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正经历著一个充满愤怒的秋天。这场始于校园的抗议活动，如今已演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矛头直指资源不均、社会分化及总统马克龙（Macron）的政策失误。面对如今的失控局势，政府将矛头指向暴力极端分子；右翼人士归咎于伊斯兰主义及不受控制的移民；左翼人士则强烈批评警察暴力执法，不过大家都默契地不愿面对教育问题这个历史死结。
教育资源严重匮乏 设施破败
法国是次全国大范围动乱起于9月17日，巴黎东南郊克雷泰伊（Créteil）的圣修伯里高中（Lycée Saint-Exupéry）学生率先发起封锁校园行动。学生抗议的核心原是校方严重缺乏人手，不仅老师经常缺课、代课老师不足，甚至连校长都没有。
而这并非单一学校个案，《时代》杂志引述法国教育部调查指出，因人手短缺2024至2025学年公立中学约有10%课堂未能如期进行。更有学生向英媒、法媒透露，他们一个班才35人，但却面临椅子、厕所不足、教室漏水及夏天缺乏降温设备等问题。网上甚至有影片显示，有校舍甚至出现蟑螂、老鼠及破窗。
其实2025年法国教育总支出达到1992亿欧元，占GDP的6.7%，在欧洲国家中已算是名列前茅。但尽管如此，法国公立学校却仍面对教育资源捉襟见肘之惨况。
1/3教育预算用于公务员养老金
其因在于，有不少教育资源并非“花在刀口上”。法国政府最近的一份预算报告显示，教育部有近1/3（32%）的预算，约有285亿欧元用于支付退休公务员养老金，从而挤压教育等支出。难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Paul Krugman）写道，“法国实际上是在以牺牲其他所有人的利益为代价，向老年人发放巨额补贴。因此，全国爆发大规模学生示威游行也就不足为奇了。”
法国政府债台高筑多年
那么为何法国不再拨更多钱在教育上？因为政府早已债台高筑，今年6月底法国公共债务已飙升至逾3.5万亿欧元，占GDP约117.5%，创下二战结束以来最高纪录。此外，法国自1974年后便未曾实现财政盈余，每年预算赤字超过GDP的5%已成常态。为应对庞大的国家开支，法国长期奉行高税收政策，惟这亦遗憾地并未能提升公共服务之品质；加之经济成长持续低迷，最终令国家陷入“无钱可用、加税无门、减支引怒”的恶性循环。
然而，当政府试图压缩赤字、控制债务增长而推行改革或削减开支时，从退休人士、农民到高中生等各大利益群体均不愿退让，随即引发广泛的社会反弹与大规模街头抗争。毕竟这块“利益蛋糕”如何重新分配，总有人分得比以往更少，“由奢入俭”并非易事。
教育集中于中产 富人
除了社会资源未有向教育本身倾斜，学生更不满的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教育资源分配失衡。法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资源高度集中于巴黎市内。
富裕与贫穷地区之间、优质名校与弱势郊区学校的差距相当显著，跻身顶尖大学与精英网络的机会亦深受社会阶层限制。中产及富人子弟却能往往能顺利入读意味着高薪与权力的“大学校”（Grandes Écoles，即精英学校），但这条向上流动的途径对弱势学生而言却是此路不通。本应作为“翻身工具”的教育，反而变相成了社会阶级固化之枷锁。
这批年轻人成长于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共和理想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但其种族、出身家庭、社会背景却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他们的出路与未来，也成为本次怒火街头之原因之一。
“Banlieue”频成骚乱火药桶
例如本次运动的起点就是位于克雷泰伊（Créteil）的一间中学，该社区属于一个典型的工人阶级与移民家庭聚居而成的巴黎郊区（Banlieue）。一般而言，“郊区”学校所获之经费相对匮乏，学习环境和资源与巴黎市区之学校相比亦有较大差距。
“Banlieue”字面意为法文中的“郊区”，特指大城市外围的集体住宅区与边缘化社区。二战后随着工业化及外来劳工涌入，巴黎和其他大城市之市郊快速兴建了大批高密度的巨型廉租屋公宅（HLM），许多来自前法国殖民地（如北非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新移民在此定居。
数十年来，“Banlieue”的深层困境演变成法国最棘手的制度性矛盾；在社会语境中，它更逐渐成为“贫困、少数族裔、治安差”的代名词，在过去屡次成为引爆全国性骚乱的火药桶。
二战历史包袱下的治理盲区
然而，法国政府为何始终无法对此“社会顽疾”对症下药？根源在于其政策与法律限制。
根据1978年1月6日颁布的第78-17号《资讯、档案与自由法》（Loi Informatique et Libertés）以及宪法中的“共和国平等与色盲原则”（Color-blindness），政府被严格禁止在人口普查或行政调查中收集有关肤色、种族或宗教背景的个人数据。
这项法律源于二战期间维希傀儡政权（Vichy France）与纳粹合作的耻辱历史，当时犹太人被强制贴上标签并送往集中营，因此战后法国极力避免任何基于身份与种族的区分。
这项政策虽在某种程度上防止少数族裔被标签化，但亦导致政府无法精确了解少数族裔在就业、种族、住房与教育等方面所遭遇的系统性不平等，陷入“看不到问题，就等于问题不存在”的治理盲区。这好比医生无法掌握病人的具体病症与剂量，自然无从施药，最终全国近1,500个“Banlieue”（郊区）、超过500万居民成为国家治理的一大痛点。
街头暴力传统再现
深层的制度顽疾与经济困境叠加，最终让火头在今秋彻底爆发。自9月中起，学生家长、工会、自感被政客抛弃的民众等多方人员因应社会焦虑、经济下行等因素先后响应学生示威，令单纯的校园抗争迅速扩大为针对通胀、低薪及公共服务缩减的全国性怒潮。
这种从校园蔓延至全社会的街头动员，对法国而言并不陌生，甚至可谓一种古老的政治习惯。自1789年、1830年、1848年 及 1870年的历次革命以来，法国便奠定了这股抗争基因。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者丹东（Georges Danton）、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再到国歌《马赛曲》副歌高唱“拿起武器，公民们！”（Aux armes, citoyens!），无不充斥着鼓吹抗争的色彩。
即便是当下，农民亦屡屡在香榭丽舍大道倾倒肥料、粪便或焚烧干草以表达不满。因此在法国的政治传统中，“街头”（la rue）长期被视为体制外的“第四权”，成为民众向政府施压与表达不满的关键阵地。
综观而言，从1789年的革命火焰，到今日的“打砸抢烧”与焚烧古蹟，抗争与暴力早已深刻渗入法国的政治基因。然而，当街头暴力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惯用手段，政府却依然沉溺于抽象的历史原则、政治理论，而继续无视郊区的系统性困境、教育资源匮乏、阶层固化时，这种由学生发起、再到全社会响应的怒潮暴乱，便绝不会是最后一次。
若法国无法彻底打破治理盲区，街头的火种或会暂时熄灭，但积压的不满情绪极可能很快再次被点燃——而这股源自街头的怒火，终将吞噬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引以为傲的繁荣与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