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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02月03日 星期五 08:3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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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生育率

这个省生育率全国最低!原因是房价太贵…

  【加拿大都市网】据加拿大统计局最新的一份数据显示,卑诗省的生育率是加拿大各省中最低,某程度上因大温等地区昂贵的住房成本所致,让不少家庭推迟或取消生育计划。 卑诗省房价持续高位,特别大温地区的住房及日常成本,让当地市民抱怨生活雪上加霜,该议题一直备受社会及政坛热议。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2011年,卑诗省女性的生育年龄大多数在30岁或以上,当地有65%的新生儿母亲,属于30岁以上的年龄层,成为全国晚育比例最多的省份。 另外,在2016年至2020年期间,卑诗省的整体生育率也发生显著下降,是全国生育率最低省份。 统计数据也表明,由于卑诗省民买不起房子来“成家立室”,年轻省民组织家庭的计划大大较低。 有大温居民表示:“若将收入大部分收入都用来支付房租,衣食住行成本高昂,试问如何养孩子?如何上车置业?” V21

加拿大生育率2020年创新低!平均分娩年龄上升至31.3岁

■■加拿大生育率在2020年创新低,疫情是其中一大原因。 星报资料图片 【加拿大都市网】加拿大的生育率在2020年创下历史新低。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生育率从2019年的每名妇女生1.47个孩子,下降到2020年的1.40个孩子。 CTV引述加拿大统计局(Statistics Canada)的数据,生育率自2009年以来一直下降。专门研究人口变化的维多利亚大学社会学副教授麦克丹尼尔(Susan McDaniel)说,这不令人吃惊,因为全球出生率都在下降。她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基本上,孩子越少对孩子越好,孩子越少对父母也越好,对社会、地球和其他一切都更好。” 靠移民人口仍增5.2%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2020年的出生人数是自200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也是自1997年以来出生人数同比降幅最大的一年。与此同时,母亲的平均分娩年龄略有上升至31.3岁。卑诗省和新斯高沙省的生育率最低,努纳武特和沙省最高。 尽管本国的总出生人数正在下降,但人口仍在增长,这是因为移民源源不绝涌入。2021年人口普查显示,全国人口增长了5.2%,达到近3,700万人,是所有七大工业国中增长最快的。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由于新冠病毒流行,近四分一15至49岁的人改变了生育计划,大多数人说打算推迟生育。 滑铁卢大学经济学教授费雷尔(Ana Ferrer)表示,经济困难或社会不确定时期,生育率自然容易下降。 疫情下的全球生育率下降,但德国情况例外,专家猜测可能是德国有更好的儿童支持系统。

超低生育率持续 韩国人将要从地球上消失了?

2018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TFR)跌至0.9,TFR为1的“人口防线”首次被突破,这在和平年代非常罕见。 注:总和生育率指,假设妇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育龄期,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如果一个国家人口的生育水平长期低于更替水平(TFR=2.2左右),这个国家的人口早晚会灭绝。 韩国总人口不过5000多万,可以说,这是全新的超低生育现象。 《韩国日报》对此进行民调,76.7%的受访民众认为“0.9冲击是国家危机”。 实际上,早在2006年,牛津大学人口学教授大卫·科尔曼就曾撰文,将韩国列为头一个因人口减少而从地球上消失的国家。 2014年韩国国家立法机关研究显示,在朝鲜不与韩国统一以及没有大量移民涌入韩国的前提下,如果将生育率维持在每名女性1.19名孩子的水平,韩国人将在2750年自然灭绝。 也就是说,持续的超低生育率将导致韩国灭种? 人口危机降临:韩国将要消失了吗? 现在,整个韩国都在为严重的低生育率、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担忧。 2016-2020年,是韩国实施第三个“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社会基本规划”应对人口危机的关键时期。 当下,韩国正处于人口转折期。韩国人希望到2020年TFR能回升至1.6。然而,从发展走势看,他们的“期望”恐怕要变成“失望”了。 2000年,韩国总和生育率降低到1.47;两年之后,降低到1.17;2016年,仍为1.17;2017年,降至1.05;2018年,跌至0.9,却仍不见超低生育率的“谷底”。 毫无疑问,对于韩国而言,提振生育率的“时间机会窗口”即将关闭,它跌入了更深的“低生育陷阱”。 2017年,韩国总人口规模为5146.6万人,出生人口为35.77万人,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约为3800万,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4.3%; 在2031-2032年,韩国总人口将开始减少,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一路攀升,到2050年,老年人口很可能达到38%。 21世纪人类面临的人口危机具有同质性——人口结构失衡,在韩国表现为两大方面:代际失衡危机和性别失衡危机,这是韩国的心腹大患。 首先,韩国少子化和老龄化会有两极化发展、互相强化的趋势。 不妨称之为人口发展的“两极效应”或者“马太效应”(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老者愈老(老龄化)、少者愈少(少子化)。   少子化和老龄化互为依存又互相矛盾:   少年是老年的来路,老年是少年的归处;   老年依靠青年,青年源自少年;   养老不堪重负,生育意愿低下,生育率必然走低。 少子化导致年轻劳动力减少和不足,这是造成人口萎缩的真正挑战,而人口老龄化又导致社会总体养老负担不断加重。 一旦进入这样的恶性循环,必然造成老无所依、生无动力的两难困境。 其次,1980年代起,韩国倡导的一胎政策鼓励了“要男孩”的风气,人口性别比开始出现失调。 此后,随着韩国初步实现工业化,国民收入大幅度提高,青年男女晚婚晚育趋势开始出现,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调的问题开始凸显。这也是导致韩国出生率下降的原因之一。 18世纪的法国社会学家孔德说过一句话:人口是国家的命运。笔者认为,人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是社会生存的基础,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只要人口保持在低于更替水平的低生育率,该国人口的发展远景便十分悲观——不是可能,而是必然会走向灭绝,只是迟早的问题。 这是低生育条件下的人口发展规律,并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低生育现象的深化和固化,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来源 : 瞭望智库 新浪国际 综合报道

中国人结婚都拖拉谈何提高生育率 有个省平均婚龄已34岁

(图片来源:摄图网) 当大家在讨论生不生孩子的时候,却忽视了一个问题,中国的结婚率在降低,结婚的年龄也在推迟。 近一段时间以来,一系列有关于中国生育率走低的新闻引人关注: 2017年,中国新增人口1723万,比2016年减少63万人; 2016年,中国总和生育率(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为1.7,离2.1的世代更替水平(实现人口稳定须达到的生育水平)有较大的差距……. 一时间,社会上对于“为何中国生育率持续走低”展开了大讨论:生活压力、房价走高、观念变化……这些社会现象都在舆论中与“中国人不愿生孩子”建立起了联系。 不过,很少有人注意到,在生育率持续走低的同时,与生育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指标——结婚率也在不断下探。 近日,民政部发布《2017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下称《公报》)称,各级民政部门和婚姻登记机构2017年共依法办理结婚登记1063.1万对,比上年下降7.0%。结婚率为7.7‰,比上年降低0.6个千分点。自2014年以来,中国结婚率连续四年出现下降情况。2017年的结婚率,只有2013年的77%左右。 结婚率下降,晚婚趋势明显 民政部发布的各项数据中,“结婚对数”容易理解,而“结婚率”这个指标以往不大有人提及。 按照相关辞书的解释,结婚率是一定时期(通常指一年)内,结婚人数与同期一定范围人口数的比率。最常见的结婚率指标,是以一定时期结婚人数(或对数)与同期总人口数相比,称为总结婚率、简称结婚率。 图片来源:摄图网 结婚率下降的原因,还要从整体的人口变动中找。在《公报》中,有这样一段表述:“2017年,25-29岁办理结婚登记占结婚总人口比重最大,占36.9%。” 2017年,25-29岁的人群是中国新婚夫妻的“主力军”。而这一年龄段人群出生于1988-1992年之间。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显示,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的整体出生率(1年内平均每千人中出生人数的比率),从1988年的22.37‰逐步至下降1992年的18.24‰。这样一来,就可以得出结论:由于适合生育的人口基数下降了,那么有条件结婚的人口自然也会跟着减少。 从历史数据也可以看出,结婚率变化的重要因素,关键还是适合生育的人口基数的变化。例如,2002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曾明确指出:“我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已显示出成效,登记结婚对数连续6年呈下降趋势。2002年全国办理结婚登记786万对,比上年减少19万对;结婚率为12.2‰,比上年下降0.4个千分点……” 到了2016年和2017年,25-29岁办理结婚登记占结婚总人口比重最大。但在2012年之前,中国新婚夫妇的主力军,其实是20-24岁区间段内的人群。2013年这一年,25-29岁年龄区间的人群实现了对20-24岁年龄段人群的“反超”,贡献了最多的新婚夫妇。 而这也反映出了当前中国比较明显的晚婚趋势。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高等教育普及和城市化程度提升,中国居民初婚年龄在近40年来出现普遍提升。1980年通过的婚姻法将法定结婚年龄由此前的“男20岁、女18岁”调高至“男22岁、女20岁”。而到2016年,时任原国家卫计委法制司司长张春生向媒体披露,目前我国初婚年龄已上升至25岁。 而在一些发达地区,初婚年龄甚至已上升到了30岁以上的高位。例如,据江苏省民政厅今年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江苏人平均初婚年龄为34.2岁,其中女性34.3岁,男性34.1岁。江苏13个市的平均初婚年龄都达到30岁以上,即使是结婚最早的苏州人,平均初婚年龄也达到了30.2岁。 新生一孩数量明显下降 那么,结婚率和生育率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呢? 记者注意到,除披露“初婚年龄已上升至25岁”外,张春生还曾介绍称,目前,中国女性初育年龄也进一步上升至26岁。从这两组数据中,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一个结论:一般来说,中国女性一般会在结婚一年后启动并完成第一次生育行为。 这就意味着:2013年结婚的夫妇一般会在2014年生育孩子、2014年结婚的夫妇一般会在2015年生育孩子、2015年结婚的夫妇会在2016年生育孩子…… 不过,每日经济新闻(ID:nbdnews)记者查阅历史资料后发现,在2014-2017年的时间段内,似乎并未出现结婚对数下降对当年出生人口数量所造成的明显影响:2014年,中国出生率为12.37‰、2015年,中国出生率为12.07‰、2016年,中国出生率为12.95‰…….出生率的走势出现了起伏不定的现象。而在2017年,原国家计生委还曾表示,2016年“全国新出生婴儿数为1846万人,比2013年增加200万以上”。 在这一时间段内,国家陆续出台的“单独二孩”(2013年正式出台)、“全面二孩”(2016年正式出台)政策,对结婚率下降导致的生育率下降,起到了一定的对冲作用。 但如果刨去二孩对于整体生育率的贡献外,我们可以发现,一般与新婚夫妇关系较大的一孩出生数量出现一些明显走低的现象。例如,2018年1月,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司司长李希如曾介绍称,2017年,我国一孩数量为724万人,比2016年减少249万人。而正如上文所述,2017年结婚率比2016年有明显降低。 而国务院参事、人口问题专家马力曾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全面放开二孩之前,我国积累了一批有生育二孩需求但还未生育二孩的育龄妇女,在这一部分需求通过约5年的时间释放完成之后,生育情况就会按照日常模式走。 此外,记者还注意到,结婚率变化背后所折射的晚婚晚育现象也是一大值得关注的因素。由于产妇年龄越大,成功生产的几率在一定程度上就会下降。因此初婚初育年龄的上升会对整体生育率产生影响。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中国各地发起“反离婚”攻势?背后原因直指生育率

资料图片:2017年8月28日,在河北石家庄新乐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新人排队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外媒称,面对近10年来激增的高离婚率,中国各地法院出台了一个新办法,让那些打算离婚的夫妻等待两周到三个月的时间再决定是否离婚,以期挽救两人的婚姻。这段时间被称为“离婚冷静期”。 据西班牙《阿贝赛报》网站8月13日援引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在最高法院2016年发起的旨在解决家庭争端的试点计划框架内,全国有100多个法院对前来办理离婚手续的夫妻实施了这项措施。 该计划主要针对的是年轻夫妻。据法官称,他们比前几代人更容易“冲动离婚”。在冷却期,他们可以接受婚姻咨询,甚至心理治疗,以便重新考虑是否离婚。 报道称,根据7月颁布的一项法规,“离婚冷静期”不能超过三个月。在冷静期内,法官会和这对夫妻谈话,并提醒他们离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例如:如果两人育有子女,要对子女的监护权进行协商,此外还要协商如何分配共同财产。 据报道,此类谈话通常是在完全不同于庄严肃穆的法院的环境内进行的,室内布置了沙发、电视和其他设施。 报道称,鉴于许多地区缺乏劳动力以及人口结构呈现老龄化趋势,中国正在努力增进民众的家庭价值观,并鼓励夫妻生育更多孩子。中国已经发起一场“反离婚”攻势。 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约有400万对夫妻离婚,而在上海等许多大城市,离婚增长率远超过结婚增长率。 中国的法官表示,实施冷静期的目的不是“强迫夫妻们重新生活在一起”,而是为了避免冲动离婚,并确保在不存在家庭暴力的情况下,才会实施冷静期。 报道称,除了“离婚冷静期”,中国的一些地区还采取更多“富有想象力”的措施来避免离婚。 据悉,几个月前该国东部省份江苏省已经开始对打算离婚的夫妻进行亲密关系测试。如果两人得分都较高,相关部门就会劝说他们继续生活在一起。 来源:参考消息

“抢人才”实为“抢人口” 专家预测中国人口面临坍塌

网上图片 2018年毕业季在即,大城市“人才争夺战”也愈演愈烈,送钱、送房、送户口,吸引人才落户的政策优惠力度空前。为此,有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认为,“抢人才”的背后,实则是“抢人口”。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充足的劳动力一直是中国经济的核心竞争优势之一。但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长期低生育率、老龄化加速等问题,中国的人口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巨变。 仅从劳动力的变化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在持续了相当长时期的增长后,在2012年开始进入下行拐点并延续至今,6年来累计减少劳动力超2300万人。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研究教授、携程旅行网联合创始人兼董事局主席梁建章通过研究认为,当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人口成为影响创新力的根本因素,也就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动力的根本因素。 “未来大国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国之间人口政策的竞争。”梁建章说。 人口结构承压 “随着两孩政策全面放开,生育高峰本该出现却没有,说明实际上中国的生育率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低的水平。”梁建章向《中国经营报》记者坦言。 我国于2013年底开始启动实施“单独两孩”“全面两孩”政策。但调整后,新出生人口并未达预期。2017年,我国新出生人口为1723万,2016年则为1786万人,实际出生人口较此前原国家卫计委的预测低了三四百万。 今年以来,各地以落户优惠为主导的“人才争夺战”备受关注,南京、武汉、西安等20多个城市接连出台人才引进政策,送钱、送房、送户口,甚至零门槛落户,吸引人才力度前所未有。在专家看来,这表面是抢人才,实际是抢人口。 另有消息称,菲律宾和中国签署了一项协议,取消中国对菲律宾籍劳工的限制,30万名菲律宾人将到中国就业,其中包括10万名英语教师。 “上述几种情况实际上反映了我国人口形势并不乐观。”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认为。 记者注意到,上述“人才争夺战”的主战场中,不少城市都面临人口结构压力。比如南京的“十三五”人口发展规划提出,南京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缓慢下降,但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却攀升;杭州的老龄化问题同样值得担忧,有预测称,2020年杭州老龄化率将超24%。也就是说,这一水平高于2017年全国老龄化平均水平6个多百分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林宝认为,“人才争夺战”与人口形势的变化关系密切。 普遍的共识是,我国正面临超低生育率和严重老龄化问题。数据显示,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自2013年超过2亿人以来,每年增加1000万人,2017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17.3%,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1982年,这一数字仅为7.63%。 中国的老龄化是伴随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的,但速度更快一些。美国人口老龄化调查报告指出,2015年,全世界老年人口(大于60岁)占世界总人口的8.5%;到2030年,预计这一数字将达到12%;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超过15%。2050年,日本和韩国将成为世界上最老的国家,国民的平均年龄为53岁;中国国民的平均年龄为46岁,比现在的平均年龄大9岁。 不仅如此,近30年来,我国一直居于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目前,按照原国家卫计委的官方说法,2016年我国总和生育率在1.7以上,低于更替水平。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18。 所谓更替生育率,是指为了让一代人的规模大致相仿,需要达到每名妇女平均生育2.1个孩子的生育率。 梁建章认为,随着新出生人口的减少,意味着20~30年后中国的劳动者将大幅降低。在他看来,目前我国总和生育率只有1.4,在接下来的20年里,中国将出现人口的负增长和急速的老龄化。 也有学者对未来人口问题持更悲观的态度。人口学者黄文政认为,中国生育率已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七八年后,人口总量即将负增长;即便全面放开生育,生育率仍将低迷,中国将面临人口坍塌风险。 生育难题 随着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在持续了相当长时期的增长后开始下行,中国的人口红利和抚养比开始迅速逆转。官方数据显示,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1年达到峰值,为9.25亿人,2012年首次锐减345万后逐年减少。到2017年底,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为9.02亿人,累计比2011年减少超2300万人。 很多人口学家也据此判断,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人口红利通常由抚养比来衡量。抚养比是指,在一个社会的人口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小于15岁的儿童以及64岁以上的老人)所对应的劳动年龄(大于15岁且小于64岁)人口的数量。 “抚养比越低,每个劳动者所需要负担的儿童和老年人口数量就越少,因此人均收入就越高,从而导致所谓的人口红利。”梁建章认为,低生育率可以产生人口红利,但只能在短期内产生。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中国的生育率与抚养比在过去30年中产生了剧烈的变化。1985年~2015年,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儿童数目大幅减少,抚养比由44%下降到37%。公开数据显示,从1982年到2000年,再到2015年,中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33.6%,降到22.9%,再降到16.5%。 “未来我国育龄妇女会以每年百分之几的速度减少,而更严峻的是,随着生育成本居高不下,育龄妇女的生育欲望也会快速地减少。” 梁建章说,一些高收入国家以及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低于1.5,这是一个超低的水平。1.5的生育率意味着每一代人比上一代人减少25%。 在李建新看来,人口作为基础和长远的变量,要求决策者制定政策时必须有宏大的格局和眼光。他建议,应该尽快全面放开生育政策。记者注意到,十九大报告提出,“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这为我国生育政策进一步调整留出了想象空间。 “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尽快全面放开生育,政府补贴鼓励生育。”对此,梁建章还比较了世界各国政府补贴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他发现,政府补贴与生育率之间呈正相关。 数据显示,一般的国家拿出GDP的1%到5%鼓励生育,生育率比较高的国家,生育补贴会占到GDP的4%~5%。“中国是不是有这个准备或者有能力去花这么多钱鼓励生育,这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话题。”梁建章坦言。 人口结构影响创新力 “2015年到2040年,中国的抚养比将从37%上升到60%。”梁建章说,抚养比的上升,特别是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将会给养老金和医疗支出带来沉重负担,而这必然又导致更高的税收或更高的退休年龄,从而耗费政府大量资金,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不仅如此,他通过研究发现,当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人口成为影响创新力的根本因素,也就成为经济发展动力的根本因素。“一国人口结构的年轻化对推动创新非常重要,老龄化指数越高的国家,创新指数越低。”梁建章认为,创新力取决于很多因素,但人口因素是最重要的。 梁建章认为,未来的国家竞争,将主要在激烈竞争的创新领域展开。相比而言,人口大国更易获得规模庞大的市场和人才储备,从而在创新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对此,梁建章进一步解释称:首先,人口具有规模效应,即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创新力越强,主要体现在制造业、服务业和创新产业上;其次是聚集效应,人口分布越集中,人际交流就越密切、相互学习越方便,因此,城市越大,创新力越强;再次是年龄结构效应。人口日趋老龄化将导致劳动力短缺、经济活力下降,从而抑制创新。 不仅如此,具体到企业层面,梁建章认为,老龄化导致企业创新活力下降,以及新的创业公司的减少。研究发现,在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有数量较多的新注册企业,但是到了90年代,新注册企业减少,创业活力下降。日本是世界上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国家。二战以后,日本的生育率快速下降,目前生育率为1.3、1.4,即每个妇女只生1.3、1.4个小孩,远低于更替水平。 来源: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