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版商的网页上发布的撤销文章的消息
近日，原为德国著学术出版商施普林格（Springer）旗下的期刊《肿瘤生物学》（Tumor Biology）撤下中国医学专家学者107篇医学论文的新闻在中国大陆引起轰动，人们除了对学术造假表示愤慨外，也有中国媒体引用专家、院士的文章，声讨境外杂志掠夺性发表文章损害中国学术声誉，并声称要将这些杂志打入黑名单。 《加拿大都市报》记者发现，在107篇医学论文中，有一篇文章的三名作者署名为多伦多大学。
本报记者 文琪文琪
根据《肿瘤生物学》杂志公布撤下107篇论文的原因是论文作者“编造同行评审意见”（Fraud peer review），这批论文均发表于2012－2016年间，作者多为中国著名机构的医生及医学工作者。而这并非是首次，据澎湃新闻报道，早在2015年8月，施普林格就因发现作者伪造同行评审人信息而撤回过64篇中国作者的论文。目前，施普林格与《肿瘤生物学》已经停止了合作，《肿瘤生物学》的新出版商为赛吉（SAGE）。
涉撤文章作者指责任在“第三者”
《肿瘤生物学》是国际肿瘤和生物标志物协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Oncology and BioMarkers，ISOBM）的官方期刊，之前负责出版《肿瘤生物学》的施普林格传讯总监Renate Bayaz在接受《加拿大都市报》记者专访中承认，“目前107篇因为诚信违规而被撤销的稿件并不是新情况，而是之前在2015年从《肿瘤生物学》撤文章之后，进行更深入的人工调查的结果。撤回这些已发表的文章是因为发现发表流程中所需的同行评审过程被刻意地更改伪造，而同行评审过程是论文质量、科研诚信和重复性研究的重要基石之一。”
对于大批中国学者论文被撤原因，中国《新京报》报道称，此次被撤销论文的大部分作者声称因为使用“第三方机构”进行英文语法修改和语言润色，并通过第三方机构投稿。他们提供了真实的同行评审者姓名，但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第三方中介伪造了评审人的联络邮箱，令编辑以为文章发送给了真正的评审人。
对此种说法，Renate 回应道：施普林格已经联络了涉案的每篇论文的主要作者，并要求主要作者通知所有其他作者。 “有些论文的作者对事件的发生表示道歉，有些也提供了帮助他们处理论文的第三方机构的相关信息。我们注意到有些作者将手稿委托给第三方机构进行语言上的编辑和纠正，但是我们并不清楚这些作者是否知道这些第三方机构使用了假的同行评审。”
施普林格并没有就本报记者提出的“是否会对这些涉及造假同行评审的论文作者作出惩处”的问题给出正面答复。 Renate 称，“我们的目的是纠正已经出版的论文记录，并不是惩罚作者。如果我们发现了作者有损害我们提交流程或同行评审系统的行为，我们就不能保证其提供文章内容的真实性。我们撤销了这些论文用以保证科学记录的真实和完整，这也是遵守出版业伦理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Publishing Ethics，COPE）的宗旨和撤文章准则。但是这些作者所在的相关机构可能会进行他们自己的调查。”
由于《肿瘤生物学》自2016年12月已转手由英国出版商赛吉负责，赛吉的公关经理Katie Baker在接受《加拿大都市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根据出版业伦理委员会的实践指南，我们不会将对曾因同行评审欺诈而被撤文章的作者作任何的’黑名单’记录，他们可以将新的手稿提交到杂志在新的系统中进行审查。然而，不管撤回的论文的学术价值如何，因为这些文章涉及审查欺诈和不当行为，将其重新提交给《肿瘤生物学》是不道德的。”
多伦多大学教授榜上有名
在这107篇被下架的论文中，有一篇论文的3位作者（其中两人是华裔）所在机构显示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加拿大都市报》记者就此向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提出了采访申请。
多大医学院传讯部媒体发言人Heidi Singer在电话采访中指出，目前学校正在调查这件事，不能过多评论，但有几点需要澄清。 “我们注意到这篇论文中的三位作者，是两位教授和一个学生。其中，孙教授和他的研究生是多大的。另一位吕教授是从中国来多大的夏季交换学生，他并不是多大的雇员，但他是这篇论文的主要作者（The lead author or first author）。”
在学术出版方面，主要作者或第一作者通常是指进行相关课题研究的主要贡献者。根据Heidi提供给本报记者关于主要作者定义的相关信息显示，学术著作权的标准在不同学科之间差别很大。在包括自然科学、计算机科学和电气工程的学科中，第一作者通常是撰写和编辑论文的人，共同撰写的合作作者通常对作品的贡献相对较少。有一些学术期刊需要详细说明每个作者的贡献；还有一些只是按照作者名字的首字母顺序排列，而不是通过对文章的贡献程度排名。
多伦多大学研究监督与合规部副主席兼教授Dr.Lorraine Ferris提供给《加拿大都市报》的一份声明中称， “多伦多大学非常重视研究诚信，我们遵循学校的’解决研究不端行为指控框架’（Framework to Address Allegations of Research Misconduct）处理这件事，目前这件事多大正在调查中。”
多伦多华人教授协会首任主席、多大心血管外科教授李仁科在接受《加拿大都市报》专访时称，他对有多大教授、以及多大华裔教授论文被撤回一事不作评论。他声称有与当事人沟通过。
针对中国作者使用第三方机构的做法，李仁科表示他本人也是在这个新闻出来之后才知道有这么回事。 “多大的教授，很少需要用第三方机构去做什么事。既然能在多大做教授，在语言和论文润色方面都不会有问题。像我们这些人都要写很多论文，如果都用第三方，不可能得到教授这个职称。我们华人教授协会里的教授也应该都不会用第三方帮助来完成论文。科学诚信这个事情非常重要。我们这些教授是多大的雇员，一定要按照学校的宗旨来要求自己。在科学上，没有必要做一些不正规的事情。”
“同行评审由”谁指定？
“同行评审”是指在作者投稿后，由刊物主编或编辑邀请具有该专业知识的学者，评议论文的学术质量、提出意见并判定是否在相关刊物发表。在此次撤文章事件中，出现了由作者推荐同行评议人的情况。
多大医学院传讯部媒体发言人Heidi 指出，“根据多大的政策，在论文的审查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同行评审，并不是由学校去监督的。通常是论文需要被第三方去评审，并在这个过程中确认相关的研究结果。”
多伦多华人教授协会首任主席李仁科表示：任何一个科学家或学者把文章送到相关的杂志社时，杂志社里会有一些编辑和副编审在全球范围内选择该论文涉及到的领域的专家，请他们来评估文章。 “我自己是二十几个杂志的评审专家，我也是一些杂志的副编审。有时候杂志社的编辑会发一些文章交给我，我会在全球寻找评审文章的人。有时候他们的一些文章也会发送给我，我根据自己的知识和对文章中研究的领域发表一些看法，决定这篇文章是被杂志接受还是不被接受。”
对于同行评审到底是应该由作者本身推荐，还是投递的杂志社自行选择，李仁科教授表示“送文章去杂志社，作者说选谁去评审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有些杂志会让送文章的作者建议两个人选，比如在这个领域中的专家，可以建议提名。有些杂志的主编或编审如果接受了作者的建议，那么就选择作者推荐的同行评审人。但选择这个评审人完全是编辑或副编审来决定的。作者本身没有权利。”
国际机构歧视“中国学者”？
对于这次被撤文章的论文作者几乎都是有中国背景的，本报记者对施普林格传讯总监Renate 提出“这是否带有歧视性？”，Renate就此回应称“在目前这个状况下的确所有涉事论文的作者都来自中国，但是我们必须强调这个伪造同行评审的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其他国家的作者也有过类似的问题。”
Renate进一步表示，发表学术论文的压力通常是很大的，不止在中国，世界上其他地方的许多国家都是这样的。 “这次的事件中，在中国有证据显示有所谓的’第三方语言润色机构’操纵了同行评审的过程。 ‘研究诚信’也是中国政府当局对科研相关议程和规范极为看重的一方面，过去两年来也采取了重要措施来解决相关问题。施普林格将继续尽最大的努力在学术发表方面为各方提供相关的帮助。”
李仁科教授对本报表示，目前不能因为发生论文撤文章事件就对中国学术界产生偏见。 “中国有很多很多科学家都是很认真地在做科研工作。国内的科学发展是很快的，总不能因为一两个事情就把所有的科学家做的科学相关的事情都说得很黑暗。”
回应指摘：“我们不是掠夺性杂志”
“撤文章事件”发生后，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原教授发表了一篇题为《应该尽快公布“掠夺性期刊”黑名单》的文章，江教授在文章中建议中国有关部门应加紧调查速度，净化国人学术论文发表的平台。他提议，中国作者在掠夺性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不应算作学术成果；所付的出版费也不应在相关机构的科研经费中报销。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也撰文表示，出版商方面审稿不严，为了获得高额出版费，先收钱发文章，出了问题再秋后算账撤文章的行为也应受到打击和监管。
而据新京报报道，4月18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书记处书记王春法在北京会见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安诺杰（Arnout Jacobs），双方就撤文章事件进行交流，并对事件中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暴露的内部管理漏洞、撤文章是否只针对中国作者、共同打击第三方中介、加强出版诚信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达成共识。王春法指出，作者和第三方中介确实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但2015年撤文章事件发生后，出版集团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安诺杰就此强调，此次事件并非针对中国。出版集团确实存在期刊编辑对评审专家信息、评审专家评审意见审核不严格等问题，正在积极采取相应措施完善工作流程。出版集团愿意加强与中国科协的合作，营造良好的科技期刊出版诚信环境。
施普林格的传讯经理Elizabeth Hawkins在接受《加拿大都市报》专访时，针对李连达院士关于了“掠夺性”杂志的撰文作出回应。 Elizabeth称，在被撤文章的107篇论文中，没有一个作者向《肿瘤生物学》付过任何形式的费用。 “我们要强调《肿瘤生物学》不是一本’掠夺性杂志’。我们出版的根本原则是基于信任，如果有人试图刻意利用这个信任系统，可能会成功。但是我们有责任确定问题的所在，并在有疑虑提出时尽快作出负责的反应。”
同时，出版商赛吉的公关经理Katie也回应本报记者称，“赛吉不接受《肿瘤生物学》是’掠夺性杂志’这种毫无根据的指责。《肿瘤生物学》是医学领域备受推崇的杂志，为临床和癌症研究的讨论和辩论提供了核心平台。”
Elizabeth还对“掠夺性期刊”给出专业的定义。她称，“掠夺性期刊是不管文章的科研质量如何，只要作者对期刊付费，就可以发表论文。这些文章可能没有同行评审的环节。这些掠夺性期刊通常是开放性的（Open Access），并不断发送恭维的邮件吸引潜在作者，以确保快速的出版。这些期刊通常与完善、专业的期刊具有完全相同或非常相似的名字。施普林格建议作者应仔细评估是否应该参考和使用这些掠夺性杂志。出版业伦理委员会提供了帮助大家选择可信期刊进行研究和发表的指导方针，可以登录http://thinkchecksubmit.org/查看。”
Elizabeth进一步表示，科学研究的质量和诚信是施普林格最重要的看重点。 “学术出版过程涉及许多不同方面：作者、编辑、出版社、专业协会等。学术的出版是呼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以保持科学研究的完整性。施普林格作为出版商负责确保出版流程尽可能的顺利和符合规范标准，并通过研发创新的工具解决新的挑战。”
针对李连达院士提出的出版商内部的管理漏洞问题，Elizabeth坚称，“期刊管理系统没有漏洞，包括同行评议。然而，同行评审这个过程本身，例如，在同行评审员的选择上可能会更加严格。我们期刊的编辑已经受到了提醒，我们也正在试用改进过的新验证程序。施普林格有责任与我们的期刊编辑合作，以保护研究文献的完整性。因此，我们有义务提醒我们的期刊编辑，改进需要的工作流程，并纠正文献。”
在论文被撤销事件发生后，提及对《肿瘤生物学》的出刊是否有任何影响，Katie称，赛吉对国际肿瘤和生物标志物协会（ISOBM）有足够的信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