內部文件證實了這一點,並添加了重要的新細節。例如,這些內部文件表明,臉書自己制定的反騷擾規則,卻經常對知名用戶網開一面;未能回應內部對其平台在發展中國家被濫用的擔憂;並且以故意使平台上的語言(用《華爾街日報》的話說)「更加憤怒」的方式操縱其規則,對公共生活產生可預見的負面影響。

最令人不安的是,泄露的文件顯示,該公司知道Instagram作為旗下最大的平台之一,對大量年輕用戶,尤其是少女有害。臉書自己的內部研究得出結論,Instagram正在損害許多女孩的心理健康,但公司卻淡化這一切,並讓立法者和研究人員無法接觸這些信息。

了解這一切是一回事,有什麼行動是另一回事。多年來,政府大多袖手旁觀,而臉書和其他社交巨頭卻積累了難以置信的財富和權力,同時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工作、交流、經商和討論公共問題的方式,並且拒絕為他們行為帶來的後果承擔責任。

現在,幾乎每個人都同意需要採取行動。在最簡單的層面上,我們需要公共討論的最低標準,在21世紀的公共空間內允許談論的一些規則。

即使臉書、推特(Twitter)和其他社交巨頭同意,也不應該由他們來決定誰應該發言以及應該允許他們走多遠。這是民主決策,政府最終必須代表所有人採取行動,他們不應該試圖將民主外包給數碼巨頭。

杜魯多政府行動遲緩

在加拿大,杜魯多政府了解這個問題,但行動遲緩。一項打擊網絡仇恨的法案於6月在眾議院通過了,但並未成為法律,因為聯邦大選使一切陷入停頓。祖裔部長概述了一種堅定措施來打擊網絡傷害,如兒童剝削和恐怖主義,但沒有設法引入真正的法律。

一旦任命新內閣,政府及任何負責的部長都需要毫不拖延地採取行動。如果在大選前需要採取行動,臉書內部的最新證據使這變得更加緊迫。

這些是加拿大自己可以做的事情,但其他措施不在本國的管轄範圍內。鑒於歐洲市場的規模,需要依靠美國政府和歐盟採取更嚴格的監督和監管。

最終,臉書等巨頭應該被拆散,以恢複數碼市場的真正競爭。互聯網可能一開始是免費的,但大公司很久以前就演變成一系列壟斷企業,其權力與早期的石油和鐵路大亨無異。

這是一個加拿大人無法掌控的長期項目。但與此同時,我們應該做我們能做的。 這意味政府應該回到監管大型科技公司的議程上。

■■臉書這頭「科技巨獸」正面對政府收緊監管的壓力。 星報資料圖片

網絡平台的社會擔當與利益取捨

日前臉書(Facebook)吹哨人豪根(Frances Haugen)在美國參議院作證,揭露臉書內部所謂黑箱操作的內幕,規避大客戶的責屬,此舉引發極大震動,也反映了深刻的問題。這應該是網絡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界碑,卻也不算突發現像,而是各種矛盾積累交集的結果。鑒於市值1萬億美元的臉書擁有28億用戶,覆蓋全球60%網民,在網絡全球化的當下,豪根義舉乃成為全球公共事件。

從某種程度上說,豪根不過是拉響了一個警報,坐實相關公司利用人的弱點,實現自己的野心。今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菲律賓新聞網站Rappler行政總裁雷薩(Maria Ressa)日前也指控臉書偏離事實。作為數據專家和產品經理的豪根認為,現在已到了一個危險時刻,政府有實施「軟干預措施」的必要。

對於豪根上述發難,臉書創辦者和執行長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有自己的一面之詞,他標榜公司「以人為本」(people first),且辯稱並未失控。不過扎克伯格與豪根都有特定立場,都需要社會檢驗。有輿論就認為臉書恰恰將巨大盈利擺在首位,這頭「科技巨獸」正面對政府收緊監管的壓力。

臉書在利益驅使下,對客戶分三六九等,似應難免,谷歌、亞馬遜、蘋果、推特乃至Youtube等都無例外。如何把握公眾情緒,是相當廣泛的綜合問題,涉及到網絡生態的大環境,網絡算法是其關鍵,也由此陷入一種社會困境。例如百度與福建莆田系的關係就遭到詬病,即醫療資源的壟斷和誤導,乃至影響到民生。

網絡平台需社會規範制約

壟斷寡頭不是一天生成的,肯定經過曠日持久的習養,造成這種狀況各方都有責任。如何調整數據服務的社會化和市場化,這是頗為棘手的問題。盈利是天經地義的,但要生財有道,特別是網絡平台不等同於一般商品,要受到種種社會規範的制約,要富有道德責任感。這裡的邏輯關係更為繁複,需要獨立清醒的價值判斷,確定如何使網絡行為制度化,不偏離德行道義。但制度的缺陷又可能帶來問題的固化,所以如何確立良好的規範和制度更為重要。

新冠大流行加重了線上活動的份量,正因為如此,互聯網法規的建立與健全就迫在眉睫,包括數據服務的運作準則,不能完全以商業利益為轉移,這在加拿大應該成為朝野共識。

在正視反壟斷的同時,國家安全與民主自由的平衡也是重要課題。有必要提及的是,如何把握政府監管的力度?是否會有損網絡平台的本意?目前新加坡和韓國等有意強化網絡資訊的監管力度,就不同程度地受到質疑和抵制。而網絡公司本身要有一種社會擔當的自覺,要在保障民主自由的基礎上,提高理性過濾的能力,這樣才能使真相最終戰勝謠言。撰文:蕭元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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