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報道
一名中國男子在加拿大申請難民被拒後，因未能及時離境，兩次被加拿大邊境局拘押，遭遣返前兩天在加國與相識多年的女友結婚。他被遣返後，其加國妻子申請家庭團聚類移民，移民官雖認定兩人並非假結婚，但拒絕特赦男子返加。
案件由妻子向加拿大移民及難民局（Immigration and Refugee Board of Canada）的移民上訴仲裁庭（Immigration Appeal Division ，IAD）提出上訴。IAD在上月8日做出裁決批准上訴，移民官先前做出的決定被推翻，案件交回移民部重新審核。
上訴人為33歲、出生於中國的女子，2007年與首任丈夫結婚並被擔保，2009年移民加國，在卡加利居住。2012年10月認識現任丈夫，即案中移民申請人。其現任丈夫39歲，中國出生，擁南非國籍，2008年11月以訪客身分到加國探望父母及兄弟。兩人在卡加利相識，數次約會後，男子先返回卑詩省住所，女子於2013年6月隨男子到卑詩省考特尼（Courtney）定居，兩人隨後在坎伯河地區（Campbell River）經營中餐館。
男子在2008年抵加後提出難民申請被拒。他隨後收到離境令（departure order）但無離境，以致離境令升級為驅逐令（deportation order）。2013年8月11日，男子在卑詩省Tsawwassen加美邊境碼頭被核查身分時，發現他違反驅逐令居留加拿大而被捕，兩天後獲釋，並開始申請遞解前風險評估。2014年1月3日其風險評估被拒絕並再次被捕，直到移民部門認定他不屬於飛行安全威脅，並下令將其保釋。
駐香港移民官拒特赦
男女雙方便在2014年1月14日註冊結婚。女方做證時指，兩人本已打算結婚，在男方離境前倉促結婚，是為了給彼此一個承諾。男子於2014年1月16日被遞解回南非，由南非返回中國務農。女子一人難以承擔餐館生意，遂結束生意改為打工。她在2014至2016年間，每年皆回中國數周探望丈夫，每次在華居留3至5周。
兩人結婚後，女子向加國移民部提出配偶擔保申請，擔保丈夫以家庭團聚移民加國。兩人在2016年3月前往加拿大駐香港領事館，接受一名移民官面試。簽證官認定兩人夫妻關係真實，但拒絕向男子發出「返加特許證」（authorization to return to Canada，ARC）。
據加拿大移民難民法第52條1款，曾被執行遞解令遞解出境人士，除非獲移民官特別許可或符合其他規定，否則不得再返回加拿大。女子就加拿大香港領事館的決定，向IAD提出上訴，要求上訴庭基於人道理由，准其丈夫返回加拿大。
聯邦移民部堅稱，如果簽證官員下達決定拒絕向當事人發出返加特許，IAD在此情況下無權介入移民官的決定。
仲裁庭：人道理由充分
上訴人和聯邦移民部代表律師，均向法庭提交多個過往聯邦法院及IAD判例。
IAD仲裁官康寧漢（Lynne Cunningham）上月裁決，指IAD對於本案情況具有管轄權，判定準許原訴人上訴，香港領事館移民官拒絕發給上訴人丈夫永久居民簽證的決定將被擱置，移民部需另派移民官，依據IAD仲裁決定精神，重新審核當事人的申請。
IAD裁決指本案有兩個核心問題，一是IAD在移民官拒發返加特許令的情況下，是否有管轄權（jurisdiction）裁定以人道理由特赦當事人。
IAD裁決指答辯方即聯邦移民部在聽證過程中，提交的諸多過往案例，無一能證明IAD在這一案件中不具管轄權。
在此種情況下，IAD可繼續考慮第二個核心問題，即當事人提出人道理由是否充分成立。IAD基於以下理由對此予以肯定，第一，當事人曾提交難民申請，但聲稱未能與其律師保持聯繫，因此不知道難民申請被拒。
IAD指此種說法雖存在問題，但當事人直至2014年12月29日之前，仍獲發合法工作許可證並取得延期，他在被允許合法在加國工作的情況下，有可能未意識到移民部已對他發出遞解令。
居加時一直工作報稅
第二，當事人在居加期間一直工作並每年報稅，從未申請社會福利，沒有任何犯罪紀錄。他被邊境局逮捕並釋放後，一直按要求定期向移民當局報告，並自己出錢購買被遣返南非的機票。
綜合判斷之下，他日後留在加拿大時違法的機率非常低。同時他的妻子，即本案上訴人已經在加國生活8年，一直工作並納稅，其僱主還承諾一旦她的丈夫返回加國，將與他們簽約讓他們經營管理另一家中餐館，兩人未來在加國安居的可能性很大。
第三，各方一致同意兩人的婚姻關係真實，並非為男方取得加國身分而安排的假結婚，此種情況下，如果男方不能返回加拿大，女方表示她別無選擇只能返回中國，因不能兩地分居及獨自在加拿大生活。女方已在加拿大定居多年，並熱愛加拿大的生活方式及環境，且相信加拿大會給其未來子女提供更好機會，她返回中國會經歷一定的痛苦。
在上述綜合考慮，IAD認為，上訴人所提出的人道理由，充分可信，批准其上訴。本報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