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记者 高冰尘 （因受访人要求，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不断地有人会问自己，移民之后生活出现了怎样的改变。或许，我们身在其中，还无法及时发现。但是，假定把时间拉长，我们便会惊叹，其实，移民之后，我们的生活确实发生了惊人的改变，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之中。
改变之一：冷对政治
关于对政治的冷感，一般认为总是指华人的“投票率”不高，并以此作为移民的“政治热情”指数高低的参照物。其实，海外华人社区对政治的“冷感”更多体现在对大陆政治关心的减弱。
记者在今年的采访中，碰到过三件事情，印象非常深刻。
今年三月，每年一次的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在北京举行，今年是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和政协的第五次会议，因为有3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社区领袖列席“两会”，其中还包括温哥华的一位侨社负责人。所以，记者想采访一些社区人士，请他们聊聊有关“两会”的话题。但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几乎没有一个人表示看过相关的报道或者留意过“两会”的内容，其中包括一位中医、一位中文教师还有两位侨界的活跃人士。他们都说，已经很久不关心“两会”了，因为，实在隔得太远，而且对“两会”所议论的内容没有太大的兴趣。
移民后一直在温哥华从事中文教学的崔英培老师说，自己在大陆本来是读的政教，对时政新闻是有点兴趣的，但是来了温哥华之后发现自己慢慢变了，主要是因为“两会”和自己的生活一点关系也没有了，渐渐地也就完全不感兴趣了。
第二件事情发生在今年的五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有多达100多个国家出席，可谓全球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准备邀请一些华人社区中关注这一话题的人士发表些意见。主持人打电话给记者，希望推荐人选，恰好那天记者和一群上海和四川的朋友在一家餐馆聚餐，其中有人在大陆还是大学老师，但一问他们关于“一带一路”，个个傻眼，竟然都不知道具体的内容。
第三件事情就是最近刚刚结束的中共十九大，尽管大家的关注度明显高过“两会”，但几乎没人说得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什么东西，至于“两个一百年”更是完全不知道。
改变之二：弱化性别
地产经纪施简来自江苏，看上去四十出头的样子，她具有江南女子的秀美，还兼有南方佳人不具备的高挑身材，孩子在UBC上大学，平时工作非常繁忙，但是记者经常看到她独自积极参加“悠悠户外行”的活动，并且和一起徒步行走的人谈笑风生。谈及她保持年轻心态的感受，她道出了内心的想法。
她认为：年纪大了，就要有一种好的生活态度，过去年轻的时候，我们因为父母的教育以及个人的诸多状况，与人交往设下了种种限制，搞得自己很累。但是，移民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如果你还是这样的话，很可能就会没有什么朋友。所以，现在自己是以轻松的心情享受生活，不论男女还是老幼，都真诚面对。活动也不挑剔，觉得自己能够参加就积极投入，根本没有其他的负面因素的考量，我觉得这样非常好，自己获得了很大的收益。
持有同样看法的是来自天津的刘畅女士，她说了，自己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但是，因为个性的关系喜欢参加活动。有一次参加“温哥华刀枪会”的射击活动，10个人中只有三个女的。还有一次租船出海，十五个人中只有四个女性，我也根本无所谓。并非自己不注意个人保护，而是，对于上了点年纪的我们来说，必须淡化一下性别，否则，你根本无法投入移民生活。因为，我们来到这片土地上的时候，已经快要年过半百了，如果，你再放大了性别差距，那么就根本没办法出去参加任何活动了。刘女士补充说，弱化性别并非完全不在意性别，而是，不把性别看得太重，因为，这是一种包袱，这个包袱必须放下。这也不意味着自己可以无视性别的现实存在，去放纵自己。
改变之三：告别攀比
从南京刚刚探亲返回温哥华的平化君，不久前和记者聊起回家乡的感受时，深有感慨地说：每次回老家，最大的感触就是，越来越和当年的同学、同事没有共同的谈话内容了。参加聚会，他们永远的话题就是谁谁换房了，谁谁升官了，谁谁的孩子考取了哪一所名校了。一直在谈论别人在干什么，听得都有些不耐烦了。
平化君说：自己是1984年来温哥华留学的，当年的学妹学长，现在在大陆混得好的都是教授院长，按理说他们的素质应该高一些了，但是，基本也大差不差。所以，自己在温哥华这几十年，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已经完全不会再和别人去攀比了。
在白石镇开一家“白石小馆”的黄老板也深有感触，他说：如果和别人比，就看和谁比。如果你越是和那些凤毛麟角的人相比，你每天都会非常痛苦。
黄老板以自己为例介绍说，他十六年前就移民过来了，一直租房子，直到五年前才买了现在的房子。当时花了70多万觉得非常贵了，如果要是当年一落地就买，同类的房子只要五十万。可是，这又有什么可比的呢？现在，自己五年前买的房光政府估价就100万左右了。我的经历就告诉大家，移民生活对我们最大的影响，就是活出自己，不再做毫无意义的攀比。
改变之四：不畏衙门
欧阳明初总经理来自浙江金华，移民温哥华才不到五年，他目前还是“两地飞”的空中人，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作为一个小企业主，在大陆办事情，特别是去政府机构办事，基本上都是用钱开路。
虽然，现在反腐工作各地抓得很紧，但是，具体在办理事情的时候，还是需要“化缘”，尤其是在与政府机构打交道的时候。
欧阳明初举例说：去年我们单位和一家上海企业打经济合同方面的官司，对方花钱买通了政法机构的一些人，搞得我们很被动，也不得不花钱“找关系”，后来，法院的副院长因为其他的案件被“双规”，我们的案子才走上了正常的轨道。但是，我们在温哥华看到的是完全两回事。我的朋友在本那比建了一栋小高层，有32个房间，从买地到规划到建楼，没有请过政府官员吃一顿饭，简直太神奇了，这才是真正和谐的社会。
积极从事华人社区三级政府选举辅选的王中平来自山东，他表示，加拿大的各级政府虽然也有官僚主义，也有衙门作风，但是，和中国大陆相比，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关键是，加拿大的民意代表都是老百姓一人一票选出来的，他们不是官，一定程度上是“大义工”，他们的脸自然就亲切，他们的态度自然就是热情，他们受自己党派荣辱的约束，根本不敢胡来，所以，老百姓不但不畏惧他们，相反，是他们畏惧我们选民。
改变之五：社交革命
微信“温哥华素里群”的积极群友路易斯女士对移民生活中的“社交问题”有点研究，她认为，移民的社交生活带有一定的特殊性。
首先是动静两极。有些人由于个性以及客观条件得制约，根本没有了社交，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了。还有一种社区活动积极分子，几乎每周都有各类活动。其次，角色反串。有些完全不是那个年龄或者那个文化程度甚至那个能力可以做的事情，在温哥华华人社区变成可能。比如“华裔太太选拔”，你就是再老、模样再一般，也是可以去参赛，没有人讥讽，而且保不准还能获得大奖。还有，虽然你可能只是一个文艺行业的菜鸟，但完全可以去导演一台社区的“春节联欢会”。再有，不管你五音不全也好，还是普通话水平差，但是，没有人妨碍你举办“个人独唱音乐会”或者“专题朗诵会”。第三，形式多样。 AA制、potluck、众筹……各种社交方式五花八门，这些和在大陆的社交方式完全不同了。
改变之六：思乡转淡
记者不久前采访了去国已经六十多年的一位常州籍老乡刘老先生，他说，最忘不了的就是家乡青果巷的石板路，那时候，他踩着它去上学。尽管，如今的石板路已经不复存在，他记忆中的青果巷也只剩下了半截。
有不少思乡心切的人，随着年龄增长，最后选择了返回家乡居住。比如温哥华老年华人协会创会会长保大叔，在移民温哥华近20年后，已经在去年返回了北京。
不过，并非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在海外漂泊了20多年的来自上海的移民LOUIS对这个问题就不以为然，记者询问他上次返回中国的时间，他都有点想不起来，因为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他说：上海已经没有什么亲人，自己的母亲还有外婆都在温哥华了，哥哥一家也早就移民，上海，只留下自己童年和青春的记忆了。
另一位来自山东的柳先生也已经有七八年没有返回了，他说，父母亲去世之后，故乡已经没有自己的根了，回乡变得越来越没有原动力，相信，随着时间的延长，思乡的情节会变得越来越淡。
柳先生说：过去常说，移民是条不归路，现在终于体味到其中的内涵了，尽管是沉甸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