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岛评论】加国维和时代退场 敌对地缘中战略重排

【世道仁心】7月17日（周五），加拿大国防部发新闻稿，宣布将关闭4个海外任务，包括撤出刚果、科索沃、塞浦路斯及南苏丹的任务，并缩减在埃及的非联合国部队承诺。

消息低调得近乎刻意，但背后的意涵却十分明确：加拿大正在调整其海外安全角色，而联合国维和已不再是核心。这并非孤立的政策动作，而是在更敌对、更碎片化的国际环境中，逐步完成的一场战略转向。

我国曾以维和闻名于世，如今却悄然退场，反映政府对世界局势的重新判读，重排国家安全的优先顺序。

对维和投入非突然终结

我国维和传统源于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时任外交部长皮尔逊（Lester Pearson）提出建立联合国紧急部队的构想，促成了首支真正意义上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协助化解危机，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此后数十年间，加拿大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逐渐形成以外交及多边合作维持和平的中等强国形象。

1990年代初，加拿大在联合国旗下服役的维和人员（包括军人、警察与文职）一度接近4,000人，是维和参与的高峰。此后人数一路下降，2010年代中期仅约百人，近年更跌至不足30人。2026年4月，加拿大只有27名制服人员参与联合国维和，排名第66位；按照最新缩编计划，外界估计撤编后排名将跌至约100位。

我国对维和的投入并非突然终结，而是逐步淡出。退场亦不是对维和理念的否定，而是对世界现实的回应。

传统维和愈来愈难做

俄乌战争使欧洲回到大国军事对抗的阴影；中东局势反复升温，牵动能源与航运安全；中国对台湾及南中国海一带国家的战略摩擦持续；北极则因气候变化、航道开放及资源竞争，逐渐成为俄罗斯、中国与西方国家竞争的新空间。国际政治正在由危机管理，转向更强调威慑、防卫与军事准备。

维和并不是单纯派兵到冲突地区，通常需要基本停火、交战各方作出一定程度的妥协，腾出中立的政治空间。但现时的冲突往往涉及多个武装团体、外部势力及大国代理竞争，连联合国安理会亦受到大国分歧制约。

随着二战以来的国际秩序逐渐脆弱，维和的代价和效果近年愈来愈受质疑。维和任务变得更复杂、更危险，也更难达到明确成果。在这样的世界里，维和自然退居次位。

防务安全优先顺序重排

2024年的国防政策更新文件《Our North, Strong and Free》中，联邦政府已为国防策略定调，也让维和的退场更具制度化。

从政策内容及资源配置看，其核心逻辑十分清楚：首先强化加拿大本土防卫，包括北方领土、网路安全，及应对国内灾害。其次确保北美安全，包括升级北美空防司令部 (NORAD)与强化北极主权。其后是支援海外盟友，主要聚焦于北约架构与新兴的印太战略。跟着是继续对全球稳定作出贡献，包括维和。

维和仍在政策中，但在有限军力之下，北约及盟友防卫的优先性明显提高。

从“维和国度”到“安全伙伴”

加拿大最新一轮维和缩编，反映的是一场更深层的战略转向：从以维和与多边外交投射影响力，转向以联盟、军事能力与战略伙伴关系建构安全。

长期以来，维和一直是加拿大向“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及发展中国家，展示多边主义形象的重要渠道。当加拿大由“维和典范”逐渐转向“西方安全体系中的可靠伙伴”，其外交身份也可能失去部分独特性。

这并不是说加拿大放弃全球南方，更不意味维和没有价值，而是两者在国家战略中的比重下降。

维持“西方盟友”以外的声望

这种转向，可能令加拿大更受美国及北约盟友重视，却也带来新的问题：当国防硬实力成为外交影响力的重要基础，加拿大如何维持过去在全球南方累积的道德声望及多边角色？

维和退场不只是军事任务的缩减，更是一场国家战略身份的重整。在火药味渐浓的地缘格局下，我国选择更符合当前安全环境的道路，但真正的考验，是在成为盟友更可靠的安全伙伴之余，能否仍然保留一个不只是“西方盟友”的加拿大。

文：廖长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