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

【加拿大都市网】随鱼而安 相信很多人和笔者一样在出国前，对一个陌生的国家会有这样那样无数的猜想，会有很多对未来的美好愿景，也会有很多对未知的恐惧担心。这些思绪尤其对青春期的小留学生们更是加倍，都说这一代孩子是什么都不在乎的。其实，那一代孩子不都是一样，有爱，有泪，有苦，也有担当。 他和她是一个学校的，海外学校的课程设置是选课制，即便是同一个专业如果选择的课程时间不同，相见一次也不容易。他们却在两个学期都同一时间选择了同一个课程。 她是那种简单恬静的小女孩儿，一个人从踏入温哥华开始就只知道上课下课，吃饭睡觉。第一学期的时候还是蛮期待可以交到很多朋友的，不论是来自同一国家还是不同肤色的同学们，课后还都会找各样的话题去交流。但是第二个学期，这些同学便所剩无几，开始新一轮的课程配置。他和她就是在一门关于电影欣赏的课程上做演讲小组作业而被分配到了一起。一个内向安静，一个天马行空，两个人一来二去倒还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会因为一个论题观点争论不休，也会为某个默契环节而暗自窃喜。这门课还需要成员去拍摄命题短片作业，他们自然而然又成为了合作伙伴。这样合作到了第二学期，两个人也就手牵手的走到了一起。和别的留学生情侣也没什么两样，一起吃饭上课，余下的就是四处游玩儿。而慢慢的，她发现他开始越发的迷恋网游。白天黑夜的奋战在电脑前，成绩开始逐渐下滑。直到期末考试过后，他收到了学校的警告，一学期四门全部挂掉。她为此十分恼火，怎么劝都不听，他还是一意孤行。 但是他对她还是蛮好的，生活上还是蛮照顾，只是单单学习这一块儿着实让人头疼。而她反倒是成绩越来越好，课余时间还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慈善组织等。也作为本校CSSA的领导，与各个高校一起做学生活动。她陪他的时间也逐渐减少，有时候做功课加上社团活动回来都要很晚，他不是在熬夜电游就是在电脑前酣睡。 两个人的距离越来越远，像一堵墙隔着彼此的心。她其实心里很依赖他，很希望和他一起学习做活动，很希望两个人可以一起如之前一样默契甚至争吵。有次晚上她又在开会，突然接到他朋友的电话，说要她快去某个卡拉OK场所接他回去。她急急忙忙开车赶到地点，看到他醉醺醺的搂着一个妖娆的黑衣女子拿着酒瓶子在唱歌。她二话没说，扶起他就走。回到住处之后，就开始给他清理，蜂蜜水也给他喝上，终于安抚他睡去。第二天他醒来后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看到她留下的笔记本。她搬离了两个人合租的公寓，希望他多保重。 笔记本是她一直用画笔记录的他们一起的点滴，从认识开始到后来的种种。她觉得自己好失败，没能给他一个正确的引导和前进的动力，自己那么努力他还是选择放弃自己。他们的灵魂已经疏离，放手是她唯一能最后给他做的。他看到一半就已经泪如雨下，原来他把身边这么好的她给弄丢了。 一段感情里，最怕的就是一个人很忙，一个人很闲，一个人的圈子很大，而另一个人只有他/她，一个人心思敏感，而另一个人又不爱解释。彼此关系逐渐疏远，不是因为不爱了，而是因为差异太大造成的矛盾和误会让彼此都累了。 好好的感情，就这么病入膏肓，也许只有用失去才能教会一个人成长。只是这代价，是青春时期的爱情大多数都逃不过的劫难。如果可以重来，是不是都可以学会怎么去爱去珍惜。让人生少些遗憾，多些爱的美好。

  乐队Soft River在老人院演出后合影，左二是与他们一起演出的90岁老人。   来到加拿大后，移民们经常听到一个新词“义工”，在学校、图书馆、社区中心、非营利组织、慈善机构和各种活动上，也经常看到义工的身影。义工承载着重要的社会服务功能，并且在人与人之间传递着爱心和责任。融入加拿大社会，了解义工文化是很必要的。做义工能够了解社会，结交朋友，获得尊重，是一条融入当地社会的好途径。 在温哥华，找一份义工的工作是不难的。做义工的人，一是要有时间，二是要有爱心。专业人士可以用自己的专业能力贡献社会，老人和孩子也可以做力所能及的事情送出自己的爱心。一些新移民，把做义工作为利人利己的双赢方式，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提高了英语，融入了社会。所以一位新移民说：“做义工，得到的比付出的多。”记者采访了三位新移民，他们做义工的方式各不相同，也有不同的收获和感悟。 图文：记者董清霞 石贝、雷子和秋子组成的三人乐队，闲暇时自娱自乐，还不定期地去老人院义演。当看到老人们由衷地喜欢他们演奏的音乐时，他们也感到很大的满足。 乐队叫Soft River ––柔软的河 他们的乐队名字叫Soft River，因为音乐就像一条柔软的河，传播关爱，滋润心灵。 采访是在石贝的家，那天是石贝和雷子排练的日子，秋子当时正在美国小住。他们起初不愿接受采访，担心被过度表扬为“学雷锋的故事”，后来听记者解释，想写的是普通移民娱己娱人的体会，他们才欣然分享Soft River三人乐队的故事。 10年前，做过钢琴教师的石贝遇到了曾在专业乐团工作过的雷子，共同的爱好使他们成了朋友。从那时起，她们每周一次一同演奏，共同陶醉在音乐之中。既增进了友谊，也对身心大有裨益。 家庭音乐会兴味盎然 去年上半年，雷子在乐团时的同事秋子也加入了他们的合奏。秋子是小提琴手，他的加入，使他们演奏的曲目更加丰富。除了大提琴和钢琴重奏以外，又加入了小提琴和钢琴的重奏、大小提琴和钢琴的三重奏。 移民朋友们的家庭聚会，通常就是吃饭聊天，因为有了小乐队，他们就可以在朋友一起吃饭后，开一场音乐会。石贝说，他们家的聚会，除了他们三位朋友表演，有时还请来搞民乐的朋友。二胡演奏家杨忠才和古筝演奏家陈文英也曾到她家以音乐会友，杨忠才用二胡演奏了罗马尼亚的曲子《云雀》，石贝的丈夫安德列的捷克朋友边弹钢琴边演奏排箫，与之相和。他们也一起唱歌，比如《月亮代表我的心》。 吃饭聊天，乐音悠扬，这样的聚会很有文化味儿，有相同志趣的朋友们乐在其中。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秋子提议说：“我们都是中国移民，来到加拿大健康开心地生活着，既然我们有演奏音乐的一技之长，为什么不以此回报加拿大呢？” 石贝和雷子都赞成，三人决定义务演出，不收分文。石贝的丈夫安德列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担任司仪。安德列是捷克人，1968年就来加拿大了，英语虽然不是母语，但讲得很好，由他跟当地人沟通更方便。 因为三个人演奏的多为古典音乐，很适合老人家，他们就打算为老人院表演，秋子负责联络。短短几个月中，他们就到老人院表演了三次，每次都受到由衷的热烈欢迎。 第一次表演是在犹太人的活动中心，在老人聚餐后为他们表演。他们还为列治文一家老人院、温西一家康复中心演奏。 选老人熟悉的曲子 ...

■被称为「现代罗宾汉」的黄志光，他的处分聆讯于本周结束。 星报资料图片 综合报道 华裔医生黄志光因向贫困病人签发由政府发放的特别饮食津贴，于早前被裁定专业失德，其处分聆讯于本周结束。另一方面，他的事件亦突显了加国穷人面对食物不足的问题。 获外间称为「现代罗宾汉」的黄志光（Roland Wong），于去年12月因夸大病人的过敏病情，让他们能够拿取特别膳食津贴，被裁定专业失德。他的处分聆讯（penalty hearing）于本星期结束。预料安省内外科医生学会将耗时数个月，才能决定向黄志光作出甚么处分。 「援助金不足」引起关注 黄志光不感到遗憾，他坚信穷人需要更多的帮助，因现时的救济金并未足以生存。虽然有些专家会同意他的见解，而扶贫活跃分子更赞扬他，指单是倚靠援助金并不足以支持适当饮食，但并不是所有人也认同他的手法。多市市长福特（Rob Ford）于2010年指，一名医生的职责并不是去扶助贫困人士，或是利用纳税人的金钱去跟政府作对。 截至本年6月，现时共有900,000人受惠于安省的社会援助体系，其中464,159人在拿取福利金，另有430,858人领取残疾津贴。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教授Valerie Tarasuk指，现有制度未能保证人们能够负担所需食物。其报告指出，很多人面对食物不足（food insecure）均是长期病患者。因财政困难而未能获得足够食物是一个公共生问题，而保证这些人有够食物亦是医生的问题。 不过，加拿大纳税人联盟（Canadian Taxpayers Federation，CTF）安省发言人马科姆（Candice Malcolm）表示，黄志光并不是罗宾汉，因所有人也是纳税人，而偷取纳税人的金钱会害所有人。  

  王逸飞与学生会成员合影。本报资料图片 唐俊江(左)与同学参加社区活动做义工。受访者提供图片 私立高中常常会有要求全身西装出席的活动。本报资料图片 南加州社区内，常可见到成群的中国留学生。本报记者钱美臻摄 李锦(左4)在奖学金颁奖礼上与部分中国留学生获奖者合影。受访者提供图片 李锦(左2)说，现在留学生的英语水平越来越高。受访者提供图片 本报记者李晓谜、钱美臻等采自美国及多伦多 来自四川省都江堰市的唐俊江，在中国的大学毕业后，到加拿大留学刚10个月，现在不仅已经在学习和生活上适应这里的环境，而且还在两个月前，当上多伦多百年学院中国学生会会长。 谈起留学经历，唐俊江表示自己也同大多数留学生一样经历了兴奋期﹑孤独期和平稳期，这3个阶段后，逐步适应和融入了这里的生活。他是在国内大学毕业后，通过英语雅斯考试，马上申请出国留学。现修读百年学院的国际贸易研究生文凭课程。 唐俊江坦承自己在留学规划上有着明确的目标，选择目前的专业是因为与自己过去所学接轨，所以在专业学习上不会太吃力。在修完两年研究生文凭后，便可在此申请3年的工作签证，有了工作经验，找到工作后便可申请移民。 说起学习上遇到的最大障碍还是在于语言，尤其是听和说。刚来时上专业科根本听不懂老师在讲甚么，但国际部的老师就鼓励他再坚持两个星期，因他可能不一定是听不懂，也许只是不适应。果然，现据他了解，只要是真的考进专业的留学生，一般过两个月后就可以适应英文上课。为了给家里节省些费用，他还在一个寿司店做过侍应，从傍晚6时一直工作到凌晨1时，每周要上3﹑4天的班，还要上课﹑做功课，因此一天只睡3﹑4个小时。这样坚持了3个月，他的人也瘦了30多斤。这时他才意识到不能再如此拼命，因每学期7门功课已经是很重的负担，他必须知道如何取舍。 加上他渐渐意识到，课余时间打工挣钱还不如多参与学校和社区的活动，以扩充自己的人际网络，为将来寻找专业工作打好基础。于是积极参与学生会工作，也到华人社区和商会做义工，这样不仅帮助别人，也开阔自己的眼界，使自己更快融入社会。 唐俊江来加拿大最大的感受，是两国社会与教育体制的不同。因此，留学生刚来时，头两个月一般是感到甚么都新鲜，处于一种兴奋期。但在兴奋期过后，就会由于各种压力感到痛苦挣扎，尤其似他这般在此无亲无故的人，找不到人倾诉，会感到孤独无助。此时，有很多人错误地选择将自己宅在家中打游戏机或选择其他逃避方式，便会就此消沉。那些选择了走出去，多参与校园和社区生活的人，一定会找到突破口，度过这一关，之后便会迎来平稳期，人的心态和生活都会逐渐适应这里了。 竞争加剧 考验留学生自立自强 随着中国家庭经济实力的增强，学生竞争力的不断提高，去美国读书的留学生愈发年轻化，他们不仅仅是进修硕士、博士，而是本科，甚至渐渐往下，读高中、小学。被誉为贵族学校的私立高中，不是能靠钱或关系就可以敲开大门的。 而来自国内、已经是顶尖的华人学生，每天都在经历着自主、自立、自强的成长考验。 距离纽约三个小时车程的小镇山上，广阔的草地包围下，是花园一样的教学和住宿楼区，还有几个足球场、室内外篮球场、橄榄球场、冰球馆、水球馆、壁球馆等，甚至超越不少大学的配备，这些全部属于这所历史悠久的私立高中。 ■通过竞争进入校队 「每天七点多起床，去做分配的工作，我负责给教学楼吸地」，就读这所学校的华人学生王逸飞说，「然后去签到吃早饭、回去洗澡、看书」，从早上8点25分一直上到3点20第六节课，然后就开始每天近两个小时的体育运动。目前在参加冰球、水球训练，同时学习各种运动的王逸飞说，这个学校所有人至少精通一种运动，通过竞争进入校队，参加全美大赛获奖，来为自己增加进入常春藤的筹码。 ■数学已达大学程度 每天早7点到晚上10点半熄灯，周而复始的学习练习生活，已经成为王逸飞习惯的生活。 据介绍，该校根据每个学生程度的不同，考核可以选修不同级别的课程。因此才第二个学期，但王逸飞的数学课程基本已达到大学程度，「所以你每门课的同学都不会一样，大家都这么学。现在有能力学完大学的必修课程，以后进入大学就可以选修更多自己感兴趣的课。」 让王逸飞觉得最不适应的，就是计分制度。他说，中国期末考试考好了就能拿个「优」。 但是在这里，必须每一堂课、每一次作业、每次小考都要拼，咬牙坚持到最后，还不一定是个A。王逸飞笑着说，「我们学校每天4点钟起床跑步，然后开始学习的大有人在，估计很快我也要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了」。 谈到交友，王逸飞说，很多国内大人教导孩子来到美国要合群、 要多和美国孩子聊天，融入他们的集体 ，潜意识中老让中国孩子觉得自己「等级」不够。事实上， 美国孩子觉得中国来的学生极为聪明，他们也特别想和中国孩子打交道。 ■因为观念所碍自我封闭 不过 很多中国孩子因为观念所碍自我封闭，导致美国孩子反而觉得中国孩子端架子。他说，只要尊重人家、同等对待，就很容易融进大圈子里。 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统计，纽约市持有就读高中签证的中国学生，已从五年前的114人增至去年的638人。而美国联邦机构的数据显示，目前就读美国私立高中的中国留学生有23795人，较2008年的4503人大幅上升。 拟「学成归国」者越来越多 在中国留学生人数激增下，美国不少高中、大学中，都可见到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但背负着父母期许，漂洋过海来到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却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心理适应问题，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国内家长所无法了解的。 ■须额外用心聆听上课内容 南加大(USC)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前主席王昊王说，刚来美国之际，他本身是在中国唸完大学，来美国深造硕士的研究生。 即使他托福成绩很高，但仍花了很长一段的英语适应期，虽然生活上基本对话可以沟通，但学术专业应与便须额外用心去聆听上课内容，所以留学生最先面临的是从中文环境来到纯英文环境的陌生感。 王昊王提到，生活方面也有很多不习惯，在中国多数大学研究所提供宿舍，但在美国找租房、学开车、考驾照、买车，是留学生一落地后必须马上解决的生活问题。如南加大这样有庞大中国学生族群的学校，有完善的中国同学会可帮忙新生街机，安排介绍了解环境和举办新生讲座，让新生可较容易了解学校生活圈环境，但如果去一个中国学生较少的学校，便是所有事都要自己来。 在洛杉矶加大(UCLA)就读大学的Amy说，她申请入校时托福成绩也很好，但真正上课才发现英文程度不够，只好同步又去语言中心上了9个月英文课。而且自己在美国没有父母陪伴，逢年过节难免会想家想亲友，心理上比较寂寞。 今年洛杉矶州大毕业正在找工作的Tom透露，透过校内中国学生会初步了解，今年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几乎一半已决定在暑假玩儿美国后，便会收拾行装打道回府，回中国去找工作。另一半有考虑继续深造，或是尝试在美国找个工作累积工作经验。不过由于国内经济崛起，越来越多中国留学生已抱持学成就归国想法，毕竟在美国找工作有身分问题，许多公司一听是外国人便不给面试机会了。 留学生英语水平越来越高 从事中国招生工作多年的多伦多教育界人士介绍，留学生的英语水平越来越高，相应地在校表现也越来越积极﹑自信。 多伦多百年学院(Centennial College)是安省第一所政府公立学院。自1997年起在该学院的国际教育部，从事招收中国留学生工作的李锦，现在是国际教育部副部长。 据她介绍，百年学院现在有近5﹐000名在校国际学生，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有不到1200人，是仅次于印度留学生的第二大群体。 李锦说，在留学生对学校的选择上，中国父母第一选择还是希望孩子上大学，公立学院与私立学院在中国的招生渠道也有各自的亮点。 就读私立学院多是修读大学预科课程，为将来升大学做准备。公立学院学生修读大专文凭，两年后既可以接着升大学，也可以直接申请工作签证，在此就业。由于公立学院的课程设计紧密面向就业市场，且比读大学省钱，因此对学生颇具吸引力。 李锦在与中国留学生的接触中，也明显感觉到他们的英语水平越来越高，这使得他们出国后就可以直接进入专业学习，另一方面，也使他们在选择专业上越来越多样，不必如过去那样只集中在商科和酒店管理等少数专业。 除此之外，中国留学生在校的表现也越来越优异，在与本地学生同等竞争中，拿奖学金的中国学生人数越来越多。学生们无论在课堂上还是在校园与社区活动中，都越来越自信与主动参与，渐渐扭转人们对中国留学生自我封闭的印象。 留学年龄越来越小 在多伦多百年学院国际教育部从事招收中国留学生工作的李锦说，近10年来，中国留学生的年龄构成有明显低龄化趋势，高中毕业生出国留学在逐年增加。 李锦表示在2001﹑2002年以前，中国留学生的构成主要是在中国的大学毕业生，甚至有一定工作经验的成年人，近10年来，中国留学生结构发生很大变化，主要是高中毕业生﹑在校大学生和刚毕业的大学生，而且高中毕业生比例在逐年增加。过去的自费留学生主要来自富有家庭，现在则越来越多工薪家庭也送子女留学。一方面是中国家庭收入提高，一方面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下，父母﹑祖父母6人供一个留学生也不是太困难。 据她了解，现在的中国学生有的高一﹑高二就开始准备出国的考试，高三也不再参加中国的高考，就直接申请出国留学。一些加拿大的学校也在中国开办国际学校，毕业生直接输送到加拿大升学。这些都促成了中国留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和低龄化。 相比起大学生来说，年龄较小的初中、高中学生不止是要考虑留学学校的问题，由于年龄小，很多留学生刚出国门很不适应当地生活。去年年中将正在上初三的儿子送到英国留学的范女士就遭遇了这样的情况。已经半年的时间，但孩子还是没有适应。虽然语言上已经不存在障碍，但当地的生活习惯、吃饭住宿等依然让孩子很皱眉。「这半年来可以说根本就没有心思学习，很头疼。」 留学生中像范女士儿子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孩子年龄越小，适应的就越慢。有些高二、高三的学生过去会好一些，基本上几个月就可以习惯了。」一家留学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说，近一半的初中生需要半年至一年的适应期。  

  姜 衫 杨干良 周海宁 大多伦多地区两个主要的华人聚居区，分别是多伦多市和约克区。多年以来，这两个大型城市的警队都设有专门的华裔社区联络警官，比如在华裔社区知名度较高的陈楚标（多伦多警队）和警长蒋振宇（约克区警队），都充当了多年的华社联络警官，他们的共同点都是非大陆移民。 2014年春天，这两个警队的华人社区联络官都首次启用来自大陆背景的警员，这是一个堪称里程碑的事件。实际上，约克区警队早在四年前就启用来自北京的新移民警官韵宁作为华社联络官，是大多伦多地区警队首位大陆移民警员担当此职，如今多伦多警队也与之同步，由杨干良接任华人社区联络工作，这不但反映出大陆背景的华裔警员已经逐渐成熟，也更是华人社区日益壮大带来的需要。 大陆背景警员担重任 据了解，多伦多警队和约克警队最近分别调整了工作安排，多伦多警队的杨干良接任华人社区联络官，而约克区警队华人社区联络官分别是姜衫和周海宁，主管警长还是蒋振宇。多伦多和约克区警队原来的华社联络官陈楚标和韵宁现已换岗。 虽说安省警员对学历的最低要求是高中，但是在竞争激烈的选拔中，几乎看不到高中毕业生考上警察的。和中国当警察的程序不同的是，加拿大各级警察学院并不招收应届毕业生，而是面向社会招募各行各业有工作经验，有一定社会经验的人士，然后再送到警察学院学习。因此，刚毕业的学生不占任何优势，反而是“上了年纪”的人更招警队青睐。原因很简单，他们有社会阅历，不再那么冲动，见多识广遇事不慌，执法也更有威慑力。 杨干良的铁饭碗梦 目前三位新上任的华社联络官有着相似的经历：读书、移民、工作、入警。 原籍河南的杨干良大学毕业之后到广州工作，得利于国际贸易工作便利的信息，他属于较早的一批技术移民。1998年他从广州来到多伦多，登陆后找到一份电器销售的工作，一干就是七年，从销售做到管理，年薪甚至超过做警察的收入。 不过他不像高中毕业就来到加拿大的姜杉思想那么“单纯”，依然具备比较传统的思想。他回忆说，当时就是觉得销售工作虽然挣钱，总觉得不是铁饭碗不够稳定。因此就想找一份稳定长远的工作，正好听到朋友说做警察不错，他就决定一试身手，没想到2005年一考就过。虽说他是文科生，但是体育居然也不差，他竟然认为警察的体能考试太简单了。 杨干良认为最难的一部分是情景反应，就是走进一个房间，里面的电视播放一种场景，他要假设自己是一名警察，要根据场景通过语言去控制住局面或者进行调解。他表示平常也没这么做过，况且也没有警察的心境，加上面对没有反应的电视喊话，不免有些尴尬。还有就是驾驶警车，由于当时他一直在市中心上班，几乎不用开车，以前在国内也没开过车，所以入了警校后驾驶训练就成了最难的训练。相反，虽说以前没开过枪，射击训练对他倒不成问题。 2006年，他和几位华裔同袍共同在多伦多市政府广场上宣誓入警，成为多伦多警队入职较早的一批大陆新移民警察。之后他被分配到33分局，成为该局唯一一名会讲普通话和广东话的警员，《交通法》是他最为熟悉的法律。 不甘寂寞的姜衫 同杨干良的背景相比，则姜杉稍有不同。1996年刚刚高中毕业的姜杉随父母移民到加拿大，所以他的中文已达到相当的水平，至今他还是认为自己的中文比英文好。在渥太华大学计算机工程专业毕业后，姜杉在多伦多找到了一份软件工程师的工作。然而稳定的工作并没有让他满足，反而是激起了他少年时挑战自我的心。 姜杉回忆说，他并不喜欢天天面对电脑的工作，喜欢与人打交道。爱处理问题，观察能力强和与公众打交道的能力强是他的特点，于是他就决定报考警察。他分别报考的是约克区和哈密尔顿警队，约克警队先来考核，他经过几轮过关斩将之后，却倒在面试这一关。这一关需要面对三名警官的轮番轰炸，首次经历这种阵仗的姜杉由于当时过于紧张而功亏一篑。正当此时，哈密尔顿警队的考试接踵而至，有了上次失败的教训，他这次顺利过关，2005年成为哈密尔顿警队的一员。不过他还是心仪约克区警队，最终他于2008年顺利转队加入约克区警队，一直在第二分局一线担任巡逻任务。 英语传奇的周海宁 周海宁的经历比较传奇，2001年他移民来的时候居然英语基础为零。周海宁祖籍是山西省运城，以前所学的是医药专业，毕业后在当地铁路局下属商贸公司经商，出国前还经营了一段时间的酒店，英语对于他来说简直毫无用处而造就放弃了，作为技术移民“家属”懵懵然来到加拿大。 他回忆说，当时来了之后什么也听不懂，上新移民免费英语课听了一周觉得无法进行下去就彻底放弃了。他决定开始自学英语，争取再上个大学来改变发展路线。一年的时间，他除了学习什么都没做，硬是把一本英语词典背了下来，托福和GRE居然都过了，然而他的身体却过不了。 原来，常年在国内无规律的生活和喝酒过度，使他的体质变得非常弱，再加上一年苦读最终让他大病一场，读书的期望就此落空。2003年他重操旧业，在一家制药厂找到了一份制药的工作。在那里他遇到了后来考上了约克区警察的韵宁，韵宁在2004年当了警察之后，对周海宁的启发帮助很大。经过一段准备，他顺利在2008年4月加入约克区警队，后来一直在5分局工作。 从前线到机关 加拿大警察也分为一线巡逻的军装警员和在后方机关的各个专业部门，这些专业部门有刑事调查、警犬、特警、扫毒、风化、防诈骗、凶杀、后勤训练等。多元文化部门是一个比较具有加拿大特色的部门，主要是为了适应加拿大移民多元化的社会现状。 杨干良：从躲媒体到找媒体 杨干良表示，他所在的部门有8名各族裔社区的联络官，根据每个主要社区不同的文化背景而设。有的国家居民历来不相信警察，有事情也不愿意报警。有的国家和加拿大法律差异较大等，这都需要族裔社区联络官来沟通协调。 他认为现在大陆新移民占了华裔新移民的主体，他之所以从一线到机关可能是因为他通晓普通话和粤语的关系，之前他并未申请过这个职位。谈到与一线的差别，他指出原来在路面上面对媒体他都采取躲避的方式，现在要大大方方面对媒体，还要让媒体多多宣传警务活动。以前处理的都是一线警务，现在主要是忙于和华裔社区打交道，熟悉各个方面的关键人物，工作量甚至大过以前，至少节假日都要参加一些活动了。他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华人社区和多伦多警队联系更加紧密。 姜衫：防弹衣穿里边了 姜衫认为他从一线到现在的工作说话的方式变了，原来对嫌犯用命令的语气比较多，现在对民众要用友善的语气。2014年5月23日，他在万锦市一家新移民服务中心，用普通话为华裔新移民进行了一场警务讲座，这是他从警以来第一次给居民开办讲座。也许面对神情紧张的嫌犯他的威慑力更强一些，面对不时交头接耳嬉笑怒骂的新移民听众们，他倒是显得有不知该怎么去控制。 他还特别指出，以前是把防弹衣穿在外面，现在做社区工作就把防弹衣穿在衬衫里面。以前腰间的装备里有警用皮手套，专业上被称为搜查手套，一般是准备动手抓人搜身用的，现在他也不带了。他解释说，警用黑手套有很强的威慑力，有时候嫌犯不愿意就范时，他通常就会掏出手套，一派准备动手的架势，对方态度往往会立刻软下来。而现在，他仅携带类似医用的橡胶手套，以防紧急救护时需要用到。 ...

    撰文/摄影﹕李海涛 爱好选择了时装设计，因为臭美开始为自己订制华衣霓裳，因为自由而不惧失业。 赵菁2007年移民到加拿大，之前在中国学的是广播电视专业，也曾经有过短暂的广电行业就业经验。来到加拿大倒是简单，直接到辛力加学院读语言，她自谦地说读了半天没见太大长进，就决定转到时装专业。她自幼学习画国画，再加上对时装有特别的喜爱，没有考虑未来的职业就进入了时装专业学习，完全是凭着心的感觉。没想到进去之后发现，这个专业给她带来很多惊喜。 赵菁表示，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她学会了使用专业缝纫机，也学会了剪裁布料。从原来从来不光顾的布料商店里，买回来一堆布料，然后就可以把它们变成一件件时装。穿在身上立刻拍照发布到自己的空间里，从朋友圈里获得的一个个“赞”里，她找到了一种特别的满足感。不过这也给她带来一些小小的麻烦，大家看她手工这么厉害，纷纷想让她做件时装给自己。 殊不知，那一件件精美独特的时装背后，是多长时间的寂寞孤独和劳作。赵菁表示，一件衣服设计划稿要一天，打版一天，制作要两天，前前后后差不多一周的时间，如果算人工的话简直是不可思议。而且长时间地在缝纫机前工作，她妈妈已经心疼女儿的背好像不像以前那么挺拔了。 尽管如此，有时朋友过生日什么的，她还是会做一件小小的礼物，送去一份独特的惊喜，她的礼物每次一定是最眩的。 自从学习时装设计之后，赵菁的逛街路线就随之改变了。她表示，以前喜欢去时装店，看到名牌就心痒痒，每月为此开销不菲。学了设计之后，喜欢逛布艺店，也还是会去名牌时装店，但再也没有买过一件，注意力是在学习时装的做法和设计理念。 她的毕业设计从2013年9月就开始，历时半年多。这次获奖的系列作品都是羊毛绒材质灰色系列。她的灵感来自日本富士山，她表示从山顶的纯白渐变到山腰的灰色，再到山脚下的暗色，他很喜欢这种山的色彩和感觉。再加上平时她就喜欢暗色调，在毕业时装秀上一片亮色的情况下，她的设计在色彩上给人一种惊喜，还有比较独特的细节设计等，使得她在38名同学中脱颖而出。 赵菁表示，时装设计是一个比较费钱的专业，所有的作业都要买布料、配件等，如果设计的作品比较高档，费用就更大。就业前景来说也并不乐观，她认为在学校学的仅仅是理念和基础，远达不到行业的前沿，因此就是在时装设计领域上班，也只能从基本做起，而她不愿意受人指使。所以她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窘境。 不过赵菁一点也没有失望，她学会了点缀自己的生活，有这样一个爱好对于爱美的女人来说，简直是一种令人嫉妒的手艺。 不少人看到她贴的自制时装，都忍不住上来询价购买。她也表示，在经济压力不大的情况下，尽情享受生活，或许以后这种转为私人订制的做法，也算是一种新的出路。  

  【加拿大都市网】“我走过世界上主要的红酒产区，咱们的奥肯那根是最好的。”坐在列治文旅游局的会议室里，鹭岛酒庄与熊谷酒庄董事长张忠楠一边说一边露出微笑，好像眼前已经看见了狭长的奥肯那根峡谷里一望无际的葡萄园。张忠楠说，他正要在奥肯那根新建酒庄，包括酿酒、品酒等所需的设施，今年就开工，预计明年春天营业，新酒庄比鹭岛酒庄大三倍，占地大约100英亩。 1995年移民到加拿大的张忠楠，之前在台湾创业，是成功的电子行业商人。他说，那时候他到加拿大来旅游，一住就是一个月，体验到了加拿大的文化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抱着学习加拿大文化、融入加拿大的态度，卖掉了自己在台湾所有的产业，举家来到加拿大，他自陈这样的举动是“断根”——如今他回台湾探亲，都要住在旅店里。张忠楠深知加拿大文化与其立国时的基督教背景分不开，于是他进入教会，学习、体会，并受洗成为基督徒，后来更是将“荣神益人，取所当取”作为勉励自己和其他企业主的一句话。 在他的酒庄里，他也常常与同事分享做企业的感受：“坚持品质是错误的。”说完这句惊世骇俗的话，张忠楠慢慢展开解释，“我常常和同事说这句话”，他说，品质当然非常重要，它在生产和管理的每一个细节里，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不是刻意为之。他坚信只要把事情做对，就可以了，至于结果如何，很多时候不是人可以控制的。作为金牌冰酒酿酒师，张忠楠说卑诗省两百多家酒庄当中，他的冰酒产量占到40%到50%，其中他生产的80%的酒用于出口外销，目前主要的销售地是中国。这样的生产销售成就不是一蹴而就的，张忠楠着意每一个生产细节，“从种葡萄就开始控制，每棵树只要它结16-18串葡萄，葡萄还要比较小颗，这样做出来的酒才会比较丰厚。” 而在酒庄里，张忠楠对做酒的设备、人员和整个生产流程更是严谨，“我们的酒通过VQA的认证。”VQA是加拿大酒类认证，全名叫做Vintners Quality Alliance，如同法国的AOC、西班牙的DO、义大利的DOC、德国的QMP一样。经过VQA认证的酒品质都在水准之上，且葡萄是99%产自标注的产区。要达到VQA的品质标准并不容易，张忠楠说：“我们连摘葡萄的时间、温度都要报备，打电话向他们留言，说我们从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采摘葡萄，当时的温度是多少，然后他们的工作人员就会来实地检查。”张忠楠说，现在采摘酿造冰酒用的葡萄完全是用手工的，一般采摘时间都是半夜到凌晨，温度在零下8摄氏度以下，采摘后压榨、出了多少葡萄汁也要经过VQA工作人员的认证并且贴签。酿造出的酒，会有VQA的品酒师进行盲品，认为确实水准达到VQA的要求，才可以给这个认证。简单说来，如果走进一间Liquor Store，想买一瓶本地产的酒，又不知道买什么酒好，认VQA标志就对了，卑诗省每一个酒类专营店都有VQA专柜。 Ice Wine不是真加拿大冰酒！ 在采访当中，张忠楠也不忘给记者普及一点有用的冰酒小知识。“Icewine和Ice wine不一样哦！”Icewine是加拿大冰酒的专用名称，商店里有Ice wine字样的不是真正的加拿大冰酒。“还有的酒标写着Icewine Style，那也不是真正的冰酒。”如果想要购买一瓶品质上乘的冰酒，不仅要认到Icewine的商品名称，还要看VQA的认证标志，最后要注意一下它的条码，好追踪这瓶酒的源头。  

  “冰球爸爸”卡尔•苏班。摄影Alessandro shinoda/《加拿大移民杂志》提供。 【加拿大都市网】中国的虎爸虎妈，因为“望子成龙”严厉约束子女，为不少人所诟病。其实，这种现象世界各地均有存在，并不独以中国或东亚人为然。 在加拿大，最近“冰球父母”（Hockey Parents）就成为众矢之的，甚至一些培养小冰球运动员的俱乐部联合起来，要对这些家长“赶尽杀绝”，不许他们出现在小球员的比赛场内，以免“节外生枝”。因为冰球父母对子女期望很高，不仅爱在场边“下指导棋”，还对子女的队友或对手、教练、裁判“语出不逊”，更有甚者，还加以“死亡”恐吓。“冰球父母”的丑恶面貌，最近在主流媒体不断曝光，为人不耻。 冰球，是加拿大的国球。最近几年，随着在国际大赛上屡屡夺冠，加拿大民间冰球运动更逞白热化。而成为冰球运动的最高殿堂北美冰联（NHL）的一员，则是每个加拿大青年的梦想。但进入NHL并不容易。除了极佳身体素质，还需要付出比别人多出百倍的刻苦训练，在训练过程中需付出的金钱也所费不菲。因此，新移民对子女打冰球的热情并不高，以至后一代进入NHL的极为少见。当然，冰球运动因其速度快，冲撞多，有一定危险性也令部分华裔却步。不过， 作为加拿大社会最通行的“ 语言”，12岁的牙买加新移民卡尔‧苏班（Karl Subban）不仅通过冰球融入加拿大，40多年后，更把三个儿子培养成NHL运动员，成为史上最成功的冰球爸爸，谱写了新移民的传奇一页。 《加拿大移民》杂志日前讲述了苏班不同凡响的故事，本报特别译出，以飨读者。 牙买加出生的卡尔•苏班（Karl Subban ）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冰球爸爸”—— 现在是爷爷。当《加拿大移民》杂志记者跟他通电话的时候，他正在照看他的三个孙子，并准备让他三岁半的大孙子Legacy上溜冰场。“他还在穿尿布湿的时候就开始滑冰了”。苏班自豪地说。 留意一下这个家庭的冰球史，你就不会对此大惊小怪。苏班有三个儿子，柏内尔（Pernell Karl ，简称PK）、马尔科姆（Malcolm）和乔丹（Jordan）都是北美冰联 （NHL）的球员。要知道，让自己的子女进入NHL，几乎是每一个加拿大父母的心愿。三个儿子晋身北美冰联PK是蒙特利尔国民（Canadiens）后卫明星，最近被评为北美冰联的顶级防守队员，他在去年冬奥也代表加拿大国家队一员出征索契。马尔科姆效力于波士顿棕熊队（Bruins），而乔丹是温哥华加人队（Canucks）防守队员。 世上几乎找不到一个冰球爸爸可以与苏班相提并论，但苏班的成功绝对不是凭一时侥幸，今天，苏班的三个儿子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这个伟大的父亲无疑功不可没——作为一个父亲的鼓励，以及他对职业冰球的信心和承诺对三个孩子的生活道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体育，特别是冰球，在苏班自己的生命中，从孩提时代开始就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970年，12岁的苏班随家人移民到加拿大，定居在安省萨德伯里（Sudbury）。在这个只有为数不多的黑人家庭的加拿大法语社区，可以想像苏班是怎样一直在挣扎着努力适应它的。他应该选择什么方法去融入这个社区？他的答案 是冰球。苏班说：“第一场雪后，滑雪板经过的地方结冰了，孩子们开始在上面举行溜冰比赛。”苏班的 父母从救世军的二手店给他买了一对旧冰鞋，他被邀请加入加拿大社区孩子们的队伍，参加加拿大的“国 球”比赛。 打冰球助融入新生活 苏班非常重视这个邀请，打冰球帮助他从新移民过渡到加拿大的新生活当中。他说：“自从打冰球以后，我立刻找到了结交朋友的方法，并开始能够了解加拿大，了解社会，了解这里的人。”在周六晚上，苏班则打开电视，观看加拿大冰球之夜（Hockey Night in Canada ）的比赛，并爱上了这项运动。虽然苏班讲牙买加方言，而他的许多同龄人说法语，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交流，因为冰球是大家的共同语言。苏班说：“我们看上去有点不同，但这不成问题，因为我和这里的孩子们在打冰球，冰球把我们从新移民的生活边缘里带到生活中间，并帮我们成为加拿大人。” 当苏班离开家乡到雷湾（Thunder Bay）的湖首大学（Lakehead University）上学，以及毕业后搬到多伦多担任小学教师，冰球仍然是苏班的生活重心。在教育岗位上任职30多年，直到2013年，他才Claireville小学校长职位上退休。他和妻子玛丽亚（ Maria）有五个孩子，除了上述三位冰球员儿子之外，还有两个女儿。滑冰成了苏班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班说：“作为一个家庭，我们共同做的一件事就是滑冰。” 苏班的大儿子PK刚刚学会走路不久，苏班就给他买了第一双冰鞋。几年后，学校的一些同事送给PK一些冰球装备，但从来没有“全副武装”打冰球的苏班被难倒了––他不知如何把所有的装备用上。苏班笑着说：“我记得在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坐在家里想，怎样才能把这些装备给PK穿上，这就好比看不到一幅图，而试图拼拼图一样难。” 被冰球装备难倒 当PK上幼儿园的时候，苏班每天晚上都陪他练习冰球。当时他担任夜校副校长，这意味着直到晚上9点半或10点，苏班才回到家。即使这样，当他一步入家门，就叫醒PK，并开车带他到多伦多第一室外溜冰场——弥敦菲腊广场（Nathan Phillips...

  瘫痪的妻子体重过重，老郭一个人都抱不动。 本报记者                                     【加拿大都市网】加拿大房市火爆，多伦多首当其冲。很多人都在抱怨华人炒热房价的同时，却没有注意到还有一些华裔新移民，一家挤住在条件相对简陋的福利住房内。而福利住房也是加拿大为了让贫困人口住的体面安全的一项重要社会福利保障服务，如果真的有需求也不妨敢于求助。但很少有华人会主动选择居住在价格便宜的福利房，因为那里是贫困人口聚居区，伴随着存在一些社会问题，有时会令人苦恼。 多伦多社区福利房屋大多年代久远，很像中国老式的单元楼。 祸不单行难事重重 老郭就是这样一位新移民，按说他应该算是技术移民中最早的一批，1995年就来到加拿大。然而二十多年来的加拿大生活，除了岁月的侵蚀之外，没有让他的生活有太大的改变，近一段时间反而是让他踌躇不堪。 原来前几年，老郭的妻子不幸患上脑瘤重病，手术之后虽然逃过一劫，却失去了行动能力，终日瘫痪在床。几年前记者曾经造访过老郭居住的福利屋，如今再见陋室依旧，但多了不少残疾人专用的辅助器械。最近，因为洗手间改造工程的事情，老郭和公寓管理处闹了一些别扭，结果是家里洗手间几个星期无法使用。 老郭表示，前一段时间太太刚从护理中心转回福利屋的家中，由于太太身体瘫痪无法移动，导致体重过重。每天前来照料生活的护士都无法搬动她，为此还申请了类似吊装设备的辅助器械，但是也无法进入卫生间内，即便进去了，浴盆也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家中只有老郭能勉强抬她到卫生间浴盆内，因此非常困难。 今年5月27日太太回来时，他们就递交了改造卫生间的申请给大楼管理处。管理处在7月27日开始施工，把原有的浴盆拆除，但是留下了一个小水泥隔断，是为了防止洗澡水溢。护理人员认为这依然属于障碍，无法将轮椅直接推进去淋浴。双方为此僵持不下，导致工程停止。 老郭演示当时改造后留下一个低矮的拦水水泥坝，但会成为轮椅的障碍。 意见不一惹祸端 老郭表示，他原来的计划是只要把地整平就行，这样的要求按说不高。但是管理处在7月31日表示他们做不了这个工程，让老郭自己找施工队。施工队说公寓方不会做，这是新技术做法，不是很复杂也保证不会漏水，工程只要4000元，而管理处原来的工程预算是6000元。不过，管理处不让按照这种方法，并称以后一旦发生楼板漏水要他负责。 在这段时间，老郭家卫生间一直没有水，管理处给他们临时找了其他没有租出去的房间，让他们暂用其中的卫生间。8月7日管理处再次开工时说，不能按照老郭的要求去做，决定把已经拆除的浴盆装回去，如果老郭坚持不让施工就不再提供卫生间，而且当日停水四个小时，也不让他们使用其他卫生间。在这种情况下老郭只有妥协，结果施工队开始装回浴盆，施工期间噪音巨大，全身瘫痪的郭太太觉得头疼欲裂，声称生不如死。老郭一气之下叫来了警察，在警察的干预下工程再次停止。 老郭表示，他家在6层，管理处提供的卫生间是在708房间，后来又改到715，然后是415，最后干脆改到对面楼房的602。他们没有对面楼房的钥匙，每次进去都要向管理处申请，在闹僵之后，管理人员不再给他们开门，一家人上厕所都成问题。护理人员给他太太洗澡都是在楼下洗衣房用水擦身，但是头没法洗，身体私密部位也无法清洗，导致身体一些部位红痒。老郭本人还好说，去大楼游泳池的淋浴间凑合一下，而瘫痪在床的太太和陪护的丈母娘就只有忍受这种不便。 8月12日管理处下达最后通牒，让他在9月3日搬走，原因是态度恶劣阻拦施工。管理处在通知中指出，除非老郭一家在7日内终止管理处指出的几种行为才有得商量。包括中止妨碍管理人员公务、恢复损坏了租住的物业，要么支付装修费用1435.1元，要么自行修复。通知还表示，房东要求租客搬出，但租客不一定要立刻搬出，可以举行听证。如果租赁委员会法庭决定租客要搬出，租客需要支付法庭费用。 管理处：租客态度恶劣 管理处对于该事件的描述为，管理处收到女租客医生关于病人需要将洗浴间改造成无障碍的申请，在通知租客获许进入之后。施工人员在7月27日开始将原来的盆浴改造成淋浴，并为其提供临时的其他空房卫生间，以便在施工期间使用。 在7月28日，男租客要求停止施工，要求拆除改造后为防止水漫出的水泥隔断，将门口修成平的，但被管理处拒绝。 7月31日，职业治疗师检查了另一个进行了同样改造的卫生间，并认可施工方式。管理处决定8月1日再次开工，但遭到男租客的再次阻止。 经过职业治疗师和社区关注中心工作人员的介入，他们认为这种改造是可以，但是男性租客拒绝接受，最终决定是将淋浴改回最初的盆浴状态。虽然经过预先的施工通知，但男租客依然阻止了8月7日的施工。最终他们才下了驱逐通知，并决定在8月14日回复施工，将浴盆恢复原样。 老郭和丈母娘两个人每天都围着瘫痪的妻子转。 迫于强势暂时妥协 老郭鉴于管理处的强势做法，决定先妥协再寻找解决办法，就这样从寻求改造洗手间，到忙了半天变回原样。老郭的太太依然面临洗澡难的问题，残疾人无障碍使用各种设施的神话，就被一个小小的卫生间所阻挡。记者也将对此事做后续报道，向安省人权委员会和多伦多社区福利房屋管理机构寻求解决办法。根据安省人权委员会关于人权歧视的投诉，有30%-50%的投诉人是残疾人士，大部分集中在工作中的歧视，像这样发生在民居里的非常少见。 根据多伦多社区福利房屋提供的资料显示，对医护有特别要求需要更换房间，福利屋有专门的照顾，这种服务叫做医疗优先。需要由专业的医护人员提出书面建议，比如现在的居住条件会导致病情恶化，更换房间会有利于病情好转，或者更换居住地点方便病人就诊。或者现居住的房间曾经发生过令病人不安的事件，更换地址会有利于病人的情绪。现有的房间无法改造成为无障碍环境，或者病人有特殊的需求等都属于这种情况。 此外，安省2015年1月1日实施的新《安省建筑标准》，其中368条13款对建筑无障碍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对建筑入口、通道宽度，转弯空间等都有新的规定。新的建筑要按照新标准设计兴建，旧的建筑如果不达标准需要进行改造。 具体的要求包括，居民楼入口处都要有电控按钮的大门，室内公共区域包括娱乐室、活动室等也要有电动门；门的宽度、走道宽度、障碍的抹坡直径都有增加；三层以上建筑的所有楼层都要通电梯，但餐馆和酒吧除外。 对于卫生间来说，新的规定要求所有卫生间无障碍，空间适合轮椅回转，门的宽度足够大，电动门，洗手池和干手器的高度合适，墙壁上有扶手等。 老郭的家很难想象是一个移民20年的老移民之家。 如何申请福利房 多伦多社区福利房屋（Toronto Community Housing）是加拿大最大的福利房屋机构，在北美属于第二大。该机构是归多伦多是政府拥有，组建于2002年1月，由多伦多两个社区福利屋机构合并而成的，依照多伦多《福利屋服务法》（Housing Services Act）提供服务。目的是为低收入人群提供一个干净、安全、管理良好、支付的起的居住场所。该机构的委员会由3名市议员、市长或其代表、9名市民（其中包括2名福利屋租客）组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目前为大约58,500个低收入家庭提供福利住房，租客总数为12万人，他们有老年人、低收入家庭、个人、难民、刚刚抵达的新移民，以及有其他特殊需求的人等。 拥有的福利房屋包括高层公寓楼、中低层公寓、镇屋和独立屋等，共有2200多栋。其中350栋是高层和中底层的公寓楼。 多伦多福利房屋系统的出租房屋分为三种类型：低收入、低房租和市场价。93%的租客属于低收入租客，租金是其收入的30%。这种类型的租房往往需要排队等候。 想申请政府补助租房的人，需要借助房屋网络（Housing Connections）机构来申请。 申请政府补助的福利屋，需要出示个人和家人合法居留加拿大的身份文件。...

【加拿大都市网】在海外，华侨华人在子女时或多或少有着共同的心理，就是想让自己的孩子能够学习中文，留住中国文化的“根”。然而，受中西文化冲击，大部分华裔新生代可能并不明白自己学中文的缘由。正当第一代移民正在担忧子女中文教育的时候，温哥华一名14岁的混血小萝莉已经能讲一口地道的普通话，难道大家不想知道她是如何做到的吗？ 张巧巧有颗中国心。 文：本报记者张誉 图：受访者提供 在最近举办的加拿大国际多元文化艺术节上，一位做主持的混血小女孩引起了观众的注意。她用中文主持游刃有馀，应变灵活，说话还带着京腔。 这位小萝莉名叫张巧巧，现在是温哥华Lordbyng中学艺术精英班的一员。今年5月，张巧巧刚刚参加了主题为“学会中国话，朋友满天下”的汉语桥中文赛事，被誉为长胜将军的她，再度获得母语非汉语8至10年级组别冠军。过去曾两度获得4至7年级组冠军的张巧巧，今次卷土重来，记得比赛演讲中她操着一口北京腔说：“有趣的是，曾有一个参赛者告诉我，她能坚持学习中文，是由于多年前听了我讲的故事，受到鼓励。”她还说，如今欧美国家都掀起了学习中文热潮。  张巧巧还热爱跳舞。 自小爱听妈妈讲中文故事 张巧巧的母亲张京梅是北京人，父亲是爱尔兰裔加拿大人；听到这样的组合，也许有人会说，张巧巧会说中文一点都不稀奇，因为妈妈是华裔，能说中文很正常。可实则不然，对于一个纯英文环境出生的人而言，学习中文真的是一种磨练。讲汉语、写汉字，华人第一代移民认为天经地义，但很多“华二代”常觉得颇为头疼。 记者有位朋友，她上高中的女儿从小学就学中文，但每到周末去中文学校时，女儿就调皮耍赖，能不去就不去。朋友用中文讲话，女儿就用英文回答，原本想送去中文学校多锻炼，但孩子越学越痛苦，最后只好退学了事。朋友开玩笑说，现在回家基本没交流，自己听不懂英文，女儿只愿说英文，无论聊什么事就好像鸡同鸭讲。 所以说，即使是父母双方都是华裔的家长，还在担心子女的中文教育，更何况张巧巧还是一位混血儿，因此能说中文实属不易，而这就离不开她母亲正确的引道方法。 张巧巧和记者交流时不仅说话流利，时不时还会冒出一些成语，由此可见中文基础还是非常之扎实。她告诉记者说，小时候，妈妈就不停的给她讲成语故事，每次她就认真听着。3岁的时，看《西游记》、《哪吒闹海》等动画片。“总之，我没觉得听中文故事，让自己很反感或者抵触，相反我真的很喜欢听，而且还会问妈妈好多问题，她就在一旁耐心的解释。” 到了现在，张巧巧开始喜欢看些中国古装电视剧，例如《还珠格格》、《后宫甄环传》、《琅琊榜》等。而且每次她也不是随便看看就结束，她会要求妈妈给她说一下故事的背景，比方说清朝的历史等；同时张巧巧还会跟着电视剧里的人物一起吟诗作词。 当被问及中文和英文的差别时，张巧巧说，中文字很难写，很多人不想学中文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汉子难写，但在我看来，汉字就像一幅画，不像英文的ABC看起来都差不多。相比难易度来说，英文感觉确实简单一些，毕竟汉语还有四声，每个发音都不同，英文则容易得多。 生活化的方式进行中文教育 交谈中，记者也感觉到，张巧巧之所以能够说流利的中文，离不开母亲的支持。有语言专家曾说过，要传承传统文化，父母的灌输说教其实不如言传身教，这一点母亲张京梅恰恰做的很好。 张京梅对记者说：“张巧巧出生前，我就从中国买来了四书五经等很多书籍做准备，从医院抱回来的那天，我就不停的给她讲各种故事，也许是这种熏陶，让张巧巧对语言特别有天赋。1岁的时候，她就可以说100多个文字，等到2岁，女儿可以自己独立说《农夫与蛇》的故事。” 至于为何要让女儿学中文，张京梅就说，一开始纯粹是为了让女儿说中文，方便和家人沟通。试想，回到中国，爷爷奶奶亲亲热热逗孩子，但孩子张嘴就是“I want orange Juice”(我要橘子汁)，只能让长辈们面面相觑，隔阂感瞬间产生。其次，关键自己的先生虽然是爱尔兰裔，但本身也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家里的家具摆设都是中国风，先生看的书籍也和中国有关，如林语堂散文等。“我们一致认为语言是了解文化的根本和基础，想让巧巧传承文化，就必须学好中文。” 张京梅还透露一个教育方法就是，父母与其一味地向子女说教，干巴巴的命令讲了一遍又一遍，不如把孩子带入一个文化的圈子。她举例说: “和女儿外出去海边散步时，看到夕阳，我就会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看到野鸭的时候，就会说春江水暖鸭先知......等说多了，孩子潜移默化之中就记住了，等到看到同一个场景的时候，她自然而言的蹦出了这些诗词。总之，张京梅就是通过这种生活化的方式，让女儿一点一点的接受中文。 张巧巧能歌善舞 兴趣广泛。 能歌善舞 兴趣广泛 除了喜欢中国文化外，张巧巧还有很广泛的兴趣，包括唱歌、跳舞、钢琴等，而且这些都不是母亲逼迫的，纯粹都是个人喜好，作为妈妈的张京梅更多是给与支持和鼓励。张巧巧还说，自己有一个“中国胃”，从小就不爱吃西餐，爱吃饺子、小米粥、炸酱面、葱油饼等。每次到北京，一定要去吃地道的北京烤和糖葫芦。她还非常喜欢中国民族舞蹈，已经和中国著名民族舞蹈家杨小花学习5年了，到目前为止，自己跳过孔雀舞和七八个少数民族的舞蹈。 由于出色的语言能力，以及可爱的外形，张巧巧从去年春节到现在，已经主持及参加了大大小小20多场演出活动。其中最大型的一次是在去年7月，天津国际少年儿童文化艺术节上，张巧巧受邀主持，并在最后的闭幕后上，代表数百参赛的青少年致答谢词。 至于这样一位美少女，她的大学和未来梦是什么呢？张巧巧说，现在离上大学还有4年时间，自己并没有想太多，但是能肯定的是自己不会去学理科，相对而言对文科更感兴趣。至于未来做什么，也没有具体目标，希望能做一些让其他人高兴的事情和工作。这也就是为什么她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的重要原因，很多时候来观众拖着疲惫心来看演出，表演结束后，他们满脸欢笑和开心，让她感到很满足，所以她的目标是就是最好自己，让他人快乐。  

  星报资料图片 【加拿大都市网】叙利亚一对年老夫妇在等候四年，获批来加与居住于多市的儿子团聚，惟男方在办领移民手续期间猝死，女方因不是主申请人，移民签证被取消，要靠儿子重新申来加。传媒向移民部查询后，加国驻约旦领事馆向她重发签证。 卡西尔（Bashar Kassir，见图）的父母去年12月获发移民签证，其74岁老父今年3月28日在阿勒颇办理手续期间死于中风。联邦公民及移民部其后马上向他的遗孀、73岁的拉菲克（Fahima Rafek）表示，根据条例，主要申请人必须比随行家属早到步，故此随着他的死亡，女方的文件已无效，卡西尔必须再次根据家人团聚的规定，申请母亲来加。 卡西尔称：“我不明白为甚么政府选择把我妈妈留在战火地区，又要我额外花钱办理同样的手续，申请同样的签证。”他接到移民部通知后一星期，已为妈妈再次提交申请，并于5月1日获得新档案编号。《星报》本周向移民部跟进有关情况后，卡西尔家庭周三收到加国驻约旦领事馆的电邮，表示已完成处理申请，新签证已备妥，并存放在贝鲁特。 然而拉菲克取得签证的路途依然艰钜，阿勒颇的互联网服务中断，而且也没有直航机前往贝鲁特，卡西尔须要想法把移民确认信捎给年迈的妈妈，再找司机开半天的车把她送往贝鲁特。综合报道 资料来源：星报  

  安托纽克指出有些非官方语言占据招牌太大的面积是违反《附例》要求的 草地广告大多是违反《附例》的。 执法人员在清除路边非法广告牌 这种质地钢性的捆扎在电线杆上的属于违反《附例》的广告牌  【加拿大都市网】新移民在加拿大住久了之后会发现，凡事无论巨细都能找到相应的法律法规，比如说做生意的人离不开的招牌和广告牌，不少行业除了在传统媒体上登广告之外，还喜欢做一些插在草地上的小广告，甚至也有人在电线杆上贴小广告，事实上，随意在街头张贴广告，是违犯了城市管理的附例的。 本报记者  李海涛 加拿大各地也有自己的城管，负责执行各个城市的《附例》。大多伦多地区的烈治文山市从今年5月份开始，在整个夏季清理街头巷尾的非法草地招牌。对于许多新移民小业主来说，如何推广生意又不惹着城管是个新课题。 招牌虽小有规矩 位于烈治文山市Hwy7和Leslie路口的时代广场（Times Square）汇聚了不少华裔商店，这里也和市政府近一街之隔。烈治文山市政府法规服务部总监、建筑办主任德韦瑞斯（John DeVries）和城市执法主管安托纽克（Alek Antoniuk），在这里进行检查标牌的时候接受了《加拿大都市报》的专访。德韦瑞斯表示，招牌的种类很多，就商业机构来说可以是商店名称的匾牌、移动广告牌、墙体广告、窗贴广告、电子告示牌等很多种类。商店业主在竖立招牌前无论是否需要许可，最好到当地市政府查询一下，因为大部分招牌是需要许可才能设立的。 烈治文山市城市执法主管安托纽克，曾经在省政府和多伦多市政府城市法规执法部门工作过20多年，刚到烈治文山市政府执法部门一年多，专门负责标牌《附例》的执法工作，也就是华裔移民熟悉的城管。安托纽克表示，烈治文山市关于招牌的《附例》针对商家来说，主要是规定招牌的尺寸、数量、位置。 目的是以便让大众通过招牌可以方便准确地找到他们需要的服务，不至于因招牌造成困难或者被招牌的不明指示而被搞糊涂。此外招牌还要与周围的环境相融，与整个城市的风格看上去协调。也要符合城市的整体规划、设计和当地古文化的要求，还要兼顾不会过分吸引行人和车辆的注意力，不会影响交通安全。对周边物业造成的影响最小，不会对居民生活造成影响，比如发光招牌距离居民去过近，造成光污染等。 比如，商店内常见的营业标志“Open”可以是发光的，但是不能是灯光闪烁的，那样会影响驾驶者注意力，这种牌子没必要太醒目。德韦瑞斯指出，不管是贴在窗内还是外面，只要目的是让外面的人看到，都属于窗贴标志，不能发光，每个单位只能贴一个。如果是一层窗户的话，只能占单扇窗户面积的15%，而不是整个窗户，二楼的话可以占但扇窗户面积的25%等。 非官方语言不能超过一半 就华裔商家来说在英文名称的基础上一定会再加上中文，有的甚至全部中文。安托纽克表示，按照《附例》规定招牌上非官方语言文字（非英语或法语）不能超过总面积的50%，更不用说完全没有官方语言了。他指出这里所说的招牌不仅仅是商店名称的匾牌，还包括电子显示牌和窗贴广告。 就时代广场来说，有的商家的电子广告牌显示的内容完全是中文，贴在玻璃窗上的大甩卖广告也完全是中文。这样对非中文使用者就不具备指示性，不知道这里在做什么，比如他们如果想买衣服或其它什么东西，到了这里就会显得很困惑。不过，烈治文山市政府法规服务部总监、建筑办主任德韦瑞斯一再强调，这不仅仅是华人社区存在的问题，所有少数族裔都可能存在，不能把这个问题标签为某个族裔独有的。 我们经常会发现有的华裔商店招牌中文和英文名称完全是不一致的，并非对应的翻译。德韦瑞斯表示，市政府对这一点并无要求，也就是对非官方语言文字的内容没有任何规定。他强调，他们的工作不是文字警察，而是依照城市《附例》执法而已，店主使用非官方文字想写什么是自由的，只不过不能超过50%这条线。 安托纽克表示，烈治文山市的人口结构在近十几年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最近10到15年的新居民主要来自香港和中国大陆，最近一波新居民浪潮则是来自中东地区，是一个变化的多元化的社区。因此，在制定市政府执法《附例》时很重要的一点是，要避免关注特定的族群，因为人口的结构的拼图是在不断变化中的。 烈市清理上千小广告 在今年夏天开始的清理无许可草地招牌行动中，烈治文山市政府执法人员共清除了1600多个这种草地招牌，而这种行动在随后几个月还会持续进行。其中主要是装修、灯箱等类别的小广告，有的插在公共草地上，有的则绑在电线杆上。 夏季街头许多车库甩卖的指向牌子，大部分是固定在路口的电线杆子或交通信号杆上。《附例》中规定是可以贴附在电线杆上，但不能是安装交通信号的电线杆、交通标志杆或者交通标志上，以免分散驾驶员注意力，影响到交通安全。安托纽克指出，虽说这种牌子不需要申请许可，但如果夏天每月都要甩卖，也同样是违反市政府条例的，也会影响到邻居的生活。 在中国常见的电线杆小广告在这里居然也是不需要申请许可的，但是也有一些要求。比如说不能是钢性材料（软材料）、大小不能超过216 mm x 280 mm、距地不能高过2.5米、只能用胶带固定、要在小广告右下角注明张贴日期、张贴最长不能超过7天、在某些区域禁止张贴等。他强调，尽管《附例》中允许贴这些广告，但是很多电线杆的所有权归电力或燃气公司所有，他们有权清除一些他们认为危及安全的小广告。 安托纽克表示，在待售待租屋业上的地产销售牌子是不需要申请许可的，其他放在各个路口的地产广告牌子（如周末插在路口草地上），从严格意义上讲是违反《附例》的。烈治文山市目前对其处理的方法是如有投诉才进行调查处理，或者在专项执法时予以集中没收。 除此之外，常见的问题还包括需要许可而没有许可的招牌；可能影响车辆、行人视线；招牌设立在公共物业上；维护保养不当已经失去引导功能，甚至破损不堪对行人和车辆形成威胁的招牌；影响到停车位的招牌；设立在十字路口三角地带的招牌；堵塞消防通道、影响门窗开闭功能等会导致救援人员难以通过的招牌；距离居民区30米以内的灯箱招牌（有大街相隔除外）。 所有被没收的标牌都需要暂存30天，业主根据实际情况，或支付罚款或申请许可后取回。比如每个标牌在第一个星期，标牌的主人需要支付200元可以取回，第二周才来取需要支付235元，这个保管费每周以35元的幅度递增。如果超过30天无人认领或者过问，执法部门有权不经通知予以销毁。 为了保障市容，烈治文山市政府和许多标牌公司都有合作，至少让他们了解相关《附例》，然后为客户提出建议遵守法规。不过安托纽克也遗憾地表示，大多伦多地区标牌公司众多，不能一一沟通，各市规定又不同，这里插的标牌可能是其他城市的公司制作的。 加拿大城管不暴力 城管，作为一个市政府的执法部门，在中国已被理解为暴力和强悍的像征，城管打人的新闻层出不穷，网上也曾经传出“给我城管三千，还你世界和平”的段子。但加拿大的城管似乎是温柔了许多，规模与中国比也相去甚远。 据烈治文山市城市执法主管安托纽克介绍说，烈治文山市总共有3名执法人员负责标牌《附例》的执法工作，由于辖区面积过大，主要是受理投诉再进行调查和处理。因此，居民们如果发现在自家物业内有他人的非法招牌，可以致电905-771-0198，或者发电邮（bylaw@richmondhill.ca）投诉，也可到标牌许可审批办公室投诉（East Beaver Creek Road 225号的四楼）。 安托纽克说他以前在多伦多市政府工作时曾经接待过不少中国代表团，都是来学习城管执法的，中国的同行都很奇怪在加拿大执法会如此轻松，而安托纽克也很奇怪城管怎么能和商户打起来。安托纽克表示，在执法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平等原则，如果每一位居民都感觉被公平地对待，执法工作就会容易很多。 烈治文山市政府法规服务部总监、建筑办主任德韦瑞斯也表示，作为执法人员他们非常尊重商户，因为他们是纳税人，在供养着这个社会。即便是有违反《附例》的行为也要礼貌待之，绝对不会粗暴执法。如果发现违法行为就会先发出书面整改通知，一般在四周左右。他表示，考虑到业主需要时间去整改制作新的标牌，时间上都是比较宽松的。当然，如果商户丝毫不尊重《附例》的话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一些特殊情况，执法人员可以随时动手清除，比如严重侵扰私人物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等，则不需要先通知再等候等程序，这些行动由执法主管人员独立作出决定。执法清除的费用会加在业主的地税单中，交税时一并收取，业主如有不服可以通过司法手段上诉。德韦瑞斯回忆说类似的案子不多，6月份只有一个要上庭的案子。 在烈治文山市标牌违反该《附例》的处罚，按照《安省市政法》规定最低为500元，最高不超过10万元，其中细节是分为多处违反和多次违反之分。业主的标牌有多处违反《附例》的不同规定，每个违反之处罚款在500元到1万元之间，总额加起来可能会超过10万元。如果属于屡教不改多次违反，每次罚款也在500元到1万元之间，但多次总额也可能会超过10万元。 对于违法标牌的责任人，烈治文山市《附例》还规定了一个推定原则。如果在一个私人物业上发现了非法标牌，执法人员会推定业主或者居住人应该为此负责，当然当事人可以通过举证予以反驳和推翻这一推论。 如果是在公共物业内发现的非法标牌，标牌上出现的人名、公司的法人等会被推定为肇事者。对于那些没有任何个人和公司名称等信息的非法标牌，如果仅有电话的话，电话的主人会被推定为肇事者，需要为产生的罚款和费用买单。当然，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居正等方式推翻这种推定。 哪些招牌不用申请？ 按照烈治文山市《附例》规定，也有许多不需要申请许可的招牌： 经过私人业主同意在其物业内设置的招牌；不违反建筑标准和市政府《附例》的招牌；在规划为农业区域内的屋主，可以在自家物业内设置销售自家农产品的招牌，招牌最大面积不超过3平米，最多只能放置1个双面招牌或2个单面招牌，销售后24校内要予以撤除；除居民区外都可以拉横幅式招牌；非广告性质的纪念标志牌等，最大不超过0.2平米，只能挂在屋墙上，标牌不能发光。 对物业进行装修、园艺、修理后，施工公司可以在该物业上设立临时性广告招牌，最大面积不超过0.3平米，工程结束2天后应予以移除；私家物业的指路牌，每家最多设置8个，最大面积0.5平米，设置在地面上的最高高度为1.2米，在墙体上的只能在该建筑第一层的墙上，招牌也不能发光。 旗类标志、公共教育、宗教、慈善组织的招牌，每个物业最多三个，连支撑杆子最高不能超过6米，上面不能有商业广告内容，不能发光；旗帜、国家或者公民徽章，连支撑杆子最高不超过6米，不能发光；不会发光的营业时间表；禁止穿行（No Trespassing）标志；非广告的幡类标志；贴在窗上的标牌或张贴画（非居民区），每个物业不超过6个，每个张贴画不超过0.15平米，不能占据窗户面积的25%以上，不能发光。 安置在需要出售、出租物业的地产类标牌，在居民区最大不超过1.2平米，其他区域不超过3.5平米，高度不超过1.2米，成交后14天内要予以移除，不能发光。 慈善活动标牌可以设置在私人物业、市政府指定的公共用途物业范围，比如社区中心、公园等。慈善标牌必须是可移动的、最多不能超过双面、标志部分只能是单色，整个标牌不超过三种颜色，面积最大不超过4.46平米，高度不超过2.4米。设置的位置要远离路口15米，距离私人车道1.5米以外，距离任何地界分界线3米以上等，放置最长期为连续14天。 私家地也不能乱插牌 2013年多伦多市（Bloor West Village）居民Carol Trainor和Don Schmidt因为在自家门前草地上，长期竖立两块表达他们希望连接市中心到机场应使用环保清洁列车意愿的标牌“Clean Trains Now”。但市政府执法人员在八月的一天上门告知，有人投诉他们的标牌，尽管是在私人物业内，这也是违反市政府关于标牌《附例》的行为，还要罚款52元。执法人员解释，只有收到投诉才会前来检查执法。 他们非常惊讶市政府还有这种规定，大部分也不知道这个规定。在两位夫妇看来这个标语牌不俱仇恨性，而仅仅是教育性的标语牌，是一种表达言论自由的权利。 根据多伦多市政府有关标牌的《附例》规定，禁止大部分没有获得需要许可而竖立的标牌，除了个别的情况除外。比如卖房（For Sale）、房屋开放展示（Open House）、选举牌（需交纳押金）、本地慈善（宗教、非牟利、居民、社区等）组织活动告示牌、车库大甩卖（garage sale）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