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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猪场。Getty Images 农业农村部今天召开全国非洲猪瘟等动物疫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对非洲猪瘟等动物疫病防控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会议提到，为防止非洲猪瘟疫情蔓延，禁止使用未经高温处理的泔水饲喂生猪。 当前中国非洲猪瘟防控形势复杂严峻，会议要求，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突出抓好生猪调运监管、监测排查、疫情报告、疫情处置、疫源追踪调查等关键措施落实。同时，会议强调要加强对餐饮经营企业的监管，要求其从正规渠道购买合格猪肉产品，并按要求收集处理好餐厨垃圾。禁止使用未经高温处理的泔水饲喂生猪，严防疫情扩散蔓延。 为了保证肉品供应，会议提出，各地要认真落实好“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强化生猪生产扶持，加强防疫管理，全力保护好生猪产业基础产能。加快推动主销区与主产区有效衔接，统筹利用好屠宰产能，强化市场监管，确保肉品供应充足。 所谓泔水，就是饭馆或家庭把吃剩下的饭菜倒在一起，统称泔水。据此报道，用泔水喂养的猪发病率比正常饲养的猪高30%到50% 。8月8日，在沈阳发生非洲猪瘟疫情后，辽宁省畜牧局发布关于暂停泔水和餐余垃圾饲喂生猪的紧急通知，通知提到生猪饲用感染非洲猪瘟病毒的猪肉产品泔水或餐余垃圾，极易感染非洲猪瘟。在俄罗斯开展的研究显示，在该国所有新染病的家猪中，有97%属于泔水喂养。 日前，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副局长王功民接受采访时提到，我国发生的前四起非洲猪瘟疫情，都存在用泔水饲喂生猪的现象。 来源：新京报

■特朗普与墨西哥总理通电话。美联社 美墨达成协议，令中国处境更加尴尬。中美上周进行的最新一轮贸易谈判未能取得突破性成果，双方第二波价值160亿商品关税战也已开打。至今双方互课关税商品价值已达500亿美元。 特朗普高级顾问库德洛此前曾表示，美国同欧盟取得突破，以及同墨西哥的突破，都给中国施加了更多的压力。 特朗普在关于美墨贸易协定的记者会上表示，现在不是和中国就贸易战展开谈判的时候。“他们（中国官员）想要谈判，但现在不是谈判的好时机。数十年来，（贸易）一直是令其中一方受惠，现在不是谈判的正确时间，不过我确定，最后我们将会和中国达成协议。”

8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其中的婚姻家庭编草案新增了离婚冷静期的规定。 在专家看来，在离婚率不断攀升的当下，设置离婚冷静期在维护婚姻关系稳定方面值得肯定，不过，这一举措需更为细化，诸如对离婚人群区别对待，规避一些风险因素。 婚姻保卫战：社会“最小单位”的不稳定 8月27日，备受社会关注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在婚姻家庭编，草案给中国人的离婚设置了一个“暂停键”，草案规定了一个月的离婚冷静期，在此期间，任何一方可以向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申请。 据介绍，之所以如此规定，是因为在实践中，由于离婚登记手续过于简便，轻率离婚的现象增多，不利于家庭稳定。 中国人常说“家和万事兴”，个体家庭是一个社会的最小单位，家庭关系稳定可谓社会稳定的基础。 不过，据民政部统计，从2003年开始，中国离婚数量已经连续十余年增长，这期间，近十年间，增长幅度更加明显。 以去年为例，2017年中国依法办理离婚手续的共有437.4万对，其中，民政部门登记离婚370.4万对，法院判决、调解离婚66.9万对。 一年内，400多万个中国家庭宣告解散，而离婚的影响则要波及当事双方更多的家庭，社会“最小单位”的不稳定，越发成为一个受到舆论关注的大问题。 （中新社 刘冉阳 摄） 多地法院已在探索“离婚冷静期” “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婚”，如何让夫妻双方在决定离婚之际静一静、想一想，近些年来，司法部门已经在尝试探索。 今年7月，有媒体披露，最高法已发文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设置不超过3个月的冷静期。 而在此之前，在公开的报道中，“离婚冷静期”这一举措已经出现在四川安岳县、陕西丹凤县、山东济南市中区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的实践中。 根据媒体报道，今年7月16日，广东高院首次提出“离婚冷静期”的完整规定，将其区分为情绪约束冷静期和情感修复冷静期，并规定了不同的启动条件、设置期限和运用规则。 婚姻不能儿戏，更不是朝合夕散、各顾自我的临时搭伙，司法领域家事审判也显得尤为重要。 最高法于2016年下发《关于开展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稳定等改革目标，提出“要在诊断婚姻状况的基础上，注意区分婚姻危机和婚姻死亡，积极化解婚姻危机，正确处理保护婚姻自由与维护家庭稳定的关系”。 （记者 汤彦俊 摄） 争议和担忧：“冷静期”会被滥用吗？ “离婚冷静期”设置是否科学？短短的“冷静期”真能为飙升的离婚率刹刹车？ 其实，从多地试点“离婚冷静期”开始，在网络上，关于此举的争议和担忧之声就不断。 有网友认为，这样能很好的避免冲动“闪离”带来的悲剧婚姻，也有网友提出，离婚冷静期是在干涉离婚自由，还有网友担心，“冷静期”会不会增加离婚纠纷复杂性，甚至成为当事一方拖延离婚的借口。 对此，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张玉霞认为，离婚冷静期的设立，给了任意一方单方撤回离婚的权利，这样的“缓冲期”，无疑可以防止一些冲动型离婚。 不过，张玉霞也提出，“离婚冷静期”应有更细致的规定，规避一些风险。 “例如，在实践中，可能会有人为了购房等事由，对该冷静期予以滥用。此外，对于因各种原因坚决想要离婚，并可能在财产等问题处理中做出妥协的一方来说，冷静期的设置无疑增加了风险。” （中新社 刘震 摄） 专家：“冷静期”也需区别对待 在专家看来，“离婚冷静期”设立的关键，在于对离婚群体进行细分，相关的民政部门、司法部门能把工作做得更细致，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 对于《民法典》草案拟定的“离婚冷静期”，张玉霞认为，在维护婚姻关系稳定、保证夫妻双方都有撤回离婚权利的方面，草案的规定值得肯定。但在实践中，则还需要相关部门对设定冷静期的离婚人群进行细分。 “若只是感情破裂，则应当给予冷静期，但若存在家暴等违法犯罪因素，则建议立刻离婚。”张玉霞说。 来源：中新网

网上图片 据路透社报道，在中国，个人信息贩卖活动处于激增当中。 当威廉·张（William Zhang）的汽车保险将于3月到期时，他不需要去四处寻找市面上的续保选择。因为在保单到期前的两个月里，他几乎每天都接到保险公司向他推销新保单的电话。 由于他的第一份保单来自平安保险，该公司与他保持联系并不奇怪。“让我困惑的是，其他的保险公司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26岁的山东政府雇员威廉·张说道。另有三名车主告诉路透社，他们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据路透社采访的信息贩卖者和金融家称，个人数据在中国已经普遍都能买到，保险公司、银行、高利贷者和骗子都能以极低的价格购得个人数据。 今年5月，中国出台了迄今为止最全面的数据保护法，收紧对金融机构和其他企业共享私人数据的限制。“个人信息泄露是有风险的。”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苏珊·宁（Susan Ning）表示。她补充说：“这些信息可能会助长其他的犯罪行为。” 数据交易 业内人士称，保险公司经常从网络数据黑商那里购买数据，而这些贩卖者本身是通过非法途径获得那些信息的。 波士顿咨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合伙人、保险交易顾问米歇尔·胡(Michelle Hu)说，一些公司是从机动车管理局、机动车牌管理局、汽车经销商或者警察局那里非法购买信息。 路透社发现，在百度上输入“个人数据”或“手机数据”等中文关键词，就能看到30多个专为出售和购买个人数据而设的QQ和百度贴吧群组的信息。 百度拒绝置评。腾讯在发给路透社的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它“致力于保护用户隐私和维护数据安全”。 信息贩卖者在网络群组中发布广告，然后通过QQ或微信私下与买家进行洽谈。 有五名贩卖者提出向路透社出售“需要贷款的人”、“需要保险的人”和“年龄在30到50岁之间的上海人”的名单。这些信息在不同贩卖者之间的价格有所不同，从300元到2800元之间不等。名单上的个人信息包括个人的出生日期、汽车和住房拥有情况、抵押信息以及姓名和电话号码。 路透社无法证实这些信息的真实性。 三家为中国三家大银行出售抵押贷款的贷款代理机构表示，客户信息经常被银行员工拿来出售。记者从与两家这样的贷款平台的交流中获知，一些互联网公司还允许第三方有偿访问敏感的个人信息。 例如，武汉多库科技公司就运营着一个个人信息搜索平台。只要花费5元，给出想要查询的人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多库就会返回他的身份证照片。只要是中国居民，都能查得到。另外，只要花上3元，该网站就会返回一个人的手机使用数据。 路透社证实这两项服务都有效。身份证照片被要求获取的人并不知道那些服务是如何获得他的身份证照片或手机使用账单的。 当被问及多库是从哪里收集或购买这些信息的时候，多库的一位发言人说，大部分数据都是从网上贩卖者那里购买的，之后它们被转售给了银行和保险公司。“金融机构使用我们的服务只是为了风险管理目的。”她说。 在路透社发布这篇涉及多库的报道几个小时后，该公司发来电子邮件发布称，其网站已撤下上述产品，今后将不再向个人销售。 法律和秩序 数据隐私也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重大问题，Facebook等公司因未经用户明确同意就收集和出售用户个人数据而备受诟病。网络诈骗在其他国家也很常见。 专家们表示，在中国，互联网金融平台和用户的大幅增加导致了个人数据共享的激增，尽管近年来该国的立法部门一直在努力保护消费者。 根据现行法律，个人信息贩卖者可能面临最高7年的监禁以及罚款，而购买个人信息可能面临最高3年的监禁和罚款。企业也会受到类似的法律惩罚。 尽管那些行为会受到那样的惩罚，但根据中国银联5月份的一份研究报告，约90%的电话诈骗源于个人信息泄露。苏珊·宁指出，“这个问题的核心是，与个人信息交易相关的高经济效益和相对较低的违法成本。” “对于一些拥有访问权限的人来说，其他人的个人信息只需点击几下鼠标就能获得。” 苏珊·宁说，个人数据泄露的其他原因还包括，一些网站缺乏安全措施，以及有关个人信息使用的特定服务条款含糊不清。 “中国人口众多，数据隐私案件涉及范围广泛，因此调查起来难度极大。”苏珊·宁说道。 监管机构今年5月发布了针对企业处理个人信息的新指导方针，其中包括聘用合规人员，以及在收集个人信息前要先获得消费者的明确许可。 欧盟关于隐私保护的新规定——《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于同月生效。欧盟的法规——将对在欧盟销售产品或服务的中国企业产生影响——似乎比中国的更加严格。例如，中国的指导方针允许默许同意收集个人数据，而欧洲的法规则不允许。（乐邦） 来源：网易科技

2018年8月22日消息，深圳。自从8月16日，9价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登陆深圳，在罗湖中医院下属的罗湖成人预防接种门诊完成首针接种后，9价苗受到了内地女性的“追捧”。 无奈深圳首批9价苗采购的数量有限，成人门诊每天只有10个名额，开放至11月30日。16日中午12点正式开放预约后，1060个名额被秒光。 在女性恶性肿瘤中，宫颈癌的发病率仅次于乳腺癌，大多数宫颈癌是由HPV感染所致。目前已分离出的HPV达100多型，其中至少14型可导致宫颈癌或其他恶性肿瘤。全球范围内，大多数的宫颈癌中可测出高危型HPVl6和18亚型，其中HPV16亚型诱发癌变的潜力最大。 目前对HPV疫苗的研究主要针对高危型HPV，包括预防性疫苗和治疗性疫苗两大类，预防性疫苗主要通过诱导有效的体液免疫应答即中和抗体的产生来抵抗HPV感染，而治疗性疫苗则主要通过刺激细胞免疫应答以清除病毒感染或已变异的细胞。 来源：网易新闻 （图片-视觉中国）

新生儿。新华社图片 如何应对“低生育”? 在2016年正式放开“全面两孩”后，二孩对生育率提升的刺激效果，却只体现了一年时间。数据显示，2015年，全年出生人口1655万人，出生率为12.07‰。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1786万人，出生率为12.95‰。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出生率为12.43‰。 生育意愿降低——育龄人口数量下降——老龄化预期加剧，许多人为此担忧不已。然而，生育意愿低其实只是最终的结果，其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生育以及养育成本高让许多人新生犹豫。如何降低大众，尤其是女性的生育成本?或许，这并不仅仅只是金钱的问题，还需要配套政策和设施的完善，从多方面进行推动。 导读：破解当前生育意愿低的问题，需要改善生育环境、降低养育成本，包括育龄妇女权益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需要一揽子政策支持。 面对低生育率，政策应该如何抉择? 8月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一文指出，“面对低生育率，政府应该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解决，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生育作为家事，不同家庭有不同选择。人口作为国家核心资源，需要有更长远的打算。部分人口压力较大的地区，已经先行出台鼓励政策。今年6月以来，辽宁、新疆石河子市、山西、湖北咸宁等多地陆续推出鼓励生育政策，包括对生育进行奖补、延长产假、加大女性劳动权益保障力度、提高儿童照料教育资源配置等。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多位业内专家，他们在生育政策选择上有分歧，但普遍的政策建议是，当前生育意愿低的问题，需要改善生育环境、降低养育成本，包括育龄妇女权益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需要一揽子政策支持。 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 今年29岁在北京工作的张远(化名)去年底成为新手爸爸，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直言，不考虑生二胎。 张远妻子在一家国企工作，生育险、生育报销都不错，但他表示公立医院资源紧张，生产过程中孕妇和孩子的保障程度不够，综合经济、精力、事业发展等多方面因素，养两个娃都不太实际。 “只有在解决人性关怀的基础上，才会有积极的生育政策。”张远对鼓励生育的政策有自己的期待。 2018年初，国家统计局公布我国2017年新生人口数据，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63万。人口出生率为12.43‰，比2016年下降了0.52‰。2017年是自我国20世纪8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首次出现二孩占比超过一孩的年份，一孩绝对量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低的年份。 “二孩政策确实有效果。一孩数量下降有两个因素，一是育龄妇女数量在减少，二是生育率下降。大家低估了一孩生育率的下降程度，尽管对生育意愿下降是有估计的。原来我们做研究，一孩生育率指标基本不变，一般保持在接近99%的水平，我们根据最新数据计算，现在大概下降到90%左右的水平。”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2015年放开二孩政策时，预计2017年政策效果会比较明显，当时保守估计新生人口数量在2000万，但2017年实际出生人口只有1700万。2017年二孩数量有所回升，说明政策取得一定效果;但新生儿数量要低于2016年，在于一孩数量下降，一孩生育主体是80后、90后，预示晚婚晚育成为更大的趋势——生育总量在下降。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姜全保判断，“2017年二孩占比超过一半，有过去堆积的因素，育龄妇女到了或者接近高龄孕妇，这一波抓紧生育的过去之后，二孩比例会下降。当前年轻人推迟结婚和生育、育龄妇女数量的减少、生育意愿的下降等，生育数量可能还会继续下降。” 虽然生育意愿下降，但我国依然是人口大国。2017年末，我国大陆总人口数为13.9亿人，比上年末增加737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有8.1亿人，占比接近59%。 我国丰富的人口资源，生育意愿下降值得担忧吗?从宏观视角来看，需要有更多年轻人口，来促进人口结构的均衡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人口学者谈论较多的问题。 王广州指出，我国人口结构性问题很多，包括年龄结构、区域结构等。其中比较受关注的是老龄化，这不只是老龄人口数量的增多、社会负担加重，关键在于养老金、社会支持体系需要面对快速老龄化带来的挑战。 “人口是个大问题，人口总量比如总规模14亿人是一个指标，更重要的是结构——当我国老龄人口达到30%，整个劳动力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等，都会相对疲软。”陆杰华指出。 改善生育环境 低生育率并非是单一因素所导致，因此也不可能用单一的措施来解决。 正如有在大城市生活的年轻人吐槽，高房价、入学难、就医难等问题，是现实中的“避孕药”。 “人口政策的复杂性超出大家的预期。育龄妇女不是机器，更不是工具，政策制定过程中要明确‘以人为本’的定位。公共政策需要系统设计，要符合人口发展规律，也要符合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当前需要改善生育环境，生育一孩、二孩、多孩都面临压力，政策和制度安排需要体现前瞻性和系统性。”王广州直言。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杨良初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当前政策重点应该放在把二孩或二胎政策落到实处，“这需要一揽子政策支持，对适龄妇女的生育要鼓励，包括产假补助、给予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以税收优惠;还有围绕小孩成长过程的每个环节，包括医疗、教育、住房等问题，都需要有细致的考虑。”杨良初指出。 减税、财政补贴、完善配套机制等，是较普遍的政策建议。“80后、90后不生的原因有很多，养不起、无法平衡生育和工作、没有人帮忙托幼、谁来带孩子等，需要综合配套措施加以解决。这里还涉及到女性就业，如果生两个三个孩子，潜在会影响女性就业、影响企业或单位用工成本，需要针对这些企业给予税收减免。”陆杰华指出。

孩子近视。网上图片 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目前我国近视患者达6亿，青少年近视率居世界第一。高中生和大学生的近视率均已超过七成并逐年上升，小学生的近视率也接近40%。 近日，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起草《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并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到2030年，小学生近视率下降到38%以下，初中生近视率下降到60%以下，高中生近视率下降到70%以下。同时，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总体近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指标，对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连续3年下降的地方政府和学校依法依规予以问责。 为何近年来我国青少年近视率只增不减？这背后有什么原因？对此，记者进行了调查。 近视率上升且呈低龄化趋势 暑假里，哪个地方孩子比较多？眼科医院，至少是一个备选答案。 8月14日，在北京同仁医院外科二区前的视力检测处，排着十来个等待检测视力的患者，其中九成是孩子。在该区的8个诊室，唯独专设的“儿童屈光专台”门口人满为患。一位医生告诉记者：“儿童屈光专门诊室一天要接待病患100多人，到了假期，根本忙不过来。” 在候诊室里，来自内蒙古的黄女士告诉记者，她发现读一年级的孩子看电视时会往前凑，看远处物体时会不由自主地眯起眼睛，所以才到医院检查。“可一发现就晚了，近视200度加散光50度。”黄女士说，戴上眼镜不到半年，孩子的眼镜度数又上升了50度，达到300度，这让她心急如焚。 “近视成因分为先天因素和环境因素，由先天因素为主导致的高度近视，其患病率较为恒定。而后天环境因素中，生活方式特别是户外活动不足、学业负担过重等引起的近视越来越明显。”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副院长、上海眼视光学研究中心主任周行涛表示，当前我国青少年近视呈现低龄化特点，近视患病率仍在上升。 不断升高的近视率让人担忧。2015年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李玲团队发布的《国民视觉健康报告》显示，我国高中生和大学生近视患病率均超过70%，视力不良检出率呈上升趋势。 近年来，在青少年群体中多发的近视正呈低龄化和上升趋势。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学生视力不良低龄化趋势明显，小学生近视10年翻一倍。 学业压力、电子产品是罪魁祸首 中小学生群体中近视率不断升高的问题，并非近年才出现的，而课内外负担过重一直被当作近视发生的重要原因。 近日发布的《中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数据显示，户外锻炼不达标、学习负担过重以及睡眠不足等现象依旧普遍存在于中小学生的日常生活中，且随着年级越高，这种现象越严重。 “表面上，大多数家长表示孩子的视力和学习成绩一样重要，但是实际中，他们更倾向于牺牲孩子的部分视力去换取成绩。”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公共卫生副主任医师、防治科副科长何鲜桂说。 记者发现，小学一、二年级不留书面作业，三至六年级书面作业完成时间不得超过60分钟，初中不得超过90分钟，原则上采用纸质作业等减负措施，被写入了《征求意见稿》。 在同仁医院，一位来自山西大同的家长告诉记者，孩子每天除了定时完成学习任务，就是玩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几乎不出门活动，“天天提醒督促，也没有用”。 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的频繁使用，使孩子继续沉迷于各种电子产品中，对于降低近视发生的概率更是雪上加霜。一项对2017名受访者进行的调查显示，89.5%的受访者称周围中小学生患近视的多，长期使用电子产品被视为罪魁祸首。 儿童青少年的视觉神经还没有发育完善，长时间注视电子屏幕，导致其用眼强度增大，眨眼频率降低，很容易造成视力减退。周行涛直言：“无节制地过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对眼健康肯定是不利的，对近视的发展会产生影响。” 对此，《征求意见稿》提出，要控制电子产品使用。家长陪伴孩子时尽量减少使用电子产品。有意识地控制孩子特别是学龄前儿童使用电子产品，单次不宜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不宜超过1小时，避免在孩子学习和娱乐活动中过多使用电子产品。 面对如此高的近视率，除了每天两次的眼保健操和日常的口头督促，老师们常常束手无策。北京市一所中学的教师胡杰表示：“现在没有非常有效的措施来保证孩子们时时刻刻能够科学用眼。” 前端筛查不可忽视 记者在同仁医院调查发现，大部分的家长都是在发现孩子视力出现异样的时候才来医院就诊，而此时近视早已形成。 “预防青少年近视前端筛查十分重要，却往往被忽视。”何鲜桂说，“直到孩子们出现用眼疲劳、视力明显下降时，一些家长才会发现端倪。而为每一个学生建立屈光发育档案，及时掌握孩子视力屈光的实时发展情况，才能有效预防，对症下药。” 何鲜桂曾作为执行人参与实施了上海市建立儿童屈光发育档案和青少年近视户外活动干预等两项公共卫生项目，她告诉记者，屈光发育档案是如同学籍一样的视力监控数据，其中包括近视危险因素、眼轴长度、角膜曲率等10多项与视力屈光发展相关的项目。 2014年，上海已经将屈光发育档案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初级眼保健人员会入校筛查建档，有问题的转诊到定点医院，定点医院的结果也录入档案信息系统。 “从疾病预防方面，事实上当前尚无控制青少年近视率的良方，因为对于近视发生和发展的基础研究，还没有获得突破性的结果。”周行涛建议，家长要尽早为儿童和青少年建立屈光发育档案，对于有高度近视家族史或高危因素的孩子，在上幼儿园之前就可建档，并做到每4~6个月复查，有的放矢进行医学干预。 近视成因还未明确，但适当的户外活动能够降低近视发生率，这在学术领域已形成共识，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达到广泛认同的可以预防近视的因素。 “户外时间越长，发生近视的风险就越低。”何鲜桂表示，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团队通过综合文献研究显示，每天额外增加76分钟的户外活动时间，可以降低50%的近视发生风险。“我们尝试采用行政力量和学校共建的方式，在学校每天增加40～80分钟户外活动时间；倡导家长和孩子走到户外预防近视；未来还可与社区合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相结合的形式，利用放学后的时间，邀请户外活动专业人士与孩子们一块进行各种有益活动，保证户外活动时间和附加价值。”何鲜桂说。 政府考核目标应更加实际 事实上，早在200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曾出台《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提出“通过5年左右的时间，使我国青少年普遍达到国家体质健康的基本要求，营养不良、肥胖和近视的发生率明显下降”。 十几年过去了，相关监测显示，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持续下滑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扭转，学生的肥胖率、近视率等指标仍在上升。 本次《征求意见稿》提出“刚性”的数据指标，在2018年的基础上，每年降低0.5个百分点以上，近视高发省份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防近视需要家庭、学校、医疗卫生机构、学生以及有关部门多方联动。 “本次出台的征求意见稿与此前的规定相比，更加具体，更具可操作性，厘清了相关部门、学校、卫生机构的职责，引导我们更加关注孩子眼睛和体质的导向非常正确。”赣东北某县教育副局长刘华告诉记者，将儿童青少年近视率纳入政府考核指标，设立达标数据，还须考虑这个目标可行性，如果超出可实现的范围，很容易导致数据造假。 “这种刚性的要求会起到一定作用，将体现国家层面对青少年近视率着手进行防控的决心。”作为眼科专家，周行涛对此表示认同。但是，面对所设立的目标，他依然保留个人意见，“近视成因在学术层面还有可供探讨的空间，以此为基础设立的防控方案和目标，应该更加符合科学精神。”(本报记者 陈鹏) 各国预防近视有妙招 法国：建议多吃水果和蔬菜 法国政府规定，婴幼儿必须做三次体检，分别在出生后的第8天、第9个月和第24个月，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视力检查。如果有问题就可以在第一时间得到矫正和治疗。 法国眼保健操视力保护协会给孩子们的常规建议是，定期去专业眼科医生那里做检查，不要忽视自己视力的变化，避免阳光直射，在阳光强烈的时候尽量戴上保护性墨镜；不要抽烟，不要喝酒，多吃水果、绿叶蔬菜和含有omega-3脂肪酸的鱼类，在需要的时候考虑服用维生素。 日本：严格限制玩电子游戏时间 日本学生的课业负担并不重，但是日本游戏产业发达，很多孩子沉迷于电子游戏，对视力的损害非常大。因此，近年来日本很多家长开始严格限制孩子玩游戏的时间。 日本的学校有定期的视力检查，没有眼保健操，但是学校会教导学生正确的读写姿势，很多学校的学生座椅可以调整高度，以保证学生保持眼睛和书本间的距离。家长们也非常注意纠正孩子的坐姿，很多家里都有专门的学习桌。日本电视里播放的儿童节目，在开始的时候都会告诫孩子们要保持房间的亮度，不能近距离观看。(本报记者陈鹏整理)

■■中国十大纺织品制造商参展，与加拿大商户建立贸易关系。本报记者摄 星岛日报记者   加中贸易发展持续向好，在昨天揭幕的2018年加拿大纺织品展览会(Apparel Textile Sourcing Canada)，场内首次设置中国及非纺织品专区。有中国参展商表示，有意进军加拿大市场，借此活动认识本国消费者的需要，与客户建立贸易伙伴关系。 今届展览会特设中国十大名牌纺织品大道，生产商有机会展示产品，与加国的商户发展贸易。其中内蒙古鹿王羊绒有限公司欧美贸易部长江凤琴称，其公司在中国业界属第二位，生产的山羊毛服饰品主要外销至欧洲，深受该地人士欢迎。过去有意进军加拿大市场，今次是连系本地商家及了解消费者心态的好机会。 江凤琴指，加拿大穿衣习惯有别于欧洲人士，在这里接触的客人中，多表示在寻找外衣生产商，因加国国民在冬季时穿着薄薄的T恤或衬衣，加厚厚的外衣。如要引进羊绒衣物，需要让加拿大人认识这类服装的优点，这是属优质及价格较高的产品。 其公司自设农场饲养山羊，每只每年只能提供200克羊毛，所生产的羊绒衣服用70至80%的原材料，穿起来甚为舒适。 加对中采购实行低关税政策 此外，有非纺织品生产商参与今年的展览会，专门生产天然香薰品的南通兴振礼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昌泉称，近数年中国也开始流行使用，其实这是具有文化因素的产品，不同国家族裔对香薰气味的要求各异。其公司从法国进口原材料，聘请调配师按订户的需要制成指定的产品。 陈昌泉表示，使用香薰具备净化空气功能，其产品同时把空气中四至五种危害人体的物质清除，并且得到德国认证机构TUV确定，相当于美国的SGS验证资格。其公司主要顾客为英法德等欧洲人士，也与美国大型连锁店贸易往来。虽然美国采购量大，但在年终时退回卖不完的产品，这种贸易条款不公平。他认为，现时加拿大对中国产品低关税政策，在加国拓展市场甚有竞争力。 ■■陈昌泉认为在加国拓展市场具有竞争力。本报记者摄   在展览会的开幕礼上，中国驻加国大使卢沙野，中国商贸部贸易发展局局长吴政平，刚履新的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韩涛，以及多位中方代表出席主持剪彩仪式。 ■■卢沙野及吴政平参与论坛。主办单位提供   卢沙野及吴政平参与论坛，就中国在环球纺织品供应链上改变为前线者的角色为题发表意见。 另外，加拿大纺织业联会行政总监柯克(Bob Kirke)讲解现时加拿大贸易政策，加强与中国等国家发展环球市场。 华裔LED盼卖市府 省下电费分期付款 在今年的加拿大纺织品展览会上，来自中国LED灯泡的生产商参与其中。新恒辉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甄福财表示，有鉴于加国市政府因为财政所限，未能全面更换环保灯泡，他建议新的合作方法，既可以推动环保又能节省电费。 12年前甄福财开始在中国设厂生产LED灯泡，出口至拉丁美洲、美国及欧洲等地。他说，在中国已流行使用环保灯泡，传统的灯泡含有致癌物质，早已禁止入口。在加拿大有多个市政府未能全面更换LED灯泡，其中原因是费用动辄亿元，财政上难以支付。 ■■甄福财提出新方法建议市政府更换LED灯泡。   甄福财称，传统灯泡是250瓦，LED灯泡是100瓦，能够节省能源，而且可以用上多年才更换。他建议与市政府成为合作伙伴，其方法是预支LED灯泡，让政府先行更换，分5年或10年等摊还。当局换了新的灯泡后，在下月便能节省不少电费，以这笔金钱投放在更换的费用，将会更为划算。 无人驾驶飞机应邀参展 另外，发展无人驾驶飞机的国鹰航空公司营业代表孙茜表示，受中国商务高层邀请前来加拿大参展，借此展示无人驾驶飞机的新技术。这种飞机近年大行其道，在中国主要用于军事及警方巡逻，以及农业喷洒工作。 ■■现场展示中国无人驾驶飞机的发展。   今次在现场展示的大多是实际尺寸的飞机，其中双尾撑尾推无人机曾用于巡逻钓鱼岛，此机虽小但其特点能够携带导弹，可飞行6至9小时；而六旋翼警用无人机巡航速度每小时40公里，飞行速度每小时70公里。

美媒称，美国政府表示，在对假冒奢侈品的进口和销售展开的为期六年的调查中，政府缴获了22个集装箱的假冒古驰手袋、爱马仕皮带，以及托里·伯奇手袋。调查工作已于8月16日结束，调查的结果导致对33人提起诉讼，这些人被指控合谋、贩卖假冒商品和伪造商标。 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8月20日报道，8月16日，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下属的国土安全调查处官员在纽约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这些假货源自中国，远及皇后区的仓库甚至伊利诺伊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零售商。 “从假货的数量来看，这是我局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ICE特工、国土安全调查处纽约负责人安吉尔·M·梅伦德斯在接受采访时说。 报道称，被查封的商品都是流行品牌的冒牌货，包括古驰、托利·伯奇、爱马仕、蔻驰、博柏利、迈克尔·科尔斯，以及路易威登。此外还有香奈儿香水的仿制品，这令调查人员不安，因为在以前的类似案件中，仿制品使用了动物尿液，而不是公司的配方。 当局估计，美国的零售商因这些假货遭受了将近5亿美元的损失。2012年，新泽西州纽瓦克的联邦官员曾对29人提起诉讼，他们被指控试图将价值3.25亿美元的假货走私到美国。 梅伦德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已逮捕了32名男子和女子。他们都是华裔，其中一人在美国属于非法居住。 梅伦德斯说，联邦政府这次打击的是供应链，而不是那些在街头销售假冒商品的个人。 报道称，这项调查始于2012年，当时，纽瓦克港口的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工作人员在一份舱单上发现了异常，该部门负责贸易和货物安全的助理主任莱昂·海沃德说，在打开了一个40尺货柜后，工作人员对货物进行了检查，发现它们是假货。 梅伦德斯说，这个欺诈预谋计划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在中国制造假冒商品，然后通过多达八家合法航运公司运往美国。 报道称，这些进口商自称是有电子邮件地址和电话号码的合法进口公司的雇员。这些货物用卡车运到皇后区、布鲁克林和长岛的仓库后，经批发商卖给其他分销商。 梅伦德斯说，计划的另一个部分是，被告人去中国购买可以合法出口的无商标产品。然后在另一家工厂生产假冒商标，这些商标被走私到美国后贴在商品上。 梅伦德斯说，皇后区的三家零售店和曼哈顿的两家零售店都参与了这个预谋计划，并补充说这几家零售店都已关门。但记者联系到被政府确认为参与者的位于曼哈顿服装区的一家名为Proya Fashion的公司时，该公司的一名员工说，公司仍在经营，并坚称没有人被逮捕。这名女性员工没说自己的名字就挂断了电话。 梅伦德斯说，有20个集装箱是通过纽约和新泽西的港口进入美国的，另外两个集装箱是通过洛杉矶的港口进来的。 另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官网消息指出，在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国土安全调查机构对一起企图通过美国入境口岸非法将假冒奢侈品带入美国的案件展开调查后，涉案33人被起诉。不过，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公布的消息中，并没有指明涉案33名被告的族裔问题。 来源：参考消息网

谷歌。网上图片 美国科技巨头谷歌（Google）近来欲重返中国市场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数百名员工也已连署表达反弹。消息指，Google日前的内部会议中，执行长Sundar Pichai表示Google离上架中国搜寻引擎“还差的远”。 据路透社取得的讲稿内容，Sundar Pichai于全体员工会议上表示，关于谷歌是否或能否重返中国网搜市场的问题，现在公司仍毫无头绪。他表示：“谷歌团队探索这个机会已有一段时日，我想团队目前还在寻找各种机会。” 在此之前，Google虽然在2010年宣布退离中国市场，但其实仍持续与中国市场发展维持密切合作，如目前各个中国品牌打造Android手机产品仍与Google合作，同时Google也持续协助希望能在海外市场布局的厂商扩大发展可能，甚至近期也宣布在中国投入发展人工智能技术。 早前消息指，一个代号“蜻蜓”的研发计划在谷歌内部已悄悄进行多时，直到被媒体披露才引起各界关注。 据内情人士透露，谷歌希望在中国推出手机网搜应用程式，且为了赢得中国政府放行，谷歌打算配合政策封锁部分网站及搜寻关键字。消息曝光后立刻引来谷歌员工及人权组织反弹，质疑谷歌协助中国打压言论自由，违反“诸恶莫作”的公司座右铭，迫使Sundar Pichai16日首度对员工回应“蜻蜓”计划进度。 尽管Sundar Pichai一再强调重返中国市场言之过早，但光是发展中国网搜产品这点就让员工无法接受。过去数周以来已有超过千名谷歌员工连署，要求谷歌“提高透明度、加强监管并提升公司的信赖度”。 员工于请愿书中表示：“我们急需更多透明度及参与各项决策的权利，也要求各项专案过程透明公开。谷歌员工需要了解真正的研发目的。”请愿书中也强调：““蜻蜓”计划与谷歌重返中国市场的策略牵涉严重道德议题。目前我们缺乏应有的信息，以致我们无法对工作内容、专案计划及公司做出道德上的判断。” 谷歌员工先前反对谷歌为美国国防部发展人工智能所提出的请愿书，成功让谷歌放弃与国防部续约，但谷歌员工依旧认为公司需要重新制定更严谨的道德规范。谷歌员工要求公司建立道德审核小组。

■特朗普暗示中国会干预美国选举，被认为是转移公众视线。图为特朗普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在街头相遇。法新社   尚未结束的“通俄门”调查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带来的政治压力高居不下，他18日在推特上建议，那些“揪著俄罗斯小辫子不放的笨蛋们”应将注意力转向中国。一天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发出警告称，出于对国家安全考虑美方正在采取措施，以防止中国、伊朗、朝鲜和俄罗斯干预稍后的美国中期选举。 特朗普在18日发推写道：“只专注盯着俄罗斯的傻瓜们，你们应该改变方向，把注意力集中到中国。不过如果我们聪明，坚强，准备充分，最终会与所有人达成共识”。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特朗普并接连发推，指责由联邦特别检察官穆勒所领衔的“通俄门”调查，是针对他的政治迫害，是“猎巫行动”。 特朗普还否认与俄罗斯官方在大选中有任何联系，其本人也未对随后的相关调查加以阻挠。特朗普称，针对“通俄门”的调查犹如美国1950年代盛行的，反共麦卡锡主义一样恶略。他还强调穆勒和民主党“帮派”的人，对另一边的“犯罪”闭目不见，并称媒体更为恶劣。特朗普重申了“狡诈的”希拉莉和民主党人犯下了许多罪行。 分析人士指出，他这一系列针对政敌的批评，甚至要求将注意力对准中国干涉美国大选的可能，是转移注意力的举动。 在特朗普发出上述暗示后，其亲信博尔顿19日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本周》节目采访时进一步回应称，美方政府人员不但对俄罗斯是否将会干预，将在今年下半年举行的中期选举存在担忧，而中国、伊朗和朝鲜同样是美方出于国安考虑所针对的对象。 对此，博尔顿具体说到：“我可以肯定地说，对于来自中国、伊朗和朝鲜干预美国大选的可能存在充足的国安顾虑，我们正在采取相应措施试图阻止。” 博尔顿称，他将在下周于瑞士与俄罗斯高官会晤时，谈及俄方干预美大选事件。另当被问及他是否能给予中国干预美国选举的具体例子时，博尔顿则对这一要求予以拒绝。他只是强调，对于今年的中期选举来说，美国当局最为关注的就是上述四国。 不过，这种观点并未获得美国媒体认可。《华盛顿邮报》称，特朗普的推文显示他“对中国的言辞变得日渐尖锐”，但他并没有提供中国存在任何干预美国大选阴谋的证据。 《纽约时报》称，自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数百份声明、推文都涉及“通俄”调查，而他的相关陈述一直在变，其中250多条都是夸大、误导、罔顾事实甚至虚假的陈述。 在美国广播公司的相关讨论中，有网民表示，“如果特朗普相信中国、伊朗等国干预了美国大选，他的司法部为什么不任命新的特别检察官进行调查呢？或许特朗普只是想告诉‘通俄门’特别检察官穆勒，别盯着俄罗斯了，看看别的地方去吧，这样特朗普就安全了。” 俄罗斯专家则认为，特朗普的目的是将公众视线转移到“中国威胁论”身上，“如果特朗普能成功将注意力转移到中国，那么半年后，没有人会记得有一些神秘的俄罗斯黑客”。 ■特朗普 贸易谈判在即 向北京传递信号 特朗普发推之时，正值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战不断升级之际。《国会山报》提到，特朗普之所以在推特中提到中国，可能与两国之间的不断升级贸易战有关，此前，双方互相对对方的产品征收关税。而就在本月晚些时候，来自美国和中国的代表就将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的贸易谈判。 “在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赴美谈判的时间节点上，特朗普这样做，是激起国内情绪，寻求更大的支持，意图很明确。”《环球时报》引述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国友的话说，特朗普的目的不过是向中方传递信号，希望中方在贸易谈判中做出更大让步。 早前有报道指，美中两国代表正在制定谈判计划，试图在11月前结束贸易僵局。文章说，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率领的9人代表团将于8月22日至23日会见由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率领的美国官员。谈判旨在为双方寻找解决贸易争端的途径，并可能开启更多轮谈判。德国《商报》网站报道指，在离美国中期选举还有几个月之际，美国总统及其政策受到的支持日益下降。这对于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争夺多数席位的共和党人来说是一种危险。

自主招生。网上图片 有网友踢爆，包含北京清华附中朝阳学校、杭州市第二中学等明星高中在内，共有9省市的知名高中学生涉嫌抄袭论文，并且还是原封不动地逐字抄袭他人学术期刊，更以此报考大学自主招生考试，其中有考生已通过西南交通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校初审，即获得录取大学的敲门砖。 过去多次传出论文抄袭现象，如今歪风已吹进高中校园，教育学者认为，问题出在自主招生制度，并未考量到高中生的科研能力有限，过度重视论文与专利成果，且未加严惩学术造假问题，才会导致论文抄袭现象难被遏止。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一篇名为《九省市高中名校学生论文涉嫌造假，或涉自主招生黑幕》的文章，近日在网络流传。该文指出，包含北京清华附中朝阳学校、杭州市第二中学、华中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等9所明星高中在内，每年都有大量高三生以自主招生（大学各校单独招生）管道录取大学，如今却传出各校“集体沦陷”，都有学生涉嫌论文抄袭，并获大学录取。 大学各校执行自主招生方式不同，但大致上来说，为了招到拥有学科专长的资优生，大多要求考生在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有竞赛获奖成果，当中则有39所重点大学则明确要求，考生要发表过论文或拥有专利，才可报考。 经比对，署名梁姓与方姓高中生的遭指抄袭河北省迁安市环保局职员郎志达的研究，该文已于2016年发表于期刊《中国科技纵横》。 来源：星岛日报

加班。（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一、一天工作8小时，一周5天班，勤劳的中国人远不止这个数。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6小时，比上月增加0.1小时。数据一出，网友就炸了： 这是谁统计的？你站出来我保证不打你。 70小时周末也不休息，这算的还是少的，有时要干到晚上十一二点。 没有周末、法定节假日不休的请点个赞，告诉我不是一个人。 人比人气死人，中国人又开始羡慕歪果仁。来自瑞银集团的调查显示，在每周工作时间最短的国家和地区中，即便是排在第17位的伦敦，也只有33.46小时。相比之下，中国香港以50.12小时，高居每周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和地区第一名。 “吃得比猪少，干得比牛多，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早”，中国职场人如此调侃自己。2016年夏天，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为广大的加班狗，献上了一首《感觉身体被掏空》。 中国人加班有多疯狂？在滴滴发布的《2016年度加班最“狠”公司排行榜》中，京东以23：16的平均下班时间，成为中国最“狠”公司冠军；在高德地图发布的《2016年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中，华为每日人均加班时间长达3.96小时，成为中国企业“加班王”。 据说日本人对加班的态度与欧美截然相反，几乎每一个人都会主动加班，日本地铁晚上9、10点是最拥挤的时候。不过跟中国人一比，就小巫见大巫了。 有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说，一家中国互联网公司招聘了一位日本研发，上班第一天他对部门同事说：“我在日本就是个加班狂，希望大家能跟上我的节奏。”一个月后，他临走时扔下一句话：“你们这样加班，是相当不人道的。” 甚至连休假，中国人也在工作。蚂蜂窝旅行网发布的《中国上班族旅行方式研究报告2017》指出，88%的白领都需要在旅行中处理工作。 为了不让他人知道自己在休假，中国白领将朋友圈分组玩成了趋势。10%的受访者表示要低调休假，绝不会告诉身边的同事。46%的人会表现得相对谨慎，仅将要休假旅行的讯息分享给周围关系亲密的同事。 中国人是典型的有工作没生活。为了关爱上班族，国家卫生计生委推出了“5125”理念，如果太忙，每天给自己留5分钟发个呆吧。 二、长时间的劳作，中国企业难免给人以“苛刻”的印象。 小米的投资者启明创投的共同创始人加里·里谢尔说，中国初创公司的职场文化甚至比硅谷还要苛刻。他说，“当你以低成本和速度参与竞争时，就只剩一种文化能够取得成功了，那就是全天候文化”。 除了少数企业从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提高竞争力以外，更多的中国企业，是采用增加工作时间来缩短生产周期的方式来提升竞争力。专家表示，“目前中国仍是‘汗水型’经济，靠创新技术获取利润的份额并不大，这种情况下只能靠拼汗水与劳动时间来赚钱。”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长时间的劳作，给职场人的生理、心理都带来了影响。几千年前，亚里士多德就说过：所有挣钱的工作都在吸食和降低你的精力。 2010年，芬兰、英国的研究人员在《欧洲心脏》杂志上，发表了一项长达11年的研究成果：每天加班超过3小时，将导致忧郁、焦虑或失眠，罹患心脏病的几率更高出60%。 过劳死曾被视为日本独有的社会现象，1992年《世界知识》刊出《日本的过劳死》一文。2006年，中国跃升为“过劳死第一大国”，中国人逐渐意识到，原来上班也会死人的。 尤其是中年人，精力不及年轻人，却背负着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干起活来往往更加拼命，也能忍辱负重。 不过，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当我们超过40岁，大脑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就不再适合每周5天朝九晚五的压力与重复，一周超过25小时的工作就可能对智力造成损伤。 长时间的劳作，却不意味着高的工作效率。西班牙人在欧洲国家里平均坐班时间最长——约每周38小时，比荷兰人平均每周多工作8小时，比德国人多3小时。与此同时，西班牙人却排在工作效率的后几名。 由此衍生出一个单词presentismo，意思是上班皮囊化。根据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公司德科集团的一项研究显示，56%的西班牙公司存在上班皮囊化现象。 这是因为很多西班牙企业仍然看重坐班时间，而非按工作效力来评价员工绩效，导致员工上班时心不在焉。 三、既然这么辛苦，为什么中国人都很能忍呢？ 首先，外部环境迫使职场人一起加入到加班的队伍里。工作是收入的来源，除了少数的精英，平庸的大多数是比较害怕丢饭碗的。2015年，富士康生产线某线长的一句话流传开来：“只要有一次不配合加班，我就让你从此以后一个班都没得加。” 有的公司让员工加班，不通过威逼，而通过利诱。下午5点半下班，结果6点半有公司班车；正准备坐班车，结果8点有东来顺的工作餐；吃饱喝足了正要回家，结果10点可以打车报销。不知不觉，已经加班到了深夜。 更何况，连老板都是加班狂，普通人不努力还有未来吗？任正非公司有床垫，马化腾凌晨回邮件，在王健林的日程表里，黑纸白字写着4点就起床…… 其次，规定上五休二，实际上得不到保障。一方面，法律规定得太笼统。1995年的《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显示，企业如果不能实行周末双休的话，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安排周休息日， 这就给了企业不执行上五休二的机会。 《劳动法》还有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这意味着，如果用人单位让劳动者每周休了一天，其实也是行的。 2013年《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规定一年全国有11天节假日公休时间，企业单位在节假日得按照规定放假。 但是，特殊原因的可以不放假，给3倍工资就行。 目前，员工休息权主要表现在双休制度、法定节假日制度、带薪休假制度。 就算在全国工作制度最为规范的北京，2016年三类休假制度都能享受的人也只有34.2%。 前不久，社科院发布了一份《休闲绿皮书：2017～2018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建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上四休三的制度。结果遭到网友的集体吐槽：“专家总是飘在天上，不食人间烟火。” 另一方面，司法也难保障员工的休息权，要想争取到合法权益还挺费心思的。 《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报告指出，中国接近一半的劳动者在加班中没有得到任何补偿。 没有加班费虽说可以维权，但是很难，因为需要劳动者自我举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9条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 计算加班工资的一个前提，就是“加班的事实”是法律意义上的加班，而法律意义上的加班是公司安排的加班，员工自愿加班不属于法律意义上加班，不会得到法律的支持和保护。 在中国，“过劳死”既不是法律概念，也没有确切的医学定义。在医学上，很难证明“过劳死”与工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在中国的法律框架内，没有“过劳死”一说，算不上“工伤”，也就没有相应的赔偿。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再者，中国人在房价、教育、医疗、养老的重重压力下，只得忙忙忙。2016年，《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室对“2016中国休闲小康指数”做过一次调查，调查发现影响中国人休闲满意度的最主要因素是“忙，没心思休闲”，而忙的原因除了工作还是工作。 有学者发现，我国年入50万的中产，在全世界任何国家都是高收入家庭。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2016年美国家庭年收入中位数为59039美元，折合人民币才39.2万元。 按理说中国的中产应该活得轻松才对，然而学者在国外拜访时发现，中国的中产比国外的普通白领还要累的多，人家五六点下了班，就开始休闲了。 而大多数的中国上班族，摸摸你们的钱包，一年能挣到50万么？ （记者 俞杨）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网上图片 养老遥远吗？ 给你一分钟算一下，从现在到退休还有多少年？如果想过上惬意无忧的晚年生活，需要筹备多少钱？这些钱从哪里来？需要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 现实是，当你算数的时候，你可能已经来不及凑够养老的钱了。 几年前，北京一位大学教授说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一线城市，预备1000万元养老也未必够。这让月收入只有几千元的工薪阶层吓了一身冷汗。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越来越多人关心，年轻时候筹备多少钱才能过上惬意无忧的休后生活。 富达国际联合蚂蚁财富，在中国做了一个样本容量近3万人的调查，得出了一个结论：年轻一代(35岁以下)希望过上舒适的养老生活，在不考虑投资的基础上，至少需要163万元储蓄资金。 图片来源：调查报告截图   其中，22%的人认为，拥有100-200万元就可以让自己过上舒适的休后生活；18%的人认为100万元以下也是可以接受的；6%的人觉得700万元以上才能过得相对舒适。 具体到不同的城市，生活成本不同，养老成本不同，又会千差万别。 存钱靠不靠谱？ 既然养老需要钱，那年轻的时候存钱是个好主意吗？ 调查认为，这有很大难度。因为，即使年轻一代每个人每月拿出正常收入的五分之一(大约1339元)储蓄，也需要超过60年才能达到163万元的目标。 如果人们60岁退休，则意味着从一出生就要开始存养老钱。当然，还有一种办法，退休后身体康健还可以继续兼职工作，赚钱养老。 存钱、继续工作，都不错。但养老更大的问题是，年轻一代还没有树立起养老意识。调查显示，44%的人认为他们在退休前不会达到足够的储蓄，超过一半调查对象尚未开始为退休做任何准备。 图片来源：调查报告截图   为什么不懂得“提前量”？富达国际中国区董事总经理李少杰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采访表示，调查结果显示，缺钱是储蓄最大的障碍。他进一步指出，年轻一代承受着作为“夹心一代”的压力，他们上有老、下有小，需要同时承担老人和孩子开销。与上一代人相比，年轻一代储蓄更少，负债更多。 缺钱怎么办？ 缺钱自然要挣，但更重要的是要做好规划。 调查结果显示，年轻一代虽然对未来有着美好的规划，但并不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比如，中国社会老龄化正在加速：从现在到2050年，劳动人口与退休人员的比例将从6.9:1降低至2.1:1。 再比如，预计到2020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到2.55亿人左右。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的一份调查显示，到2020年中国养老金缺口会扩大。 为了满足养老需求，中国也在积极想办法。“以房养老”就是从国外学习借鉴而来的，目前在中国已经试点4年。虽然以房养老保险中间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风险，但也给社会提供了不同的养老选择。 在李少杰看来，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要求年轻一代从现在就开始了解制定财务目标、控制预算以及提前进行长期储蓄。” 养儿防老成过去式 在传统观念中，人们普遍认为“养儿防老”。但调查发现，只有5%的人认为他们在晚年会得到子女的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们的养老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 图片来源：调查报告截图 在所有调查对象中，32%的人认为养老收入来自于政府养老金，26%的人认为现金储蓄是养老收入的重要来源。此外，收益年金、退休后兼职工作、租金收入是部分人养老收入的来源。 从过去的实践看，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可以总结为“三大支柱”：其一是基本养老保险；其二是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其三是个人储蓄型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然而这三大支柱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一些新问题。 三大支柱的新问题 作为第一、第二支柱的养老保障仍是基于正规就业的框架设计，对缺乏雇主的灵活就业很难规范管理。近年来随着灵活就业、弹性就业等新型就业形式不断出现，对原有的制度提出了新要求。 作为第一、第二支柱补充的第三支柱，近来发展加速。5月1日起，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在上海市、福建省(含厦门市)和苏州工业园区实施试点。还有，第一批14支养老目标基金也已经获批。 第三支柱在发展过程中，更偏向于介绍产品的稳健，产品也增加了抵御风险的设计。例如，养老目标基金，以投资者退休日期为目标，根据不同生命阶段风险承受能力调整投资配置。但只要是投资品，就有风险存在。目前国内也有不少个人养老产品，但鱼龙混杂难辨真假，有些甚至直接是诈骗。 李少杰建议，当前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加强国内投资者教育，帮助他们了解养老投资的一些基本问题。对于投资风险，年轻人承受风险的能力大，会更倾向于权益类资产，相反老年人抵御风险的能力弱，建议选择相对保守的固定收益类资产。(张文绞) 来源：国是直通车

资料图：三文鱼。新华社发 美媒称，中国监管机构本周表示，按照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和13家商业渔场制定的新标准，虹鳟可以作为三文鱼出售。官方援用了生物学来证明新标准的合理性：鲑鱼和虹鳟在市场上统称三文鱼。他们也要求鱼贩在标签的其他地方注明鱼的确切品种。 据《纽约时报》网站8月17日报道，尽管如此，这个模糊的定义还是在一个长期存在着食品标签问题、有着大量日益成熟的消费者的国家触动了人们的神经。一些人宣布他们再也不吃三文鱼了。 “如果我碰到特别便宜的三文鱼，又很难分辨是不是虹鳟的话，我大概不会点，”20岁的大学生马欣怡（音）说。自从三个月前有关鲑鱼与鳟鱼混为一谈的报道传开后，她开始只吃熟的三文鱼。 对许多人来说，争论的焦点是这两种鱼生活的环境。大多数亚洲鲑鱼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海水里。虹鳟则通常在水缸或池塘中养殖，这可能会让它们接触淡水中的寄生虫，生吃虹鳟可能会让人感染寄生虫。 有关三文鱼的新规定在中国出台的三个月前，一家中国媒体曾播放过一段介绍青海省龙羊峡水库一个大型淡水养殖场的视频。视频说，该养殖场提供了中国市场上三分之一的三文鱼。这引起了中国其他媒体的兴趣，因为青海是一个远离海洋的内陆省份。随后的报道称，中国市场上相当数量的被标为三文鱼的鱼，实际上是虹鳟。 报道称，为了卖出更高的价钱，鱼在世界各地经常被错标，比如把黄尾鱼（yellowtail）标为“鲯鳅鱼”（mahi mahi），或把海鲈鱼（sea bass）标为“大比目鱼”（halibut）。 鲑鱼也不例外。美国官员禁止卖鱼者给钢头鳟（steelhead trout，本质上是一种生活在海水中的虹鳟）贴上鲑鱼的标签。一般来说，鲑鱼在淡水中产卵，但返回大海生活。 渔业人士称，鲑鱼和虹鳟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中国的监管机构本周对此表示认同。中国农业农村部下属的行业组织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本周发布的规定说，尽管虹鳟可以作为三文鱼出售，但商场和餐馆也必须标出所售鱼的种类和产地。例如，标签上可能这样写：“三文鱼（大西洋鲑）”、或“三文鱼（虹鳟）”。 报道称，成本较高的虹鳟通常在玻璃纤维缸或海水网箱中养殖。一些养殖者在水中添加盐，尽管养殖专家凯文·郭说盐对寄生虫的影响还没有被广泛研究过。他说，大西洋鲑也携带寄生虫，但这些寄生虫不太可能感染人类。 中国的渔业部门就淡水养殖的安全性表示，中国养鱼场用的水有严格的控制。 “三文鱼有没有寄生虫也不决定于是否在海水还是在淡水生长，而是看其生长过程是否安全可控，”另一个行业组织中国渔业协会在一份声明中说。 该协会说，实际上，消费者可能更喜欢虹鳟，而不是鲑。协会称，在挪威和智利等国，“不少当地人更倾向于虹鳟，且虹鳟的价格要高于大西洋鲑。” 来源：参考消息网

设立生育基金、对丁克家庭征税，这两则专家建议最近引发热议。 《新华日报》近日刊发题为《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的署名文章。作者是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刘志彪、张晔。 资料图 这篇文章建议—— 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尽量实现二孩生育补贴的自我运转。可规定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 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生育补贴，用于补偿妇女及其家庭在生育期中断劳动而造成的短期收入损失。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再行取出。 在生育基金的消息引发热议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胡继晔在接受采访时进一步表示，由于丁克家庭在年老后需要别人家的孩子来抚养，不应当鼓励和提倡，应该对丁克家庭征收“社会抚养税”。 看到这里，网友们纷纷坐不住了，反对声一片。 一位网友直接指出，在高科技时代，人口大国对抗老龄化的正确方向应是实实在在地办好教育，加强科研，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是简单地鼓励生育，以人海战术为锦囊妙计，以“人口红利”为“不变”应万变之策。 网友在微博评论 更有媒体评论称，生育是人的基本权利，生还是不生，都是个人和家庭的自由。我们可以通过宣传鼓励生育，也可以制定激励政策引导生育，但不能以“设立生育基金”之名对不生或少生家庭行惩罚之实。这种建议于法无据、于理不通、于情不合，既有违常识，也暴露了研究者专业素养的不足。 那么，其他专家怎么看？小新采访了多位业内专家。 有的认为，生育基金完全没必要作用微乎其微。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张耀军： 我觉得生育基金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支持生育是国家的事，让人们拿出一部分工资支持别人生育，肯定会引起很多人的反对。 社会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现在关键是提升人的素质，改善人的生活质量，不能一味注重数量。 国务院参事马力： 生育基金对于生二胎的鼓励作用微乎其微，它与生育保险实际上是重复的。 现在大家不愿生孩子的主要原因在于抚养费用太高，应该着重解决这个问题，把钱用在提高公共服务，降低抚养成本上，例如增加托儿所数量。 有的认为，有必要设立，但不该由老百姓出钱。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胡继晔： 发达国家为了鼓励生育都会进行补贴，因此国家有必要设立生育基金。可以由原先国家征收那么多年的社会抚养费来设立，不能再由老百姓出钱。 此外，鼓励生育可以先从奶粉免费做起，在供应上，学习美国发放食品券的模式，免费供应奶粉票、尿不湿票等，同时给予生育的母亲带薪产假、托幼园所免费等福利。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执行研究员张盈华： 提出用个人缴费来互助共济生育津贴，无异于“强制生育”。 建议用已有的公共资金(已征收的社会抚养费、结余的生育保险基金、财政资金)向经济负担较重家庭“定向”支付二孩生育津贴，该津贴以提高生育质量和教育支持为根本目的。 来源：中国新闻网

■长春长生问题疫苗案引发民众担忧。图为8月13日，市民在云南省疾控中心咨询疫苗续种补种事宜。中新社 星岛日报报讯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16日召开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听取关于长春长生公司问题疫苗案件调查并作出处分决定，吉林省一位副省长被免职，长春市长被要求引咎辞职。此外，国家没收长春长生公司所有违法所得并处最高罚款，但未公布罚款金额。 中国中央电视台16日报道，国务院调查组目前已基本查清长生公司问题疫苗案件情况，认定此案为一起疫苗生产者逐利枉法、违反国家药品标准和药品生产品质管制规范，编造虚假生产检验记录，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失职失察，个别工作人员渎职等严重违规违法生产疫苗的重大案件。 “情节严重，性质恶劣，造成严重不良影响，既暴露出监管不到位等诸多漏洞，也反映出疫苗生产流通使用等方面存在的制度缺陷。” 政治局常委会同意，免去自去年4月起分管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管工作的副省长金育辉的职务，对2015年12月至去年4月任分管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管工作的副省长、吉林省政协副主席李晋修责令辞职，并要求长春市市长刘长龙、市场监管总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毕井泉引咎辞职。此外，中共中央也要求吉林省委常委、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委书记姜治莹，以及国家药监局局长焦红作出深刻检查，并对35名非中共中央管理的官员进行问责。 中共中央纪律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也对吴浈（原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副局长、原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分管药化注册管理、药化监管和审核检验等工作）进行立案审查调查。 政治局常委会强调，要提高违法成本，“对那些利欲薰心、无视规则的不法企业，对那些敢于挑战道德和良知底线的人，要严厉打击，从严重判，决不姑息。”会议认为，本案情节严重，性质恶劣，造成严重不良影响，既暴露出监管不到位等诸多漏洞，也反映出疫苗生产流通使用等方面存在的制度缺陷。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重典治乱，去疴除弊，加快完善疫苗药品监管长效机制，坚决守住公共安全底线，坚决维护最广大人民身体健康。 此外，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吉林长春长生公司问题疫苗案件调查情况汇报并作出相关处置决定。 会议确定，一是严惩违法犯罪行为，严肃追究责任。依据《药品管理法》，由相关方面依职权没收长春长生公司所有违法所得并处最高罚款。同时对负有监管责任的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相关责任人严厉追责，以儆效尤。二是抓好补种、保障合格疫苗供应、督促企业整改等后续工作。会议指出，案件暴露国家和地方监管部分，在履行监管职责方面严重缺位，特别存在重大风险隐患信息不报，应急处置不力等问题，属于严重失职失察和不作为。 吉林省委16日晚召开常委会议，强调坚决拥护中央对长春长生公司问题疫苗案件的处理决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也紧急召开官员大会传达会议处理决定。当晚，市场监管总局亦召开党组会议，表示要坚决守住公共安全底线。 中央委员毕井泉引咎辞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8月16日召开会议，要求毕井泉引咎辞职。中新社资料图片   刚刚履新不久的毕井泉，成为了此番关注的焦点。作为十九届中央委员，毕井泉是所有十九届中央委员中，第一个被处理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16日召开会议，要求毕井泉（市场监管总局党组书记、副局长，2015年2月至2018年3月任原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局长）引咎辞职。 值得注意的是，毕井泉是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他是十九届中央委员中，第一个被处理的。 公开履历显示，毕井泉出生于1955年9月，他曾长期任职于国家物价局、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等单位。2008年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机关党组成员，2015年出任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 国家机构改革后，毕井泉担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党组书记、副局长。 长春长生疫苗案发后，国务院调查组赶赴吉林，开展长春长生违法违规生产狂犬病疫苗案件调查工作，其中毕井泉担任调查组组长。 免职 责令辞职 引咎辞职 处罚力度各不同 此次通报中一共涉及了7名省部级官员，分别为金育辉、李晋修、刘长龙、毕井泉、姜治莹、焦红、吴浈，但对他们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对金育辉予以免职，对李晋修责令辞职，要求刘长龙、毕井泉引咎辞职，要求姜治莹、焦红作出深刻检查，对吴浈（原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副局长、原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分管药化注册管理、药化监管和审核检验等工作）则是被立案审查调查。免职、责令辞职和引咎辞职到底有啥区别？ 从认定所犯错误的严重程度来看，被立案审查调查显然是处理得最重的，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已发布消息，称吴浈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深刻检查则是其中处理得最轻的，当事人职务并不会发生变化。 免职、责令辞职、引咎辞职，看起来表述不一样，但这四个人都显然不再担任现任领导职务了，那么这三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人民日报》报道，《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官员问责的暂行规定》第七条规定：“对党政领导官员实行问责的方式分为：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从这一排列顺序可以看出，从问责的严厉程度而言，免职重于责令辞职，责令辞职重于引咎辞职。 也就是说，免职就是上级组织直接解除领导职务，如同炒鱿鱼；责令辞职就是任免机关认定其已不再适合担任现职，通过一定程式责令其辞去现任领导职务；引咎辞职则是主动辞去领导职务、自我追究过失责任的一种形式，但如果要求其引咎辞职却不答应的话，也一样可以责令其辞职。用形象一点的说法，三者分别类似强制失业、通知失业和劝其主动失业。其中，前两者为被动接受组织处理，而引咎辞职则是督促其主动承担责任的行为。 需要弄清的一点是，免职、辞职不等同于撤职，也不等同于辞去公职，除非另有党纪政务处分，一般仍会保留原先的职级待遇。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和因问责被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安排职务，两年内不得担任高于原任职务层次的职务。

跨国恋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难以成功的恋情。因为无论是语言上，还是在生活文化上，都是两个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习俗。所以在语言上，往往成了很多跨国恋的恋人们的一大鸿沟。然而，40岁农民大叔竟然迎娶到了25岁非洲女孩，恋爱全靠手势！ 在河南孟津县一村庄，40岁农民大叔迎娶25岁非洲女孩。这位大叔名叫谢晓伟，据说他在2013年到乌干达援建机场高速时，与同在工地上班的非洲女孩娜布力娅相恋，并在当地教堂举办婚礼。 在采访中，他们两个拿着结婚证展示给记者，而25岁的非洲姑娘说着一口流利的河南话。 被问到来中国时家人同不同意，大叔一脸幸福的样子：“愿意。“当被问到有多少个孩子的时候，两个人异口同声地回答“两个“。 而说起他们的恋爱时语言不通问题时，大叔一脸可爱地表示：“简单，用手比划。“语言不够，用手来凑，这果然是真理。 现在的他们，两人互相教中国话和英语，交流已不成问题，如今洋媳妇也能说一口流利的河南话了。娜布力娅在家里也是非常之勤快，经常帮婆婆分担家务。 也经常在外面帮老公干农活，根本不比一般的女孩子差。娜布力娅已获得外国人居留许可证，两个孩子的户口已经办好，大儿子也即将上幼儿园。 来源：洛阳日报

资料图片：2017年8月28日，在河北石家庄新乐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新人排队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外媒称，面对近10年来激增的高离婚率，中国各地法院出台了一个新办法，让那些打算离婚的夫妻等待两周到三个月的时间再决定是否离婚，以期挽救两人的婚姻。这段时间被称为“离婚冷静期”。 据西班牙《阿贝赛报》网站8月13日援引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在最高法院2016年发起的旨在解决家庭争端的试点计划框架内，全国有100多个法院对前来办理离婚手续的夫妻实施了这项措施。 该计划主要针对的是年轻夫妻。据法官称，他们比前几代人更容易“冲动离婚”。在冷却期，他们可以接受婚姻咨询，甚至心理治疗，以便重新考虑是否离婚。 报道称，根据7月颁布的一项法规，“离婚冷静期”不能超过三个月。在冷静期内，法官会和这对夫妻谈话，并提醒他们离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例如：如果两人育有子女，要对子女的监护权进行协商，此外还要协商如何分配共同财产。 据报道，此类谈话通常是在完全不同于庄严肃穆的法院的环境内进行的，室内布置了沙发、电视和其他设施。 报道称，鉴于许多地区缺乏劳动力以及人口结构呈现老龄化趋势，中国正在努力增进民众的家庭价值观，并鼓励夫妻生育更多孩子。中国已经发起一场“反离婚”攻势。 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约有400万对夫妻离婚，而在上海等许多大城市，离婚增长率远超过结婚增长率。 中国的法官表示，实施冷静期的目的不是“强迫夫妻们重新生活在一起”，而是为了避免冲动离婚，并确保在不存在家庭暴力的情况下，才会实施冷静期。 报道称，除了“离婚冷静期”，中国的一些地区还采取更多“富有想象力”的措施来避免离婚。 据悉，几个月前该国东部省份江苏省已经开始对打算离婚的夫妻进行亲密关系测试。如果两人得分都较高，相关部门就会劝说他们继续生活在一起。 来源：参考消息

宫颈癌疫苗。网上图片 记者8月14日查询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官网信息发现，8月2日，来自默沙东公司的近10万支进口九价HPV疫苗(俗称宫颈癌疫苗)已通过批签发，可上市销售。据了解，九价HPV疫苗已在海南省、浙江省、广东省等4省中标。 按照规定，我国对疫苗等生物制品实行批签发制度，疫苗需经中检院检验合格后，才能上市销售。 据中检院官网8月6日发布生物制品批签发信息公示表，8月2日有两批次默沙东九价HPV疫苗予以签发，数量分别为90547支和8953支，共计99500支。 记者注意到，日前，默沙东九价HPV疫苗国内代理商智飞生物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平台，先后两次回答投资者提问时表示，九价HPV疫苗已在4省中标，分别为海南省、浙江省、广东省等。 今年5月11日，九价疫苗在海南省中标。5月23日，6022支九价HPV疫苗通过中检院批签发，一周后即在海南博鳌完成了首针接种。 据了解，九价HPV疫苗在我国适用于16-26岁女性接种，采用三剂免疫接种程序。 价格方面，据广东省第三方药品电子交易平台官网消息，该省药品交易中心已将九价HPV疫苗纳入备案采购范围，备案采购参考价格为1298元/支(瓶)，按接种程序打完三针约需4000元。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