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米言法】当我们在生活中被问到“你是哪里人”时，我们并不常用国家来定义自我。尤其是一些历史悠久的地区，往往用城市或者区域的名称来标识自己的地域身份。哪怕“中国”二字，本出自西周青铜器铭文上的“宅兹中国”， 也仅指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而当时吴越地区尚未纳入西周的势力范围。
面对中华大家庭这种复杂悠久的历史背景，大家有着既各独立又共享的历史记忆，我们应该思考如何架构并调和一个和谐的城市，地区和国家的身份关系，以史为鉴，相辅相成，最终相得益彰。
中国历代地方行政管理长期以县为基本单位，所谓郡县制。汉代时，县之上设有郡，郡与县的数量会随着时代发展而有所调整。整体而言，汉代约有一百多个郡，每个郡通常辖有十至二十个县，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地方治理架构。
以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参考，中国现代地方行政区划的最高层级为省。但“省”作为一个行政机构最早出现在唐代。注意，这里的“省”并非是一个地方的行政机构，而是由中书省、门下省与尚书省组成的唐代中央政府的最高决策机构。此三省分工合作，共同处理国家政务，其整体职能大致相当于汉代一位宰相所掌握的权力。
而今日中文沿用“省”作为地方行政的称谓，其历史可追溯至元代，甚至在金代已见雏形。
当时设立的“行中书省”，源自中央的中书省，即宰相府。“行中书省是由中央宰相府（都省）分出的一个机关驻扎在外面”。后来简称“行省”，最后蜕变成用一个“省”字来表示。
因此，行省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地方自治政府，而是一种设置于地方的中央机关，代表的是中央权力向地方的直接延伸。当朝廷需要加强对某一地区的控制时，便派遣高级官员以行中书省的名义驻守当地，以确保中央政令得以有效执行。对于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而言，这种历史的演变并不令人吃惊。
但是钱穆先生表示，“防止地方割据、强化中央控制，正是行省制度的重要内在逻辑”。 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看，行省的设立主要是出于军事与政治控制的需要。
元代在划分行省辖区时，往往有意打破自然地理与区域文化的完整性，将不同地区交错组合，使各省难以形成完整而独立的政治力量。如此一来，各地既不易联合起来对抗中央，也难以依靠单一区域的资源发动反叛，从而达到巩固中央集权的目的。
颇有意思的是日本还保留着最接近唐代“省”这个行政单位原意的制度，譬如过去的大藏省（后来的财务省），以及外务省，法务省，厚生省等等，均为中央政府部门，而日本的地方行政区划则是我们并不陌生的“都，道，府，县”架构。
中华民国虽然保留“省”的名称，民间也还有本省和外省的称呼，但是依照《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九条，省政府（甚至省主席）和省咨议会均由“行政院院长提请总统任命之”。 不仅如此，“承行政院之命，监督县自治事项省”，可以说“省”回到了作为中央外驻机构，甚至有些御史监察的功能。
第九条的其他款项还规定，“三、县设县议会，县议会议员由县民选举之。四、属于县之立法权，由县议会行之。五、县设县政府，置县长一人，由县民选举之” ，明确了地方民主自治的宪法权力基础。
可见，中华民国有意识到“行省”（中央驻地方机关）和“都省”（中央宰相府）的重叠，透过民主化修宪优化了宪政结构，平衡地方自治，厚县薄省，慢慢将中华民国转变回到“郡县制”，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民国已经实现了一国两制的二元结构。
当然这种二元结构不总是稳定的，海峡两岸关系的紧张，某种程度上也是行省制（中央）和郡县制（地方）之间二元冲突的外在表现。当二元体制出现冲突时，我们应当止戈为武，提升共和制度（两岸均自称Republic），引入并加强法治，通过法庭而非战场，来调和争端，平衡利益，捍卫和平。
在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前提下，促进中央和地方之间更好的合作，开启真正多元的发展与繁荣。
写于民国115年双十
撰文：吉米言 (卑诗公益法律服务社团 Access Pro Bono Society of BC 法律义诊服务总管及资讯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