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低生育率

【加拿大都市网】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最新数据，去年加拿大的生育率创历史新低，平均每个妇女仅生育1.47胎。现在的新手妈妈年纪也越来越大，许多年龄在30至34岁的妇女才首度生育。 2019年加拿大平均每个妇女生育1.47胎，依照加拿大人口稳定成长来说，每名妇女需要平均生育2.1胎，但是自1971年以来，一直没有达到这一门槛，这意味着整个国家陷入老化的局面。 除育空地区外，去年加拿大诞生372,038个胎儿。男婴的比例略高，约为51.3％，与往年持平。 一年中最高的出生率通常落在7月和8月，但2021年时的夏天，是否会因新冠状病毒疫情进一步影响出生率呢？报告说：“随着疫情爆发，出生率可能已经改变，此外，如果移民水平下降，生育率对于维持人口增长将变得更加重要。” 因为低生育率，促使加拿大移民部上周五宣布历史性的《 2021-2023年移民水平计划》，希望每年接收40万名新移民。 从2018年7月1日到2019年6月30日，人口自然增加数量是85,246人。统计移民流进流出后的数字显示，移民人口净增加301,974人，将这两个数字加在一起，代表全国总人口增长387,220人。 这段期间，移民占人口增长的78％。在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期间，移民占人口增长的79％。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移民，加拿大将无法继续增加人口，劳动力将进一步遭削弱。预计加拿大900万婴儿潮一代将在未来10年内陆续达到退休年龄。加拿大会议委员会说，到2034年，移民将占全国人口增长的100％。2020年前几个月，移民已经占加拿大人口增长的82％。 此外，统计局报告也显示，去年新妈妈的平均年龄为29.4岁，比1959年新妈妈的平均年龄23.2岁大了6岁。这种趋势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地区都很普遍。这与劳动力年龄在25至54岁之间的女性人数增加以及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人数增加趋势相吻合。根据劳动力调查数据，女性劳动力比例从1950年的22％增加到2019年的84％；具有大学学历的女性比例从1990年的14％增至2019年的40％，几乎翻了三倍。 1959年，年龄在20至24岁之间的妇女最有可能生育孩子（每千名妇女233,8胎），到2019年，该组的生育率下降到每千名妇女31.8胎。1959年，这个年龄段的女性中有45％的妇女是首次生育，而在2019年，这一比例为14％。在2019年，年龄在30至34岁之间的女性比其他年龄段的女性更有可能生育婴儿，并且首次生育的比例最高。 较老的新手妈妈生双胞胎、三胞胎的可能性是年轻女性的两倍以上。 2019年，年龄在40岁或40岁以上的新手母亲中有4.3％生育多胎，而40岁以下的新手母亲中只有不到1.6％会生育多胎。统计局说：“对此差异的一种解释是，年长妇女具有较高水平的天然促卵泡激素，从而刺激排卵并增加释放多个卵的可能性。” 网上图片 v01

新生儿。新华社图片 如何应对“低生育”? 在2016年正式放开“全面两孩”后，二孩对生育率提升的刺激效果，却只体现了一年时间。数据显示，2015年，全年出生人口1655万人，出生率为12.07‰。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1786万人，出生率为12.95‰。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出生率为12.43‰。 生育意愿降低——育龄人口数量下降——老龄化预期加剧，许多人为此担忧不已。然而，生育意愿低其实只是最终的结果，其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生育以及养育成本高让许多人新生犹豫。如何降低大众，尤其是女性的生育成本?或许，这并不仅仅只是金钱的问题，还需要配套政策和设施的完善，从多方面进行推动。 导读：破解当前生育意愿低的问题，需要改善生育环境、降低养育成本，包括育龄妇女权益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需要一揽子政策支持。 面对低生育率，政策应该如何抉择? 8月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一文指出，“面对低生育率，政府应该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解决，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生育作为家事，不同家庭有不同选择。人口作为国家核心资源，需要有更长远的打算。部分人口压力较大的地区，已经先行出台鼓励政策。今年6月以来，辽宁、新疆石河子市、山西、湖北咸宁等多地陆续推出鼓励生育政策，包括对生育进行奖补、延长产假、加大女性劳动权益保障力度、提高儿童照料教育资源配置等。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多位业内专家，他们在生育政策选择上有分歧，但普遍的政策建议是，当前生育意愿低的问题，需要改善生育环境、降低养育成本，包括育龄妇女权益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需要一揽子政策支持。 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 今年29岁在北京工作的张远(化名)去年底成为新手爸爸，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直言，不考虑生二胎。 张远妻子在一家国企工作，生育险、生育报销都不错，但他表示公立医院资源紧张，生产过程中孕妇和孩子的保障程度不够，综合经济、精力、事业发展等多方面因素，养两个娃都不太实际。 “只有在解决人性关怀的基础上，才会有积极的生育政策。”张远对鼓励生育的政策有自己的期待。 2018年初，国家统计局公布我国2017年新生人口数据，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63万。人口出生率为12.43‰，比2016年下降了0.52‰。2017年是自我国20世纪8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首次出现二孩占比超过一孩的年份，一孩绝对量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低的年份。 “二孩政策确实有效果。一孩数量下降有两个因素，一是育龄妇女数量在减少，二是生育率下降。大家低估了一孩生育率的下降程度，尽管对生育意愿下降是有估计的。原来我们做研究，一孩生育率指标基本不变，一般保持在接近99%的水平，我们根据最新数据计算，现在大概下降到90%左右的水平。”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2015年放开二孩政策时，预计2017年政策效果会比较明显，当时保守估计新生人口数量在2000万，但2017年实际出生人口只有1700万。2017年二孩数量有所回升，说明政策取得一定效果;但新生儿数量要低于2016年，在于一孩数量下降，一孩生育主体是80后、90后，预示晚婚晚育成为更大的趋势——生育总量在下降。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姜全保判断，“2017年二孩占比超过一半，有过去堆积的因素，育龄妇女到了或者接近高龄孕妇，这一波抓紧生育的过去之后，二孩比例会下降。当前年轻人推迟结婚和生育、育龄妇女数量的减少、生育意愿的下降等，生育数量可能还会继续下降。” 虽然生育意愿下降，但我国依然是人口大国。2017年末，我国大陆总人口数为13.9亿人，比上年末增加737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有8.1亿人，占比接近59%。 我国丰富的人口资源，生育意愿下降值得担忧吗?从宏观视角来看，需要有更多年轻人口，来促进人口结构的均衡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人口学者谈论较多的问题。 王广州指出，我国人口结构性问题很多，包括年龄结构、区域结构等。其中比较受关注的是老龄化，这不只是老龄人口数量的增多、社会负担加重，关键在于养老金、社会支持体系需要面对快速老龄化带来的挑战。 “人口是个大问题，人口总量比如总规模14亿人是一个指标，更重要的是结构——当我国老龄人口达到30%，整个劳动力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等，都会相对疲软。”陆杰华指出。 改善生育环境 低生育率并非是单一因素所导致，因此也不可能用单一的措施来解决。 正如有在大城市生活的年轻人吐槽，高房价、入学难、就医难等问题，是现实中的“避孕药”。 “人口政策的复杂性超出大家的预期。育龄妇女不是机器，更不是工具，政策制定过程中要明确‘以人为本’的定位。公共政策需要系统设计，要符合人口发展规律，也要符合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当前需要改善生育环境，生育一孩、二孩、多孩都面临压力，政策和制度安排需要体现前瞻性和系统性。”王广州直言。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杨良初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当前政策重点应该放在把二孩或二胎政策落到实处，“这需要一揽子政策支持，对适龄妇女的生育要鼓励，包括产假补助、给予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以税收优惠;还有围绕小孩成长过程的每个环节，包括医疗、教育、住房等问题，都需要有细致的考虑。”杨良初指出。 减税、财政补贴、完善配套机制等，是较普遍的政策建议。“80后、90后不生的原因有很多，养不起、无法平衡生育和工作、没有人帮忙托幼、谁来带孩子等，需要综合配套措施加以解决。这里还涉及到女性就业，如果生两个三个孩子，潜在会影响女性就业、影响企业或单位用工成本，需要针对这些企业给予税收减免。”陆杰华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