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故事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日趋严重，美国和澳大利亚对到过中国的所有外国人关闭了边境。目前，在中国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人群已经超过2万人。世界各地也陆续有航空公司把飞往中国航班的停飞，对旅游业造成重创。 本报记者 文琪 正值春节旅游旺季，在人类共同面对这场全球危机的时刻，也迎来了加中两国旅游行业的寒冬。原本计划回国过春节的华人陆续取消了行程。而想要来加拿大和亲人团聚的中国人也出于多方考虑不再出行。更有原计划在春假时节前往亚洲其他国家旅行的人，出于对新型冠状病毒严峻程度的考虑，也都陆续取消了出行计划。这中间所产生的牵扯到多国、多行程的退换票和退换行程的繁琐手续以及相关的客户服务，也成为考验旅行社和旅游行业的重要时刻。 取消行程惹争执 居住在大多伦多地区的周女士向星岛《加拿大都市报》记者爆料称自己因为受到新型冠状病毒影响，不得不更改回国以及亚洲旅游计划的经历。周女士说她于2020年1月2日在网上订购海南航空1月31日出发去中国广州、2月22日回多伦多的机票。由于回国时间长，周女士又特意通过多伦多某旅行社预订了2月13日从中国广州出发前往越南旅游的9天团，2月21日回广州。 2020年1月底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周女士选择不再回国。在网上办理了海南航空的退票手续后，周女士又联系该旅行社，想退掉从广州去越南的旅行团。周女士表示：“我在1月24号就联系旅行社了，表达了希望退团或者延期参团的想法。当时旅行社的工作人员表示28号之前会给我答复，需要问过经理才能答复我。28号早上他们打来和我说可以，但是过了两、三个小时，又和我说不行。说公司表示不能退团，也不能给我延期改团。原因是我没有向他们预订往返中国的机票。还说我怎么去越南不关他们的事，说我可以从欧洲飞过去。我听了很气愤。” 周女士对记者表示，现在由于疫情的蔓延，自己不论如何都是不会飞去广州的。按照这个逻辑，从广州去越南的团是一定不能参加的。“人们对于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爆发都有恐慌。很多行业也都受到了影响。我都理解，所以我的要求是延期，希望躲过疫情爆发期，等疫情过去再参加这个旅行团。但是他们以我没有通过他们预订机票为由不给我退团或改签。” 据周女士提供的信息，该前往越南的旅行团的团费为99元 / 每人。该旅行社为周女士免去了这笔费用，因为早前周女士参加该旅行社去日本的团没有按时发团。周女士称旅行社为了补偿周女士，承诺给了周女士下次再参团，给她免团费的优惠。 旅行社反应迅速 在1月29日接到周女士的投诉后，本报记者当天就通过电邮很快联系了该旅行社。负责人L先生在收到记者的邮件一小时后，立刻致电本报记者予以回应。L先生表示事件中有一些误会。“我刚刚和工作人员了解过，也和周女士通了电话。她是我们的熟客，也参加过我们日本的团。这个团是我们送她的礼物，团费99元/每人，两位免了团费，她只需要付小费。她是我的好客人，所以我送给她。周女士这次要参加的是我们越南当地的local tour（当地游）。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严重，我们要配合中国旅游部发出的控制疫情的指引，所有中国的航空公司，比如海南航空、东方航空等都可以免费改票、退票，我们这边也配合。 “周女士的飞机票不是向我们买的，她自己去办理也没问题了。问题在于，她从广州飞过去越南，我们并不知道。因为当时不是我们帮她安排的飞机票，所以我不知道她从哪里去，我是从你这边才知道她从广州出发去越南。我们的同事在办理业务时，也没有义务了解她从哪里去越南，这个团是land only，所以我们卖99这么便宜。这个价格里并没有包含机票。参加这个团，我们不需要了解客人从哪里出发，并且一般客人也不会很及时地告诉我们从哪里飞过去。我们接到他们的航班号，只需通知越南方面接飞机就可以了。所以中间她有什么改变，我们也不知道。” L先生续称，同事和周女士有言语和理解上的误会。“她要求退团，但这个团还有大概两个礼拜就开始了。平时我们的政策是要改亚洲的团至少提前一个月通知我们。但现在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的问题，我们处理时有灵活性。这个情况我们公司昨天也出了通告。为我们是批发商（wholesale），也是零售商（retail）。有几百家旅游公司在北美都卖我们的产品。所以，我们发通告给美国的500余家、加拿大的200余家旅游公司，通知他们还有我们的客户，中国团方面，完全可以免费退、改。而亚洲团，我们可以免费改期。如果时间不够很紧张，比如有些团明、后天就出发了，酒店方面会有的一部分的罚款。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亚洲各国并没有中国那样的旅游警告，没有那么严重，可能就个别国家有一些感染的案例。亚洲各国政府也没有给相关的旅游业一些特权可以免收手续费等。所以参加亚洲团Land tour的客人，如果行程很近时行程有变，对方所预订的越南酒店就要收费。周女士这个情况她还有两个礼拜才出发，不是因为她投诉我们，我才来解释。我们已经有通告了，亚洲团可以免费改期。” 周女士对记者表示，自己气愤的原因在于该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对她称也可以从欧洲飞去参团，她认为这样的态度非常荒唐和不负责。记者针对该问题也向L先生询问为何员工会对顾客有这样的态度，L先生答复称：“我也问了同事为何这样回答客人，同事说因为周女士要退团，而我们已经和越南订了，并且她是没有被收取团费的，同事觉得这怎么退呢？她只是付了小费。我刚刚和周女士沟通了，她说要改期。我问改到什么时候，她说待定。我说没关系，我给她一年时间。一年之内疫情应该也稳定了。哪怕一年之后再有需要，我可以跟她再续期，如果那时还有这个团的话。” L先生续称，很多消费者对local tour并没有太多的了解，容易产生误会。“我们不会让她从欧洲去广州或者越南。只关心我们的Local tour，我们所需要的卡人资料就是名字、邮箱、电话、出发日期，以及万一有什么突发状况（emergency），我们越南的导游、酒店等所有紧急联系人的资料要给客人。至于客人从哪里去、中间做了什么，我们真的不管。我们只管中间的9天，到越南接飞机我们负责，接到之后我们全部负责。9天之后，散团我们送飞机到机场，之后去哪里我们也不管。所以这个同事讲的话没有撒谎。但是跟客人讲话应该稍微修饰一下，我也批评她了。她没有说错，只是真话很难听。” 记者把L先生的答复又反馈给周女士，周女士在电话中对记者表示：“他对我说不能退款，可以过后再参团。我说可以，要他书面给我一个东西或者电邮，我作为证据保留，但他不愿意给我。他的确是说一年之内我都可以参团，但只是让我到时候找他就可以。你没给我书面的东西，你人不在，我找谁去核对呢？他不是每天都在那里，前台和这些服务人员说不知道我这个情况，我怎么办呢？” 除此之外，周女士还对记者表示，该旅行社的答复并不诚实。“这只是他对媒体的解释而已。他们的工作人员从头到尾都知道我从广州出发的，只是在找借口。从头到尾我都和他讲，想全部在他的旅行社那订的。但是他出给我的价钱，加上机票实在是太贵了，比我自己订贵飞机票贵了一倍，所以我没法和他拿机票。我认为他们因为这个事情不高兴了。” 针对周女士的诉求，记者再度通过电邮联系到L先生，表达了周女士希望不止有口头的承诺，而应该有针对旅行行程更改的书面的要求。L先生 1月30日在邮件中答复道：“好的。请你帮忙通知周女士带上报名时的原单据到总公司办理延期手续。谢谢！” TICO：鼓励沟通协商 安省旅游协会（TICO）运营副总裁（VP Operations）Dorian Werda在接受本报记者就“特殊时期更改旅行计划的规管要求”专访时表示：在安省，所有的旅行社、旅行网站和旅游运营商都受安省旅游协会的监管。“ 这意味着他们必须遵守促进消费者保护的法律，并且必须披露与旅行者有关的信息。消费者可以通过查看我们的在线网站来验证他们选择的旅行公司是否已在安省旅游协会注册。” 在阐述过周女士和旅行社的纠纷后，Werda表示：“对于安省的旅行社和旅游运营商，没有法律要求他们在此类事件中提供退款或表现出其他出于善意的姿态（other goodwill gesture）。任何出于友好善意的处理办法均是各个公司自己的决定。否则的话，消费者就该受公司的预订条款和条件的约束，包括可能产生的任何取消或重新预订的费用。条款和条件必须在客户与公司的发票（invoice）上列出。” 提及是否需要以书面的形式呈现更改，Werda回应道：“如果公司决定向客户提供善意的处理办法，例如重新预订（rebooking），那么将其以书面形式写下来被视为最佳的做法，但这不是法律所要求的。公司可能希望向客户解释一些细节，包括是否有任何重新预订的费用，或者如果以后的旅行更加昂贵，是否需要客户支付差额等。我们在博客上发布了一些文章，以帮助消费者在应对不可预见的事件时了解其权利。 https://www.tico.ca/blog/happens-health-incident-like-coronavirus-impacts-travel-plans例如此次的如冠状病毒。读者可能会从中发现其他详细的信息很有帮助。” 随着冠状病毒情况的不断发展和蔓延，对于已经制定了旅行计划的消费者来说，要决定他们是否继续旅行是一个挑战。Werda称：“如果消费者认为自己的旅行计划可能会受到冠状病毒的影响，我们鼓励他们与订购旅行计划的旅行社交谈。旅行社将从旅游供应商（suppliers）处获得最新的信息，有关其行程可能会面临被取消或暂停，或特定的旅行社会向客户提供其他善意的解决方案。如果受到冠状病毒影响，有消费者无法与旅游公司就旅行计划达成解决方案，则可以联系安省旅游协会的投诉部门。我们可以回答大家可能遇到的问题，并促进消费者与旅行社的对话。人们可以通过tico@tico.ca或1-888-451-TICO（8426）与我们联系。” 旅行业受重创难以估量 被投诉的旅行社负责人L先生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过程中，对近期行业遇到的困难以及繁忙工作行程表现出无奈。“我们做旅游，最近非常繁忙地给大家改签、退票、延期等。工作中有误会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们在多伦多26年了，如果我们做得不好，也不会走到今天。我们旅行社的政策是非常受欢迎的。所有中国的团，可以改、退，原价退款，没有手续费。亚洲团没有免费退、改的政策。但是亚洲当地的旅游公司在这个时期真的很惨。正值中国过春节，原本有几十万人去越南、几十万人去日本旅行，一下全都没有了，不能出来了。很多人放弃了，不去了。或者有些地方不接待中国人了。旅游公司生意惨淡。我们订票赚的钱也并不多，现在也都取消了。亚洲这些国家，暂时没有方案针对每家华侨参加的Local tour进行免费退团或更改。但是我私下可以帮我的客人改，我们的政策就这是样的。周女士不是第一个遇到这个情况的人。很多人在最近都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有这样的境遇。我都尽力让他们开开心心回去，安安定定地在家里过年，不要到处跑。至于报的团，我们都改好了。没有可能这样的情况下不让客人改的。” 提及新型冠状病毒对旅行业的影响会有多久，预估会有多少损失等，L先生表示：“我不能代表整个旅游业，但是我在这个行业很多年，我可以分享一些看法。对于现在的疫情，因为人口流动，正在慢慢地影响到其他国家。发生到现在，大家都很难看得很远、很清楚。好像17年前的非典，大家都希望快点过去，但是后来拖了八、九个月。从年底到第二年的大概6月中旬才开始解封，旅游业很受影响。当时多伦多也很严重，有300多人受到感染。但是现在新型冠状病毒产生的影响我觉得应该没有当时严重。一方面大家都有应对这样传染性疾病的经验了，尤其医疗等各方面都有实战经验。另外一方面，中国此次的反映很快。封城是什么程度？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案例，这是世界首创，为了阻止人口的流动。这很有魄力，因为经济等各方面都会有很大的牺牲。我个人非常欣赏这样的果断。我理解我们的华人社区在加拿大都难免会有恐慌。最近抢口罩、究竟洗手液的情况都出现了。我也已经请朋友在美国买了几千个口罩，希望带到加拿大来，给当地有需要的机构或团体，比如有老人家的，免费发放。” L先生预计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不会有非典时期的影响大。“17年前的非典对旅游业的影响非常大，因为疫情持续的时间很久，很久都没有研制出疫苗。但是这次，在17年间，医学、科技都更发达了。我们有很好的系统，政府也更有经验。比如香港，这次13个口岸都封掉了。大家都和以前不一样了，马上会有很多动作，很多城市配合。世界各国都在研究疫苗，日本也有大量口罩送给中国。很多地方都联合起来，一起对抗。这是前所未有的。再加上中国本身17年来经济更发达，更有能力。军人、医生的行动都很快。所以我相信这一次的影响没有当年的深远。” L先生希望人们在特殊时期也能对旅游行业的从业者也能多一些理解。“对华人、华侨，在加拿大、在美国的，订了旅行团，不敢回去中国和亚洲，这个我们是完全理解的。一方面大家不想添乱，回去玩，所有景点都关了，玩什么呢？所以给他们改期，这个很合理，我们愿意做。而且国家一声下令，所有航空公司都听命，我们在中间都很容易做事。因为如果有航空公司不退票或者收费，客人来投诉我们，我们也很难做，夹在中间很惨。但是现在好了，他们也不收我们费用，我们也不收客人钱，大家都不收钱就很开心。当然我们的行业都很希望这个情况尽快受到控制和改善。这是新年最大的愿望。” 安省旅游协会（TICO）的建议 提及现在安省的旅行社和旅游行业从业者在冠状病毒全球爆发的特殊阶段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安省旅游协会（TICO）运营副总裁Dorian Werda给出如下一些小结作为提示： ‧预订之前 在为客户预订旅行行程之前，旅行社需要提醒顾客注意，公司认为有可能影响顾客购买决定的任何条件。这包括预订时与旅行目的地有关的任何安全问题，无论政府是否已针对该旅行目的地发布旅行建议（a travel advisory）。 ‧预订之后 旅行社在为客户预定之后，可能还有后续服务的义务（a continuing obligation），即在预定的行程开始后，旅行社需将目的地的恶化情况（a deteriorating situation）告知客户。...

▲早年的John Mark Tillmann 原标题：文物大盗在截 查时落网 撰稿：叡 哈利法克斯城郊一处静懿的教堂墓园的一角，花草丛中躺着一尊看似时间不长的墓碑。墓碑上镌刻着墓主人的名字：John Mark Tillmann （1964-2018）。 2012年7月，John Mark Tillmann的名字首次出现在公众视线。新斯科舍省城市Fall River警察在一次常规交通检查中，截停他驾驶的保时捷。执勤警察无意中在Tillmann车内发现了一个不寻常的物件：一封套着塑料封面的书信。书信上的落款为J.Wolfe。 熟知历史的人可能知道，这个J.Wolfe不是别人，正是英国将军James Wolfe，而这封套着塑料套的亲笔手书，是James Wolfe在1758年写给身在都柏林的叔叔的一封家书。 ▲英国将军James Wolfe 这封将军的家书，早在2012年的好几年前，就从加拿大Dalhousie戴尔豪斯大学资料库里失踪。一封相似的家书，差不多可以卖到2万美元左右。 在警方事后寻访过程中才得知，戴尔豪斯大学资料库早在2009年就发现这封将军家书无影无踪，但直到警察找上门来，他们都不知道到底是遗失了、还是被偷了，或者只是放错了地方。不幸的是，在警方终于追回这封将军家书并物归原主时，这封信已有损毁。 除了将军家书之外，警察在John Mark Tillmann的家中，还搜到了差不多1,300件文物藏品：英国小说家丹尼尔‧笛福1719年著作《鲁滨逊漂流记》的早期版本、弓箭、玻璃油灯、防毒面具、铜质天文望远镜、百年古画等等。 ▲John Mark Tillmann家中私藏了上千件窃来的文物 那么，这个家中藏匿着上千偷来的文化收藏品的John Mark Tillmann到底是谁？ 1960年代生于哈利法克斯，John Mark Tillmann的家境殷实。8岁时的Tillmann就已经开始在家乡当地的跳蚤市场，随手顺一些玩具汽车、邮票等等小东西，卖给学校同学。随着年龄增长，他的偷窃技术越来越高明。这对他来说，只是一种刺激的娱乐。 Tillmann说，他还曾说服母亲做他的搭档。母亲会假装身体突然不舒服，吸引店主的注意，而一旁的他则会趁乱从古董店的柜台里顺走一些值钱的东西。 ▲John Mark Tillmann和当时还在上大学的俄罗斯姑娘Katya Zhestokova结婚 1996年，Tillmann前往俄罗斯，并在那里开了个小店铺，卖些烟酒杂货。在这里，他认识了当时还是大学生的Katya Zhestokova。后者成为他的妻子并跟随他回到加拿大，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他后来的搭档。两人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走遍大西洋省份多家高校，博物馆、图书馆、古董店等机构，偷窃了上千件文化藏品。而直至案发，上述很多机构甚至对盗窃丝毫不知情。 Tillmann用转手古董挣来的巨款还清了房贷，购买豪车。在他被捕之后，他的家中和银行账户里还有数十万现金。在他家中，警方还发现了一本大西洋省份古董店名录，后来发现，名录上很多被标注划圈的古董店均有失窃藏品。 不仅如此，John...

好像靴子终于落地，卑诗省卫生部门官员上周二证实，这个亚洲门户终于发现了首例疑似武汉冠状病毒阳性病例。说老实话，在北美与中国距离最近的温哥华，居然落在美国和多伦多后面出现确诊病例，令人意外。 这位病人具有市民社会的基本精神，他去了武汉，中了招。旅途中没有出现症状，回家后自行隔离，24小时后出现了症状，即刻告诉了医疗服务机构，上周一晚上被检测出阳性反应。第一例出现了，对之后的疑似病例判断，速度会加快很多。有人说，加拿大医疗机构反应太慢，水平不高，导致一些病例可能被耽搁，所以卑诗省的第一例来得太慢，令人不可思议。其实，卑诗省疾病控制中心已经开发了一种新型冠状病毒的诊断测试，医务人员被要求记录任何报告呼吸道症状患者的旅行记录。 显然，武汉已经成了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定冠词，因为她是爆发疫情的源头。卫生当局的发言人和中英文媒体，都冠以“武汉病毒”的称谓，这是否会形成地方性的歧视？其实，以爆发疫情的地名来称呼病毒，也并非是新鲜事。北京感冒、西班牙感冒之类的说法，也是常见的现象。但是，目前的国际形势大局面，恰逢“围堵中国”、“丑化中国人”的风潮汹涌之际，因此，随着中国多个大城市进入“封城和半封城的状态，“武汉病毒”扩大成“中国病毒”的流行语，也是在所难免。 其实，“歧视武汉”最激烈的地方，可能不在外边，而在中国国内。当武汉市长公开500万人已经离开武汉，随即就流传出许多“歧视武汉人”的现象。这一点倒是可以看看卑诗省，当宣布第一例确诊案例的时候，卫生当局没有透露患者所居住的城市和地区，目的就是排除不必要的恐慌和对地区的“歧视”。其实，感冒病毒和呼吸道传染的病毒每年每月都会发生，只是没有到一定的规模，无法宣布是疫情的爆发和公共卫生的危机。 历史告诉我们，疫情爆发的时候，也是人性彰显的时候。卑诗省的华人社区也都是第一时间站出来，以悲天悯人的心怀，发起了支援武汉、支援战斗在抗疫情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的活动。不过，我们也看到，因着疫情的发生，也出现了“隐形歧视”国内来的朋友的现象，多伦多甚至出现了要求“隔离中国学生”的签名呼声。这是非常不妥当的歧视行为，当然也不会被具有专业原则和人道精神的教育局认同。 从卑诗省加拿大华人社区的反应来看，两个偏向是可以讨论的。 一是在疫情刚开始爆发的时候，华人认为这事与温哥华无关，因此毫无基本防备呼吸道疾病传染的常识，也没有“自我隔离”的习惯，从国内甚至武汉回来的朋友，也是到处跑，没有任何节制与防范意识。 二是在疫情被广泛报道的时候，华人社区有的人开始过度反应，几乎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微信也成了毫无节制的“疫情发布台”，各种消息满天飞，简直是“谈武色变”，这两种态度都不是“常识性”的反应，也让生活乱了套。 在目前的状况下，大家应该回到理性和科学，对加拿大的疾病检测和治疗要有信心，不要让自己的生活和周围的环境“乱了套”；同时，也努力提升自己的公民素质，该自我隔离就要自我隔离，不要成为大家有序日常生活的“定时炸弹”。疫情经常出现，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恐慌性的“心理”疫情，这种过度的心理恐慌会触发“歧视”、“排他”等偏见陋习，对华人社区的正面形象将造成打击。 丁果

婴儿玛丽被遗弃时仅仅出生9天 原标题：他们发现了一个弃婴          撰稿：叡 1987年11月25日下午的卡尔加里，一个普普通通的停车场。萧瑟寒风中，两个10多岁的男孩在停车场一处角落玩着滑板。这里虽然不甚起眼，但却刚好有一个非常棒的坡道。学校尚未到下课时间，14岁的Blaine MacLean和13岁的Warren Bleile翘了最后一节课，决定用富余的时间练习滑板。那时候的卡尔加里全市人口不足65万，最大的新闻莫过于1988年即将在那里举行的冬奥会了。       上世纪80年代的卡尔加里 这时商场购物中心还没有太多购物者，户外的停车场略显空旷。突然两个男孩子看到不远处一个崭新铮亮的奔驰车标闪闪发光，于是准备去看看。但是接着他们发现的一切，却改变了很多人的一生。正在此刻，马路路沿的一个墨绿色垃圾袋似乎在微微颤动。 “我好像听到了什么!”13岁的Warren Bleile跑在前面，先看到了从垃圾袋里伸出的一个婴儿的小腿和脑袋。接着他们看到垃圾袋里装满了一团血污，这个新生婴儿的脐带还连着胎盘。 还没来得及从震惊中回过神来，男孩子们马上意识到时间紧迫。在零下的气温之下，这个一丁点儿大的婴儿的体温也似乎在分秒流逝之间越来越低。       最先在停车场发现婴儿玛丽的滑板少年Blaine MacLean和Warren Bleile “先生，请等等。” 他们叫住了一个刚刚结束采购准备上车回家的过路人。这个男人就是30岁的Bob Ward，卡尔加里先驱报记者。Ward见状马上扔下手里的购物袋，脱下身上的大衣裹住了婴儿。婴儿轻轻地扭动了下身体，并没有哭闹。紧接着，三人将婴儿送到了最近的医院。医护人员告诉他们，如果再迟十多分钟，可能就是生与死的区别了。 这是个出生仅仅几天的健康女婴，体重7磅11盎司。 随着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阿尔伯塔省社会服务中心和卡尔加里警方也连续接到了不下上千个来电。有捐款捐物的，甚至有哺乳期的母亲送来新鲜母乳喂养这个孩子。这个寒冬里弃婴奇迹生还的故事在国内外传了开来，大家也给这个孩子起了个名字叫做婴儿玛丽Baby Mary。 尽管卡尔加里夫妇Teresa和Michael Guzzi只是2000多个表示愿意收养婴儿玛丽的家庭之一，但他们之前已在等待收养的名单上等了4年。结婚9年的他们只有一个独子，5年前Teresa满怀欣喜以为自己再次怀孕的时候，却等到了身患子宫癌的坏消息。肿瘤切除手术之后，她也失去了再次生育的能力。 在那之后，夫妇两人前往登记注册了新生儿领养等候名单。也只有这样，才能勉强把Teresa从抑郁的边缘挽救。这一等就是4年时间。直到婴儿玛丽出现在公众视线中。在一次又一次积极尝试联系社工和医院之后，他们被告知有资格领养。 然而有一个问题，一旦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更合适的领养家庭出现，他们必须将孩子拱手相让。Teresa和Michael毫不迟疑地表示愿意。 于是，婴儿玛丽跟着他们回了家。Teresa紧紧抱着这个还未满月的孩子，新生儿扑鼻的气息让她瞬间热泪盈眶。 之后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里，一家人焦虑地等待着领养手续的正式生效。这期间，虽然有人曾经自称是孩子的亲生父母，但很快都被证明只是冒名顶替。一切就绪之后，他们一刻也没有停留，举家迁往卑诗省，开始了一段新生活。 1988年5月2日开始，婴儿玛丽也有了正式的新名字Teanna Guzzi。 大概为了弥补养女出生时候经历的一切，Teresa和Michael对Teanna如掌上明珠般爱护。童年时代的Teanna学会了骑小马，去水上乐园玩耍，还和父母和哥哥去过好几次迪斯尼乐园。          ...

原标题：中国理工科移民45%在加做本行 加拿大统计局近日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着重分析了拥有理工科学位的移民与受过同等教育的本地人，在专业对口及收入上的差距。此类移民的专业对口比例为42%，中国移民则为44.8%，表现是非西方国家中最好的。 由温哥华移民律师李克伦(Richard Kurland)主编的最新一期《移民资讯汇编》(Lexbase)，专门介绍了这篇由皮考特(Garnett Picot)和侯峰(Feng Hou，译音)撰写、题为《加拿大受STEM教育的移民的技能利用和收入：按学位和学习领域区分》的报告。 该报告中所称的“STEM”教育，指的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的教育，也就是华人泛指的理工科教育。该报告指出，2016年，加拿大至少拥有一个理工科学士学位的主要工作年龄(25至64岁)人口中，移民占了一半以上。拥有电脑科学和工程的硕士或博士学位的人中，移民更占了四分之三。 文章根据专业和学历来研究受雇于理工科领域的移民的专业对口情况和收入水平，结果发现，与具有相似学历和相似研究领域的加国本地出生的人相比，拥有学士学位的移民其专业对口率和收入水平，要比这两类人中博士学位获得者的差异大得多。这主要是因为，拥有博士学位的移民，更有可能是在西方国家接受的教育。 从研究领域来看，工程专业的移民，尤其是学士学位拥有者，其学以致用的比率和收入都相对较低；而电脑科学专业的移民则表现更好。 有略多于一半的理工科学位的移民没有找到专业对口工作，收入水平也最低。移民和加拿大出生的毕业生，其收入之间的差距，主要与受教育国家/地区的差异有关。在加拿大、美国、英国或法国接受教育的理工科移民的总体情况，与加拿大出生的人相似。 在上述西方国家之外的其他国家受教育的人(占理工科移民的68%)，其结果较差；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情况非常差。例如，来自工程学士移民最大来源国之一的菲律宾理工科移民，只有16%的人从事需要大学学位的工作。来自巴基斯坦、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的理工科移民的表现也很差。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类移民中，中国移民的表现是非西方国家中最好的，印度仅次于中国。理工科移民的专业对口比例为42%，本地加拿大人为58.3%；来自中国的此类移民的专业对口比例为44.8%，印度为40.4%。 报告指出，在非西方国家受教育的理工科移民，在加拿大劳动力市场上平均表现不佳有很多原因。首先，所接受的教育质量可能无法满足加拿大此类工作所需的技能；也可能是由于本地雇主不确定非西方国家的许多大学的质量，并且在工作岗位并不缺人，甚至过剩的情况下，雇主更愿意用本地或西方国家的毕业生；另外，还有移民的学历认证和语言等问题。 移民部“自动决策” 4月生效 在最新一期《移民资讯汇编》，主编、移民律师李克伦（Richard Kurland）透过《资讯自由法》，收集了对将于今年4月生效的机器自动决策政策的各种担忧和意见。 加拿大国库委员会秘书处（TBS）正在整个政府范围内引入新的“自动决策”（Automated Decision-Making）指引。该政策定于2020年4月生效。它将概述对使用系统、工具或统计模型来推荐，或作出有关客户服务对象的行政决策。 对此，有意见认为“公众对于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相关的公平性和隐私风险存在极大的担心。”以及“加拿大移民部（IRCC）应该尽一切努力，来获得可靠的结果数据（例如，从出入境系统、税务纪录，及各省和地区的系统）。”“基于规则的系统，会独立处理大量案件，但此类系统无法做出决策；相反，它们是执行人们提前做出的政策选择。IRCC应该注意如何赋予机器不同角色，以免夸大其自主权。” 意见又指，“在决策过程中要继续有人的参与对公众的信心很重要。虽然在基于复杂数据分析的算法系统中，人的决策可能不那么重要，但人机交互系统目前代表着一种透明和个人信用的形式，公众对此比对自动化流程更熟悉。” 另有人称：“当客户质疑由自动化系统完全或部分做出的决定时，官员将查看该应用程序。然而，IRCC不应在申请流程开始时，就主动向客户提供请官员对案子进行审查和决定的选择。” 亦有人说：“谁将成为记录的决策者？移民和难民保护法规定，官员可以使用移民部提供的自动系统做出决定、决策或检查，但这并不意味着系统本身成为了纪录的决策者。人类设计系统架构、业务规则、置信度阈值之类的东西，人类最终要对该部门做出的每个决策负责。” “鉴于新的系统将从根本上改变决策者的日常工作，是否向人力资源和相关工会咨询，以确定工作职责描述、绩效标准或可能的职位分类的修改？”

▲印度航空182航班残骸 原标题：空中爆炸 飞机解体 上世纪那场空难 撰稿：睿 1985年6月23日清晨，从温哥华到多伦多，途径蒙特利尔和伦敦前往印度孟买的印度航空公司182号班机，在飞至爱尔兰大西洋海域上空时突然发生爆炸，机上329人无一生还，其中至少130多人为未成年人，他们中还包括数10名婴幼儿。遇难的329人中，有280人为加拿大国籍。同在那一天的早些时候，东京成田机场一个隐藏于行李中的炸弹中转时引爆，2名机场行李搬运人员当场丧生。 这两个一天一地，相隔半个地球的炸弹有着一个共同点，它们均来自于加拿大温哥华。 直至在上世纪90年代，印度航空182号航班一直是全球航空史上最大规模的恐袭事件。直到今天，仍然是加拿大史上最为惨烈的血腥暴行。袭击182号航班的恐怖分子是加拿大人，而机上绝大多数受害者们，也是加拿大人。 爆炸发生的前一天，一枚炸弹被隐藏在托运行李中，从温哥华国际机场运抵多伦多。而另外一枚炸弹同时也登上了印度航空301号航班，从温哥华出发前往泰国曼谷，途径东京成田机场。 英迪拉甘地下令炮轰圣殿金庙 1983年，时任印度女总理英迪拉‧甘地为镇压锡克武装分裂主义分子，下令政府军炮轰锡克教圣殿金庙。两天一夜的血战后，政府军完全控制了金庙，576人在这场冲突中丧生（政府军84人，锡克教徒492人），348人受伤，1417人被捕。 印度的这场暴乱之后，身在加拿大的成千上万名锡克抗议人士在加拿大各大城市展开示威。他们中的很多人有一个共同的声音，就是向印度政府和领袖复仇。而为首的就是BABBAR KHALSA锡克极端组织的创始人TALWINDER SINGH PARMAR和他的左膀右臂AJAIB SINGH BAGRI。 血洗金庙之后的1984年10月31日，英迪拉‧甘地被锡克教保镖枪杀，印度全国各地的印度教徒与锡克教徒之后爆发了一系列激烈冲突，共有至少3,000多名锡克教徒在冲突中被杀。 发生在印度的暴乱随即引发身在加拿大的几个锡克极端组织的共鸣。 1985年2月，温哥华当地声明显赫的锡克温和派律师UJJAL DOSANJH，遭到锡克极端分子殴打几乎丧命。同年4月，DOSANJH致信给当时的总理梅尔隆尼（BRIAN MULRONEY），敦促联邦政府提高警惕，避免更多意外发生。 1985年6月19日，PARMAR的两名手下步入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温哥华市中心办公室，用现金购买了两张连接印度航空公司班机的加拿大太平洋航空机票。机票登机的乘客姓名是M. SINGH和L. SINGH。这两人的真实身份到今天仍是个谜。 1985年6月22日，登记在M. SINGH和L. SINGH名下的托运行李如期上了印度航空182号航班和301号航班。而行李的主人，并未登机。 次日清晨，当东京成田机场的两名行李搬运人员拿起印度航空301号航班的一个行李时，爆炸将两人瞬间吞噬。 同时，半个地球之外的爱尔兰上空，印度航空182航班在途径多伦多和蒙特利尔之后，已经飞行了6个小时。正值夜晚的机舱内一片安静，机长打算下一站在伦敦机场加油。没有任何征兆，深藏于机身后部行李舱内的炸弹引爆。307名乘客和22名机组人员从断裂的机身内被强大的气流抛出。 印度航空182号航班从机场地面控制中心的雷达屏幕上永远消失。 事发后，爱尔兰海军、英国皇家空军，甚至恰好途径事发地的商船和渔船都加入了搜寻遗体的大军。然而，最终被寻回的遗体只有132具。 案件侦破伊始，联邦安全情报局CSIS就将疑点聚焦于TALWINDER SINGH PARMAR和他的锡克极端组织上。也许是因为CSIS、机场海关和RCMP之间的沟通障碍，导致很多宝贵的监控资料被忽略甚至遗落。 同年11月，警方对TALWINDER SINGH PARMAR，AJAIB SINGH BAGRI和INDERJIT SINGH REYAT 的住宅进行了搜查。不过由于证据不足，只有PARMAR 和REYAT两人被控拥有爆炸物等相关罪名。PARMAR于1988年就偷偷溜出加拿大，在巴基斯坦定居。1992年，他在被印度警方拘捕后神秘死亡。 拥有英国和加拿大双重国籍的INDERJIT...

▲威尼斯圣马可广场钟楼 撰稿： 叡 多伦多最不引人注目的历史遗迹恐怕当属位于央街和Summerhill交界的LCBO旗舰店了。尤其在过去几年间，这间LCBO旗舰店所在的建筑已变身成为今天全国范围内规模最大的酒类商店之一。占地约3000平方米的Summerhill LCBO拥有考究的大理石墙壁、镶嵌式地板、雕花天花板，颇有几分经年沉淀的味道。实际上，这里的确拥有一段已被深埋地下的历史。 Summerhill LCBO旗舰店 深藏于这座LCBO旗舰店之下的，就是百多年前的多伦多北区火车站North Toronto Railway Station。       就是百多年前的多伦多北区火车站North Toronto Railway Station的前身，1898年 候车大厅里的乘客们 1916年 多伦多北区火车站又名加拿大太平洋铁路Summerhill火车站，始建于1916年。其所在建筑包括一座43米高的钟楼以及一栋3层高的候车大楼。钟楼的造型和威尼斯圣马可广场钟楼形神皆有几分相似，后者大约是Summerhill火车站钟楼的两倍高度。其时正是加拿大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期，多伦多北区火车站的建城，以铁路为枢纽的加拿大全国交通运输网开始形成，大批居民乘坐火车往返于城乡之间。交通运输力的提高，促使矿业、电力、钢铁，农机制造等近代工业随之壮大。蒙特利尔和多伦多成为全国经济文化的中心，铁路沿线也随即出现了一批大小新城市。       建城使用初期的火车站 但随着1926年多伦多联合车站建成，以及随之而至的大萧条，多伦多北区火车站被迫关闭。9年之后的1939年，为迎接乔治国王六世和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首次访问加拿大，Summerhill火车站曾短暂开放。                ...

法官裁定被告赵利误杀和对尸体不敬罪名成立。资料图片 经过两天的判词宣读，华裔富商苑刚遭谋杀及分尸案终于在周二宣判。卑诗最高法院裁定被告赵利二级谋杀罪名不成立，而误杀及对尸体不敬罪名成立，法庭将在本月15日举行量刑聆讯。赵利的律师就表示，该判决是相对理想的结果。 此案从周二上午11时半开庭，直到下午3时后才结束。期间，法官舒尔特斯（Terrence Schultes）就案件调查结果，以及检方、辩方提供的证据和相关证词做分析。他强调，对于被告赵利杀害和肢解死者苑刚的事实毋庸置疑，重点在于被告行凶时的心理状态，是否有足够证据显示，他是蓄意杀害对方，才能构成二级谋杀罪名。 之前辩方强调，赵利是在苑刚的挑衅下失去理智才酿成凶案，因此不是蓄意杀人行为，而且当时受害者手中持有锤子，被告是出于自卫才杀死对方。辩方也希望法官接受心理专家对被告精神状态的评估报告，包括指被告当时存在“战斗或逃跑反应”（Fight-or-flight response），即在面临危险时的应急反应，是决定逃跑还是放手一搏。 图为死者苑刚。资料图片 对尸体不敬罪同时成立 检方则认为，赵利对警方的供词和之后在法庭上的证词前后不一，要求法官以警方供词为准，同时也要求法官对心理专家的评估报告不予采信。 结合血渍分析和调查结果，舒尔特斯认为苑刚至少有一处枪伤，是在近距射程（point-blank range）被击中，更因此合理怀疑赵利自卫行为的说法。同时，他认为被告肢解死者并非是因为精神问题，更像是出于抛尸的目的。他也指出，相信被告最早对警方的供词更接近真相。 即便如此，舒尔特斯表示，被告与受害者之间发生争执，但没有充分证据显示被告在犯罪过程中，故意令受害人死亡或令受害者身体受伤，即是明知这种伤害可能导致死亡，仍不顾后果地攻击受害人。因此，他在最后做出裁决，被告赵利二级谋杀罪名不成立，判决误杀以及对尸体不敬罪名成立。 误杀罪最低只监禁4年 现年59岁的被告赵利，周二在一名狱警的押解下到庭。他身穿黑色西装、白色衬衣，系一条深灰色领带，精神状态不错，神态平静。他在法院普通话传译员解释下聆听法官宣判。法官宣读判决后，赵利的状态仍比较轻松，并没有大幅度的肢体动作，在与代表律师短暂交流后，他由狱警押解离开。法院将在1月15日举行量刑聆讯，被告将以视像方式出庭。 根据加拿大《刑法》（Criminal Code），误杀罪名最低刑期为4年，最高可判终身监禁。而二级谋杀罪名若成，将被判终身监禁。 苑刚被杀案发生在2015年5月2日晚上，时年55岁的被告赵利是死者苑刚的表姐夫，两家人一同生活在事发的西温豪宅内。根据法庭文件，被告当天和苑刚发生暴力冲突，原因是苑刚要求赵利将女儿赵一铭嫁给他。赵利大怒，并斥责苑刚想法乱伦。 据赵利供述，两人追打过程中，赵利顺手抄起一把锤子阻挡对方殴打，但其后锤子脱手，苑刚也因用力过猛跌倒，赵利则趁机跑回屋内取枪，再返回屋前与苑刚对峙。 赵利在庭审作证解释开两枪过程时说，伏在地上的苑刚举锤打他，赵利脚下踏空、身体晃动导致第一枪打出。此后苑刚左手拉住枪管，右手向前伸几乎抓到赵利，赵利向后躲时第二枪就响了。不过，赵利案发后接受警员问话时，却没有提及该过程。 赵利被指之后还将苑刚尸体肢解成100多份，装入多个袋内。警方发现装有尸块的12个纸箱，还在冰柜内发现一件尸块。 被告律师乐见 二级谋杀不成立 被告赵利二级谋杀指控由于证据不足，被卑诗最高法院法官宣判该项罪名不成立，赵利的代表律师在庭审结束后，对法官的判决表示“高兴”。 赵利代表律师唐纳森（Ian Donaldson）周二在庭外表示，控方一直试图证明被告的犯罪行为是蓄意的“谋杀”，但没有证据支持这一说法，对于法官最终判定罪名为“误杀”，也是辩方更乐见的结果。他并认为，法官是在对所有证据进行仔细、全面的审查之后，才作出的合理裁决。 另外，赵利曾就事件从开始的争执演变成为致死案件表现出悔意。唐纳森相信，这也是法官合理怀疑被告是否蓄意杀人的原因之一。 唐纳森对判决结果表示满意。倪怡婧摄 预计仍需关押一段时间 唐纳森形容赵利是个羞怯、有礼貌的人，之前没有任何犯罪纪录，在事件发生前一直是个守法公民，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加拿大，都是一个对社区有贡献的人。认识他的人，都难以相信他会与这样的事件联系到一起。 对于之后的量刑，唐纳森表示，误杀罪名最低刑期为4年，对尸体不敬罪名最高刑期为5年，而若是谋杀罪名成立，最低刑期就为终身监禁。他补充说，从被逮捕至今，赵利已经被羁押4年半，因此，预计之后还需要继续关押一段时间。 凶案涉涉及分尸、争产、情色   外媒也专题报道 早在2015年5月发生的苑刚遭谋杀及分尸案，案发后一直受到加拿大华人社区、中国及各地华人，乃至主流媒体的关注及报道。此案包含凶杀、分尸、富豪、争产乃至情色等诸多引入注意的内容，在凶杀案审理过程中，苑刚留下约1,600万元遗产民事争夺案也审理，共有5个为苑刚生下子女的华裔女子，先后在法庭作证，讲述自己与苑刚认识、交往及情爱的过程。 赵利一家早于苑刚移民加国（见附表），赵利的妻子李小梅是苑刚的表姐，虽然两人并无血缘关系，但当苑刚案发当日要求赵利同意将女儿嫁给他，以换取将来赵利以自己的发明成立公司50%股份时，赵利暴怒更斥责苑刚“乱伦、畜生不如”，两人由此发生打斗及赵利开枪杀人。 苑刚曾帮助赵利夫妇及女儿赵一鸣获得就业机会，而赵一鸣更曾主持电视节目《公主我最大》（Ultra Rich Asian Girls），在节目中展现自己的豪华生活。 此案也引起《纽约时报》的关注，该报记者曾在去年年底来到温哥华，旁听苑刚遗产争夺案，更以《一场谋杀，一个破碎的加拿大移民梦》为题刊发报道。 5位女性为苑刚生孩子  赵利在庭审作证时，多次指证苑刚人品低劣、喜欢炫富，与多位女性有性关系并生下多个子女，但却不尊重女性，更目睹苑刚辱骂自己的母亲。赵利斥责苑刚私生活极度混乱，指苑刚在西温住宅居住时经常带女人回来同居，“几乎每天换一个”。而赵利妻子李晓梅则供称，苑刚经常换女友，但常来家中且她能叫出名字的有10多人。 为保护参与争夺苑刚遗产的未成年人隐私，法庭在审理争产案时颁布了严格传媒报道禁制令，不能提及孩子出生城市，他们母亲的名字只能以M加数字代替。5位母亲的作证，展现了苑刚的生意、生活，他追求每个女子都有一段独特的故事。 例如，M3供称，苑刚善于结交朋友，他最初以低价购买二手燃油，经技术处理后再高价转售出去，由此成功获得第一桶金。M3更表示，知道苑刚有座驾挂可进出中南海的车牌，她说只能猜测苑刚的一些生意可能同政府有关。 当年凶案发生后，警方封锁进出豪宅的道路展开调查。资料图 交往68女 苑刚性爱视频被睹 而M5的证词最能反映出苑刚私生活的混乱，她在法庭供称她当年怀孕后于2014年夏来到温哥华，在苑刚西温住宅同居时，偶然在一个U盘内，发现苑刚列出交往女子名单，人数多达68人，也有苑刚与女子的性爱视频、女性裸照，以及3段由苑刚拍摄3个孩子的视频。她说，看到后全身颤抖、不停哭泣，但冷静下来后决定不去质问苑刚，而是避免冲突，找借口先返回中国。   综合报道      星报温哥华记者 倪怡婧 采访 

■约克区儿童保护协会指，Benson夫妇未能照顾好自己的女儿，把女婴带离夫妇身边。 Google地图截图 安省约克区一对在海外结识的夫妇，6年前带着生病的女儿前往医院急症室看病，其后他们因对女儿“疏于照顾”等理由，被儿童保护协会（Children's Aid Society，简称CAS)人员将孩子带走，妈妈更因此受精神打击入院，现时一家人还未能团聚。当事人夫妇中的丈夫批评CAS存在着文化及年龄成见，而其妻的母语是非英语。 据约克区新闻网报道，Ken Benson（当事人均为化名）和妻子Laurie在2004年结婚，2012年诞下一个女儿Carolyn。Carolyn在8周大时患上严重湿疹（eczema），夫妇就带着孩子往求诊。他们在看完家庭医生后，被转介到皮肤专科医生和多伦多病童医院（The Hospital for Sick Children，简称SickKids），不过，他们最后并没有赴医院就诊。 2013年5月初，Carolyn患上严重湿疹，左眼也受影响无法睁开，夫妇二人在凌晨三时将孩子送往急症室。Ken表示，当时医生并没有太当一回事，几个小时后只口头通知他们可以离开。他们回家后，正商议带孩子去另外一家医院查看。 夫妇误会可携女出院 护士通知CAS报警 但就在他们离开医院之后，护士就直接联系了CAS，后者通知了警方，他们被警察带回急症室。一名CAS工作人员之后在法庭上表示，当时该名护士认为，孩子正临危急关头，家长却不听医院建议擅自离开医院，将孩子置于更大的危险当中。不过，Ken解释是他们搞错了医生的意思。 Ken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从他们带着孩子回到急症室，这个带走了他们女儿的“腐败”（corrupt）系统就开始针对他们，妻子也因孩子被带走而精神崩溃，其后住进精神病院。他认为，在这个案件中，CAS存在着对他们文化差异和年龄差距的成见。他并补充，妻子的母语不是英语，两人是在海外相识而结婚。 而CAS在报告中指案件是“社会问题”（social concerns），但他指对方没有充分证据。他指出，妻子在生产时大出血，女儿出生只有5磅重，医院一开始就给孩子喂配方奶，这才引发了他们在食物对孩子健康影响上的争论。 报道指出，这案子的核心问题在于夫妻二人对孩子的照顾是否足以导致他们的孩子被带走。从CAS供词和法院之后的判决来看，他们显然是这么认为的。但从警方文件及家庭医生的证词来看，并不同意这个结论。 医生认为不必担心婴儿健康 根据Ken获得的一份警方纪录，处理涉儿童犯罪案的警官内尔（Kevin Douglas Neill）在文件中指出，他们离开医院是认为医生同意他们这么做，并写道：“鉴于孩子的就医纪录，以及父母为孩子的皮肤病积极求医，充分说明这并非一宗犯罪事件。” 孩子出院后，CAS继续对Ken一家展开调查，并于同年6月将孩子从他们身边带走，暂时交由亲戚抚养。根据CAS工作人员供词，他们认为孩子被疏于照顾，导致病情恶化，家长也拒绝遵守医生嘱咐，没有为孩子提供所需的食物和照顾。 而根据警察之后带Carolyn去医院的检查结果，并没有脱水、饥饿或瘀伤等问题，只有湿疹以及孩子头部扁平等情况，不过，家庭医生Robert Doherty指出，扁头是因为婴儿长期平躺所导致，是正常现象。 他还在庭上表示，并不担心孩子的健康，强调“如果发现任何问题，也会联络CSA”。他并补充，如果孩子父母重新获得监护权，他也会密切关注孩子的状况。 尽管如此，法院最终还是判决Carolyn继续由亲戚抚养。主要考量是孩子母亲的精神状况，以及母亲与孩子之前缺乏亲密联系、父母没有遵循CAS和法院的指示等。

撰稿：睿 2011年10月，一位年逾七旬的卑诗省列治文市民Jean Ann James被判一级谋杀罪名成立，终身监禁，至少25年不得假释。而这起发生于1992年的血案当时已经过去了19年。       72岁的老妇Jean Ann James被控一级谋杀罪名成立 在犯罪19年之后终于归案 直至2008年底的一次长达近一年的警方卧底行动中，James向乔装成黑帮大佬的卧底探员说出了只有自己才知道的这段往事。假扮成犯罪组织老大的卧底警察，意图发展身为空乘的James为其工作，负责山寨假货的运输和接头。 2008年11月，在蒙特利尔一家酒店房间内，Jean Ann James亲口承认自己曾经杀人夺命之后，这桩血案方才得以水落石出。 Jean Ann James在卧底警探的引诱下交代了案情 那么，眼前这个步履蹒跚的老妇到底当年犯下了怎样的罪案呢？ 受害人苗丰玲 上世纪80年代 此案的受害人苗丰玲身家非同一般。她的父亲正是早年有“台湾面粉之父”之称的苗育秀。他创办的“联华气体”、“联成化科”等高科技工业企业数十家，实体企业覆盖全球。在台湾算得上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苗育秀膝下有6名子女，次女苗丰玲生于1951年，早年赴美读书之后，在1976年来到加拿大研习钢琴，并结识了在日本航空任职高管的若林信二Shinji Wakabayashi。 1980年，苗丰玲和若林结为夫妻，并定居在温哥华西区高档住宅区——香榭Shaughnessy的一栋豪宅中，婚后的苗丰玲随夫姓叫Gladys Wakabayashi。 苗丰玲遇害的住宅 随着女儿Elisa的渐渐长大，苗丰玲、若林信二夫妇也结识了一些女儿同学的家长。其中Derek和Jean Ann James夫妇与他们相处得尤其融洽，并经常带着孩子们一起聚会出游。 Derek James在温哥华国际机场地面控制中心工作，他的妻子Jean则是一名空乘。同一领域的职业，也让两家人越走越近。 也许是因为所谓文化差异，也许是因为聚少离多，到了Elisa12岁的时候，苗丰林和若林信二已经分居。分居之后，母女两人继续住在温哥华西区的家中。 参与庭审作证的受害人丈夫若林信二 2011年10月 1992年6月24日早上9点，苗丰玲如往常准点送女儿去上学。然而到了下午3点多，女儿还在学校焦急等待母亲。等待数小时后，Elisa打电话给父亲。父女俩人回家后，先上楼的若林信二在主卧室看到了浑身血污，已经死亡多时的苗丰玲。她身上有几处明显刀伤，很显然最致命的是切断颈部静脉的一刀。他推了推妻子的身体，确认她已无生命体征，震惊恐惧的若林信二带着女儿赶往住在附近的苗家兄长家中，并立即报警。 当时现场调查探员在多年后的作证时表示，进入案发的主卧室之后，发现地毯上有血脚印，足迹清楚显示是女性高跟鞋所留下的。作为受害人家庭密友，Jean Ann James也曾被列为警方关注的嫌疑人之列。当年，警方也曾搜索James位于列治文的住宅和车辆，但并没有发现相符的高跟鞋等证据，在对她进行跟踪调查之后也未发现任何破绽，因此未对她进行犯罪指控。不过，针对Jean Ann...

     随着节日季（Holiday Season）的临近，大街小巷的节日气氛和庆祝活动让人时刻处在温情和美好之中。在西方一年最重要的节日圣诞节（Christmas）来临之际，人们都在忙碌着聚会、购物和迎接假期。但在这个偌大的城市之中，每年在这个重要的时节，仍然还有许多迫切需要帮助的人们：许多人无法承担一顿体面的圣诞晚餐，有人孤独地过节无法与家人团聚，甚至还有很多人无家可归，流离失所，要在避难所里度过节日。如果你有能力和爱心在这个节日为这些人出一份力，就行动吧！ 都市报记者 文琪      4.25元在当下金贵的多伦多能做什么？也许可以买两杯咖啡，一个麦当劳的早餐汉堡，一个生日气球，或是一元店的两件物品。但在这个节日季里，捐助4.25元给多伦多市的史葛差会（The Scott Mission）就可以帮助陷入贫困和无助的人度过一个饱满的圣诞节日。他们在圣诞这天可以饱餐一顿节日晚餐，并同时将温暖和帮助分享给欢聚的人们，将爱心化作鼓励和慰藉传递下去。 根 植 社 区 帮 助 贫 困 者      史葛差会捐赠者联络、传讯部门负责人Alexander Ng在接受《加拿大都市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每年社区中都会有大约300至400个需要帮助的人，来到史葛差会参与圣诞晚餐庆祝节日。“我在这里工作9年了。虽然我不知道圣诞晚餐的历史有多久了，但是每一年都有这个活动，已经很长时间了。我们其实不止是提供圣诞日的餐食，每年的每一天，即周一到周日（year round），我们都提供餐食（meal）给需要的人，只是很多人不知道。我们每天的平均需求是要服务200至250个人。社区里的确有很多人都需要这样的帮助。因此我们全年都会筹款。圣诞节是也的确是人们更愿意捐赠和给予的时节。我们尽量让这一年中每个节日的餐食都能特别一点，比如圣诞、感恩节、复活节等。无家可归的人、没有地方去的人、在饥饿中的人都可以来。”      史葛差会是一个非教派的（non-denominational）基督教组织（based on...

     加拿大的媒体最近似乎都有一种浓厚的兴趣，追着联邦政府官员问“什么人算中产？”      这样的兴趣显然是源自政府。联邦政府这几年经常把“中产”和“努力工作试图加入中产的人们”挂在嘴边上。大部分政策以“中产”为主要目标，新的一届内阁中砍掉以往专门的体育部长、旅游部长，却偏偏别出心裁任命了一个“繁荣中产部长”。      这样的兴趣和疑问也非常合情合理，因为一个天天喊“中产”的政府没有一个人给出“中产”的明确定义，对什么人属于中产、什么人不属于中产之类总是含糊其辞。      12月11日，有记者追问总理定义“谁是中产”，杜鲁多回应说“加拿大人民知道谁算是中产阶层里边，也知道他们的家庭面临什么（挑战），我们更专注于真实的问题……”。媒体说，但是我们不知道。总理给部长的职权任务书也没有明确定义；而新任的繁荣中产部长也给人一头雾水， “中产是那些认为他们有能力负担自己生活方式的人，他们具有生活质量，而且他们可以......比如送孩子去打冰球，做各种活动。这是关系到具有一定生活消费，让家人可以做您想做的事情。”      如果按收入计算，据报道，按照加拿大统计局的资料，2015年加拿大家庭的中等收入是70,336加元，2018年是71,011加元。当然，统计数据的定义非常多，这个数字也只是一个参照。哈珀政府时期的财长奥利弗曾说，年收入12万的家庭“算中产”。      2015年，新的联邦政府上台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中产”减税，为高收入加税，并推出“加拿大儿童福利金”，加大了“牛奶金”的额度，这一“中产”减税措施将个人年计税收入在45,282至90,563加元的区间减低税率，对高于200,000的收入增加税率。如果按照这个做法，个人收入在大约4万5到9万的人士都因为“中产”概念而受惠，收入更高的一部分的受惠程度将逐渐减低。      2019年，新一届政府同样以“为中产减税”作为第一步，提高基本个人免税额（BPA），2020年的BPA将由现行的12,298加元提升到13,229元，到2023年逐渐提升至15,000加元。      如果以2020年计算，此举对年收入低于1万2千元的人士没有帮助，因为以前得以免税，将来依然免税，但对所有高于这个限额的个人都有益处，即使年收入高于1万5千元，也会因增大的免税收入额而获益，直到从15万以上的“高收入”为止，这部分减税优势才会逐渐消失，到21万年收入时全部消失。因此年收入在1万2千至15万之间的人士都因为“中产”概念而受惠。      由2015和2019两次为“中产”减税的举措可见，惠顾的范围虽然都是涵盖中等收入的个人或家庭，但具体的收入数字却有很大差别。政府自己就不想把这个概念按照收入划清楚。      现在的财长莫尔诺不希望仅以收入来界定是否是中产，”中产的价值观就是大多数以及各个背景的加拿大人所共享的价值观：他们相信努力工作才能取得成功，并希望他们的孩子拥有更好的未来”，他们关注有足够的住房和医疗护理、给他们孩子有教育机会、一个有保障的退休、有保障的就业、以及适度的休闲开支……。      其实，加国社会的收入呈一定的正态分布状态，非要以收入为“中产”画出明确的界限并无意义。但“中产”的概念代表了大多数加拿大的自食其力打工者和辛勤的生意人，而且帮助和扶持中产就是从中间路线推动经济发展，可以促进整体经济朝着普惠型发展，远比侧重帮助高收入或侧重帮助低收入者为好。 德胜 图片来源：Pixabay

多伦多首位变性人警官Myles Glazier GLOBAL NEWS 视频截图 出生的时候是名女性，一直为自己的性别感到深深困扰，但是从未泯灭自己的警察梦。现年26岁的多伦多第一位变性人警官Myles Glazier，18岁时在自己的家乡申请做警察，但被建议去做精神检查。经过8年变性治疗后，他终于开始在多伦多26分局担任警官。 Myles Glazier说，他每天早晨穿上警服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梦想成真了。 他带着微笑对环球新闻Global News的记者说：“刚开始的几个月真的是太棒了！” 但是作为一名刚开始必须隐藏自己真实性别的人来说，他的职业生涯并不一帆风顺。 “我的压力山大，焦虑无比，”他说：“我仍然记得自己无法控制自己的感受。” 出生的时候登记为一名女性，Myles并不认可自己的性别身份，一直感到纠结。他说：“我斗争了很久很久。” 18岁的时候，他在家乡Orangeville申请做一名警察，但是被建议去做精神检查，他只能无奈离开。 经过整整8年的治疗，Myles终于找回了自我。 GLOBAL NEWS 视频截图 2018年底，他的入职申请被多伦多警局接受，今年10月，他正式成为一名警察，在靠近Kipling Avenue和Finch Avenue West的23分局开始工作。 Myles解释他最终选择多伦多是因为其的多元性和包容性。 一名LGBTQ2组织（同性恋变性人双性人双重性格人组织）的联络官员Bottineau说，她听到Myles的经历很开心，她认为人们应该有自由成为他们想要成为的人。 传统上，多伦多警局，同世界上很多警方一样，和LGBTQ2组织关系紧张。 在2017年，当多伦多警方被指责对连环杀手Bruce McArthur不断杀害男同性恋不作为的时候，多伦多警方被拒绝参加多伦多同性恋游行（Toronto’s pride parade）。 Bottineau说，我们和警方的关系起起伏伏，但是现在我们行进在正确的道路上。 Myles说，随着时间流逝，很多事情在改变。你完全可以做你想做的自己。他也希望其他变性年轻人能听到他的故事而变得更勇敢，同时也希望其他人能够对别人更宽容。 GLOBAL NEWS 视频截图 编译：都市网  Daisy Ref: https://globalnews.ca/news/6279112/toronto-police-myles-glazier/

撰稿：睿 纽芬兰省东北部小镇甘德（Gander），约万余人口，6个交通灯。当地盛行雪地运动，小镇居民在超市购物时不锁车门比比皆是。很多方面来看，甘德也许只是加拿大无计其数的小镇之一。但正是当地的机场，使得甘德在这些小镇中鹤立鸡群。 甘德是一个因机场而兴起的城镇。地理位置看来，甘德位于英国伦敦至美国纽约航线下方，因此1938年这里建起了当年全球最大的机场之一，作为当时远程越洋飞机离开北美上空的最后一站，飞机在甘德机场加满油后继续前往目的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上万盟军空军人员进驻甘德，这里曾是数万架次加美战斗轰炸机奔赴欧洲战场前稍作停留的地方。 纽芬兰拉布拉多省督Sir Humphrey Walwyn和一名飞行员交谈1941年10月14日 二战结束后，跨洋飞行前，飞机不再需要在甘德机场加油，这里也逐年冷清，直到2001年的9月11日。 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遇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恐怖袭击。突如其来的袭击发生之后，美国立即第一时间宣布关闭飞行领空，除军事、警用及救援飞机外，所有民航班机禁飞。并规定所有正在飞行的班机立即在距离最近的机场降落，所有原目的地美国的航班即刻改到飞往邻国加拿大。这次是美国历史上至今唯一一次未经计划的紧急停飞措施。 甘德机场候机大厅等内部装修风格还保留着始建初期的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风貌 如此危急的情况之下，很多远道从欧洲而来的越洋客机，不得不立即转往加拿大寻找机场降落。于是，纽芬兰省甘德机场紧急启用，准备接纳38架无法顺利飞往美国的客机，以及另外4架军用飞机。这些飞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总共将近7,000人。小镇甘德，只有大约500个酒店/旅馆房间。不过万余人的甘德，需要在最短时间内作出最快反应，接纳来自于近百个国家的来客。 改道的飞机陆续降落在甘德的同时，911恐怖袭击事件的震惊细节也从四面八方不断地传来。在航程辗转的疲倦和恐袭带来的惊恐情绪的多重重压下，几乎所有乘客都陷入了沉默。他们透过飞机客舱舷窗望向外看去，窗外还有其它刚刚降落的客机。每个人心中都很清楚，他们不是唯一的受困者。 改变航线降落在甘德机场的38架国际航班 2001年9月11日 当时的甘德镇长Claude Elliott不假思索，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全镇进入紧急状态。甘德镇和方圆几十公里的其它城镇，将所有可能的地方都添置了折叠床，改成了临时旅社。这些乘客们被安置在学校、体育馆、图书馆、教堂等公共设施。甘德居民们为他们准备了食物、换洗衣物、电话和电脑等供他们和家乡的亲友联络。当地洗衣店也为所有人免费开放。临近路易斯港镇的高中学生作为志愿者配合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料理安置事务。更有很多小镇民众邀请他们来到家中暂住，希望舒适的环境帮助缓解他们焦虑的情绪。乘客中刚好有位怀孕的女子，她被安置在一间紧挨诊所的居民家中，以备不时之需。甘德当地民众还给乘客们起了个亲切的别名“飞机客”Plane People。 最后一班离开甘德的国际航班 2001年9月15日 次日，甘德镇长Elliott作了一个宣布：所有意外被困的乘客都自动成为荣誉甘德市民。这些新晋荣誉甘德市民，当然要去镇上四处走走。于是甘德居民们作为向导，带着“飞机客”们或远足，或观湖，或享用当地美食。所有的人都似乎短暂地从911恐袭之后的凝重氛围中，稍稍舒缓。   911改道降落于甘德的一位美国飞行员 Beverley Bass 3天之后，美国亚特兰大机场重新开放。飞机客们被告知他们可以起飞了。在加拿大红十字会人员的周密组织之下，所有乘客都悉数按时回到机场，准备开启新的旅程。3天以前，他们还只是因为不幸的发生，而恰巧同道的旅客；3天之后，所有人都已因为共同的境遇而彼此开始熟悉。虽然即将踏上各自的归程，但很多人已经在交谈间交换了彼此的联系方式，希望以后常来常往。 正在乘客们等待再度起飞前临行惜别之时，达美航空15号航班上的一位穿着红衣的女士向机组人员申请，是否能用机上广播宣布一件事。在得到机长允许之后，这位女士激动地说，她希望能够回报几天来热心帮助他们的加拿大小镇居民。 Beverley Bass时隔多年后再次回访甘德 2017年 这位红衣女士就是俄亥俄州立大学退休员工Shirley Brooks-Jones。Brooks-Jones说，她打算以15号航班的名义成立一个奖学基金，专为路易斯港高中的学生提供奖学金，以答谢这些学生们几天来的悉心照顾。当她说明原委之后，机上乘客们纷纷交上写明捐款金额、各人信息的纸条，所捐金额已经有14000美元之多。而Brooks-Jones女士本人和达美航空公司，也捐出了对应的总金额。过去十多年来，来自全美、加拿大和世界其它国家的奖学金捐款，早已破百万。受益于这项奖学金的路易斯港高中学生，也有至少百余人。 今年已有83岁高龄的Shirley Brooks-Jones女士，仍在每年911周年之际来到甘德，感怀18年前这场悲痛的意外所带来的得失。“他们不仅仅给我们吃喝，为我们提供住处。他们更是给予了我们所有人爱护和尊重。他们为我们做的所有一切，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心中满满的都是爱。” 以甘德911为创作原型的歌舞剧 COME FROM AWAY远道而来 痛苦的意外让这7000名“飞机客”和万余甘德人走在了一起，并共同度过了生命中交集的那几天，也成为了一生的朋友。虽然18年后的今天，世界似乎更不太平了，但是总是因为那麽一点一滴凡人心底的善良，让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依然心怀希望。

早川莉娜，弟弟和母亲 1942年初 撰稿：睿 1930年，早川莉娜（Lena Hayakawa）在卑诗省一个日裔加拿大移民家庭出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她的父母在卑诗当地经营着一家红火的草莓农场，莉娜的童年充满着简单和美好。        珍珠港事件爆发 美国加州号驱逐舰被日军炸沉 1941年12月7日 但这一切都在她11岁那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 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海军航空母舰舰载飞机和微型潜艇，对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在夏威夷的基地——珍珠港，以及美国陆海军在瓦胡岛上的飞机场进行了突然袭击，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 珍珠港事件意味着日本正式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站在纳粹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的一边，这也意味着美国的盟国——加拿大也就此和日本成为敌对双方。 皇家骑警没收卑诗省日裔渔民的渔船 当时在加拿大卑诗省有着相当可观数字的日裔移民，尽管加拿大军队和皇家骑警均不认为当地日裔移民社区对加拿大社会存在任何威胁，但时任联邦政府却不以为然。紧随珍珠港事件，联邦政府立即将卑诗省内约1,800多艘日裔加拿大人拥有的船只全数收缴，关闭所有日文纸媒和学校。日裔加拿大人所有的相机和短波调频通话器也被如数清剿。日裔加拿大人不仅被政府没收财产，甚至还被规定了每天归家的宵禁时限，气氛不亚于战区。 5首位日裔加拿大移民 永野万藏一家人 19世纪末 1942年初起，加拿大联邦政府通过the War Measures Act战时措施法令。规定所有日本人以及在1922年之后取得加籍的日裔进行“敌国居民登记”。并就此开始对所有卑诗省境内，18至45岁之间日裔平民男子予以大规模的逮捕拘押，并把他们关押于名为“保护区”，实为集中营的地方。同年3月，拘捕令范围扩大到所有日裔人士。大约占卑诗日裔人口至少九成、总数为23,000多名日裔男人、女人和儿童，被迫离开原本安定的家园，名下物业财产全部归政府所有。 一群被发配筑路的日裔加拿大人 他们中至少七成是加拿大公民。在经过短暂的拘押之后，政府给出了两个选择：他们必须移居洛基山以东的荒漠地区，或是回日本去。已经生效的战时措施法条例，授予联邦政府权力囚禁日裔加拿大人，并强迫他们离开他们定居的卑诗省菲沙河谷一带，这些“敌国居民”被以从事间谍破坏活动的罪名，重新安置在阿尔伯达和曼尼托巴省的劳动集中营里。另有至少700名日裔加拿大男性公民被关押于位于安省的战俘营。 早川莉娜近照 早川莉娜一家就被发配到了曼尼托巴省的一个甜菜农场，全家住在小木屋里，起早贪黑在地里劳作。莉娜多年后回忆说，小屋四处漏风。即便在严寒的冬日，全家人也只能在屋外如厕。有时，母亲不得不从雪地里拿回雪块，融化后用于生活用水。 二战结束之后，早川一家终于得以开始新生活。不幸的是，他们再也没有回到自家的草莓农场，而是在曼尼托巴省Whitemouth重新开始。所幸的是他们留了下来，在这场浩劫中另有四千多名日裔加拿大人被流放回到日本。彼时的日本刚刚战败，又经历两场原子弹袭击，满目疮痍。而他们中有很多人出生在加拿大、从未去过日本的，虽然回到祖籍国日本，却像是一株无根的植物，在两个“祖国”之间挣扎，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未能真正融入日本社会。 卑诗省日裔移民家庭被分散送往省内外劳动集中营 直到1949年4月1日，联邦政府终于允许日裔加拿大人在有保证人的情况下，返回家庭原住地。同年，日裔加拿大人重新获得了包括选举权在内的公民权。 1947年，日裔加拿大人协会成立，在那之后的数十年里，该组织不断呼吁联邦政府对二战期间侵犯日裔社区人权的行为致歉，早川莉娜也频繁活跃于各类活动中。此后，日裔加拿大人的身份地位开始恢复，1977年，加国政府用历史上首位日本移民永野万藏的名字命名了卑诗省省的一座山，那年也是永野万藏抵加100周年纪念。 加拿大总理Brian Mulroney马尔罗尼在日裔加拿大人协会主席见证下向全体日裔加拿大人致歉 1988年9月22日 1988年9月22日，时任加拿大总理的梅隆尼（Brian Mulroney）正式就当年针对日裔的迫害隔离行动道歉，并向18,000名幸存者每人赔偿21,000元。 尽管联邦政府致歉已经过去31年，但很多当年亲历事件日裔人士至今仍心有余悸。尤其是那些被流放回到日本，一生再未返回加拿大的人们。

艺术家bev tosh和她的英国战地新娘肖像展 撰稿：睿 1940年秋天，当英国姑娘Rose Marie Potter嫁给驻扎在欧洲战场的加拿大军人Alexander Ironside的时候，她并不知道自己只是二战期间嫁给加拿大士兵的数万名英国姑娘之一。仅仅1940年，就有至少数千名英国女性和加拿大驻军结婚。 1942年，加拿大联邦政府决定免费批准这些英国新娘和她们的子女移民加拿大，并获得加拿大国籍，确保她们能够和丈夫在战后团聚。和前线战场一样，后方的加拿大国内也悄悄组织起一支移民局工作人员的队伍。成千上万的申请表格，无计其数的医疗健康检查，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当一切准备就绪时，这些战地新娘和她们的孩子们被送上英国驶往加拿大的单程邮轮，和加拿大夫婿的后方亲人团聚。直到1945年，英国战地新娘的数字已经多达好几万。       一批准备离开英国 启程前往加拿大哈利法克斯21号码头的英国战地新娘 如果时光倒退74年，试想今天是1945年3月8日，那时距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已经持续了6年，并接近尾声。那年的早春三月，英国邮轮RMS Aquitania阿奎塔尼亚号从英国伦敦出发，目的地是距离6,000公里的加拿大哈利法克斯港口。阿奎塔尼亚号首航是一战爆发时的1914年，这是同时期英国邮轮中少有的身兼军用和民用，且航行数十年仍然保持完好巅峰状态的一艘。 加拿大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和正在船上用餐的战地新娘和她们的孩子们 和战时几乎所有的行动一样，这次航程当然也是保密的。因为德军U-boats U型潜艇正巡逻于北大西洋，时刻准备着摧毁任何不幸经过的邮轮。 21号码头今天已经成为加拿大移民博物馆 而这趟邮轮上的数百名乘客的身份非同一般，这些乘客清一色都是英国年轻女子，她们中的一些人还怀抱着幼子。她们来自于英国各地，但此行的共同目的就是和她们的夫婿团聚。她们的夫婿都是参与二战并驻扎在英国的加拿大军人。英国姑娘Rose Marie Potter和她怀中的幼女，也在乘客中间。 阿奎塔尼亚号邮轮在酷寒的北大西洋经过一周的颠簸之后，终于停靠在哈利法克斯的PIER 21港口码头。尽管这场征程并未惊动外界，但船上的每个英国姑娘都很清楚，她们刚刚抵达的PIER 21码头是加拿大最主要的移民吞吐口岸。所谓21号码头，其实囊括了第20、21以及22号码头三个登陆口岸，合称为哈利法克斯海洋航站Halifax Ocean Terminals。 Lois和Ross Bowling已经相继离世 这个航站建筑和海港并不相连，而是建造在和海岸线平行的海洋防波堤上。正因为其地理位置紧挨火车站和若干哈利法克斯当地军事基地，海洋防波堤可以和大型军舰无缝对接，并且这里是距离欧洲最近的安全深海港口，故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里也被用于近50万加拿大军人前往欧洲战场的始发地。 加拿大军人Bruce Blagborne 和英国姑娘 Doiran Phillips的结婚照 1944年 1928年至1971年间，PIER 21码头曾是超逾100万的移民进入加拿大的首站，在二战及战后移民加拿大的高峰时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里，这些英国姑娘们需要耐心等待，直到她们的移民申请文件被加拿大移民局一一审核，最后盖上写有“landed immigrant”登陆移民的字样。自此，这些心怀憧憬姑娘和她们怀中尚不谙世事的孩子们，勇敢地踏上了在加拿大这样一个全新国度的人生旅程。二战期间，PIER21码头就曾成功接纳近5万名战地新娘和两万多名婴幼儿。 Joseph 和Jenny...

每年10月底11月初秋冬交替之时，加拿大也迎来了又一个国殇日。萧瑟凛冽的寒风中，人群中那一抹抹象征热血的罂粟花格外显眼。和每个大小城市一样，多伦多市区到处举办大小规模的纪念仪式。仅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有至少45,000名多伦多市民赶赴欧洲前线参战。这一数字还不包括留在后方奉献微薄之力的人们。 一战前线的加拿大士兵们 1914年8月4日，一封来自英国伦敦的电报被送达加拿大总督府，也带来了英国政府对德国宣战的消息。未经国会讨论和投票，也没有召开内阁会议，加拿大随即宣布参战，和英国政府共进退。当时的多伦多可谓是倾其所有，将很多学校、公园、工厂改造为军火库、监狱、兵工厂，以及征兵训练的大本营。市内几乎每个拥有相当规模条件的场地都被利用。今天，我们就来回顾一些当年的史料图片。 加拿大国家会展中心 1915年 今天的国家会展中心的MUZIK大楼。 THE CNE 加拿大国家会展中心 1914年9月，位于安大略湖边，占地近200英亩的加拿大国家会展中心CNE被改造成为军事训练基地和战俘监狱。当时的园艺大楼（今天的MUZIK）和政府大楼（今天的Liberty Grand Entertainment Complex大型宴会厅）则住着大约一万名士兵。而Stanley Barracks史丹利军营，则软禁关押着一批来自欧洲敌对国的新移民。 国家会展中心的一块区域关押软禁着一些来自敌对国的新移民 加拿大国家会展中心操练的后方预备军人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5-19年间，国家会展中心每年举行军事汇演，驻扎当地的士兵们以演练的方式，向来访市民们展示军力。 The Distillery District 古酿酒厂区 始建于1832年的古德汉－－沃兹酿酒厂（Gooderham & Worts Distillery）旧址，是目前北美保存最完好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工业区。 今天我们所知的古酿酒厂区是酿酒作坊、酒吧、餐厅、艺术品画廊、手工艺品店等一应俱全的文化艺术中心。不过，100年前一战期间的Gooderham & Worts古酿酒厂区遗址，则是另一间和酿酒完全没有关系的工厂所在地。这间工厂就是British Acetones Toronto Limited英国丙酮多伦多有限公司。化学原料丙酮是制造弹药的必须成份。 1889年起，英军开始使用无烟火药来制造炮弹，这种火药的主要成份是硝基甲烷和硝化纤维/火药棉，丙酮便是其制作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溶剂。根据记载，英国丙酮多伦多有限公司当时每年丙酮产量为至少1.000吨，是英军最大的供应商。   今天的Liberty Grand Entertainment Complex大型宴会厅 Liberty...

撰文：睿 1982年1月11日，42岁的奥尔森（Clifford Olson）手持一本带有词语注释的刑法大典走进位于温哥华的一间法庭，庭内座无虚席。褐色头发顺着耳际微微卷曲，身材矮壮的奥尔森用他那双深褐色的眼睛环顾四周，似乎面带笑意。这场庭审所针对的，就是加拿大卑诗省有史以来最大的连环凶杀案。 Clifford Olson 1980年代初 奥尔森并非一位律师，而是这场庭审的被告。在包括多名受害者家属在内，全场所有人的注目之下，针对奥尔森的10项指控被一一宣读。之后，奥尔森用清晰而平淡的口气脱口而出：“我无罪。” 三天之后，奥尔森毫无前兆地突然改变口径。他承认了自己被指控的所有10项罪行。另外，还主动交代了杀害16岁被害人Sandra Wolfsteiner的事实。 Clifford Olson和自己童年照片的合影 开口索要10万元 奥尔森对总共11项一级谋杀罪供认不讳，并表示愿意向卑诗省皇家骑警指出匿藏受害者尸体的位置，不过前提是必须得到10万元，给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虽然此举动引发众怒，但警方最终还是决定以10万作为交换尸体匿藏地点信息的筹码。 Olson从青少年时代就曾被警察指控上百次 警方随后根据奥尔森交代的细节，在温哥华附近约90公里的一处偏僻地域，找到了11具年纪分别从9岁到18岁的少年儿童遗体残骸。其中3个男孩、8个女孩。死因分别为钝器重击、刀伤、勒颈，其中有些死者曾被性侵。 这11宗命案，均发生在1980年11月到1981年7月的短短9个月之间。 恐怖气息笼罩卑诗 让我们先回到1980年的温哥华。那时的温哥华距离主办1986世界博览会尚有6年时间，国外甚至外省的报刊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到达温哥华，各区域警局之间的联系合作也困难重重。互联网时代还未到来，1980年的温哥华还是个单纯的地方。 在奥尔森归案之前，整个卑诗省被一层恐怖的气息完全笼罩。曾经夜不闭户的居民们开始紧锁门户，高速公路上也再也见不到搭车人，电线杆上到处贴满寻人启事，寻找不断失踪的儿童和少年。这些失踪者均非问题少年，因此更加令民众人心惶惶。 首次因为凶杀被捕的Olson 1981年 无恶不作的奥尔森 出生于1940年新年第一天的奥尔森是家中的长子，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让父母省心的孩子。他的父亲Clifford Sr.曾经先后做过送奶工、建筑工和公寓管理员的工作；他的母亲Leona则是一名保姆。奥尔森的其他几名弟弟妹妹都是守法公民，唯独他从小就麻烦不断。从斗殴、逃课，到抢劫、行骗，无恶不作。从17岁首次入狱，到41岁犯下连环凶杀的罪行，这24年里，他就曾被指控至少100项罪名。 事实上，杀害11名少年儿童的这9个月的时间，奥尔森尚在前一宗案件的假释期间。犯罪，是他所知的唯一一种生活方式。 这期间，奥尔森甚至还解决了“终身大事”，他和刚刚离婚的 Joan Hale相识并结婚，后者于1981年4月为他生下一个儿子Stephen。 1985年，Joan Hale和奥尔森离婚。 生命不息作恶不止 曾自称是“卑诗省的野兽”的奥尔森被庭审法官称为最为危险的罪犯，并被一审判决终身监禁，永不得重见天日。如果你以为入狱的奥尔森从此偃旗息鼓，那你就错了。在那之后的三十年间，有关他的新闻从来没有间断过。虽然困于狱中方寸之地，奥尔森仍将警察和小报记者们玩弄于股掌之间。 他曾不止一次地将一些悬案归揽上身，以此换得新闻报纸一次次的报道。甚至有受害人父母曾经收到过奥尔森的来信，信中非常详细描述他犯案的过程。他多次提出假释申请，迫使当年受害人的家属出席听诊会，对他们进行多次伤害。 奥尔森犯下的罪行人神共愤，而他又不断申请假释，加拿大刑法因此特意以此为前车之鉴，制定了奥尔森条款/C-31法案，取消被判终身监禁的谋杀犯在服刑15年之后即可申请假释的规定。并且取消狱中服刑的重刑谋杀犯领取联邦退休金的资格。 Peter Worthington所著以Clifford Olson为主角的书籍《狩猎者》 Clifford Olson和Peter Worthington再安省金士顿最高警戒监狱见面 1990年代初 71岁死于狱中 2010年11月，70岁的奥尔森最后一次来到全国假释委员会申请假释。 这时的他已垂垂老矣，竭力用几缕稀疏的头发掩盖住泛光的头顶。 “我要出去，我再也不会来这里了。”他咬牙切齿地对委员会小组人员说。那之后，他的确没有再申请假释。活到70多岁的年纪，他终于第一次说了实话。 2011年9月30日，71岁的奥尔森在狱中死于癌症。 以下为部分受害者       ...

▲1813年12月，NEWARK叛军和攻打的美军里应外合，将全镇房屋几乎烧光 1812至1815年的美加战争，是美国独立之后的首次对外宣战。 1783年，独立战争胜利后的美国，打算开展拓疆运动。美国于1803年从法国手里花费1500万美元买下了路易斯安第州，从而使美国的国土扩大了整整一倍。不过美国并没有因此满足旗下疆域。 1812年，为了进一步扩大自身领土，当时的美国趁着英国在欧洲陷入与拿破仑的战争中分身乏术，对加拿大开展侵略战争。战争历时三年之后，加拿大在原住民武装和部分英国军队的联合作战下将美军击退。  ▲昔日和今天的Olde Angel Inn 历史上所有其他矛盾派系之间的战争都是相似的，参与美加战争的士兵中倒戈的不在少数。 1813年冬，正当美军向北推进的同时，众多加拿大境内的地方武装力量试图趁着战争的混乱立地为王，不再臣服于英国。其中一个紧挨美加边境的城镇“NEWARK”，当地武装部队决定投靠美军。 NEWARK，就是今天人们熟知的瀑布小镇Niagara-On-The-Lake。 ▲两百多年前Colin Swayze上尉藏身的酒窖入口 今天已经不对外开放 也许为了证明效忠美国的意图，也许是为了表达对英国政府的不满，他们甚至开始动手点燃城中所有房屋，亲手毁掉自己的家。而那些自知寡不敌众，又不愿倒戈美军的当地驻军，都已经奉命撤离，前往金士顿等别的城镇。 1813年12月的一天深夜，NEWARK当地居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被叛军们从家中驱赶出来。颤抖着，他们站在隆冬的雪地里，亲眼目睹自己的屋子被相继点燃。一栋接着一栋，火焰吞噬了城中几乎每幢民宅和基建。第二天清晨，只有三座房屋幸存。 ▲1812-1815年的美加战争 John David Kelly画作Battle of Queenston Heights描述了1912年10月13日的一场战役 根据流传下来的民间故事记载，在决定效忠英国的守军里，唯一只有一人选择违抗撤离的命令，留在NEWARK。 他的名字就是Colin Swayze上尉。因为对英国的耿耿忠心，更为了等待和一位姑娘的相会，他选择按兵不动。而这个看似浪漫的选择，却要了Swayze上尉的命。 他的爱人并没有如期赴约，徘徊于Regent 和Market街口的Swayze上尉等到的却是大批入侵的美军，和NEWARK城内里应外合的叛军。整座城市被包围得水泄不通，出逃已经不再可能。 Swayze上尉被迫藏身于一个葡萄酒窖中。这个酒窖就位于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Olde Angel Inn天使餐馆 / 旅店的地下室。 在酒窖上下清查的美军士兵们没有放过任何角落，他们甚至用随身的刺刀刺穿酒窖内每一个酒桶。当他们挥刀劈向其中一个酒桶时，红色的液体随即涌出。这一次，不是红酒，而是鲜血。 Swayze上尉就此一命呜呼。 Swayze死后，美军士兵点了一把火，将Olde Angel...

皇家地产发表一份调查报告，指加拿大新移民置业的比重，占全国置业人数比重达五分一。 皇家地产进行一项名为《Royal LePage Newcomer 2019》的调查指出，新移民到加后，大约在3年内会置业，其中，75％新移民会以储蓄或现金来支付置业所需。 调查共访问大约1,500人，被访者是最近10年内移民来加；皇家地产总裁兼行政总裁Phil Soper表示，调查发现，新移民在全国总置业人数中，所占的比重约21％，数字反映新移民是“显著”促进加国地产市场的动力。 Soper表示，加拿大是一个移民国家，新移民亦是加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加国楼市亦十分重要。 皇家地产估计，若维持目前的移民水平，相信新移民在未来5年，会购入68万间房屋。 报告指新移民的定义，是在加拿大居住10年或以下的人士，包括移民、学生、难民及公民；报告指，有31％新移民是家庭团聚，25％为学生，20％是独立移民。 Soper指出，加拿大的新移民人数约200万至300万，而加拿大的总人口约3,700万人，每年约有30万人移民来加拿大。 他表示，不少新移民来加后，最重要的事情是置业，这情况在加国各地都一样；调查亦发现，有86％新移民认为物业是一项不错的投资。 调查指出，大约有32％新移民拥有物业，而加拿大全国则有68％人是业主；新移民中，51％购买独立屋，18％人购买柏文，15％人购买镇屋，13％人购买半独立屋。 Soper表示，大多伦多地区、卑诗省的低陆平原及满地可，是新移民首选置业的地区。 （图片：CBC） T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