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祁稚林
1996年聖誕節前夕，頂着溫哥華十年不遇的大雪，我和我先生帶着年幼的女兒，登陸加拿大。
說不清為什麼要離鄉背井，當年在國內一個二線城市裡的一個二線大學教書，看不見未來，冥冥中有一股力量將我推向大西洋的彼岸。一路走來，吃了不少的苦頭，卻從未有過回頭的打算。並不是比那些嚷嚷着要海歸的人過得輕鬆，只因為腦袋裡裝着一句老話：好馬不吃回頭草。
到了之後，很快就發現我不可能找到專業對口的工作，於是去申請做文員。第一次面試，不知深淺，沒問幾個問題就被一個糊塗的律師僱用了。律師的業務是房地產買賣合同。幾天下來他發現我英文辭不達意，對房地產買賣更是一竅不通。大概是因為我工作態度極好，他勉強留了我兩三周，終究還是勸我離開了。
今天回頭想想，不就是此處不留人嗎？可當時真覺得天塌下來了。我成才環境單純，出國前一直承受着父母的庇護，不知世道艱難。被拒絕的感覺陌生且醜惡，它像一把利劍，刺碎了我的自尊心。
再一次的面試是一間西人的公司，見我的一男一女兩位HR穿着正式，禮貌中透着冷漠，那位女士問話緩慢清晰：「你如何預見三年後的自己？」 我坐在他們面前，絞動着雙手，不敢正視他們的目光，說：「我會，我會繼續努力做好這份工作。」 兩人似乎很詫異：「我們是說三年以後。」 「三，三年以後？呃！！！」
深深地，我體會到我和他們之間的距離。他們駕輕就熟地做着一份工作，心中想的是進取和發展。而我呢，一份工作意味着立足及生存。一個落在水中，一心只想抓住一根漂木的人，會去考慮三年後，將如何在這根漂木上表演前滾翻嗎？
1997年卑詩省在新民主黨NDP的領導下經濟萎靡不振，失業率居高不下。國內苦讀數十載的方塊字和專業知識，竟對我找工作毫無幫助，我懷疑自己的求職能力尚不及一個小學生。那天回家的路上，陰雨綿綿。不到下午四點，卻已落日西沉。我看着街上一個個膚色各異的面孔，感到格格不入！本能地我戴上衣帽，將自己縮入羽絨服中。
意識到求職無望，我報名就讀一個為期12個月的會計證書班，每天上課時間是早上7點半到下午3點。回家急急忙忙地接孩子做飯，5點趕去附近一家洗衣廠上晚班，工作到深夜12點。記得有時下班後為了完成第2天要交的作業熬到凌晨4、5點鐘。
洗衣廠很大，業務是為餐館酒店洗滌餐巾、毛巾、床單和制服。頭三天上班二十來小時就只做一件事情 – 不斷地將洗得皺成一團的餐巾扯直後平放在烘乾機的輸送帶上。操作的速度要和輸送帶一至。每次我無意識地抬起頭來，都會發覺那個高高的光頭越南監管正黑着臉，瞪着一雙金魚眼盯着我，看見我抬頭也絲毫不轉移目光。幾次三番，我不再抬頭。
休息的時候，工人自然地分成兩伙吃飯聊天，一半越南人和一半印度人。我是唯一的一個中國人，完全聽不懂他們說什麼，只好拿份報紙假裝好學，邊吃邊看。
經過觀察，我發現摺疊毛巾的步驟是工廠的瓶頸，經常需要其它組的支援，甚至還會影響大家的下班時間。原來各家酒店對不同毛巾的摺疊方式有不同的要求，比如浴巾有大中小號，每樣都有三四種疊法。廠里能準確記得所有酒店各式毛巾摺疊方式的就一人：是一個美麗傲氣的印度女工，她不太關心別人疊得正確與否，往往是在你疊完一推車的毛巾之後，慢條斯理地指出你哪兒錯了，重來。
兩周後，我記住了各個酒店的名字和毛巾的疊法，幫忙的時候能獨立操作。監管立刻就注意到了，馬上分給我一個疊毛巾的工作台，對我的態度瞬間好了許多。慢慢休息時也開始有人來和我聊天，有趣的是越來越多的人加入進來用英文交流，每個人都以會說英文為榮。大家不再明顯地分成兩撥，帶來的印度咖喱角和越南沙拉卷也拿出來分享。
讀會計證書班對我來說要輕鬆很多。班上不到20人，卻來自6個不同的國家，熟悉之後，柴米油鹽老公孩子地聊起來，無論眼睛頭髮是什麼顏色，大家關心的問題也差不太多。原來這就是加拿大的多元文化，異中求同同中求異。最幸運的是班上的同學都友好豁達，不糾結於當下。終日耳熏目染，我也逐步擺脫拘謹，開朗起來。
大部分課程都不難，只是《溝通和寫作》課程讓我心中打怵，課程內容包括上講台演講。班上誰的英文都比我強啊！好不容易找到的一點自信又開始動搖起來。怎麼辦？當然也只能死馬當活馬醫，硬着頭皮講完之後，沒想到我又拿到了班上最高分。驚喜之餘，我意識到老師打分不只看發音，能否抓住重點以及時間的掌握也重要。
對着湛藍的天空，我長舒了一口氣！國內的父母和老師，我不該埋怨你們教給我的知識毫無用處。中國文化教我失志不渝，而專業學習培養了我的邏輯分析能力。
一年後的一次尋工面試，我又被問到同樣的問題。我微微地笑着對面試官說：「我會努力做好手頭的工作，並利用周末的時間進修會計證書課程。三年後，我希望能成為中級會計師。」（加拿大都市網專稿，請勿轉載，侵權必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