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道仁心】由于Cowichan Tribes土地权案件近年备受关注，不少民众担心永久业权（freehold property）会否受到原住民土地权申索影响，《原住民权利宣言法》（DRIPA）因而成为卑诗省政坛的重要争议。省新民主党及绿党主张保留，卑诗保守党则主张废除。
然而，DRIPA是否存在，并非问题根源。与安省等其他省份相比，卑诗目前面对的其实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至今仍未完全处理的土地问题。
合作框架还是法律风险？
支持者认为，DRIPA为原住民与政府合作及推动和解提供制度框架；反对者则认为，它模糊政府与原住民决策权的界线，增加业主、投资者及企业面对的不确定性。
问题是：废除DRIPA，是否就能解决原住民土地权诉讼所引发的争议？是否就能消除公众对私人业权受到影响的疑虑？
为社会提供法律确定性
废除DRIPA，确实会拆除卑诗省落实《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利宣言》（UNDRIP）的一个重要法律框架，也可能改变政府制定政策及作出部分行政决定方式；但仍不能抹去加拿大宪法保障的原住民权利，不会推翻既有法院判例，更不会自动终止正在进行中的Cowichan案诉讼。
因此，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并非“保留还是废除DRIPA”，而是如何在尊重宪法保障权利的同时，为业主、投资者及整个社会提供更大的法律确定性。
当年省议会一致通过
DRIPA并不能简化为某个左翼政府的政治实验。
2019年，卑诗省议会一致通过DRIPA。虽然法案由新民主党政府提出，但当时自由党和绿党亦投赞成票。换言之，法案反映的是当时朝野普遍认同“和解”应成为公共政策方向的共识。
法案目的在于把UNDRIP作为推动和解的框架，要求省政府逐步检视法律、制定行动计划及定期提交进度报告，并容许政府在部分范畴与原住民政府建立共同决策机制。
除了政治理念外，现实考量亦十分明显。随着越来越多原住民权利争议进入法庭，政府希望透过制度化合作与谈判减少冲突，而非每次均依靠冗长而昂贵的诉讼程序处理。
原住民土地权源自宪法
公共讨论中常见的误解，是将DRIPA与原住民土地权直接划上等号。
事实上，在2019年DRIPA通过之前，加拿大法院已透过数十年判例，累积起一套有关原住民权利及土地权的法律原则。而相关权利的真正法律基础，来自《1982年宪法法案》第35条所确认及保障的原住民权利和条约权利。
有宪法地位，意味这些权利并不依赖任何普通法例而存在，也不可能因为省议会废除一项省级法案而消失。
再加上加拿大法院多年来透过一系列重要案例逐步建立相关法理。例如Calder案，加拿大最高法院首次明确承认原住民土地权在加拿大法律中具独立地位；Delgamuukw案进一步说明土地权的法律测试标准及涵义；Haida Nation案确立了政府在涉及原住民权益时的“咨询义务”。2014年的Tsilhqot’in Nation案，加拿大最高法院更首次正式确认具体土地上的原住民土地权。
须经上诉改变判决结果
即使是Cowichan案，也是早于2014年提出诉讼，其法律基础是宪法与相关土地权法理。因此，即使省政府废除DRIPA，也不会自动终止诉讼，不会推翻法院裁决，更不会直接解决涉及的土地权问题。如要改变判决结果，仍须透过上诉等正式法律程序。
至于土地权与现有业权如何协调，最终仍可能需要透过法院裁决、谈判和解或其他合法安排处理。
政治上，DRIPA与业权争议常被放在同一场辩论；法律上，两者其实并非同一问题。
为何卑诗与安省不同？
如果问题根源是《宪法》第35条和历年判例，那么为何同样受宪法约束的安省，较少出现类似Cowichan案引发的业权焦虑？
关键在于历史土地安排。安省大部分地区受到历史条约涵盖，许多土地争议主要涉及条约承诺是否履行、补偿安排或保留地问题。虽然争议依然存在，但至少有既存条约框架作为基础。
卑诗的情况则截然不同。除了少数历史及现代条约地区外，大部分土地从未借由条约完成权利厘清。当法庭审理土地权申索时，往往必须直接面对历史占用、公地及现有业权之间的法律关系。
正视未完成的历史功课
Cowichan案之所以复杂，原因并不只是原住民权利本身，而是卑诗长期未完成处理的土地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目前围绕DRIPA的政治争论，很可能放错了焦点。因为无论支持还是反对DRIPA，都无法逃避同一个现实：卑诗最终仍须面对原住民土地权与现有业权之间的关系，并为相关争议寻求清晰而稳定的解决方案。
因此，卑诗需要的不只是“废不废DRIPA”的政治口号，而是具体回答几个更重要的问题：如何厘清土地权与私人业权的法律关系；如何通过谈判和法律程序减少冲突，以及如何在尊重宪法权利的同时，为业主、投资者和社会提供更大的法律确定性。这些才是真正衡量政策主张是否可行的标准。
文：廖长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