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加国猎奇

▲Junction区 Dundas和Keele 1912年 编译撰文：睿 每个街角都有小酒馆，随处可见人们三五成群和穿插而过的警车。有人嬉笑打闹，有人借酒装疯，有人喝醉闹事… 上述情景这可不是周末晚上多伦多的娱乐街区，而是100多年前的多伦多Junction区。 始于1884年，多伦多西边Dundas 和Keele街的Junction区是其浓郁历史中最为悠久的社区之一。正因为19世纪末时任多伦多市长William Howland积极主张打击赌博、酗酒、暴力犯罪等不良行为，并且实施主日法（Lord's Day Act），每逢周日，除了教堂礼拜之外，一切文娱、体育以及商业活动都被禁止。难以置信的是，Junction区的禁酒令一直到2000年左右才被完全取消。 一场斗殴推动政府颁布禁酒令 1878年，加拿大联邦政府通过禁酒法案，允许各个直辖市通过有关酒类饮品的法案。而短短几年后的19世纪末，随着铁路运输的急速发展，多伦多西区的Junction已经发展成一个由铁路工人为主的极为繁荣的工人阶层聚居区。这些工人中有爱尔兰人、英格兰人、意大利人、波兰人、克罗地亚人。而随着大量固定和流动人口的不断交替，当时在Junction工业区的普通工人族群里酗酒成风。 ▲Junction街车 1925年 当时Junction区最主要的旅店有6家： Brown’s Hall、 the Subway Hotel、 the Toronto Junction Hotel、 the Occidental Hotel, the Peacock Hotel，还有...

▲Yonge 和 College以南， 暴乱从这里开始 撰稿：睿 整整一百年前，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尾声。 1918年夏天的连续四个晚上，多伦多爆发了针对希腊聚居区的打砸抢暴力事件。希腊社区民众成了众矢之的，攻击他们的正是刚从战场九死一生归来的退役军人。 在上世纪初，希腊本国国家安全一直建立于对同盟国力量的依赖上，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希腊趋向于中立。不过，因为担心希腊族裔会倾向于希腊同盟国之一的德国，加拿大军队并没有征募很多希腊裔加拿大士兵，而极少数参军的希腊裔士兵在军中也有被孤立的倾向。希腊移民潮一直到二战结束后才正式涌入，在1918年的多伦多，希腊裔移民总体尚占少数。当时的多伦多，英国新基督教盛行，不踊跃参军则会被整个主流社会鄙视。很多负伤归来的士兵，带着身体的伤痛，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加上政府对他们的待遇并不让人满意，这一切令他们对没有参军，却看似有着稳定工作的那一部分人耿耿于怀。 ▲Yonge街和King街以北 1911年，这是1918年反希腊暴乱损毁最严重的路段 1918年8月1日，一件小事将所有酝酿的怒火点燃。在一战战场伤残的退伍士兵Claude Cludernay，在Yonge街433号的White City Cafe吃了一顿晚饭，这家餐厅的主人是希腊人。平日里较友善的Cludernay当晚醉酒闹事，还打了一个服务生。店家因此叫来了警察。次日，当事人Cludernay纠结老兵战友以及一众反希腊移民的市民，开始了一系列街头骚乱。于是，多伦多为数不多的希腊裔人和他们的小生意自然成了显着的攻击目标。 1918年8月2日，众多退伍军人来到多伦多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军人协会的会议（the Great War Veterans Association）。很多多伦多本地老兵都住在White City Cafe附近的Yonge街和Carlton街交界一带。当晚，以退伍老兵为主的大约五万多人，砸毁了Yonge街从Bloor到Queen街路段的沿街商店和餐馆。 ▲一战伤兵坐在Yonge和Carlton的一处 身后的墙上写着“别忘了我们” 3日凌晨，闹事者已经行至Roncesvalles路段。警察试图制止他们，却被投以砖块。 以White City Cafe为代表的希腊人拥有的小生意更被这群人特意“关注”。现场混乱不堪，咖啡馆里被损毁的机器到处喷水，稍微值钱的东西也都被暴徒趁乱抢走。当日晚间约7点，暴乱从打砸抢延伸至和军警的械斗。这场械斗造成至少500人受伤，最终场面的混乱甚至导致不巧路过的女人和孩童被警棍打伤。他们大多都是刚刚在附近剧院看完演出的无辜民众。 ▲反希腊暴乱人群中的一名警察 8月4日午夜，一群主要以年轻男子为主的暴乱者在Queen和Bathurst集结，恐慌的希腊业主叫来骑警才最终吓退他们。这场混战一直持续到8月5日，大约150名暴徒受伤或者住院，只有25人被捕。另外有至少16名警察在械斗中受伤，其中10人伤势尤其严重。希腊人名下的生意总计至少损失10万元。多伦多星报对当时场景的描述是四个字 “ 无法描述”。 ▲暴乱游行中领头的退伍军人 几天之后，多伦多市长Tommy Church在市政厅外宣布了制暴法案Riot Act, 并对几名暴乱者处以从罚款到入狱一年不等的刑期。 ▲附近的希腊裔生意人 暴乱发生后不久，多伦多希腊社区向希腊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起投诉。希腊总领事甚至专为此事来到多伦多。在某种意义上，这场反希腊暴乱将多伦多、华盛顿、渥太华、伦敦、雅典这几座城市无形中联系在了一起。 ▲Yonge街433号原 White...

▲Tom Thomson 画作 View-from-a-Height-Algonquin-Park 一整个世纪过去，Tom Thomson之死依然是谜。 1917年7月8日，加拿大七人画派创始人画家Tom Thomson在安省阿冈昆公园的独木舟湖中（Canoe Lake）独自泛舟垂钓，却就此失踪。 Thomson的独木舟在次日被发现弃置于他出发地点不远处，而他的尸体在大概8天后后才被发现。 Tom Thomson死时39岁。 ▲年轻时代的Tom Thomson 各种猜测说死因 事情的蹊跷之处就在于，Thomson游泳技术非常好，生前对这片水域非常熟悉，他曾经在阿冈昆公园担任园区消防，给垂钓的人们做过向导，当然还曾经​​无数次在这里写生作画。难道Thomson画作中那些静谧、流光溢彩的湖面之下，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么？有一种说法是，阿冈昆公园水域多见伐木遗留的大量木桩，难道是浅水水域的木桩碰巧掀翻了Thomson的独木舟，从而导致他落水？又或者是他撞见了在公园里进行非法狩猎野生动物的猎人，而被人谋害？更有人说他迫于生活压力，画作卖不出去，而跳湖自杀。还有人说他和人争执，被人枪杀。 ▲Tom Thomson生前经常在独木舟湖垂钓、写生。 然而，他到底死于什么，是谁找到了他的遗体，他的遗体最后到底被葬于何处，这些都没人清楚。流传至今最官方也最被大众广泛接受的事发经过是，Thomson意外在独木舟湖溺亡。他的遗体在被发现的次日就被掩埋于阿冈昆当地的Mowat墓园。没过几天，在其家人的要求下，又被转葬于安省Leith Presbyterian教堂墓园。 ▲ 今天位于阿冈昆独木舟湖的Tom Thomson纪念碑 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一位名叫William Little的法官出版了《 Tom Thomson 的秘密》（《 The Tom Thomson Mystery》），书中描述了他和他的三个朋友无意中在独木舟湖边挖出了人类头骨。他们深信不疑这个有枪眼的头骨一定是Tom Thomson的，还原画像和Thomson脸部特征惊人相似。但又有研究人员在2010年宣布，这个头骨属于一个身份不明原住民男性。 生前寂寂死后扬名 Tom...

曾经的圣查尔斯酒馆 撰文：睿 “约见钟楼下”－－大概有好几十年的时间，是多伦多圣查尔斯酒馆（St. Charles Tavern）的招牌广告语。 1951年开始营业的圣查尔斯酒馆，在之后逐年渐渐演变成多伦多城内最富盛名的同性恋酒吧。 ▲圣查尔斯酒馆 1955年 圣查尔斯酒馆所在地址488 Yonge Street，有一座钟楼。这座钟楼建于大约1870年，是当时消防局的一部分。时至20世纪20年代，消防局迁至央街拐角的Grosvenor Street，只留下钟楼屹立于原处。在那之后，各色商铺占据了钟楼脚下的地段。其中有单车店、汽车行、画廊等。这片地很快吸引了地产大亨Charles Hemstead的注意。儿时曾在Bathurst和King街附近送报纸的Charles Hemstead，成年后很快在地产投资上取得大笔收益。而酷爱赛马的Hemstead在郊区还拥有几座赛马养殖场。 ▲Charles Hemstead于1961年1月心脏病逝世 广告语深入人心 1950年，Hemstead在488 Yonge Street开了圣查尔斯酒馆。开业伊始，酒馆菜单品种繁多。从牛排、薯条、炸鸡、鸡尾酒，到烤猪排、中餐等，应有尽有。从此，酒馆菜单上写着的那句“Meet Me Under the Clock”，“约见钟楼下”的广告语就和圣查尔斯酒馆再也分不开了。 在业绩巅峰期，圣查尔斯酒馆甚至在CNE加拿大会展中心也开过分店，1958年，Hemstead将酒馆转手。 尽管此后，圣查尔斯酒馆的菜单并未作任何修改，但是经常光顾的客人却开始出现变化，酒馆能吸引同性恋顾客的光顾，原因还要从同一条街的Westbury Hotel（今天的Courtyard Marriott酒店）说起。 ▼Westbury酒店 1975年 Westbury酒店1957年开业时，位于酒店地下的酒吧The Red Lion Room很快吸引了一众同性恋取向的宾客。因为当年的安省酒类法规规定，类似The Red...

▲安省London和Chatham相间的小路上遍布如此的弃置民宅 编译撰稿：睿 学校、医院、公寓……成片千篇一律的居民区沿着新扩建的公路星罗棋布般丛生， 年复一年，我们的城市建设日渐扩张，渐渐将周遭的农地包围甚至吞噬。建筑开发商无止境的购入农地，等待修建成片小区的同时。人口飞速上涨，越来越多移民涌入……人们占据着越来越大的土地，也淹没了越来越多的历史。 ▲安省伦敦以北的弃置学校建筑，夏天里完全被整片玉米地包围。 ▲哥特复兴式民居，安省Milton 安省很多小镇、或者是城乡的小路边，或者是在一些不引人注目的荒地里，时不时会隐藏着一些被遗弃的民宅。这些民宅多为当年农地的农场主居所。在出售土地搬离农场之后，这些民居也被遗弃。不难看出，在依稀斑驳中，这些由于种种原因被弃置的民宅曾经的美。虽然其中一部分将被修缮之后作为历史遗迹保留。然而，它们中的大多数或早或晚，将被新建住宅，新家庭和全新未来所取而代之。 旧宅背后有故事 破损的窗框上依然挂着屋主人当年最喜欢的窗帘，在微风中摇曳。屋内悬挂的装饰摇摇欲坠，半开的大门在日复一日的日晒雨淋中以显寥落。有的主人离去时，留下的农耕机械已经生锈。曾经养满牲畜的木棚几近坍塌。更有一些已经将农地出售给地产商的农场主们还在原地等待着正式开工兴建。在那一天到来之前，他们住在已经易主的家中，还必须向开发商支付租金。 ▲屋主人曾经弹过的钢琴 ▲墙上摇摇欲坠的相框表露出主人已远离的孤独 可以想见，将被彻底抹去的不光是外表的躯壳，更多的是内在陈设。家具、相片和陈年的记忆。与当今城市最多见的千人一面的住宅不同，这些宅邸的装饰各有千秋。而因为很多售地离开故里的农场主此前的世代居住，很多弃置的房屋也均有上百年的历史。其中一些房屋坐落在公路边的农地，另外一些则隐身于茂密的树木和蜿蜒的小路尽头。 ▲也许屋主人刚离开不久，看得出他/她是个爱生活的人 ▲屋主人似乎走得很匆忙，留下了各类生活用品 散布于安省四处的这些无主房屋吸引着猎奇者们前赴后继。本期中囊括的影像就是位于安省的一些弃置民宅和留下的点滴。因为拍摄的时间，其中相当一部分房屋已不复存在，存留的另一些的状况则每况愈下。当然更多的房屋，还大隐于世，等待人们的发现。

▲Lynne Harper的墓地 在失踪两天之后，Lynne Harper的尸体在发现被弃置在安省城镇Clinton一处农场附近的树林里。她生前曾被性侵，凶手用受害人Harper的上衣将她勒死。那天是1959年6月11日。 Lynne Harper年仅12岁。 撰文：睿 Cheryl Lynne Harper，1946年8月31日出生于New Brunswick省Moncton。她的父亲参军之后，Harper举家迁往安省Clinton的RCAF军事基地。 Lynne是个典型的50年代小女孩，她周日跟随家人去教堂，并且是女子童军的一员。 她上了同学单车后一去不返 时年14岁的Steven Truscott和Lynne Harper是当地一所名叫Air Vice Marshal Hugh Campbell School学校的同学，在Harper失踪的当天，也就是1959年6月9 号，Truscott曾经骑车带着Harper经过学校附近的乡间8号公路。然而，他们在一起的确切时间，以及究竟发生了什么，至今仍然颇具争议。 ▲14岁的Steven Truscott和12岁的Lynne Harper 法庭上，公诉方称Truscott和Harper从公路途径Bayfield河上的桥之后，在路边的一处树林Lawson’s Bush将她性侵然后杀害。 Steven Truscott直至今日一直坚称他目送Harper离开时，曾远远看到她上了一辆过路的汽车。 1959年6月10号早上9点半，Steven Truscott告诉前来问询的警官说，他当时看到Lynne上了一辆大概是Chevrolet Bellair车型的车。就在Steven最后看到Lynne离开的那天晚上，Lynne的家人向警方报了案。她没有回家，直到两天后被发现死于树林。而遗体被发现后尸检发现，勒死她的凶器是她身上的衣服，以及法医根据死者胃里食物给出了她生前最后一餐的菜单。可能也是此案唯一不争的事实。 最后一个看见Lynne活着的人－－14岁的Steven...

▲ Peter 和 Christine Demeter位于密西沙加的住宅 安省密西沙加，多伦多周边一个气氛安逸，与世无争的小镇。就在上世纪7，80年代，因为一起买凶杀妻而接连发生的两起企图谋杀案，令安静的密西沙加社区闻名世界，此案加拿大历史上最长的案件庭审之一。 1973年7月18日，33岁的奥地利裔模特Christine Demeter被人谋杀死于她位于密西沙加1437 Dundas Cres家中车库。她被人发现时，面朝下躺在自家的卡迪拉克车旁，头部所受重创使得周围很大一片水泥地都浸满了血迹。尸检显示，Christine Demeter头部前额被铁棍类钝器重击6次，受力之大，使得受害人部分头骨和脑组织散落在车库各处。 凶案发生时，Christine Demeter三岁的女儿正在家中一边看电视，一边吃着巧克力。对发生的一切浑然不觉。 ▲ 奥地利裔模特 Christine Demeter 陪审团认定他买凶杀妻 直接杀害Christine Demeter的凶手没有被抓住。而唯一有可能杀害她的人——一个惯于小偷小摸的匈牙利裔人Imre Olejnyik，也在两年后的1975年死于匈牙利一所监狱。而这宗凶案的幕后策划人，正是她的丈夫－－匈牙利裔地产开发商Peter Demeter。案发17个月之后，Peter Demeter在安省伦敦法庭罪名成立，被判入狱。 ▲ Peter Demeter被捕 Peter Demeter为何要买凶谋杀自己的妻子？和其他很多谋杀自己亲属的人的犯罪动机无二：金钱和情人。 殷实的生活、美丽的妻子、可爱的女儿。看似富足完美的生活，可Peter和Christine Demeter并不幸福。两人于1967年结婚，虽然时隔数10年已经无法知道在他们位于密西沙加Dundas Cres的豪宅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逐渐互相心存不满。当时至今日，Peter Demeter一直没有亲口承认买凶杀妻是为了得到价值110万的保险金。然而，1974年那场长达11周的庭审中，陪审团参照了所有的证据，认定Peter...

▲13岁的Glory Whalen 撰文：张殷睿 1903年，13岁的Glory Whalen被谋杀。至今此案已成安省尘封最久的凶案。 100多年前的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凶杀现场被破坏了 ▲collingwood-1920s Glory的家人当天连夜寻找不果，第二天终在树林里发现了她的尸体。除了后脑勺的弹孔之外，Glory的身体上没有其他任何伤痕。随身的衣物也完好不损，她妈妈早前给她的一块包有35分零钱的手帕也没有丢失。 当安省省警William Greer于次日赶到Collingwood时，才发现当地警察并未保护好现场。短短一天不到的时间，发现遗体的树林早被好事者们踩踏的面目全非，也破坏了很多宝贵的物证和线索。和杀害Glory的凶手有关联的任何蛛丝马迹也几乎荡然无存。 ▲安省小镇 Collingwood 谁会杀害一个未成年的儿童？警察在寻访过程中发现，人缘较好的Whalen家庭并未对外树敌。 1903年整个夏天，安省的每家报纸兢兢业业地追踪报道了案件的每一个细节和转折。多伦多星报甚至将Glory Whalen谋杀案冠名为“加拿大罪案历史上最可怕的兽行之一”。 一筹莫展的侦察人员将疑点集中在任何一个有丝毫可能犯罪的人身上。案发两天之后，警察将一个流动于安省各处的小贩拘捕，因为有传闻称这个小生意人曾经用类似的手枪威胁伤害他人。 半小时的审讯之后，小贩终因犯罪证据不足被释放。 数日之后，一个住在铁轨旁边的女子向警方报案称，案发那天早上，她曾看到两名男子和一个女孩在铁轨旁争执。据称，这两名衣衫褴褛的流浪汉常年在省内各城镇游荡。尽管在警方悬赏600元全省通缉这两人之后，民众线索从四面八方涌来，却没有一个最终引出下文。 几周之后，无计可施的警察只能将罪行归于两名神秘的流浪汉。不过，这两名流浪男子的具体信息甚至比案件本身还要神秘。 ▲Collins街的铁轨和火车站 Glory死后的半年，在地球的另一端——一名被关押在英国某监狱的年轻男子William Curry认罪表示，自己才是杀害Glory Whalen的真凶。不过当地警方无视他的任何言论，认为他此举只是为了将警方注意力从他真正犯下的罪行上调离罢了。 也许和孩子父亲有关？ ▲Collingwood当地作者Ian Adams著有一本关于Whalen案的书 Glory Whalen被害约一年后，Whalen家庭也渐渐瓦解。其父Henry Whalen离开Collingwood，定居安省Fort William，至死和家人没有任何往来。 Frances在还清所有家庭债务之后，也于三年后带着剩下的四个孩子迁往美国俄亥俄州。 Henry Whalen死于1918年，死后被葬于家乡Collingwood的天主教墓地。 Frances Whalen于1933年死于俄亥俄州托莱多。死后她的遗体也回到家乡，葬于前夫Henry和子女身边。 Glory的死在Whalen家其他子女之间俨然已成禁忌话题。 Glory的姐姐Lena Whalen过世之后，她的孙女Charron Christy才得知这段往事。 “我的祖母生前从未提起过被谋杀的妹妹Glory。”不过Lena Whalen的其中一个孩子的名字也叫Gloria。 而Glory Whalen的弟弟...

撰文：张殷睿 1953年12月6日深夜，满身血迹斑斑的19岁青年James Wilson冲进多伦多士嘉堡区警察局报警，称他和17岁的女友Marion McDowell当晚早些时候在士嘉堡当地年轻人约会常去的lover's lane停车幽会时遇到蒙面歹徒。在和蒙面男子搏斗受伤之后，女友被强行带走。 和任何一宗失踪案件一样，报案的Wilson立刻被列为第一嫌疑人。但是警察很快确定他头上的伤的确不是自己造成的。于是多伦多警察即刻展开了铺天盖地的寻人行动。这项行动也是当时多伦多乃至安省规模最大的警方行动。包括在校生、童军成员和机车党在内的民众也加入其中。在之后数月的搜索行动中，从虚假线索、恶作剧索要赎金到星象占卜，甚至吸引了一位苏格兰场侦探参与搜索……所有的一切都没有给案件侦破带来半点进展。 ▲Marion失踪之后，其家人曾经接到恶意电话，谎称绑架了Marion（多伦多星报1953年12月9日） 两人被打晕塞在汽车后备箱 65年后的今天，作为多伦多城市历史上最古老的悬案，Marion McDowell失踪案虽已尘封，我们只能从当年保存至今的新闻报道，对案件和人们记忆中的Marion McDowell和她的下落作些许的了解和猜测。 ▲上世纪50年代多伦多的建筑工地 当时19岁的James Wilson在士嘉堡一家建筑公司工作 Marion McDowell失踪前在Mutual街一家照相馆做打字员，她和父母以及哥哥住在东约克区。为人友善、好动的Marion在外型上并没有任何出众之处，是一个典型的邻家女孩。失踪当晚，Marion身穿白色衬衫、黑色羊毛裙、蓝色大衣。她的左手配戴着镶嵌着她名字大写M.M的戒指。 晚上七点，与她认识几个月的男友Jimmy将Marion从家中接走，大约1小时后他将自己1942产5座Plymouth coupe车停在位于Danforth Road和Eglinton Ave East交界以北的人烟罕至的情人道Lover's Lane。因为地理位置隐密，一些年轻人喜欢在深夜时分去那里停车幽会，故而得名“情人道”。 正当他们在车内窃窃私语，一个大约1米7出头的蒙面男子突然拉开车门，持枪威胁Jimmy交出钱包。 Jimmy随即将身上仅有的10块钱拱手相让。蒙面人随即命令他下车，Jimmy还没站稳就感觉后脑被狠狠重击……接下来他的记忆开始变得模糊且不真实起来。 多伦多星报1953年12月7刊登根据Jimmy回忆整理的文章说：“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察觉自己被困于我的车后备箱，Marion压在我身上。我想她一定是昏过去了，一动不动。我只隐约听到车引擎的声音。” Jimmy表示蒙面人将女友绑架 （多伦多星报 1953年） Jimmy称因为脑部受伤，之后的一段时间他开始睡了又醒，醒了又睡。依稀记得有人把Marion从他车里拖至停在旁边的一辆车，接着扬长而去。 Jimmy跌跌撞撞地从后座爬到驾驶座，试图追赶，因为歹徒的车已经走远，很快就将踉跄驾车追随的Jimmy甩掉。无奈之下，Jimmy在回家告知家人之后便前去报警。 警察随后对Jimmy的车进行了搜查，发现了他装有10块钱的钱包，女友Marion的蓝色大衣、毛衣和包。另外，车后座血迹斑斑。与此同时，Jimmy被送往多伦多东区医院 （Toronto East General Hospital）救治，他后脑的两处伤口严重失血，一共缝了17针。警方案情报告显示车内取得所有的样本均显示为O型血，这和Jimmy的血型吻合。虽然Marion的血型未知，但当年的媒体报道均表示，大约四成的人口血型为O型。不过，当时的任何报告都没有提及现场血样到底是阴性还是阳性O型血。 根据数据统计，38%的人口为阳性，另有8%阴性，尽管初始报告显示现场只有一个血型，但之后的一份警方调查报告也显示，现场还存在少量的A型血。 悬赏2千元惊动全国 警方和Marion的家人连夜在案发现场展开搜寻，并确认了的确存在两辆车的痕迹。连续24小时搜寻未果之后，发出了面向全省的寻人启事。也许是民众的同情心，也许是因为2,000元现金悬赏的诱惑，社会各界不遗余力地加入了寻找Marion的行动中。最远的搜索区域甚至扩张至北面的Lake Simcoe。警方甚至动用了军人，将士嘉堡16000多英亩的大小区域一一梳理。...

撰文：张殷睿 ▲死者Charles Bert Massey ▲当时年仅18岁的Carrie Davies 1915年2月8号傍晚，Charles Bert Massey下班回到他位于169 Walmer Road的家中。 Charles Bert Massey可不是一般人，他正是给Massey Hall冠名的Massey家族成员。正当Massey将要步入家门的时候，家中18岁的英国女仆Carrie Davies手持手枪夺门而出，口中高呼“你毁了我的一生!”一边向Massey开枪。年轻的女仆很显然没有受过枪法训练，但是她发出的第二颗子弹击中了Massey的前胸，垂死的Massey挣扎着想要逃开，但终究因体力不支倒在门前的台阶。听闻枪声的邻居们前来相助，短短几分钟Massey就没了气息。   一场难打赢的官司 当警察赶到的时候，Carrie Davies正平静地坐在自己的卧室里梳妆。她对警察们说，她正打算前往最近的警察局投案。她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并告诉警察刚刚发生的一切，皆因她的雇主、富豪Charles Bert Massey前一天晚上试图强奸她。此话一出，多伦多大小报刊立即有了大做文章的谈资。穷苦女仆为捍卫自己的清白，愤而杀死有钱雇主的故事瞬间成为各大报纸的头条。而庭审现场内外也聚集了很多身世类似的社会蓝领阶层。  家境清苦的Carrie Davies出生在英国城市Bedfordshire，她的父亲是个退伍军人，且身患残疾，并在她16岁那年去世，这令她的人生境遇雪上加霜。 20世纪初，加拿大政府通过各种名目，将英国很多年轻未婚、家境贫寒且值得信任的姑娘引入加拿大从事女仆工作。Davies也报名参加并因此移民加拿大，幸运地，她在德高望重的Massey家族谋得住家女仆一职。 20世纪初加拿大政府推出的移民工作项目吸引了很多英国年轻未婚女子来到加拿大 Davies平日里深居简出，很少在自己身上花钱，辛勤工作所获得的薪酬均寄回祖国给自己弱视的母亲和三个妹妹。当时的加拿大社会普遍将富人家中的住家佣人的职位视为高于工人、店员等职位。Carrie Davies的雇主，也就是本案的死者Charles Bert Massey，则是挥金如土的富豪子弟。尽管其祖父自小对 Bert Massey钟爱有加，但他对掌管家族经营农场器材事业没有太大兴趣。生前从事汽车销售业的他，不浪费一分一秒，最大限度地享受生活。外界盛传，他尤其钟爱跑车和女色。 上世纪初的多伦多cabbage town 同年2月，Carrie Davies上庭受审，主审法官是William Mulock。在平日充斥着酒鬼、妓女等社会边缘人群的法庭，Davies鹤立鸡群。甚至有媒体将她比作“一个拘谨、规矩的学生。”   控方律师E.E.A....

撰文：张殷睿 当一群年轻男子在那个夏日燥热的晚上亮出手中的纳粹标志时，他们早应该想到会引来众怒。 挑衅发生在棒球比赛中 当时，多伦多犹太族裔人群主要为制衣厂工人、蔬果小贩以及失业者。整个社会针对犹太人的敌对情绪极为猖狂：很多夏日度假村甚至明令禁止犹太人入内，即便他们能够消费得起。因此，安大略湖边的沙滩成了他们唯一可去的消暑地点。然而，即使是在全民避暑的沙滩，犹太人也处处碰壁。因此，以多伦多沙滩为中心，衍生出众多大大小小的反犹太组织。他们的标志，毫无悬念地都是纳粹十字标志。很多组织成员成群结队，神情骄傲地身着带有纳粹十字标志的服装走遍多伦多市区的沙滩和市民公园。尽管加拿大犹太联合会和市议员们不遗余力地给反犹太组织施加压力，城市里的反犹太气氛依然愈加浓郁。 1933年8月14日，在Willowvale公园（今天叫Christie Pits）举行了一场棒球比赛。比赛两方分别是犹太人队伍Harbord Playground和另一只名叫St Peter’s的队伍。比赛正在进行时却因为露天观众席上传来的希特勒口号和球迷之间的骚乱扭打被迫中断。骚乱中，更有人趁乱在俱乐部的天花板上涂上了纳粹十字标志。两只队伍的比赛不得不重定于两天后的8月16号举行。 ▲harbord playground是一支犹太裔青年棒球队 1933年8月16号，比赛观众席上的一群人没有任何先兆地举起了白色纳粹旗帜。很快这场闹剧急速演变为械斗，冲突双方从城市四面八方叫来了支持后援。闻讯赶来的人们大多为经历过剩的年轻人，当然也有不少打抱不平的中老年人。他们手持铁管、棍棒等各类自制武器，展开了一场混战。 从当晚7点半到第二天凌晨两点。这场混战持续了6个小时。 “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们大打出手。他们的脑袋被打出窟窿，眼睛青紫……刀枪棍棒、各类武器和身体的冲撞声此起彼落，伤者中也有不少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旁观者。”多伦多星报事后如是说。 等警察姗姗来迟，场面已经失控，两方打得难解难分，而住在附近的一群义大利年轻男子也抄家伙前来助阵他们的犹太裔朋友们。 1933年8月，在那之前的8个月，希特勒刚刚当上德国总理。全世界似乎完全忽视了希特勒对于犹太人的仇恨。其时多伦多和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城市一样，早已陷入经济萧条中自顾不暇。当时的加拿大社会资源稀缺，失业率飙升，民怨沸腾。而多伦多主要的人口结构为英裔白人，粗野的犹太仇视情绪俨然已成多伦多普通市民生活中的一部分。 ▲1932年 多伦多kensington...

烈治文山印度教兴都庙Vishnu Hindu temple 撰文 张殷睿 1991年，5名巴基斯坦极端组织 Jamaat Al Fuqra的黑人追随者被控策划设置炸弹，同时引爆两栋位于多伦多大楼。如若该计划得以成功实施，将会造成至少4,500人死亡。在27年前，加拿大境内的恐怖袭击闻所未闻。但是今天回头看来，1991年的这宗案件却和近年来发生在加拿大境内蒙特利尔、多伦多、渥太华等城市的恐怖袭击存在着丝丝缕缕的关联。 讲起1991年的这场恐怖袭击策划，今天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多伦多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发生，“恐袭”尽管没有得逞，但是却比史上首次纽约世贸中心爆炸袭击的发生还要早了两年。多伦多也堪称是北美大陆上在纽约世贸中心大楼恐怖袭击之前的最初始归零地。 （gound zero） 1991年多伦多爆炸恐袭的攻击对象是位于市中心Gerrard东街的印度中心剧院India Centre cinema，以及距离市中心约半小时车程的烈治文山印度教兴都庙Vishnu Hindu temple，当时正值印度教排灯节Hindu Festival of Lights，节日期间两座剧院如若满席，将会达到至少4,500人。   ▲警方查获的Jamaat...

东欧社区人人自危 撰文  张殷睿 1940年9月底，多伦多东欧族裔社区的居民们惶惶不可终日。他们用沉重的家具抵住家门，睡觉时枕边也少不了木棍之类的武器用于防身。就在那之前的几天，一个名叫John Kluk，据传刚刚从萨省一家精神病院逃出的病人开枪将两名东欧人打成一死一伤，事件令东欧裔社区惶恐。   ▲受害人Borisevich 1940年9月 多伦多星报 疑凶Kluk看来并不具有威胁 根据警探Douglas Marshall的描述，酗酒成性的波兰裔嫌疑人John Kluk年约30岁，刚从萨省North Battleford精神病院逃出。他很有可能藏身于多伦多皇后西街的乌克兰 / 波兰族裔社区，寻找他在祖国曾经认识的故人。 最可怕的是，他的精神状态很可能致使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全无所知。 ▲John Kluk出没的居民区 1935年8月 枪杀尽心款待他的老友 上世纪初，加拿大联邦政府从东欧引入大批移民，帮助西部的农场业和包括多伦多等大城市在内的工业发展。尽管经济大萧条时期加拿大已经不再引入移民，但上世纪40年代，多伦多城区的东欧社区人口已经非常饱和。根据1940年不完全记录的人口普查数据，多伦多拥有至少近12万非英裔移民。在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之下，东欧新移民往往被视为和土生土长加拿大人抢饭碗的对象，很多时候他们往往只能选择抱团取暖，互相照应。因此，John Kluk投奔同乡并非一件超乎寻常的事。加上他只有一米七的身高，身材并不魁梧，并不会被视为威胁。 果不其然，1940年9月20日，Kluk来到自己在故国波兰曾经认识的友人John Plachetko位于 Augusta街的家。Plachetko夫妇对他尽心款待，不想次日一场争执中，Kluk开枪将John Plachetko打成重伤之后逃之夭夭。数日之后，Plachetko伤重不治。验尸报告显示子弹从他的颈部进入，在他体内造成5处致命伤。   ▲位于63 Mitchell Avenue的民宅   1940年9月23日，54岁的一战波兰裔退伍军人Arte Borisevich在Turner街的家中被Kluk枪杀。目击者们表示，Borisevich在去酒店饮酒的路上遇见了Kluk。虽然两人之前并不相识，但是善意地邀请Kluk同饮。三杯酒下肚之后，Kluk意犹未尽，在遭到Borisevich拒绝之后尾随其后，在他的家中近距离开枪将他打死。行凶后，Kluk向Adelaide街的方面逃窜而去。 之后几天的媒体报道中，Kluk俨然已经被描述称一名“嗜血狂人”。于是多伦多警方悬赏200元，开始了一场全市范围的追捕。9月23日到24日的短短一天不到的时间里，多伦多警察倾城出动，就连铁路警察也加入了搜捕的大队伍。 疑凶藏身马厩 9月24日，警方根据一条市民线索，赶赴Niagara街的Charles Priolo家中。当天下午约5点，Priolo家的女主人正在厨房削土豆，一个满脸胡须的男人突然闯入，向她要酒喝。Priolo夫人随即拿起手中的刀试图保护自己。与此同时，站在二楼的Charles Priolo向楼下的Kluk断喝，让他“离开这里“。而他们16岁的女儿Ida飞速地跑出去打电话报警。 数日以来的终日人心惶惶，突然戏剧性地嘎然而止。闻讯而来的两名年轻警员在Adelaide和Niagra两街交界的一条小巷中和John Kluk狭路相逢。尽管警员们早已接到命令如果遇到顽抗便可以开枪，但是Kluk看似并没有丝毫负隅顽抗的意思，并且对他的所作所为供认不讳，在他被捕的时候身上仍然装有那把装有子弹的手枪。 ▲John Kluk藏身的居民区 Kluk被捕后告诉警察，在逃窜的这两天两夜，他就藏身于附近的一处马厩。而对于手枪的来历，他始终含糊其辞。 尽管被捕时曾经招供罪行，但是之后在警局的对话中，除了颠三倒四的话语，Kluk始终没有交代任何案情。 1940年10月，面临两项谋杀指控的John Kluk首次出庭。Kluk身着灰色旧夹克、绿色毛衣和破烂的运动鞋，始终一言不发。作为其代言人，Kluk的律师John ...

 参赛家庭和他们的孩子们 作者：张殷睿 1926年10月31日万圣节夜，律师Charles Vance Millar因病死于多伦多，享年73岁。终身未婚的Millar生前不仅是知名律师和投资者，还因为喜欢冷幽默，做恶作剧而远近闻名。据传，他曾在百无聊赖的时候在街头撒钱，并且暗中观察路人捡钱的百态。   Charles Vance Millar死前立下一份遗嘱，在这份遗嘱中，他把生前投资赛马俱乐部的股份遗赠给了包括前总检察长在内的3人，而这3人强烈反对赌博赛马。并且只有这3个人都接受了，这笔钱才能生效。他把酒厂的股份赠予多伦多7名一直致力于禁酒的政府官员。而唯有亲历亲为参与酒厂的管理，才能得到这笔股份。他还将一栋在牙买加的度假别墅赠给了3个互相不待见的律师，生效条件是他们必须住在一起。   获奖者Arthur 和 Lucy Timleck在领奖后选择夫妻二人前往纽约帝国大厦参观，1936年《多伦多星报》 多伦多生育大比拼 遗嘱的另外一部分，他写道:“由于我没有任何近亲和子女可以继承我的遗产，所以这份遗嘱似乎看来尤其特殊。我也意识到在死前挣钱太多却无法挥霍殆尽的愚蠢。我将委托律师把剩余的所有财产在我死后第九年全部兑换成现金，并在第十年赠予多伦多这10年来生孩子最多的已婚女子。” 这是多么任性的一份遗嘱，相信如今的有钱人们恐怕再也写不出如此这般的遗嘱了。Millard的这份遗嘱曝光后，让人瞠目结舌的“生育大赛”即刻成为大小报章的头条，消息不但成为多伦多人街谈巷议的内容，更传到了全世界。 在上世纪20年代，社会经济态势蓬勃。而1930年代天差地别，经济萧条的大背景下，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失业，绝大多数家庭挣扎度日。Millard死于1926年，3年之后的1929年正值经济大萧条，很多参赛者都来自于一穷二白的贫困家庭。而随着越多的孩子诞生，这些家庭就会越穷，这使得他们更迫切地需要这笔奖金。而由于医疗、经济条件都不容乐观，连续生子也极易造成生命健康威胁。显然，这些家庭都是冒着生命危险试图赢得头奖，为了那笔巨资孤注一掷。在比赛的头几年里，因为有太多的家庭都生了数量可观的孩子，以至于无法从众人中区分出排名前几位的参赛者。 然而，Millard的远亲们宣称这份遗嘱无效，并在他死后的10年间奔走于法庭，试图争得他的财产。也许因为Millard生前早有安排，这些人最终一无所获。另外，不知Millard生前是否早有预见，他生前投资Windsor-Detroit tunnel温莎-底特律隧道的股份时，工程还处于萌芽状态。而他过世后这笔股份连翻数倍，Millard的财产在那10年间增值可观，最后从原先的10万元达到75万元。   四名优胜者中的三人  四人各得12万5千 在历经10年，无数个参赛家庭之后，最终4名女子并列第一。她们分别是Lucy Alice Timleck、Kathleen Ellen Nagle、Annie Katherine Smith和Isabel Mary Maclean。她们每人都生了9个孩子，因此各自获得了12.5万元奖金。另外还有两名女子－－Pauline Mae Clarke 和 Lillian Kenny每人各生了至少10个孩子，然而因为其中很多婴儿胎死腹中以及种种原因违规，两个女人还是各自获得了1.25万元的安慰奖金。 “我很有可能是全国生孩子最多的母亲。”其中一名女子说。 电影《负担:多伦多生育大赛》2002年 2002年，根据Elizabeth Wilton著作《负担：多伦多生育大赛》（Bearing the...

Yonge和College 1912年 撰文：张殷睿 2017年，加拿大联邦司法部长宣布将刑法部分内容更新，以顺应当今时代。因为很多早年加拿大刑法中列为非法的条目早已经不合时宜，如今的社会已经不需要这些规范。其中一条就是“决斗”。这里所说的，并非“决斗”不再违法，而是再不会有正常逻辑的人会选择决斗的方式平定纠纷。 讲到“决斗”被列入刑法罪行，还要追溯至加拿大建国初期，决斗在当年仍然时有发生。 史料记载，从17世纪到1948年约300年间，加拿大的土地上共发生过约300场决斗，最后一场致人死亡的决斗于1833年6月13日发生于安省的Perth。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要讲述一场发生在多伦多的决斗。   1781年，William Jarvis在弗吉尼亚州战场的一场战役中被打伤。而这场战役也是他一生命运的转折点。在负伤之前，他只是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臣服于英政府统治的、众多美国兵中的普通一员。然而在他负伤之后，引起了统帅John Graves Simcoe的注意。Simcoe在十年之后的1791年成为上加拿大的首位省督。当他决定在安大略湖北岸建都之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划出多片土地赠予旧日战友。William Jarvis便是其中一人。   偷步开枪输了性命 而William Jarvis因此落户多伦多，分得位于 Sherbourne和Adelaide交界的一处居所和今天Jarvis街道的一片土地。而他只需负责举家迁往多伦多，在住宅边修一条道路，并且放弃军旅生涯，从事政府公务员的肥差。 早期的多伦多，一切均处于建设萌芽状态。而政府公职人员利欲熏心的名声却早就尽人皆知。任职于安省省务卿的 William Jarvis和妻子 Hannah Owen Peters也被有所接触的人们冠以“腐败、自私、为所欲为”的称号。不仅如此，Jarvis一家还是当时全多伦多为数不多的拥有奴隶的家庭。他们育有三名子女。他们分别是儿子Samuel Jarvis , 两个女儿Maria Lavinia 和Augusta。 Samuel紧随其父的脚步。年20岁时，他就作为英军一员参加了1812年美加之战。战后Samuel和父亲一样，通过战场人脉在政府里找到了一份收入颇丰的工作。和父亲一样，他作风腐败、挥金如土，并且竖立了不少敌人。 其中一个敌对者就是一个名叫John Ridout的法学院学生。关于两人的过节众说纷纭，但是最有可能的版本时Jarvis欠Ridout一笔钱。而和他有扯不清的债务关系的绝不止Ridout一人。1817年夏的某一天，Ridout找上门来，却被Jarvis从办公室中赶出。随后两人在街头扭打起来……接下来发生的事仿佛出自西部电影，Jarvis向Ridout挑衅，提出决斗的建议。 位于82 Bond Street的Mackenzie House 右手大约第三座房屋 次日清晨破晓，两人在Yonge和College两街交界的东南角如期相遇。在和双方见证人确定角决斗规则之后，两人背对背开始背道而行。整整8步之后，两人分别在心中默数着，1、2、3……。 紧接着一声枪响。Ridout违规提前开枪，但并未击中Jarvis。 起初，在场者都不知所，后来他们决定由Ridout回到他扣动扳机的地点，由Jarvis随意开枪射击。不幸的是，也许是因为曾经从军，Jarvis的子弹稳稳地击中了Ridout的胸膛。 之后的尸检报告显示，Ridout几乎在子弹进入他的胸膛的同时就一命呜呼。但是当警方赶到现场时，Jarvis和其他在场者的证词却大相迳庭。他们表示Ridout并没有立即死亡，在垂死时原谅了所有人，并且承认他接受决斗的结果。但警方还是决定将Jarvis拘捕，并控告他谋杀。     William Lyon...

St. James Cemetery多伦多圣詹姆斯墓园 被害人George Brown 遗骸被发现原址上的无名纪念牌 Ron Williamson 编译撰文 张殷睿 坐落于多伦多市区玫瑰谷（Rosedale Valley）圣詹姆斯墓园（St. James Cemetery）一处足迹罕至的角落，有一片寥落的草地和粗糙的树木。和墓园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这里没有墓碑，更没有祭奠的人们留下的鲜花。鲜为人知的是，这片地下埋着多伦多19世界末到20世纪初在Don监狱（Don Jail）被处以绞刑的15名死囚，他们的罪行在当年被视为罪大恶极，因而死有余辜。 论罪行，这15人中首当其冲的是George Bennett－－前“环球”报纸（The Globe）雇员。1880年3月25号下午约4点，喝醉酒的Bennett闯入该报创始人、政界领袖、加拿大联邦制之父George Brown位于多伦多的办公室，其时Brown不胜其烦地拒绝为Bennett随身带来的一份文件签字，之后两人发生冲突，后者开枪将Brown射杀。George Bennett此前在报纸工程部任职多年，因酗酒和家暴问题影响工作而被报社解雇。 George Brown倒在枪下 这15名死囚的遗骸直到2007年才重见天日。而那一年，臭名昭著的Don监狱也被改建为隔壁Bridgepoint医院的新办公大楼。考古队也因此赶赴现场，挖掘和鉴定遗骸的具体身份。同年，历史频道也以此为主题制作了专题片《Hangman’s Graveyard》。 2008年12月，在简单仪式之后，所有遗骨被转葬于圣詹姆斯墓园。9年之后的2017年，他们已再次被世人遗忘。而芸芸众生中，一位名叫Edward Brown多伦多作家却无法平静。他以一个人的力量，向多个部门发文。他认为尽管Don监狱整体建筑的维护修缮几乎无懈可击，但认为没有人为这15名囚犯建一座简单的墓碑是不对的，尽管他们曾犯下重罪，但是身后至少应该拥有一座墓碑。“ 毕竟，他们属于历史的一部分。” 遗憾的是，尽管这位作家向所有相关的机构发出信件，但均石沉大海、徒劳无功。即便偶尔有机构回应，也多属互相推卸责任。除遗骸出土的原址有一座没有署名的纪念碑之外，并无其他标记。当时参与遗骸发掘的考古专家Ron Williamson则认为，这些遗骸100多年前就被无名埋葬，鉴于他们的罪行，应该沿袭当年的传统，保留无名墓地。 Don监狱当年的绞刑原始而残酷。1905年之前，绞刑在露天广场上举行，一旁聚集了围观的百姓和从牢房铁窗缝隙中向外偷望的囚犯们。1905年之后，绞刑移至监狱内部特制的绞架轴进行。而绞刑施行之后，尸体均被葬于监狱后场的囚犯活动空场。这一规矩直到1930年才被废除，而最后一场绞刑发生于1962年。 十五名死刑犯的宿命 这15名死囚于1872年到1930年前在Don监狱被处决。以下是他们在加拿大历史上唯一留下的痕迹： John Traviss, 22岁 行刑日期: 1872 年2月22日 Traviss先生应聘前往安省 East...

更为年轻美丽的Laura Secord形象取代了早年写实风格的商标 编译撰文  张殷睿 1885年4月9号，Frank Patrick O’Connor出生于安省城镇Desronto，父母均为爱尔兰移民，14岁便辍学并前往Peterborough从事电工谋生。在有了一定的工作经验之后，他在25岁时在Peterborough当地开了自己的糖果店售卖巧克力，糖果和口香糖等，但支撑了没多久。他的这个首次创业很快便受挫并且失败。在沉淀了不够两年时间，燕尔新婚的O‘Connor怀揣生意伙伴的500元出资，携妻前往多伦多，开始了大城市的创业之路。  Laura Secord 故居 1913年10月20日，28岁的Frank Patrick O’Connor从安省小镇Peterborough迁至多伦多市中心，并且选择央街354号（354 Yonge St.）作为他在多伦多的第一家手工巧克力旗舰店。 当店铺确立下来后，O’Connor需要为这间旗舰店起一个既朗朗上口，又符合品牌形象的店名。当时，没有哪个名字能比Laura Secord－－这位受人爱戴、并且家喻户晓的美加战争女民族英雄更响亮。但凡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1913年正是1813年美加战役中那段英勇壮举的100年纪念。之后的事实证明，将自己的巧克力商店命名为Laura Secord实为明智之举。 Laura Secord纪念邮票 借女英雄名上位创业 历史上，美国曾一度试图从尼亚加拉一带入侵当时的英属加拿大。1812年美加战役的时候，美军攻占了乔治堡（Fort George），同时控制了尼亚加拉两岸。Laura Secord当时就住在尼亚加拉的Queeston。 1813年6月21日，美国士兵占领了她所在的小镇Queenston，偶然从一些美国军人的谈话中，Laura Secord得知美军要进一步进攻加拿大，她认为这个消息对加拿大至关重要，于是她在次日清晨步行32公里的路，穿越美军占领地，及时把这个消息报告给驻守的英军。及时得到情报的英军，才得以在海狸坝战役中（The Battle of Beaver Dams）成功击退了突袭的美军。试想，一位身单力薄的女性穿越重重障碍，这是何等的勇气与毅力。为纪念Laura Secord，她在Queeston住过的房子今天已被闯为博物馆。 她的名字也成为忠诚、勇敢的代名词。 借着英雄的名字，Laura Secord巧克力店很快发展成为一系列连锁店，遍布城市各地。Laura...

位于多伦多34 Adelaide Street East的一处登记中心 位于埃德蒙顿的乌克兰关押中心受害者纪念碑  被关押人士亲属 Spirit Lake关押中心，魁北克 乌克兰裔关押幸存者后代 年过七旬的Jerry Bayrak 撰文 张殷睿 Stanley军营遗址位于今天的CNE会展中心，这里曾有着一段颇具历史色彩，但却并不是人人都知的历史。 1812年英美战争之后，美国和英国之间关系持续紧张，数年后的1837年，加拿大又发生了上加拿大叛乱，因此而道致国内动荡局势。在强大压力下，Fort York军事基地的军械防卫设施也面临日渐老化，最终推动英军决定在多伦多兴建一个更强大的军事基地。 关押敌对国居民的拘留所 建于1840至1841年间的Stanley军营是英军在多伦多的最后一个军事基地，其兴建目的正是为了取代当时已经日渐老化的军事基地Fort York。因而Stanley军营又称新Fort（New Fort）。战后Stanley军营曾被用作公共廉租房，上世纪50年代初期，除军官办公区域的其他部分均被拆除。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在CNE原址的数栋建筑被用于军营和训练基地，还有一些建筑被用于退伍军人登记，以及关押被认为是敌国人的平民拘留所。这在当时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从战争爆发开始，加拿大民间社会就对所谓“来自于敌国”的当地居民持怀疑态度。1914年10月底，加拿大政府出台了有关“持有敌国国籍人士的登记和拘留”的法律，退伍军事将领 Sir William Dillon Otter甚至为此重新出山，在全国各地陆续建立起多座敌国平民登记拘留中心，任何和“敌国”有关的人士都必须在政府登记在案，并且接受任何相关调查，而那些拒绝主动登记和试图逃离加拿大的人，将被立即送往拘留中心关押。 然而，在战争爆发的头几个月里，除了部分所谓“敌军预备军人”，被送往Stanley军营的相当一部分人被扣押的理由非常单薄。1914年10月《多伦多星报》的一篇报道中如此描述: “Stanley拘留中心主要扣押奥地利和德国籍囚犯”。这篇报道发稿时，那里已经关押了至少数十名德国裔囚犯，其中有人只因为曾经表示愿意回到祖国为军队效力，就被政府扣押于此。然而，Stanley拘留所只是一处暂时的容留所，一部分幸运的囚犯会在被调查之后释放，那些被政府认为对国家和社会安全极易造成的威胁的一部分人，则面临著被送往长期关押场所的命运。 被关押者受到非虐待 历史学家Aldona Sendzikas在他所著的《多伦多军队文献史－－Stanely军营》（ In  Stanley Barracks: Toronto’s Military...

上世纪70年代多伦多公共交通 撰文 张殷睿 当TTC要求McGuinness酿酒公司支付额外一万元用于车上安保时，McGuinness表示拒绝，理由是他们只管支付乘客乘车费用，支付警察加班费并不在他们职责范围之内。从而也掀起了一场到底谁应该维护公共交通系统治安的争论。 多伦多 McGuinness Distillers酿酒有限公司在1972年12月向市民发布了一则公益广告。这个广告既为广大市民提供了一份特别的新年礼物，又为乘坐公共交通市民免去了新年庆祝之后因为饮酒驾车带来的不必要的危险，三则也为酿酒厂本身做了极好的宣传。   Rosedale-Bloor Yonge两站之间 1970年代 这则广告内容是：“新年前夜开车路况是最糟糕的。因此，请不要开车。请乘坐免费的TTC公共交通吧。”（New Year’s Eve is the worst night of the year to drive. So don’t. Travel free on the TTC instead.） 当多伦多McGuinness...

火灾发生当晚 消防队员Benson回忆道：「天亮时我们才登上甲板，到处都是遇难乘客的遗体。一些遗体已被火焰吞噬，只留下残缺的头骨或嵴柱。火势之猛烈使得人体骨骼灰飞烟灭。」 短短数分钟，素有「千湖女王」之称的S. S. Noronic号客轮火光冲天，于1949年9月17号凌晨瞬间点亮了多伦多的天空。火势蔓延短短几个小时之后，100多人丧生，客轮内部几乎被烧空，只在湖床上留下扭曲而残缺不全的船只躯壳。S. S. Noronic客轮火灾是多伦多历史上损失最为惨重的事件。 灾后堆放的遗体遗物 北美最大豪华游湖轮 S. S. Noronic客轮由Western Dry Dock造船公司在安省亚瑟港（Port Arthur）竣工，时间是1913年，亚瑟港就是今天的Thunder Bay。客轮落成当天向有幸登船者展示了包括舞池、图书馆、美容美发厅、儿童游乐厅，以及包括可容纳600名观众的音乐厅在内的全木质结构。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正是豪华湖上游轮风行的年代。S. S. Noronic客轮是当年最大设施最先进的一艘。建成于泰坦尼克号失事后仅仅一年的S. S. Noronic客轮，尽管不会如前者一样面临海中的冰山，但北美湖区也并非太平。  1913年席卷北美湖区名为「Big Blow」的冬季风暴以每小时128公里的风速夹带着雪暴和巨浪，损坏搁浅共38艘船只。尽管S. S. Noronic客轮重达7,000吨，仍然因为风暴的不期而至被困港口。在那之后的夏天里，S. S. Noronic客轮以穿梭于北美湖区各港口之间，为有钱有闲的民众提供休闲摆渡为生。客轮承接当年往返于美国底特律－－多伦多－－千岛湖，。在1913年之后的36年里，S. S. Noronic客轮一直在这条航线上往返。 1949年9月16日，S. S. Noronic在从底特律前往千岛湖途中停泊在多伦多9号港口过夜。多伦多夏末夜晚的风已经颇凉，甲板上的乘客和船员寥寥无几，停泊的客轮在水面缓缓荡漾。当晚船上共有131名工作人员和574名乘客，夜深时分还醒着的人已没有几个。 9月1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