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社区人人自危
撰文 张殷睿
1940年9月底，多伦多东欧族裔社区的居民们惶惶不可终日。他们用沉重的家具抵住家门，睡觉时枕边也少不了木棍之类的武器用于防身。就在那之前的几天，一个名叫John Kluk，据传刚刚从萨省一家精神病院逃出的病人开枪将两名东欧人打成一死一伤，事件令东欧裔社区惶恐。
▲受害人Borisevich 1940年9月 多伦多星报
疑凶Kluk看来并不具有威胁
根据警探Douglas Marshall的描述，酗酒成性的波兰裔嫌疑人John Kluk年约30岁，刚从萨省North Battleford精神病院逃出。他很有可能藏身于多伦多皇后西街的乌克兰 / 波兰族裔社区，寻找他在祖国曾经认识的故人。
最可怕的是，他的精神状态很可能致使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全无所知。
▲John Kluk出没的居民区 1935年8月
枪杀尽心款待他的老友
上世纪初，加拿大联邦政府从东欧引入大批移民，帮助西部的农场业和包括多伦多等大城市在内的工业发展。尽管经济大萧条时期加拿大已经不再引入移民，但上世纪40年代，多伦多城区的东欧社区人口已经非常饱和。根据1940年不完全记录的人口普查数据，多伦多拥有至少近12万非英裔移民。在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之下，东欧新移民往往被视为和土生土长加拿大人抢饭碗的对象，很多时候他们往往只能选择抱团取暖，互相照应。因此，John Kluk投奔同乡并非一件超乎寻常的事。加上他只有一米七的身高，身材并不魁梧，并不会被视为威胁。
果不其然，1940年9月20日，Kluk来到自己在故国波兰曾经认识的友人John Plachetko位于 Augusta街的家。Plachetko夫妇对他尽心款待，不想次日一场争执中，Kluk开枪将John Plachetko打成重伤之后逃之夭夭。数日之后，Plachetko伤重不治。验尸报告显示子弹从他的颈部进入，在他体内造成5处致命伤。
▲位于63 Mitchell Avenue的民宅
1940年9月23日，54岁的一战波兰裔退伍军人Arte Borisevich在Turner街的家中被Kluk枪杀。目击者们表示，Borisevich在去酒店饮酒的路上遇见了Kluk。虽然两人之前并不相识，但是善意地邀请Kluk同饮。三杯酒下肚之后，Kluk意犹未尽，在遭到Borisevich拒绝之后尾随其后，在他的家中近距离开枪将他打死。行凶后，Kluk向Adelaide街的方面逃窜而去。
之后几天的媒体报道中，Kluk俨然已经被描述称一名“嗜血狂人”。于是多伦多警方悬赏200元，开始了一场全市范围的追捕。9月23日到24日的短短一天不到的时间里，多伦多警察倾城出动，就连铁路警察也加入了搜捕的大队伍。
疑凶藏身马厩
9月24日，警方根据一条市民线索，赶赴Niagara街的Charles Priolo家中。当天下午约5点，Priolo家的女主人正在厨房削土豆，一个满脸胡须的男人突然闯入，向她要酒喝。Priolo夫人随即拿起手中的刀试图保护自己。与此同时，站在二楼的Charles Priolo向楼下的Kluk断喝，让他“离开这里“。而他们16岁的女儿Ida飞速地跑出去打电话报警。
数日以来的终日人心惶惶，突然戏剧性地嘎然而止。闻讯而来的两名年轻警员在Adelaide和Niagra两街交界的一条小巷中和John Kluk狭路相逢。尽管警员们早已接到命令如果遇到顽抗便可以开枪，但是Kluk看似并没有丝毫负隅顽抗的意思，并且对他的所作所为供认不讳，在他被捕的时候身上仍然装有那把装有子弹的手枪。
▲John Kluk藏身的居民区
Kluk被捕后告诉警察，在逃窜的这两天两夜，他就藏身于附近的一处马厩。而对于手枪的来历，他始终含糊其辞。
尽管被捕时曾经招供罪行，但是之后在警局的对话中，除了颠三倒四的话语，Kluk始终没有交代任何案情。
1940年10月，面临两项谋杀指控的John Kluk首次出庭。Kluk身着灰色旧夹克、绿色毛衣和破烂的运动鞋，始终一言不发。作为其代言人，Kluk的律师John Grudeff提出了“因精神失常，不负刑事责任”。尽管公诉人的医生提出异议，但是两名被告方的医生均作证表示被告的确存在精神问题。最终于1941年2月3日，被告John Kluk被判精神失常，而被送往精神病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