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强迁航母舰岛与废除电磁弹射，只是特朗普以个人审美对军事体制进行的“美学与技术试验”；那么他于8月13日签署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所抛出的“芬兰模式”，则是直接将手术刀切入华盛顿国防体系最核心的利益心脏。
特朗普试图引进“外国资本与产能”冲击本土军工地头蛇，借此实现他的MAGA宏图，但这场直撼美国体制根基的政治豪赌，究竟能否成功落地？
引入“芬兰模式”刺激本土产能
8月13日，白宫颁布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造船厂先在其母国建造最多两艘舰艇，以迅速填补美国海军的燃眉之急。
备忘录同时规定，在完成首两艘舰艇建造后，外国企业后续的舰艇必须转至美国建造，或取得现有美国船厂的所有权或多数股权；同时需培训美国工人、把造船技术授权给美国船厂，并建立本土供应链。
这一做法短期可借助盟国既有产能缩短美军舰艇交付时间，长期则能将资本、技术及产能引入美国，即意在“先借盟友的鸡，再生美国的蛋”。
这个想法源于特朗普去年10月宣布的计划，美国当时向芬兰订购4艘破冰船供美国海岸警卫队使用，直接借用芬兰在破冰船领域的成熟技术，省去美国自行研发的成本与时间。8月发布的备忘录，正是将此“芬兰模式”（Finland Model）加以沿用并扩大化。
本料生产20艘“星座级”巡防舰
此外，该备忘录更指示国防部兴建美国80多年来首座新建的第5座海军造船厂，并设立部件维修中心以翻新关键潜艇组件，借此提升潜艇与航母的维修产能。特朗普这一套组合拳，本质上是将商业逻辑中“鲶鱼效应”（Catfish Effect）强行楔入国防采购。
所谓“鲶鱼效应”，是指在安逸、停滞或缺乏竞争的组织中，引入强大的竞争对手（鲶鱼）来打破僵局，激发原有成员（沙丁鱼）的危机感与潜能，进而提升整体生产力。放在国防采购上，这正是希望“以外国产能倒逼本土企业”，促使本土国防巨头跟上时代脚步、回应国家实质需求。
美国海军近年在造船方面屡挫，主因是设计过于复杂以及反复修改设计程序，导致成本飙升、工期延误乃至项目取消。最典型的惨痛教训，莫过于海军于2025年底正式宣布终止“星座级”巡防舰（Constellation-class）的大规模建造计划，将原定20艘的宏大蓝图直接腰斩，仅保留前两艘。
其主因正是美国海军在建造过程中频繁变更设计，导致每艘造价从不到9.5亿美元一路攀升至15亿美元，与法、意原型FREMM（欧洲多用途巡防舰）的组件通用性更从85%崩跌至15%，几乎等于重新设计。
更致命的是，修改后的“星座级”巡防舰航速过慢，难以跟上舰队，舰体甚至失去了升级冗余，美国海军即等于花重金建造“生产即过时”的战舰。
《琼斯法案》本旨在保护本土造船业
然而美国造船业这一系列危机的根源，却可追溯至过百年历史的1920年颁布的《琼斯法案》（Jones Act）。该法案规定所有在美国港口之间运输的货物，必须使用在美国建造、悬挂美国国旗、由美国公民拥有并由美国船员操作的船只，旨在保护本土航运与造船业，并在战时提供国防后勤支援。
因为一战结束（1918年）后，美军意识到当时过度依赖外国船队，希望振兴本土造船与航运业，确保战时有足够的后备军民两用船运能量，因而通过这项具有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法案。
《琼斯法案》本意旨在保护本土就业与造船工业，却适得其反地使美国民用商船与造船业彻底失去国际竞争力，全球市占率几近归零。经过数十年的行业萎缩，在长期缺乏民用商船订单的支撑下，全美多数中小型船厂相继倒闭、海事供应链大幅缩减，熟练造船劳工亦出现严重断层。
而民用工业基础与周边供应商的萎缩，亦直接导致美国整体造船业产能不足与工期延误，使海军六大造船项目（航母、潜艇、驱逐舰等）的订单严重积压，进一步推升了建造与维修成本。
美商用船舶产量不如越南菲律宾
据美国加图研究所（CatoInstitute）2025年数据显示，在全球商用船舶产量中，中国位居第一（41,595千吨，以交付总吨位计），南韩与日本紧随其后（分别为21,131和10,116千吨）；而作为全球第二大制造业大国的美国，仅列第19位（25.2千吨），甚至落后于越南与菲律宾。
民用造船业的极度萎缩，直接导致全美造船产能只能全面向国防需求倾斜。受限于《琼斯法案》严禁将军舰交由外国船厂承造的规定，美国海军被迫独自承担整个本土造船业的固定成本与研发开支，不仅推升军舰造价至天价，更引发了建造与维修长期延误的系统性危机。
军工巨头反获“卖家垄断权”
这种高度封闭的政策环境，让舰艇订单几乎被亨廷顿．英格尔斯工业（HII）与通用动力（GD）等少数本土军工巨头完全垄断，进而获得了牢不可破的“卖家垄断权”与保护伞。
以HII旗下的纽波特纽斯造船厂（NewportNewsShipbuilding）为例，作为全美几近唯一能设计、建造与维修核动力航母的企业，此类军工门阀长期掌握着极高的议价权。而海军海上系统司令部等文官体系，亦习惯于在建造过程中不断微调设计、追加预算，形成一套“军工复合体（MIC）绑架国防预算”的体制内利益闭环。
特朗普警告军工门阀勿凌驾美军
对此，今年年初，特朗普签署第14372号行政命令，阻止国防承包商将股票回购及过度的公司分红，凌驾美军的生产能力、技术创新与按时交付产品之上，强调要“将美军战士放在首位”。
与此同时，特朗普亦向国防承包商发出严厉警告，指责部分企业牟取暴利。若相关公司未能采取具体行动，包括限制高层薪酬、加大建厂投资，以及加快产能与装备交付，他将采取相应制裁措施。
特朗普特别点名国防巨头雷神公司（现已更名为RTX），认为其是违规情况最为严重的企业之一，甚至威胁切断政府与该公司的合作关系。资料显示，雷神公司长期从国防合约中获取数以百亿美元计的利润，仅在去年8月，美国国防部才刚授予其一份最高限额达500亿美元、为期20年的装备供应、服务与维修合约。
特朗普欲拆军工利益
其实，作为美国三军统帅的特朗普从修改航母舰岛结构、恢复蒸汽弹射，再到引入“芬兰模式”，借由行政特许权引入外国势力与资本刺激美国本土造船业，无非是向HII、GD乃至洛克希德．马丁等多家国防巨头发出强烈警告：若生产效率低下、交期过长、叫价过高或不合白宫意志，白宫随时有能力绕过传统体制引进外国竞争，强制拆解这条利益盘根错节的国防供应链。
因此，引入“芬兰模式”绝非一时兴起的产物，而是一场精准的“敲山震虎”，意在打破八十多年来对美国军工企业过度保护、却忽略联邦政府效率的弊病。
不过，特朗普这套连环拳的背后，亦深刻折射出“特朗普主义”最具戏剧性的内在悖论：标榜保护本土产业与工人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路线，为了重振美军海军产能，却不得不先将国防订单“外包”给外国造船厂，再借由制造业回流来重振雄风。
特朗普欲“先大破 再大立”
这种“为了实现终极本土化，必须先借力全球化”的矛盾手段，在特朗普眼中不再只是情绪化的宣泄，而是一场打破传统规章、希望透过“先大破，再大立”来实现美国海军制造业乃至军工业重生的策略。
他宁可承担本土工会与国会建制派的反弹，也要强行以极端的商业外包手段，撬动僵化的国防门阀。这不仅是一场关于造船产能的救赎，更是一场商人总统以个人意志对抗“军工复合体”与美方官僚惯性的豪赌。
特朗普这套“以毒攻毒”的豪赌，究竟能否彻底撕开美国造船与军工业的僵局，抑或最终难敌利益门阀与体制惯性的反噬？这场撼动美国国防根基的大局，仍有待时间给出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