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故事

作者：John Zhang 九十年前，我参加了IELTS移民类考试，以5分通过，不久，获得了移民签证，于是我们将多年的积蓄兑换了2万3千加元，来到了白求恩的祖国——加拿大，并登陆在多伦多，那年我们44岁。 尽管来加拿大之前，我们购买、阅读了一些有关加拿大介绍的书籍，但来到多伦多后，我们还是参加了由华人社区组织的有关当地生活、法律等方面的知识讲座。社区还组织我们新移民参观了市政府，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参观市长办公室：市长秘书接待了我们，给我们讲解，同时她很抱歉地告诉我们，由于我们没有事前约定时间，市长不在，不能见我们了，请大家原谅，并代表市长给在场的女士们每人一根铅笔作为礼物。一根铅笔，不起眼，但我觉得它一下子就将我们和市长拉近了，就像笔和纸一样。能进市长办公室，我已经很满足了，人类天性特有的自尊/虚荣，此时，从我的心底，复活了。 生活安定下来，我和妻子分析了我们的现状：我们语言不好，不可能再花几年时间去上学，那时不仅仅有的这点积蓄没有了，生活也会无着落，而且能否学下来还不得而知，我们必须面对现实。 做Labour工是我们最容易承担的工作，我们认为这是合理和正确的定位，是符合我们夫妻实际状况的。好在我们敢于合理为自己定位，我们俩选择了工作目标：做工。于是，我们开始在公交车可达范围内寻找工作，很快我们进了一家工厂，开始了异国他乡的生活工作之旅。 虽然是做体力工，但我很在意这份工作，因为我的家庭和生活需要它。由于自己做工的努力认真，一次，我和公司的一位主管就工作发生了争执，对方盛气凌人。工作的辛苦我可以忍受，但自己的人格决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我放下手里的工作，找到夫人说：“我们走，不干了。”这时，工厂老板刚好来到现场，同我沟通后希望我留下，老板给了我面子，我也需要挣钱生活，所以我们继续在这里工作。第二天上班，那位主管主动和我打招呼，我也对他报以客气的微笑和答复。后来工友们告诉我，他从来没有同任何做工的中国Labour工们打过招呼，我是第一个。人格得到尊重，是最大的幸福，我非常自豪。 有了工作后，积蓄便有了保障，一年后，我们花了2,000元买了部车子，因为在国内时我们都不会开车，所以，权当用这部车练手了。当时夫人特别高兴，开怀地说：“加拿大真好，Labour工也能开车。” 有了车，生活和工作就方便多了。这部车使用了一年后，我们将它报废了，因为修理费用很高。我们又花了1万4千元买了部较新的二手车（新车我们买不起），一直开到现在。 除了工作，我们俩都爱旅游，但因为经济条件所限，我们没有能力到其他国家去旅游，于是我们就在南安省地区，本着尽量不花费或少花费的游玩原则，安排着自己的旅游活动。从春天，我们便会在周围的Park里hiking或jogging，既放松了自己的心情，又锻炼了身体。在夏日里，每逢周末，我们都会开车到多伦多周围的小镇和公园去放松。我常对夫人自我陶醉地说：“如果没有国旗标志的话，说这里是瑞士小城、德国小镇、法国乡村，亦或是英国的郊野，北欧的港湾，我想没有人会怀疑的，我们不也同出国旅游一样吗，而且还不用花钱。”我们还充分利用每年的Door Open日，参观市里的博物馆、古教堂、著名建筑、花园等。处于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好奇，我们夫妻还时常光顾多元文化有特色的街区。盛夏时，我们经常到大湖边的沙滩，带上折迭椅、浴巾，涂上防晒霜，和本地人一样尽情地享受着蓝天、碧水、阳光、沙滩，皮肤晒得黝黑，但却更有弹性，夫人称其为“天然补钙”。我打趣说：“加拿大真好，让我活得自信了。” 2009年席卷北美的金融风暴，道致经济不景气，房价下降。公司减员，但我们幸运地留了下来。我们根据自己的实力和状况，决定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买个属于自己的房子。在当年3月份，我们在多伦多东边，贷款买了个有Lot的房子。夫人是最最开心的，拿到钥匙那天她特激动，说：“老公，我总有点不敢相信，我们Labour工也可以买房子，而且有Yard，加拿大确实好，在国内我想也不敢想呀。”我说：“这是现实呀。”其实，我亦很有同感：凭自己在国内的收入，怎么可能买得起房子呢。 这所房子面积不大，有30多年了，因为是旧房子，屋里屋外有些地方需要修缮，而付了首付后，我们的钱所剩无几了。于是我们俩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自己动手，改善、修补：做路沿、种草坪、铺台阶、检查屋面、换马桶等等。我对夫人打趣地说：“Labour没有钱，但是有技能，它可以换钱”。 我在后院还为夫人开了一个大约6、7平方米的地块，她种了些蔬菜，实现了她的梦。

资料图片 刚到多伦多的前两年，英语不好的我深居简出。但是，那个满城热情洋溢的秋天，一项热闹的活动改变了我。 2015年初秋的一天，正上小学的孩子要求次日穿蓝色和白色的衣服上学。第二天我送孩子上学， 看见大部分小朋友们的着装是蓝白搭配，学校广播里传来一阵 “…… OK，BLUE JAYS……”当天晚饭的时候，我们一家子边吃边聊，才知道BLUE JAYS是本城棒球队的名号，其时正是全城称道的历史时刻——时隔 22年，BLUE JAYS再次打入季后赛。 有感于学校的重视、全城的热情，我们开始关注棒球比赛。孩子爸爸借阅棒球的相关书籍猛啃，边看比赛边给孩子讲解赛制。我也旁听，但还是云里雾里。 后来，基本上是父女俩一起看球赛直播一起欢呼慨叹，我就看他们。 直到2015年10月14日，美联半决赛第5场生死战深深吸引了我——BLUE JAYS在第7局上半因为极偶然的因素导致失误被对手超出1分，我长吁短叹、恨不得时间倒流几秒。当我还沉浸在情绪里，球员们却已团结奋起： 第7局下半，20号球员助攻得1分，接着19号球员击出3分本垒打，最后胜出。 孩子激动得哭了，我和孩子爸爸也是眼眶潮湿。后来，我经常回想这场荡气回肠的比赛，体会到球星也有 困局，谁都难免有对错得失，与其纠结在往事里，不如把握好现在，继续往前，人生才会有更多的可能。 由观球赛获得启发，我终于走出自设的藩篱，出门参加一些兴趣班， 用英语与人们交流、去学校做义工、 参加一些聚会，慢慢融入新环境。 2015年，BLUE JAYS止步于美联，我们相约2016。爸爸和孩子决定 选最感兴趣的一些比赛场次去罗杰斯中心现场看球。如今，隔一段时间在周末进城看BLUE JAYS的比赛成为我们家的固定节目。 这一看，就看到了现在，这颗白色的小球似水晶球，带我看到好多不 曾了解的风景： 棒球场上各种可能皆有，诸如始发投手创造的好开局不一定能被中继投手持续到结局；冷静沉着的终结投手也有让“到手的鸭子飞 了”的时候；再好的外野手也守不住本垒打……但是，也有令人血脉偾张 的时刻，就像2016年10月4日的美联外卡赛，双方苦战9局进入加时赛， 直到11局下半，比分仍僵持在2：2，...

作者：成铁妹 早在我女儿在加拿大某大学读研究生期间，她就给我们来信说：每当她看到洋人过着“洋房、花园、篱笆墙、小狗”的日子时，就会想到在中国辛苦了一辈子的父母，有朝一日也能来这里过过这样的生活。说实在的，当时这话对刚刚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我们，并无多大反响。一来我们不可能丢下老人远走异国他乡；二来我们两人每天各自写点东西，先生还给请来照顾老人的小姑娘上点文化课，另外还教些英文，生活还算充实。可惜好景不长，三、四年的功夫，老人、先生先后故去，孤苦伶仃的我，只能死心塌地来加拿大投靠女儿了。 来到这里后，首先面对的就是两个相隔四岁的外孙子和外孙女以及家务劳动。本来先生去世的阴影还未完全散去，曾几次在梦中梦到先生在机场送我的情景，故而，感到格外的失落，心态也极不平衡。那时，女儿他们虽然请了一位保姆帮忙，但不久就因家事离开了。接着就是走马灯式地换人。倒不是我们相处不好，只是因为来的人都把这里当作暂且栖身的地方，一但找到工作也就撂挑子走人了。在这期间，对我来说，真是极大的考验。心想，心情再不好，也不能面对那样的实际情况，袖手旁观。好在大孩子已能去幼儿园呆上半天，下午接回。 但对我而言，带小孩子真是个难题。因为自己的孩子都是母亲、婆婆带大的，自己没有亲身体会，但他们的经验可以借鉴，再加上自己也琢磨出了一些办法，于是，硬着头皮开始带了。好在自己有个喜欢干净的特点，除了饮食上注意营养外，把孩子收拾干净，并紧紧跟随孩子的活动，注意安全就算尽责了。带了几天下来，女婿还较满意，且说：怎 么不会带，这不带得挺好吗。于是，带孩子的任务，就算正式接手下来了。 在忙忙碌碌中，思乡情结也逐渐淡化了。他们的雇工虽然承担着做饭的任务，但多数不会做什 么花样，也不可口。于是，我看书本、听广播，回忆母亲、婆婆的做菜方法，逐步把炒菜的任务也接手过来。这样的生活好几年好像转瞬间就过去了。大孩子上了小学，家里没有人帮忙，我也应付得了。推着小车带着小的去接大的，中午还去学校送饭，刮风下雨，从不耽误。直至小的上了幼儿园，我才得到了暂时的轻松。到洛杉矶大女儿那里住了一段时间。 别看就是那 么几年的功夫，期间，也出过几次让人胆颤心惊的事儿。至今记忆犹新。 一次是我让保姆照看孩子，自己下楼去送信，谁想她坐在那里练功，让孩子在地下玩儿，不料孩子来回跳那个钢化玻璃的茶几，结果，玻璃爆炸孩子被碎玻璃刺到手上、腿上流血不止，她见状去弄孩子，也血肉模糊。当我上楼途中，听到孩子撕肝裂胆的哭喊声，快步进屋一看，吓傻了眼，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忽然想起，行李箱中有带来的云南白药，开瓶给他们洒上，顿时血流止住。女婿回来，保姆一直道歉没有带好孩子。等急救中心来人后问我上的什 么药。我说：中国的云南白药。他点点头，表示赞同。开始用镊子把碎玻璃夹掉后，就说Ok了。事后，我想自己虽也有责任，不该离开孩子。但头脑还算灵敏。想到了白药，可算采取了正确措施。 再一次是，有一年一个冬天的下午去接大孩子，我把小孩子抱去车库坐小车，发现忘了戴帽子，叫小孩坐在车里在车库等我拿帽子来，大概也就是两分钟的时间，我出来时发现车库门完全关上，孩子在里边没有了光线，吓得哭喊不停，我忙按开关，发现是门坏了，左邻右舍又不熟悉，不得已我只能用脚使劲揣开另一个小门，才解救了孩子。从此这孩子有段时间，坚绝不去车库，这件事还真说明自己有点急中生智的头脑呢。 另一次是，我在做饭，孩子在屋里玩，我嘱咐她：一不能出大门；二不能去后院。等我做完饭，找孩子时，没有了踪影，喊声再大也无动静。我急得哭了出来，找遍了每个房间，最后找到地下室的一间黑古隆冬的储藏室时才发现，孩子靠在一堆行李箱旁睡着了。我悲喜交加，抱着孩子又哭又亲，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还有一次是，为了鼓励孩子，我许诺抱她到地下室玩儿，不小心踩空了一个台阶，顺着楼梯滚了下去。就在这一霎那，我还意识到：宁肯伤了自己也不能撒开孩子，结果，孩子无恙，我却后背骨裂，至今有一节胸椎弯曲，留下后患。 经过这几次事件，认识到带孩子这件事可不能小觑，绝对是一件非同小可的需要全身心投入的工作，做好了可以减轻子女的负担，也是对加拿大的间接贡献。如今，大孩子已大学毕业有了工作。小孩子已进入大学，且成绩优秀。两个孩子都看重亲情，懂得孝顺。大孩子还说：我走到那里都说姥姥好。只要他们在家，凡我出去活动，都主动接送，受到朋友们的赞扬。隔些日子，还带我出去游山玩水。最近，买了一支小狗，外孙女抱回来，第一时间就让我看，还对狗狗说：这就是你的老太太（她不大会用中文表达），听了这话，倍觉开心。 回过头来想，十几年前我带孩子们在校园玩，一位洋人女士向我提出要我也帮她带带孩子，说是见我责任心强，又干净利落，她很羡慕。只可惜，我怕责任重大，婉言谢绝了。那时还有的家长反映：那个女人真能干，一人带两个孩子。这些都说明，我带孩子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光阴荏苒，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我已由中年老太太变成了老年老太太，带孩子的任务完成了。我重新规划了自己的生活。首先，向外孙子学会用简单的电脑，可以上网、看新闻、打字写东西投稿、学唱京剧，坚持每周一次的票友会，风雨无阻，有时还参加演出。从白手起家到能唱若干个段子，可谓收获不小。因为唱戏要用气，对健康体魄也有补益。此外，每日三次的外出走路运动也是延缓衰老的极好途径。至于到超市买菜、做饭、收拾家务就更不在话下了。身体还说得过去。不但不要人照顾，还可以照顾别人。知足了。

陈策文 在多伦多，想象不到日常起居生活所领略的，是世界宜居地之美。初抵皮尔逊机场也并无陌生的感觉，在心底是我的华侨祖辈嘴里常常谈到的那个“nice”。 十年，我很享受，于西雅图提前升大学的孙女周末来电，电话里传来的小提琴声，伴着琴声，我们细味多伦多的故事。她说多伦多的枫叶恰好在感恩节变红，但最难以忘怀的还是城中的皑皑白雪。那年，她与父母在不同的国度，有幸聚会在多伦多，没有鲜花，只有初雪，于是即兴打了场雪战。挑起雪战的是她，玩得最尽兴，笑得最开心的也是她。这喜乐是同乡别井以后移民路上的第一回，是最珍贵的回忆。 好想念那时候恋雪的小孙女，也好想念给小孙女喜爱的多伦多的雪。虽然按传统乡俗，小孙女就是我的“千金”，但现在她已经不可能与我一起在多伦多生活了，我想这也许就是冥冥天意要让我们咫尺天涯，体会距离之美备感血脉浓情。 记得当初我们离别之时，小孙女把他吃的巧克力糖掰下一半塞入我嘴里，亲亲叫声爷爷，才挥泪登机飞美国。她妈妈后来告诉我，小孙女一直哭到入睡，梦中又跟爷爷在一起了。 几年后的夏天，小孙女初中毕业来多伦多渡假，我每天下午带她去游乐场玩，兴致浓时，她给我表演在家乡自学的“一字马”舞，还跟我说她学小提琴的密事。傍晚夕阳西下时，住处邻居西人婆婆总是笑嘻嘻拉住尾随着我的小孙女闲话家常。回家后小孙女说婆婆告诉我：“婆婆小时候也是这样的，做爷爷的‘follow me，dog，dog’真幸福。” 这又是一个第一个，回到多伦多人感同身受我们的天伦之乐，这便将我们的幸福放大了一倍。后来小孙女常从美国来电话，每次她都会在电话里说：“我是爷爷的‘follow me，dog，dog’。” 近年孙女开始用微信和我联系，远在西雅图的她不断给我惊喜——她提前半年升入大学，她当助教拿到了第一次酬金……，我总是回应她“keep happy”，她也总能懂我的意思。移民生活让我们产生了心灵感应，让我们能彼此听懂对方。 回想到小孙女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竟然感叹“无书可读”，她很小就喜爱丑小鸭的故事，曾说她自己也是丑小鸭。孩子的妈妈懂得教育孩子的秘诀在于“相信”，而要“相信”，首先就应该倾听孩子的心声，并给她真诚的支持。当孩子在学校遇到困难时，总是对她说出“你能”二字，小孙女便带着一张笑脸，带着我赠她的“座右铭”——不看肤色，只看胆色和知识，昂首挺胸走进学校大门。 “世上最可爱的就是孩子”这话一点都不假。小孙女的西人老师上门教她拉小提琴，我们便请老师吃饭，老师也回请我们。我们彼此笑称，中国家长请老师吃饭是讲“尊师”，洋人老师请中国家长吃饭是讲“互动”。孩子和我们家长的努力最终结出了丰硕成果，小孙女在小学毕业典礼上得到了“Good Job Kids”大奖。学校为了表彰这个有着中国文化背景的孩子，特地将奖状印出了中英文双语，谁说带着中国文化背景走进西方国度，融入当地社会的人只是这个孩子呢？我不也跟她一样，在这段新的生活中学到了很多，收获了很多吗？ 每次小孙女在生活、学习、工作中做出成绩，给我惊喜时，我都跟她说“keep happy”。每次我都想起世界拳王泰森曾经被问起“对什么曾经很看重，现在却不在意”的问题时，泰森的回答只有一个字赢。他的回答启示我们，移民路上的点滴收获，并在于它的得与失，对孩子的教育培养是如此，努力融入多元文化的社会也是如此。不论是孩子还是我们自己，只要“keep happy”，移民之路就会越走越宽，生活就会越过越甜。

作者：杨景钊 九七将近，虽然刚年过半百、但却无丰厚积蓄，为了儿女将来多一个人生路向的选择，便踏上了移民加拿大之路……一个平凡得无可再平凡的故事的开始。 到埠后，虽然力求在商业上有所突破，但是，鉴于对加国认识不足再加以个人才干、语言以至财力的不足，唯有弃商从职。在一所大化验所担任职业司机，每天按固定地点送化验报告及收化验物品。幸好妻子有一份工作，而子女利用安省政府提供的学生贷款计划完成多伦多大学的学业。其后，工作，结婚及生儿育女。相信这也是一个平凡得无可再平凡的加拿大家庭模式。 未移民前，对加拿大这个西方先进工业大国充满憧憬，而多伦多亦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名城。可是来到之后，对“先进”一词大有怀疑，而加国政府及商业效率与香港相比似有一段距离。在脑中曾经出现过“这个选择是否一个错误的决定呢？”当然，所谓既来之则安之，便是如此地生活下去。不过每有闲暇，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这一类“形而上”的问题便经常地走了出来，而看这一类的书亦多了。 期间看到了李怡读书随笔《谁能够走出罗生门》里面介绍一位德国作家赫曼。赫塞有篇文章《轻微的喜悦》这样写道：人们终日为“时间”驱赶，已到了难以脱困的地步，不是“没时间”就是“赶时间”，惶惶终日以至生活毫无乐趣可言。 作者又说：人们在金钱、机器及充满猜疑的世界里失落了灵魂。 原来，人在高效率的生活节奏中会失去喜乐甚至是失去自己。如果人真的连人的自己也失去的话，人究竟还剩下些什么呢？相反，人处于平淡，过平凡的生活；相信会给予人更多思考空间，让人更认识我们的宇宙。 记得几年前与一群好友去蒙特利尔的东方班芙渡假，目的是赏枫。但由于时间较迟，兼且之前刮了三天风下了一场大雨，心知赏枫无望了。抵埠已晚，翌日清早晨运，到了一块稍大可坐的石头上。由于我们的渡假屋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之上，向下望，很多倚山而建、参差错落、各具形态的屋，颜色不是白便是黑、灰和褐，连一点稍红稍绿也见不到。对面是一个较大的山坡全是枫树，可是，那时只剩下枯枝残叶。 两山坡之间是一个小湖，湖面上方有很多由雾气与水气凝聚成的半透明物体浮在空气中。那一刹那的感受是完全的平静。一些微风吹来连呼吸似乎也要放缓连心跳也要慢下来。这一幅画面的平淡多年来仍然留在心中。 人的尊严是人生存的基本因素，而平等是人拥有尊严的基本条件。 相信我们在报章、电视以致网上都可以见到国会、省议会及市议会的进行过程，高官们与议员尤其是反对党之间的针锋相对，无论是谁即使是国家总理也会被质询甚至指责。人无完人，所以人人都是不完美地平等。此外，任何一个政治人物一旦走下政治舞台、他们会即时变回平民身份。其中那些重回职场工作的更明显地表明他们与普通人无别。每一个人都有不同才能所以在社会里担任不同的位置或有一定的成就。但是他们始终都只是加拿大平等社会里面其中一个成员。 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对于“加拿大价值”一定有浓厚兴趣。或者我们可以从一位加拿大移民身上知道它的要义。李怡在他的书中介绍写了两本有关谈及加拿大教育的书，该书的作者是廖晓英博士，她与丈夫同在北京成长读完大学，分别留学美国和法国取得愽士学位，在香港教育界工作多年。其后于2004年带同六岁及七岁的儿子移民加拿大。 廖晓英对中、港、加三地的教育有广泛和深刻的认识，同时有直接的体会。教育是一个国家的根基，而所有小孩子都是按此而成为国家将来的栋梁。根据廖晓英研究所得： ──中国父母从小学到大学都偏于强调“知识”、“深化”、“成功”； ──加拿大父母中小学侧重于“成长”、“开始”、及“快乐”，到了大学才注重“知识”。 另外她又说 ：加拿大学生发挥他们自己与生俱来的品格特点，做出自已力能所及的努力，学习成为人类“全球村”的一个合格公民，能独立生活，做一份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工作，愉快地享受人生。 相信《爱、自由、平等和尊重》就是加拿大价值。如果加拿大人都能发挥自己的潜能，在所负担的责任作出最大的努力、承担加国公民和“全球村”公民的责任。而加拿大政府对此作出相应的措施好让加人能履行上述任务，相信加拿大价值便能实现。 要平凡不容易，但每一个加拿大人都有潜能做得到，希望每一个加人都有美丽的平凡。

作者：井华 移民生活应该是我这一生之中最珍贵的经验了。回想来时路，多少的酸甜苦辣滋味又涌上了心头，我的苦与乐移民生活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尽快入籍。因为我是以企业移民身份来加拿大的。企业移民要取消条件就是要投资一门生意，还要聘雇二名当地的居民为员工。条件看似简单，但对初来乍到陌生环境的我来说可真是困难重重。本想请移民公司协助，他们竟然开出5万加币的基本费用！ 这在20多年前5万加币都可以买到一间位于市中心的公寓呢。我想若一时无法凑足此一大笔金额，最坏打算只好放弃移民回老家了。每日除了向上天祷告外，别无他法。  某日由邻居传来一则好消息，有一间咖啡快餐店，业主已拿到身份准备转让。营业时间上午7时至下午3时，服务对象均为附近工厂的员工。我从未有餐饮方面的经验，偶尔在家下厨，也被家人封为厨房杀手。在当时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只好硬着头皮将该小咖啡店顶了下来。一到中午时分，对面纺织厂员工有位叫John的老外，会代表同事前来下单买午餐，算是我们的大客户。我常常以一碗热汤作为回报，如此宾主尽欢。但是我记得他曾经拒绝过一次喝热汤。那天，我请他喝葱花豆腐汤，当他看到漂在热汤上白白软软的东西，他瞪大了眼睛不敢喝，一直问我: What’s that?  What’s that? 到现在只要一想到John看到豆腐漂在汤里受惊的样子，我就想笑。如此每日认真工作，还算得心应手。下工后就准备次日的菜单，周末到大卖场补足货源。返家照顾小孩功课，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平实的日子过得也乐融融。 营业期间，当地的卫生机构每月都会派卫生官员前来检查本小店的卫生是否合格，否则就开罚单，听说更严重者会遭停止营业。可见加拿大政府对食品卫生安全之认真，确实让我们新移民留下深刻的印象。庆幸的是，经过两年披星戴月的日子，顺利拿到了移民身分，全家就迁移到加国的第一大城市多伦多。 移民生活的第二阶段：安居。在亲朋好友的协助下，到多伦多之后买了一间在士嘉堡的房子。当时的房价虽然便宜，但银行每月贷款利息却高达 12%，家有三个小孩嗷嗷待哺，每天一张眼，就为金钱而烦恼。刚好此时加国兴起了学习中文的热潮，太太及时取得了教师资格，进入了高中教中文，展开了海外培育英才，宣扬中华文化的生涯。本为教职的她教中文可谓驾轻就熟、得心应手。而我也只好放下前主管的身段，投入餐饮业当洗碗兼煮饭的临时工。埋头苦干一个月后，竟有坏心员工向老板抱怨说我动作太慢，赶不上用餐时段热饭的供应。次日老板分工资（因杂工无薪水靠小费分帐）时说: “你一个月来工作努力，唯动作不够熟练，且不懂广东话，故小费每小时扣一元（当时最低工资每小时五元） 。” 我初次打工，不熟加拿大劳工法，虽觉不满和委屈，拿了当月240元工资后，就含泪退出了餐厅辛苦的临时工。 抱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心态，通过本地中文传媒找到加油站的工作。该站老板移民前曾是小学校长，跟我十分投缘。每当我们谈到某些话题时，因观念相同，想法一致，往往谈到兴奋之时，竟忘了给客人加油。有一次有位老外卡车司机，我先问他是否须要加满（full） ? 他点头微笑，于是我将加油枪按到full，然后去忙其它琐事。当我看到加油枪停止动作，向其收钱时，他竟然甩下5元加币，嘻皮笑脸，伸出四根手指意味着four dollars，然后扬长而去。 唉 ! 当日8小时的工算是白打了。一种米养百种人，狡猾的人到处都有。 第三阶段：回流。此地打工不成，试着暑假返回原居地找工作。经友人介绍进入某大学学院任职，美其名：生活辅道老师。面试后，校长接见、一再提醒我今日为少子化时代，每家孩子都是宝，你也是有孩子在国外念书的人，请你把住校同学视为自己的小孩看待，我当时点头称“是，我做得到。” 虽然需24小时与同学们相处，但是想到有寒暑假二个多月可返回加拿大与家人团聚，更何况每月还有不错的薪水可领，不亦乐乎! 但好景不长，学校为了培养足球队，将宿舍配给队员使用。宿舍规定每晚10时关灯就寝，但是球员有时练球较晚，还要外出宵夜，常常无法按时回宿舍。有时竟爬窗进入宿舍，非常危险。于是我向足球教练报告此规定，请他约束他的球员。不料，该教练竟向校方投诉说我不管学生，任由学生爬墙爬窗自由出入。次日，学务长找我谈话，我未等他开口，就递上了辞呈调头而去，请他们另请高明。如此不分是非黑白的教育机构我也无法再待下去了啊。 经历了截然不同的三个阶段， 饱尝了酸甜苦辣的生活滋味以后，我又重回了加拿大。此时我已有资格申请老人生活辅助金，不需再向人低头哈腰，从此过着自由无束、快乐悠闲的好日子。每日呼吸着加国新鲜的空气，饮着安大略湖的甜水呀!  O’Canada! 伟大的加拿大让我在此世外桃源安居，欢度我的余年，夫复何求! 夫复何求! 

上世纪70年代多伦多公共交通 撰文 张殷睿 当TTC要求McGuinness酿酒公司支付额外一万元用于车上安保时，McGuinness表示拒绝，理由是他们只管支付乘客乘车费用，支付警察加班费并不在他们职责范围之内。从而也掀起了一场到底谁应该维护公共交通系统治安的争论。 多伦多 McGuinness Distillers酿酒有限公司在1972年12月向市民发布了一则公益广告。这个广告既为广大市民提供了一份特别的新年礼物，又为乘坐公共交通市民免去了新年庆祝之后因为饮酒驾车带来的不必要的危险，三则也为酿酒厂本身做了极好的宣传。   Rosedale-Bloor Yonge两站之间 1970年代 这则广告内容是：“新年前夜开车路况是最糟糕的。因此，请不要开车。请乘坐免费的TTC公共交通吧。”（New Year’s Eve is the worst night of the year to drive. So don’t. Travel free on the TTC instead.） 当多伦多McGuinness...

作者：Da Wing Liang 不知不觉移民加国已经10多个年头了。回首往事，可谓感触良多。适逢星岛《加拿大都市报》开展创刊10周年的移民征文活动，我想这是一个畅言移民感受难得的好平台。作为一个年轻移民的父辈，值得通过自己10余年来的经历感受与移民加国的同辈朋友们一起畅言共勉。 回想刚刚抵达加国的安顿日子，我也与不少来自中国的新移民一样，除了感受加拿大那蓝天白云、好山好水好环境和没有多少城乡差别之分，以及随处迎面看见充满友善和彬彬有礼的多族裔面孔外，首先感觉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语言的差异而成了一个像他人常说的“聋哑人”。这其中的故事或笑话实在不少。诸如单独一人而没有懂英语的亲朋陪同时，不敢贸然乘车去某个地方办事；到银行办业务无法与不懂中文的职员沟通；约看专科医生听不懂非华裔前台人员的appointment安排；就连到商铺买杯饮品，买个汉堡包套餐什么的也是呆头呆脑地不明就里闹笑话……但令我甚感欣慰的是，这里的人们大都非常友善且乐于助人，使我马上没有了紧张感。然而我想，长久这样总不是办法，与妻子一起计划和再三商量后，我觉得要尽快融入加国生活。除了分别寻找一份起码能够糊口的工作外，作为新移民来说，其中最必须去掌握的生活技能就是要尽快去考取驾照和努力学习英语。 提起考驾照，我倒是真落下不少心思。当我考过了交通规则笔试、及公证了原在国内考取的驾照后，我被告知可以直接考取安省的G牌驾照，但只有一次路考机会。考官都是以英语操作。诸如什么平衡泊车、三点掉头、倒入泊车、靠路边停车等等，均必须听懂考官的指挥。于是，我努力地请教儿子这一大堆路考操作词语的英语读法，日记夜背不停熟悉，果真在路考时全部派上了用场。当我听到Pass的通知时，我兴奋得叫了起来。不是吗？我这个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齐的、来自中国的老三届知青一族，竟能靠自己那份坚持再坚持的努力而一次考过了。同样，经过我不断的鼓励，我那从未抓过方向盘和一点不讲英语的老婆大人，虽然从G2到G牌一路考了5次，期间也几乎失去信心，但最后都坚持到Pass了。这给我在后来的英语学习中奠下了信心的基础。 随后，经英语水平测试后，我开始了LINC英文学校从零级班起步的学习生涯。我的英语启蒙老师是一位叫Barbara的中年白人。她那和蔼可亲的样貌，认真敬业，循循善诱的工作精神和教学方法，使我一下子驱散了那种无形的压力感和畏难情绪，更激发了我极大的学习热情。（要知道正是因为这种学习上的畏难情绪，在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华人同学当中，很多都在后来的英语二级、一级，甚至零级班的学习中打退堂鼓，没有坚持下来。至于三级以上能继续坚持的，则更是凤毛麟角了。） 那时候我每天都尽力抽空去自习功课，饭后散步时也抓紧点滴时间背诵英文单词。我还搜集那些蔬果食品冰箱门磁贴帮助学习认知，更在逛超市时去作实物背读，这样，我只花了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就升上了LEVEL 1的班级，我的学习热情和信心也因此更高了。更在后来的工作和生活实践中尝到了学习英语的甜头。 记得我在LEVEL 2班级学习期间，一次到一间家俱公司见工。老板要求除了能掌握木器维修、油漆等专业技能外，还必须具备会开手动挡客货车送货，以及能运用简单基础英语与客户接洽，例如验货签收、核收货款支票、客户意见反馈等附带技能。在多个见工者中，我一下子就被录用了。一段时间过后，我也曾去见习一份时薪颇高的木材开料操作技工，但由于英文水平偏低，难以弄懂图纸上的说明文字而落聘，但这更促使我在往后的学习上的坚持。 在这几年来的英语学习中，由于上了年纪，记忆力较差。经常上周学过的东西，这周就又忘记了。就好像粤语小调《分飞燕》所唱的“难、难、难”那样，总感到力不从心。更曾有过中途放弃的念头，但最终都坚持了下来。我坚持放车载CD的常用生活英语对话，锻炼听力。更抓住每一个学习口语的机会，在商场、银行、政府办事机构、生活社区里，在地铁公车上用英语与人沟通、学习。我还在课余练习并抄录了《英语8000句》中的4000多句和从书报上收集了2000多句idiom（成语、惯用语）。 随着英语级数的提高，我还成了英文校刊出版组的一名成员呢。记得我在LEVEL5/6班级时作的一篇题为《Multicultural entertainment in Canada》（多元文化之娱乐在加拿大）的presentation（介绍）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关注和好平，真感到我的坚持和努力没有白费。的确，这几年外出办事未让儿子请过一次假去为我作翻译。为此，家人都为我感到自豪，当然这离不开妻子这么多年那艰辛的付出。 抵加之初，妻子她干过多份labor工。诸如洗碗、帮厨杂工、酒楼打杂兼收银等，都因故未能长久。后来她觉得应该掌握一门能够维持生计的手艺，于是她选择了制衣这一行。对此一窍不通以自费学艺到日薪20多元，一直坚持到如今成为受公司器重和不可或缺的骨干员工，其中的辛酸苦楚那是可想而知了。 我想，生活中的困难，是每个移民都必须面对的。而“坚持”就是一把融入加国圣湖的金钥匙。

在信息越来越碎片化的时代, 我们的阅读生活正在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纸质书时代的书香墨韵精神，会不会越来越像一种文物，在现代生活中与匆忙前行的人们渐行渐远，遥远难追? 纸质书会渐行渐远吗? 文：尚虹 前几天在某微信群里和朋友们讨论到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近期一个有关中国上古文物的特展时，有人谈起了《艺术的故事》（The Story of Art, by E.H.Gombrich）这部书。群里马上有人响应，此书可在网上收听，中英文版本都有，又方便又可利用碎片时间，比如开车，做家务，健身都可以。也有人说，他N年前就买了此书的中译本，不便宜，他也下过几次决心，却没能读完哪怕最初的几章。 群里共鸣的声音是：现在越来越难静下心用一整块的时间去好好读一本书了，即使读，也是在电子设备上，或者kindle，或者Ipad，最方便的是用手机。热论之中，最初提起话头的朋友说了一句：这本书最好读纸质本，因为有太多插图，都是名画名雕塑，如果只读（只听）文字，这本书的价值会折损一半。 嗯，看起来纸质书至少在这个回合体现了存在的价值。然而，仍有不服气的朋友继续辩驳：如今高清图片数字化，所有古今中外的画作，各类艺术形式，都已陆续复制并电子存盘，小小一片存贮卡就可容下相当多的画片，不必再印制出版，既便携又环保。 是的，技术手段的不断创新，确实令阅读更为友好，更方便好用。然而，能够方便快捷地接入所需要的知识和信息，并不必然意味着人们仍能保有良好的阅读爱好或习惯。现实的苦恼不是信息不够多，而是时间不够用。尤其是逐年更新换代的智能手机，更是差不多主宰了人们醒着的每一时刻：新闻浏览，各类检索，小说电影，娱乐游戏……无所不包，无所不在。获取知识与交流观点，更多是呈碎片化的方式大量存在。与其说纸质书在衰落，不如说，是纸质书时代的书香墨韵精神越来越像一种文物，在现代生活中与匆忙前行的人们渐行渐远，遥远难追。 去年秋天回京整理家累，秉持“断舍离”的精神，清除了不少用不着的衣物杂项。 然而，轮到整理书房时，望着四壁书柜里多年积攒的数千藏书，却每本都难以割舍：一类是师友所赠，自当珍惜；一类是学生时代求知若渴，用节省下来的生活费一本本买齐成套的专业用书；一类是工作后有所选择，或出于研究所需，或出于对作者的尊崇与喜好，陆续买的各种颇具学术价值的书刊；还有一类是各色各样的工具书，字典辞典，百科年鉴，中文洋文，不一而足。筛来选去，最后能狠下心来淘汰的书不足一成，书房大体保持原样。有朋友问：既然很多书注定不会再读再用，为什么不能像旧衣物一样或卖或捐？ 这问题其实我也一遍遍问过自己，舍不下的不是书本身的价值，更多应该是精神上的不舍：从读书到研究，从家庭到社会，这些书是塑我成型的原材料，是我精神血肉的一部份，没有它们，不会有我今天的面貌。记得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后期，琉璃厂的中国书店清理库房，倒出一批散乱破旧的线装书，在院子里堆成一个小山，灰尘大得呛人鼻息，要从中找齐完整一套，殊不容易。我爬进灰土书山，几个小时，找齐了三部清末石印的史书，从脸到手，有如挖煤归来。一册一元人民币，一共花了不到一百元。简单洗了脸和手，付清账单，捧着纸箱一路返校，那种捡到宝贝的兴奋和欢喜至今难忘。人生能有多少次这样的快乐呢？ 记得工作后的一项福利是每年都有一笔工资外的购书津贴，每次到书店选了一大堆书，付账时的豪气，每每使我在清贫的研究生涯中产生一种大富翁的幻觉！那时买了不少大部头成套的专业用书和工具书，诸如《十三经注疏》，《诸子集成》，《中国历史地理图册》等等。每次搬家，工人们都会抱怨书箱太多太沉，选书柜时，最看重的不是花样款式，而是隔板是否结实，空间是否够用。每天忙完白天的工作，处理完家务和照料孩子睡下，我会轻舒一口气，到书房拧亮台灯，巡视着一排排的书籍，犹如点兵的大将，又像翻牌的皇帝，找出心仪的一本书，在灯下读上一两个小时。回想起来，那真是人生难得的一种幸福，非常纯粹，又无上满足。 本世纪初的第一年，我随家人一起移民到了加拿大。 直到今天，长辈和师友们仍在惋惜我的专业学而不能致用，我的内心也一直有所不甘。好在移民后还在从事中文的编辑与写作，学史的背景其实颇有助于对今天新闻的解析。巧合的是，这十几年也差不多是因特网与智能手机迅猛发展的时代。在地球越来越像一个共同小区的今天，网络的快速传播使实际居住的地域空间越来越不具有关键意义，重要的却是读书人的初心是否会因流转的岁月而褪色？我的藏书远在北京家中，能带来的只有少数部分。然而，在多次借阅列治文图书馆中文图书，特别是对李国柱博士捐赠图书的采访报道后，我欣喜地发现了若干与我兴趣相合的中国文史书画方面的图书。而且，很多馆中的中文书正在陆续录成电子版本，供人们坐在家中就可借阅通读。不独小区图书馆，世界各大图书馆，博物馆也都走向电子化与公众化，让世界各地求知的人们，可以无偿地使用其丰富的各类资源。 任何人只要想静心读书，如今的阅读条件只会比过去好，而不会更差。纵使碎片化一地的信息时代，阅读的初心也不应为之闭塞。爱书者恒爱书，不管是电子书，还是纸质书。   从纸上到网上，与时俱进的读书生涯 图文：李春燕 古人云：“书海无涯苦作舟”。我则以为书海泛舟，其乐无穷。回想起来，我爱好读书是受了姐姐的影响。她从小爱集小人书，每期必买，后来又集样板戏图册和小说。反正她买什么，我就跟着看什么，一来二去，也就迷上了书籍。 四人帮倒台后，我和姐姐如文学青年一般沉浸于文革时被打成“大毒草”的名著之中，家里更是订阅了《人民文学》和《小说月报》。 到了大学，阅读世界名著便顺理成章地成为我攻读物理学之余的调味剂，否则不知日子该有多么单调和乏味！ 移居温哥华后，惊诧于当地图书馆的华文藏书量和禁书之多，于是如鱼得水般地频繁出入于图书馆。女儿上中学后，开始向我推荐英文小说。后来我又加入她所在高中的家长读书会，与老师和众家长们共品畅销书，交流心得，令视野洞开。 至今，在我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些国际化的英文小说，比如Khaled Hossini的《The Kite Runner》和Abraham Verghese的《Cutting for Stone》。两位早年移民美国的医生作者都把他们小说的背景铺设在祖籍国，为读者展现了一副未知而神秘的异国风情。Hossini在小说《The Kite Runner》中描写了两个阿富汗男孩之间的友情、孽债、追悔和救赎的故事，同时交织着父与子之间因各自的秘密而生成的解不开的误会和隔阂。2003年，小说一经问世，便雄霸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长达两年之久。四年后，Hossini第二部小说《A Thousand Splendid Suns》得到的赞誉声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无独有偶，Verghese在小说《Cutting for Stone》中讲述了一对本不该出生的孪生兄弟，其印度修女母亲因难产致死，其英国外科医生父亲见状不辞而别，一来到世上便被收养的故事。父亲的抛弃和兄弟的背叛成为了主人公成长过程中背负的的沉重包袱。Verghese利用自身的职业优势，在书中引入希泊莱特誓言和大量的医学术语。难产那一段的描写非常细致入微，读者仿佛能穿透纸背，看到手术台上鲜血淋淋。小说中的故事主要发生在衣索比亚政权动荡时期，人物跨越非洲、亚洲和美洲，历经数十载，因此小说跌宕起伏，惊世骇俗，是一部难得的史诗性佳作。此外，德国作家Jan-Philipp Sendker的小说《The Art of...

作者：凯风 作为都市报的老读者和A1的老听众，都市报的征文活动把我带回了久远的回忆。 从国企进入外企再到走出国门，在冲动与企盼，以及尝试不同生活兼有的心情下踏上了加拿大这片冰雪与火热阳光均能体验的国度。 说心里话，回想起踏入这片土地的片刻，还真是感触颇深的。虽然没有《北京人在纽约 》那麽大的落差，但在寒冬的一月落地多伦多， 就已感到冷得刺骨的空气和说不出的凄凉与距离感。 刚来到多伦多时，虽然我的移民生活不像有些朋友般辗转迁移不同省份，我一来就扎根儿了多伦多，当然，我也曾拖着箱子一年搬过几次家，住过分租公寓，也住过多处地下室。曾经住过一段唐人街附近的地下室，可怕的老鼠半夜四处乱窜，不光整夜声响搅得我夜夜难眠，更有两次半夜起来到厨房打那毛茸茸的灰老鼠。 朋友的家是在华人比较多的地区，当时不比现在，大多能提供华人服务的机构也只讲广东话，报纸也是繁体字。说句玩笑话，有时都使我产生是否我移民到了广州或香港的错觉。 最初的一年多时间，找工作很不顺利，不是因为背景不对口，就是因为没有加拿大经验。有的公司看到我是华人，就直接问我是否会讲广东话，我真的很郁闷！想到移民前国内外企的工作正如日中天，处处受到老板赏识，还有升迁机会，我为什么来到这倒霉的地方？到处碰壁，天天花着自己的积蓄，买东西习惯性的要换算加币和人民币的比价，活得真的很累！我一边找工作，一边也在犹豫是不是我该打道回府了。在当时那种境况下，怎么想回国都比呆在加拿大干耗我的积蓄强。即便打个小工，也不知猴年马月能混出个头儿，我越想越不是滋味，眼泪也时常伴随着我......。 看来命运不是总在捉弄我，正当我纠结走还是留的当口，圣诞节前的一个工作面试改变了我的加拿大命运，我被一家小型出版公司聘用了。工资虽然不高，但老板对我的工作态度、工作成绩很认可，不仅给了我宽松的工作时间，也提供了我许多学习的机会，我开始感觉生活有了盼头儿。 8个月后，中介向我推荐了一家大型连锁公司的职位，我很幸运，经过努力通过了两轮面试，但最后一步，也是在加拿大极重要的一步，就是要提供前雇主的推荐信。我在加拿大人生地不熟，只有Greg一个现任雇主，我经过反复斟酌，终于壮着胆儿 跟Greg提出了推荐信一事，开始他有些吃惊，好像也有些失望，但随后他就表示能理解，还说如果我能有到大公司工作的机会也为我高兴。 我当时想不管推荐信怎样，总比没有强。令我意外的是Greg为我写了一份至今我都认为是所有老板里最好的工作推荐信。在我就职那家大公司后才得知Greg的推荐信对我得到这份工作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虽然我为Greg工作时间并不长，可他却成为我来多伦多后最让我感激又难忘的加拿大人！  到了大公司工作后，我格外珍惜，格外努力，终于在稳定的工作中不断得到提升和嘉奖。工作顺利了，生活也提高了。我在后来的岁月里也时常鼓励新移民来的朋友不要放弃，机会要永不放弃地争取。并且在与新移民朋友的聚会中也尽可能地给他们提供一些我所知的生活便利信息，不仅交了更多的朋友，也传达了我是怎样从一个消极被动的移民甚至想退出这片国度，到如何以快乐平和的心态面对着我的每一天。 现在我的生活是多彩快乐而充实的，但最初来多伦多的几年艰苦岁月还是会时常在脑海中闪现。再回首，我没有后悔，我从曾经的消极被动中走了出来。现在，我感恩移民加拿大所带给我的一切，我热爱这片土地，也享受现在拥有的生活。

莲达（左）经常应邀讲述病患经历。图为她与（右起）西乃山医疗基金会发展主任朱健敏和传讯部Janessa Bishopnh。本报记者摄 莲达斗志旺盛，未因疾病而气馁。本报记者摄 西乃山医院 本报记者报道 芳华正茂的莲达（Jennifer Landa）4年前确诊患癌，医生当时估计只有数月寿命。为了善用馀下日子，她保持积极乐观，更主动为西乃山医院筹款，以感谢医护人员的照料，并帮助其他病人。今年7月庆祝30岁生日的她，仍然奇迹地活着。她的经历可给病者提供鼓励作用。 莲达表示，26岁那年，她看来非常健康，既长期做运动又保持活跃生活，体能极佳。但在一次自我检查乳房时发现硬块。由于有家族成员患癌史，她母亲已在西乃山医院乳癌治疗中心（Marvelle Koffler Breast Centre）接受监察，所以她也前往该中心做诊断。 经检查，莲达确诊患上第三期乳癌，报告也发现，由于遗传基因突变，她属较易患上乳癌和卵巢癌的一群。主诊医生格尔云（Pamela Goodwin）迅速安排治疗方案，在一年半时间内进行手术、化疗及电疗。 2015年初，医生宣告完全清除癌细胞，莲达再次投入生活。然而，一年过后接受CT扫描检测时，医生竟发现癌细胞扩散入骨，估计她或不能存活多于5年。 斗志反更旺盛 积极完成心愿 第二次确诊出现癌症，对莲达仿佛晴天霹雳。可她下决心要保持乐观，继续每天的生活，甚至列出多个能够早日达成的目标。惟积极态度未能为她带来好消息，随后的检查显示癌细胞扩散至脑部，原初估计有5年存活期，骤缩减至只有数月。 接二连三的打击未有挫败莲达，斗志反更旺盛。她表示，深深感受到医护人员陪伴走过治癌过程的重要，她其中一大目标就是借着讲述经历协助医院筹款，作为治疗及研究乳癌经费，「虽然我处于最坏的情况，但病中经历本身就是最好的见证」。 莲达指出，医护人员既专业又充满爱心。更令她惊讶的是，当她进入治疗中心，每个医护人员都知道她的名字，甚至连经常陪她覆诊的弟弟，医护人员也可以说出他名字。 加国首间一站式乳癌治疗中心 格尔云医生说，莲达和蔼可亲又富幽默感，深受爱戴，且激发其他病人坚强面对疾病。 莲达今年9月，在怡陶碧谷伊士灵顿高球场举行筹款活动，原定目标是150,000元，最终筹得超过170,000元。该笔款项将用于研究Jennifer Landa Breast Cancer Visiting Lectureship计划，让国际乳癌治疗专家来到治疗中心，推动病症的治疗及研究。 乳癌是加国妇女常见癌症之一，每年西乃山医院乳癌治疗中心服务逾3.4万名病人，也是加国首间提供诊断、辅道和治疗一站式服务的乳癌治疗中心。 西乃山医院还举办社区活动，例如多年前在士嘉堡设立恒康中心，推广精神健康，协助华裔长者处理压力及焦虑等问题。    

中信中心为有需要长者提供翻译及接送服务。左起为石凤华、缪以贤、李润生及赵雪琴。本报记者摄 中信中心为长者开办电脑班，教授新科技，让耆老可与时并进。中信提供 中信 本报记者报道 独居华裔老长者在生活上，往往因体弱和英语不灵光而面对重重困难，这正是在士嘉堡谭雅珊长者大厦居住一群移民华裔长者写照，可幸的是，他们遇上了一群可信赖的「真心英雄」──多伦多中信中心的职员和义工。 该长者大厦住客赵雪琴，人称赵大姐，更是这群来自中国大陆移民长者的「领袖」。每当有住客遇到生活困难她都拔刀相助；自己解决不了的，她就向中信求助。 赵雪琴表示，中信原址在大厦对面的购物商场，她有次在邻近超市看到中信单张，开始与一些住客参加中心活动，其后经常得到职员及义工的协助，包括填表格、翻译、接送及陪伴看医生等，深深感受他们对长者无私的关爱。 不「按本子办事」 竭力做更好 赵雪琴举例说，患有心脏病的81岁长者王长云，因不适前往诊所，医生诊断后认为情况紧急，建议他立即到医院治疗。王长云慌忙间找中信协助，怎料才步出诊所，义工已在门口等候。 另外，年届90岁的徐锦灿患有11种疾病，因下肢血管病变须按时清洗伤口，不然恐要截肢。既不良于行，病情又不断恶化，他的家人不知如何是好。中信得悉就主动联系社区护理服务中心，派护士上门为他清洗及包扎伤口，经过四个多月治疗情况好转，避过截肢之痛。 赵雪琴表示，中信义工并不是只「按本子办事」，更尽力做到最好。她举例说，81岁的石凤华有次独自前往医院，因不谙英语下错车站，中信义工在医院见她迟迟未出现，以手机联系，请石凤华留在原地，终把她寻回。经过这次经历，石大姐体会住客所言非虚，中信义工有时比子女还要热心及尽力。 长者受感动 主动互助 赵雪琴又表示，这许多的事例也感染长者学习以诚待人，把爱心传递开去。赵雪琴本是「电脑盲」，决心学习电脑后，已能上网搜寻、用电邮通讯，把长者资料传给中信职员，令填写表格更有效率。 多伦多中信中心行政秘书缪以贤表示，中信是国际机构，在加国其他省份也设有服务中心。中心服务范围接近华谘处，只是没得到政府资助，营运经费来自捐献。由于资源所限，中心只有3名全职及3名兼职员工，其馀靠义工协助。 缪以贤感谢义工的参与，帮忙照顾长者大厦部分住客。她特别赞扬义工黄朱丽嫦和麦美宝，当长者有紧急求助，她们都伸出援手。 中心数月前迁入新址，虽然距离长者大厦不远，也安排义工接送住客参加活动。在12月更在该大厦设服务站，当值义工把长者的需要向中心反映，让中心职员及时回应。        

在金章颁奖礼上，Chris与哈利王子握手。受访者提供 Chris(中)完成爱丁堡计划后更有自信，朱洁英（左）及杨燕琼为他的成就感到欣慰。 本报记者 协智会 患有唐氏综合症的黎赓新（Chris），自小体弱，智力迟缓，因著参加协智会专为智障人士举办的爱丁堡奖励计划，并在义工支持下完成了金章课程，Chris现在不单有自信，更有一颗积极服务社区的心。 Chris的妈妈朱洁英表示，有唐氏综合症的儿子自小抗病力差，加上智力发展迟缓，学习能力也低，「在他入读普通小学时，我不求他成绩好，只盼可培养社交能力，但因语言发展障碍，不懂表达自己，有时会与同学吵架」。Chris到中学阶段，才进入特殊班。 7年前，朱洁英从报章上看到自己曾服务过的协智会（Spirit of Life），刊登爱丁堡奖励计划，招收铜章学员，决定带儿子参加说明会。 朱洁英表示，起初并不打算参加，因没有信心Chris有能力完成；但该会代表向她指出，举办计划的目的，是要为有特殊需要的青少年和智障者家庭带来希望，朱洁英才改变主意，决定让儿子试一试。 为长者演奏 自信满满 参加计划后，Chris在体能、技能，以及服务社区等多方面都有明显改进。例如在体能方面，Chris参与了羽毛球、游泳和龙舟等训练，即使仍未能成功学会游泳，却已克服对水的恐惧，而且还每年参加协智会的龙舟队，在多伦多国际龙舟节竞赛。这些锻练，使Chris逐渐强壮起来，肢体更灵活。 Chris又有机会学习音乐、绘画、绳结、烹调和理财等项目。Chris特别喜爱弹钢琴，弹奏时更表现得自信满满的，他更借此服务社群，在孟尝长期护理中心做义工时，会向院友演奏乐曲。 另外，协智提供多方面的社区服务机会，Chris曾参与植树，洗车等义工服务。朱洁英说，今年协智会举办家庭露营，儿子在厨房预备80人份量的蔬菜，在用餐期间弹奏音乐助兴，让参加者享受欢乐的时光。 获哈利王子亲颁奖章 回想Chris由参与铜章课程，继而银章，直至成功考取金章，今年9月得到英国哈利王子亲自颁发奖章及证书，朱洁英满怀感恩和安慰，指协智的帮助功不可抹。 协智会共同会长杨燕琼表示，起初与爱丁堡计划负责人商讨为智障人士办这个项目时困难重重，特别是寻找义工，因此不少学员家长都参与其中，她感谢义工热心投入，能助智障人士发挥所长，也是回报。她又指出，虽然智障学员的体能及学习能力逊于一般人，但他们仍是按此计划的规定达标，才得到奖章，足见考得奖章学员毅力可嘉。 协智会是注册慈善团体，专为有智障人士提供服务，早年曾经申请延龄草基金拨款，现时营运经费主要来自善长捐款及筹款活动。学员需在14至25岁之间考取爱丁堡计划，该会按资源及需要，开办过三次铜章课程，共有26人参加；一次银章，有11名学员，至今有5名学员完成金章。      

梁洁仪(右)跟进Carmen的训练情况，对这位学员的进步感到欣慰。本报记者摄 在老师耐心的引道下，Carmen(左)做卷纸的手工画。本报记者摄 智爱 先天智障的Carmen，到15岁才会辨认自己的名字，从申请移民到加拿大开始即遇上不少困难，直至遇上她的真心「英心英雄」智爱中心，接受结构式教学方法，得到老师耐心引道，她在生活各方面都进步明显，成为有信心和责任感的人。 由于患有智障，Carmen早年申请移民时，家人须花更多时间才完成申办手续；抵步时又因未能即时取得永久居民身分，要等数年才合资格入读公校。等候期间Carmen到一间服务中心上学，由资深社工梁洁仪跟进她的日间训练课程及周末兴趣活动。 Carmen忆述，自己当时连姓名都不能辨认，反应迟缓，根本不明老师指示，「一直到了十四五岁，才开始懂得数1至5，也可以辨认自己的姓名」。 及至Carmen满21岁，前往梁洁仪于2010年创办的智爱中心参加成人课程，接受结构式教学方法，学习情况遂显著改善。 从前无力执笔 现参与跳舞演出 梁洁仪表示，这是一种有规律有步骤的教学模式，通过互动综合视听教材，增强学员专注力，有效达到学习目标。老师也按个别情况把步骤细分，通过重复训练以掌握技巧。 梁洁仪忆述：「在课程初期，Carmen对教材没甚么反应，手部软弱，写字画画出界线；但她胜在乖巧，情绪稳定，老师耐心引道，再加上同学友善互助，进步很快。」 在智爱协助下，Carmen增加对外接触机会，多与人相处有助建立自信，变得积极主动。最令家人意外的是，在12岁前还不懂说话的Carmen，现在说个不停。她母亲说笑道，Carmen有时候说话也真太多了！ 此外，Carmen在身体肌肉的发展也见改善。去年开始参与跳舞环节，初时只是胡乱舞动肢体，经道师训练后能够有规律地跳舞，曾参与《高山青》及《梁祝化蝶》等演出。 今年获万锦市府颁模范生奖牌 Carmen今年满30岁，如果没接受训练，恐只停留在12岁程度，整天在家呆坐；在智爱中心，她学会有规律地生活，能自行应付日常生活一些简单事情，例如倒垃圾和折衣服等。从前需要家人寸步不离照顾，现已有一定的自理能力，活得开心。看着Carmen成长，父母满怀安慰。 Carmen今年更成为该中心模范学生，万锦市政府还特别发予奖牌，于8月31日由副市长许伟杰颁发，这奖牌既是Carmen的莫大鼓励，也是对智爱一众道师的肯定。 由于智障人士不易获得公司聘用，中心道师不断创造些手工制品，以训练学员谋生技能。智爱中心的营运经费部分来学员申请政府津贴，其馀倚靠筹款活动和善长捐献，努力维持收支平衡。                  

康福广东话家属互助小组帮助不少家属学习身心保健之道，左起为叶志伟、张伟国、康福健康推广经理王晴及陈秀云。本报记者摄 叶志伟(左)分享自己的经历，也希望在小组中与其他家属同行。本报记者摄 本报记者报道 康福心理健康协会 健康出问题，足以把心灵也拖垮！本身是社工的叶志伟帮过不少人，对精神健康也有所认识，却因接受心脏搭桥手术后康复过程缓慢，患上抑郁症，甚至因有轻生念头而要进入医院治疗。直至参加康福心理健康协会广东话家属互助小组，在组员关心和支持下终于康复，进而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 曾当社工的叶志伟，3年前因健康问题提早退休。2016年7月在新宁医院做了心脏搭桥手术，胸膛开了7个伤口，又在手脚取血管。手术后身体虚弱，每天服食10多种药，体重由原来150磅跌至120磅，又几乎晚晚失眠，后更出现便秘和小便失禁。连串健康困扰，令他的心情坏透了，常感到绝望。最后连心理健康也拖垮：患上抑郁症，病情加剧至恐慌症（panic disorder），曾有轻生念头，被送进北约克全科医院精神科病房，留医三星期。 小组支援 病情转好 由于觉得自己大限将至，叶志伟开始安排身后事。去年11月，叶志伟与妻子一道参加康福心理健康协会的家属互助小组聚会，认识了该会筹委会主席张伟国和他的妻子陈秀云。叶向陈秀云表示，感到身体日渐衰败，恐随时离世，希望小组成员帮助他的妻子度过难关。 陈秀云听后，即找康福社工马姑娘跟进，又鼓励叶与妻子继续参与互助小组，在小组成员支持下，叶的病情渐见好转。 今天2月，叶志伟完成在多伦多康复中心为期半年的康复疗程，机能逐渐复元。随后妻子安排与他前往中港台及日本旅游超过一个半月。返加后，叶更积极参加康福的心理讲座和活动，使他身心灵健康得以全面康复。 叶志伟表示，过去一年，见证不少前来互助小组的家属，起初与他一样感到焦虑彷徨，但在张伟国及一众委员勉励下重燃希望，学会照顾个人的身心健康，并提升对压力危机的认知及预防。他说，感谢张伟国在家属互助小组中无私奉献13年，认为张及组员是「真心英雄」。 从好奇开始 转眼13年 张伟国表示，2004年经朋友介绍参加康福举办的心理健康讲座，原只抱着好奇心，希望多认识心理健康知识，后来加入该会广东话家 属互助小组，聆听组员的心路历程，心有所感，遂参加康福义工培训班，投入义工行列，转眼已服侍了13个年头。2007年，张伟国更与当时专责的社工组成家属筹备委员会，商讨每月主题及各项活动，务求让患者家属可放下重担，保持身心健康。 至2014年，康福容许小组在没有职员参与下，每月第一个周二晚上自行安排聚会，两年前则开始康复身心行动计划课程，帮助更多家属学习身心保健之道，加强对身心危机的认知和预防。    

生命斗士文景超（中）表示享受颐康的生活，图为他与中心职员合照。本报记者摄 多才多艺的文景超，展示他当年参加香港业馀歌唱比赛的报道。本报记者摄 颐康中心 年轻时文武双全的文景超，因病菌感染道致双脚肌肉退化，须靠轮椅代步，但疾病的煎熬未有磨灭生存意志，3年前入住密西沙加颐康中心，得到护理人员悉心照料，健康逐渐改善，更令他心存感恩，积极面对每一天。 现年68岁的文景超精通中国文学，在密市的颐康中心获尊称「文sir」，这项尊称不仅推崇他的才艺，也欣赏勇对顽疾的精神。 文景超成长于香港，中学毕业后赴加拿大升学。在亲戚资助下，顺利在满地可取得工程系学位。由于成绩出众，文景超毕业前已获一间知名的加美飞机引擎公司取录，出任飞机工程师，一做就40年。 表面上看，文景超一生平顺，背后却是一个长年与恶疾搏斗的感人故事。 换肾盼新生 不料沦噩梦 文景超透露，30岁那年受病菌感染，免疫系统攻击体内正常细胞，肾脏出现问题，先后接受过近20次手术。后来有机会换肾。原本带着手术后毋须再经常到医院洗肾的期望，岂料主诊医生未有验出所移殖肾脏原来内存巨大肾石，植入后反令文景超身体更虚弱。问题发现后，医生竟拒绝即时把肾脏取出，拖延6个月，文景超几乎因此丧命。即使后来做手术取走已腐烂的肾，却影响体内其他器官，体重由170磅锐降至110磅兼出现并发症。医生当时对他病情不乐观，指他只能多活两个月。 「但我就是不甘心就此辞世啊！」在生死边缘徘徊，文景超表示，他当时就坚持活下去。 为了能更好作术后调适，文景超由医院转为入住颐康中心。奇妙的是，获中心护理人员细心照料下，身体状况短短数月内明显改善。 文景超表示，身体最虚弱时一度须卧床近半年，道致双脚肌肉退化；如今以轮椅代步，回忆年轻时自己是足球健将，既爱好水上运动又是柔道黑带，难免唏嘘。想到护理人员即使忙碌仍对他无微不至，用爱心服务院友，且体贴不同文化背景病人需要，令文景超得到鼓励活下去。 示范中英书法秘技筹款 早前有政府代表到访颐康中心，文景超以院友协会主席身分反映意见，促请当局增加拨款，让护理院增聘人手，以减低人员工作压力，又建议政府资助更多长期护理院床位。 文景超现在享受在颐康的生活，积极参与活动。去年在颐康中心举行「健颐行」步行筹款活动中，他更大展秘技，用左右手齐发示范中英书法，为颐康基金会筹款。 多才多艺的文景超，体现坚毅生命斗士风范，接受命运挑战。而颐康中心护理人员成了他的真心伙伴，鼓励他努力寻找人生曙光。  

作者：Lily Liang 2002年的秋天，我和老公抱着对加国无比美好的想象，从中国大陆来到多伦多。印像中最深刻的是飞机要降落时看到多伦多点点辉煌的灯光，好像无数的星星之火，非常的壮观，特别是下飞机后呼吸的新鲜空气，那一刻，感觉我们作出移民的决定无比正确。 但生活总是这样，给了我们无比的想象和憧憬，现实却无比真实地一巴掌将我们打醒。来接我们机的是我公公的老同学，本来也是在他们家小住几天，之后就找房子搬出去。在看过了几间出租房后，我们还是决定搬到他家的地下室去住。 当年刚刚来的朋友们都知道华咨处是个必到的地方，开迎新移民会，上英语班，帮忙填各种的申请表，最大的作用是认识了同期好多的新朋友。移民初期，不用上班，每天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挥霍，结交朋友，熟悉环境，是当时生活的主题。 我们那一期就认识了不少的新朋友，每个人都非常有特点： 来自汕头的Philip夫妇，Philip的口头禅是：我英语不好，但是我中文好啊！（好吧，给你一个傲骄的表情）； 东北的Yong夫妇，当时见面的介绍也是没谁了,大老爷们一上来就自豪地说：没错，我就是多伦多最长的那条街！全场都笑喷了; 还有上海的Bob少爷，标配就是油光大背头和大衣加围巾，许文强风迎面而来； 还有江苏的Johnson，经常保持不刮胡子，邋邋遢遢的状态的主。这风格完全不搭的两人，后来竟成了最好的朋友，可能是单身狗臭味相投吧！ 感觉大家一见如故，因为我俩租的地下室最大，而且是独立的，当时的地下室就成了聚会的好去处。总之，一有时间大家都愿意聚在一起，喝喝酒、聊天、交换工作信息，没有小孩，大家都很随意。最大的好处是有的是厨子，而且善长用最少的钱来做最好味道的南北美食，我乐得坐享其成。 记得那年枫叶正红，当然，新移民还没开到车，我们决定去最近的北约克的枫叶公园Wiket Creek Park逛逛。靠11路公车（即靠脚走）是走不到的，一帮子人找好路线，就准备搭TTC过去，等了好久好久都没有车来，突然对面马路的一个好心的小孩跑过来说，他爸爸要他告诉我们，那个站星期天是没有公车的。一帮子人都傻了眼，最后派我去问了小孩的爸爸，唯一的办法就是走过去了。不远，大概半个小时走到了。唯一庆幸的是人多，说说笑笑也就到了公园。当年第一次看满山的红叶，我们第一次感受到枫叶之国的美誉果然名不虚传。感觉虽然走得累点，还是挺值得的，现在想起来，这帮傻子，竟然连TTC不开都不知道，果然是新移民。 还有一次，我们相约了去教会走走，因为听说教会的人都挺欢迎新人的。记得是途经FINCH和KENDY附近有个像教堂的地方，小YONG同志提议说，这个教堂看上去很特别的，不如我们进去看看，其它人都附议了，开门进去的时候，里面好多人穿着很正式的服装，前面有几个主教，记住，不是我们通常看到的一个，是好几个，人家在做着仪式呢，全场人都转过来看我们，一帮子人无比尴尬地进去坐下，如坐针毡，旁边的盯着我们，窃窃私语，过了大概十分钟，发现他们都不是在说英语，不知道说着什么语，只好互相使个眼色，又无比尴尬地一一退场。等全员出来的时候，一帮子人狂笑，Philip夫妇提议：把小YONG拖到树林里去，打50大板才放他出来。每次我经过这个教堂的时候，都会想起这个往事，会心一笑，这帮傻子，竟然连教堂都不知道，还敢乱闯，真是无知者无畏！ 每次经过Finch和Mc Cowan上的那两座大出租公寓的时候，都会记起十几年前的那场北美大停电事故：记得那是个夏天，好在是夏天，不然在多伦多这么严酷的气候下，没有电是相当危险的事情，不仅是公寓完全没电，街上红绿灯失灵，对了，当时还有很多人自发地在路上指挥交通，Philip兄回来还得意地和我们炫耀他如何第一次做了次交通警察。我们一帮子人只有守着收音机，这是维一的知道当时情况的方法。更惨的是因为没有电，泵不上水上楼，不要说洗澡了，冲厕所都不行。全员都去一楼排队打水，大家都把家里能装水的容器都拿到楼下，下楼容易上楼难，何况当时住十几楼，亏得当年还是年轻，一趟趟跑着，人多力量大，连浴缸都接满水了。之后当然在家做不了饭，还有些饭店自己发电，还开着的，大家一起去吃了个饭，顺便看看新闻，才知道这个大停电波及到纽约那边了，人家都还抢修着呢，没几天都搞不定啊。晚上没电视看，没网上，大家只有拿出仅有的几支蜡烛的存货，电筒什么的都省点用，就玩玩牌，东西南北地聊天、唱唱歌，竟然也打发了不少的时间。这种感觉，就和小时候住大宅院一样，邻居之间互相送吃的，有困难大家一起帮忙，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有丝丝的感动。 终究，世上无不散之宴席。两年后，Yong Nie夫妇去了卡尔加里上学；BOB少爷去了滑铁炉；Johnson回了国……我们也搬离了合租的公寓，Philip夫妇也准备买房子。大家都各有各忙，各奔前途。再后来，我们也有了稳定的工作，生了孩子也更忙碌，天南地北的大家都很难再聚了。 又是一年的秋天，我在前院的草坪上忙着种下花种，准备明年鲜花盛开的花园，两个孩子打着蓝球，互相嬉闹着。不禁想起十几年前刚刚登陆多伦多的迷茫。感恩，在最无助的时候，有你们的鼓励；移民的青春，有着一帮朋友的陪伴，这是最好的礼物。 远方的朋友，你们现在还好吗？

正当《加拿大都市报》举办10周年征文活动中，在一位八旬老翁的鼓舞下，我也要来参加这项活动。贵在参与嘛！我亦是八十开外的一位老妇，是该报的忠实读者，参与就是对贵报的支持。 我是1985年落地加拿大的，当时是早来几年的儿子在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下，就把手续办好，买好机票寄回国。儿子在信中劝我们：世上没有真正的“天堂”，来加国是你们最好的选择。我们只好认从，就这样匆忙地飞往加国。因为我们夫妇只有这么一个独生儿子，他在哪儿，我们就跟到哪，这是无疑，我们就这样走进了移民生活。 初到休息数天，儿子开车带我们出去玩，走走看看。第一景就是去尼亚加拉看大瀑布，一下把我惊呆了，大气磅礡，好壮观，太美了；第二景是观美丽的多伦多湖滨美景：蔚蓝的湖水映着天上的白云，也让我看不够；之后还去看了CN塔，进入秋天又去看红叶。总之这里美景是看不完的，大开眼界，也留一些镜头。 儿子领我们散心后，觉着放松多了。初来乍到一切都是新鲜的，又陌生、又新奇、又高兴、又失落。高兴是见到儿子，一家人总算是团聚了；失落是难以忘怀的家乡，远离亲朋好友。那时的心情，有时心里甜丝丝的，有时又觉着酸溜溜的。人说就像北京的冰糖葫芦，甜里透着酸，酸里还透着甜，总之尝尽了“五味”。 儿子是国内高校的理工科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两年后，由日本来到加拿大多伦多，人生地不熟凭着自己的一点本事寻找生活出路。初来时他连找工作的程序都不懂，需要什么文件资料都没带，两手握空拳就闯进一家公司，面试者觉得他人很踏实、稳重，学历也不低，是个有工作能力的青年就收下了。儿子挺高兴。遗憾的是缺乏本地工作经验，薪水太低，大概他们也想拣个劳力用吧。 儿子开始工作后，一直做着没有技术性的工作。不久，要强的他经自学拿下工程师执照，但一如既往地找不到技术工作。更不幸的是公司后来新雇一个主管，一天游游荡荡什么也不干，两人间很难合作，然后无缘无故炒了我儿子的鱿鱼，这可伤害了一颗要强的自尊心，他好多天都不敢和我们说，只是闷闷不乐， 孩子没了工作，等同切断了我们家的生活来源，为了减轻儿子负担，我两老想去打工赚点零花钱，哪怕帮家买点菜也能帮儿子解决点经济负担。由于语言和年龄关系，只有打小工，经朋友介绍，我们到一家车衣厂去剪线头，这工作不错，比国内的脑力劳动舒服得多，只可惜不久这工厂就黄了，我们也失业啦。 我们出去工作，儿子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原本打算让二老到国外享受晚年的幸福生活的。失业后我找到一份给人看小孩子当保姆的工作，在说服了儿子之后，我就正式上班了。 我喜欢小孩，这是我最爱的差事。在家里待着太闷，有个小孩陪着多开心。在国内我是用过保姆的，知道主人的心理，所以是受欢迎的。我看过三个小孩，把孩子伺候得干净利落。第一个小孩一直看到周岁以上进幼儿园。每次因回国去辞工作，家长都一再挽留。 被炒鱿鱼的儿子认为他所在的公司在没有任何理由下炒他是违法的的，是歧视少数族裔，他要找人权委员会打官司。当时我们就劝他：打官司要雇律师，哪来的钱？儿子说他不雇律师，自己给自己当律师。就这样，他走上了公堂，因为真理是战无不胜的，邪不压正，儿子最终赢了，事主让他回公司恢复原职，并且把那个主管炒了。但好马不吃回头草，儿子拒绝回去，并要求赔偿损失10万元，后在委员会的调节下赔了5万元，才算了事。之后儿子找到一家更好、更大、更专业的公司，薪酬比原来公司高得多，还负一定的责任。儿子没有在加国读过书，现在已是高级职称。 以上叙述并非是夸奖自己的儿子，是让新老移民们懂得加国的优良社会制度。我们出来不光代表自己，更代表祖国，凡事别给祖国丢脸。遵纪守法、好好做事、正经做人、赚良心钱、别被人欺负、更不去受窝囊气，有公正的权利机构为我们作主。 不知几年后，儿子又劝我们入籍，他说老人不考试很容易，但我们的思想很保守，没有这个打算。儿子就做我们的工作，因为我两个弟弟一个在日本东京定居，另一个在新西兰的奥克兰定居，儿子说“入籍后你们去探亲旅游就方便多了，不用签证，买张机票就可以走了。”结果真的是这样。我两次去探亲都是买了机票说走就走的，方便极了。 目前最头疼的一件事是语言障碍，移民后就成了瞎子、聋子和哑巴。不是不学，而是学了就忘，又不用，最后记忆中还是零，所以儿子就成为我们离不开的拐棍。尤其是到医院看医生什么都交流不了，很苦恼，这是解决不了的问题。好在如今中国移民越来越多，不愁寂寞。我们平时到社区老年中心去活动，全是中国人的圈子：唱歌跳舞、打太极、玩游戏，真是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其乐融融，过着是好似天堂的美好生活。

陈映曦(左)得到生命师傅黄凤玲适切的鼓励，并参与义工服务，重燃信心，服务社会。本报记者摄 燃动青年 本报记者报道 自小立志投身医疗界的高材生陈映曦，两度考取放射治疗师资格失败，被院方即时终止雇佣合约，自信心尽失，在彷徨无措之际，她的真心英雄「Across U-hub燃动青年营」的生命导师出现，助她重找真我，如今她更成为医疗界专才。 陈映曦11岁时，母亲接受心脏手术，激发她投身医疗界的志愿。后获多伦多大学录取修读生命科学，要再修读为期3年的电疗师文凭课程。满以为可顺利取得执业资格，却她接获电邮通知，未能通过执照试。陈映曦表示，自己一直是「A级学生」，在最后一年医院临床实习课程时，更是未取得执业资格即获医院录用，原以为执照试属囊中物，竟然铩羽，院方只有终止她的雇佣合约。 她准备了半年重考，依然无法通过。她忆述当时仿佛感觉世界崩塌，再无信心踏上医疗服务之路。更常把自己锁在房间哭泣，无法入眠，情绪陷于低谷。 在大学一年级时，陈映曦参加首届「燃动青年」领袖训练营，后来在该机构当义工。因为执业试失败，遂以专心读书为由暂停活动，但该会行政总监黄凤玲邀请她出来谈心，并在其后半年每周三都与她见面，让她得到适切的鼓励。   参与四川灾后重建 领悟人生 黄凤玲表示，陈映曦外表坚强又自信，无论学业成绩或义工服务均出色；在她自信心受重创时，身边朋友不知如何是好，所以决定陪她走过低潮日子。 陈映曦通过第三次考试，再获同一医院聘用。直至重投燃动青年义工服务，她才获真正疗愈。当中最令她深刻反省的是，前往中国四川筹划灾后心理重建工作，目睹灾民居处简陋，生活清贫，却没有丝毫怨言，只要家人同在已感欣慰。这时陈映曦顿悟自己的挫败，原来算不得什么。 陈映曦现在玛嘉烈公主癌症中心任注册高级放射治疗师，参与学术研究，也是多伦多大学讲师。她永不会忘记在人生低潮时，生命师傅温柔守望，决定续为燃动青年机构任义工，帮助年轻人走出人生的死胡同，培育为优秀领导者。 黄凤玲透露，该会2002年成立以来举办了各类型活动，帮助移民青年投入本地生活，建立团队精神。同时通过关心行动，让心灵受创者跳出困境，贡献社会。该机构筹措经费殊不容易，过去均倚靠筹款活动及善长支持，才得以继续推展服务。  

晨曦会义务老师（左起）锺嘉良﹑杨清波，台湾老师孙祐嘉和林建明。本报记者摄 晨曦会戒毒中心加入信仰元素，以《圣经》为本，助戒毒者除掉毒瘾。本报记者摄 晨曦会 本报记者   曾浮沉毒海多年的安迪，现在社区致力于年轻人的工作，引导新一代勿误入歧途，如此奇妙重大的转变，由遇上加拿大晨曦会这真心机构开始。 安迪父母从香港移居加国。个性活泼、好奇心重的他，14岁误交损友，沾染逃学、吸烟等恶习，后加入帮派。15岁开始吸大麻和滥药，需大量金钱买毒，并当上毒品拆家，向人「放K」(卖氯胺酮Katamine)，自己也染上索K毒瘾。 母亲常以泪洗面 后患上癌病 忆过去10年吸毒岁月，安迪以「放纵、黑暗、沉沦」来形容自己。长期滥药，身体毛病丛生，包括膀胱受损，频频小便，且尿液常现血丝。内心虽然害怕，惟每当毒瘾发作就放纵吸毒，难以自拔。 自己痛苦，也对父母造成极大伤痛，母亲常以泪洗面，后更患上癌病。安迪深深自责，是自己的毒瘾连累母亲。 安迪多次戒毒均失败。他指一些社区戒毒中心附近可买到毒品，再加上身边大部分是吸毒的朋友，毒瘾难除。 直至2011年，安迪认识一位曾染毒瘾的基督徒朋友，知悉对方在加拿大晨曦会戒毒中心成功戒毒，遂决定一试，参与该组织免费提供的18月住宿戒毒课程。一年后身体状况改善，满以为有能力开展新生活，未完成课程就决定离开。 最困难一环在于心瘾 戒毒最困难是心瘾。安迪很快与帮派朋友溷在一起，再次索K。他形容当时「如堕谷底，人生没希望，连改过的能力也丧失了」。幸没忘记晨曦会老师及义工的关爱，再下定决心，返回晨曦会。 安迪称，第一次是「半推半让」，但第二次就立定心志戒毒。透过读《圣经》和祈祷，体验上帝的真实，终成功戒毒。后来进天道神学院完成宗教学学士课程，获聘任职于一间教会的社区中心，从事年轻人的工作，把个人经历化作别人的祝福。 加拿大晨曦会传道林建明表示，有别于其他戒毒中心，该会通过群体生活支持，再加入宗教元素，戒毒课程以《圣经》为本，为戒毒者祈祷。不少戒毒者也成为基督徒，也有一些纵未接受信仰仍成功戒毒。 董事杨清波表示该会并非正式戒毒中心，以家居护理模式营运，戒毒者须遵守纪律，分担家务，锻炼身体。受限于资源，每期戒毒课程住宿者10人，经费全来自不同教会捐款。以往来戒毒的主要为40至50岁人士，近年有年轻化趋势及说英语人士，为应对转变，计划招请本地出生的成功戒毒者到中心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