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9日，广东深圳的一个实验室内，胚胎在显微镜下接受注射。 （图片来源：第一财经）
“基因编辑婴儿诞生”的消息，引发舆论轩然大波。
昨天，“知识分子”在微博发布“科学家联合声明”，对此项研究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声明指出——“这项所谓研究的生物医学伦理审查形同虚设。直接进行人体实验，只能用疯狂形容。”本次联合声明由122位科学家共同签署，其中，有9位浙江大学的学者。钱江晚报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几位签名表示反对的浙大学者。
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王立铭，则紧急发声，在“得到”APP撰文，解释为什么科学界如此气愤、这件事到底有多不靠谱、为什么绝对不能原谅。
大家都要很慎重考虑该怎么办
“如今还在对这件事情进行调查，如果调查结果是真的话，我是反对的。”浙大医学院神经科学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马欢说。
浙大医学院的汪浩教授，也在联署声明之列。据浙江大学官方资料显示，汪浩曾在国际著名的转基因小鼠基地——美国杰克逊实验室进行博士后研究。
“因为CRISPR基因编辑技术虽然是比较成熟的基因编辑技术，但可能存在脱靶问题，也就是说具有潜在的风险，并不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这是一把双刃剑。”汪浩认为，因为潜在的危险，如今这项技术还没有准备好被使用在人类身上。
在汪浩看来，这个事情在伦理上是通不过的，“因为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可能带来不可预测的基因变化。”汪浩举例说，这种编辑可能会在其他基因区域产生一些不可知的基因序列的变化，“直接做人的基因操控是非常危险的，以后她们还要结婚生孩子，这些不确定的可遗传的遗传物质会遗传下去，混入人类的基因池。”
所以，汪浩认为，这种先例是不能开的，“大家一定要抵制、要反对，也呼吁法律机构介入，大家都要很慎重考虑该怎么办？我们联署声明，是希望有关部门可以重视这件事情?。”
浙大医学院的孙秉贵教授，上午就看到了这个新闻，表示反对，所以就在联署声明上签了名。孙秉贵的研究方向是神经生物学，他呼吁，法律法规上，对这样的事件，一定要严格。
正如联署声明里写的：“国家一定要迅速立法严格监管，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我们可能还有一线机会在不可挽回前，关上它。”这，也是孙秉贵和所有署名科学家的期望。
为什么科学界如此气愤
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王立铭，第一时间在“得到”APP撰文，解释为什么科学界如此气愤、这件事到底有多不靠谱、为什么绝对不能原谅。王立铭在文中指出，这条消息让他个人非常愤怒。
“我算是一个比较熟悉基因编辑领域的生物学家，2016年年初还出版了一本书专门解读基因编辑技术，书名叫《上帝的手术刀》。这项技术现在仍然充满未知风险。所以我认为，目前就在人类个体身上尝试高风险、又几乎没有任何健康好处的研究，不光是不科学的，更是不道德的。这是对人类尊严和科学精神的践踏。通过基因编辑的办法给孩子提前做好艾滋病预防，又有何不妥呢？我的回答是，非常不妥！不可原谅！”
王立铭在文中强调，“基因编辑技术至今仍然是在蓬勃发展和快速推进的前沿生物学技术，就算是目前被广泛研究和应用的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也仍然有许多根深蒂固的风险没有得到解决。”
“这些接受了基因编辑的孩子，他们身体内携带的、被修改过的基因，将会慢慢融入整个人类群体，成为人类基因库的一部分。这里面当然也包括可能被基因编辑操作脱靶误伤的那些基因。从这个角度说，这项基因编辑操作的最坏风险是不可控的。人类可能需要很多年、很多代才会发现其后果。”
最后，王立铭指出，“在我看来，强大的基因编辑技术进入人类世界，帮助我们战胜病痛，甚至是让自己更健康，可能都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但是这项技术的边界到底在哪里？这项技术打开的到底是潘多拉魔盒，还是阿拉丁的神灯？在今天这个注定要永载史册的日子，我请你和我一起好好思考。”
临床专家们是怎么看待世界首例艾滋病免疫基因编辑婴儿的？
钱江晚报记者为此采访了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常委、浙江省医学会计划生育与生殖医学分会主任委员、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副院长兼妇产科主任、生殖中心主任张松英教授。
“在我们业内，今天一直在讨论这个话题。大家对这一技术应用于编辑人类胚胎整体持批评态度。”张松英说，她将“中国生殖生物学”微信群里的观点做了汇总：
1）基因编辑技术在不能保证100%不出错（或者脱靶问题）之前，伦理上是不可以用于人的；
2）对健康胚胎进行CCR5编辑是不理智的、不道德的，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中国人的CCR5是可以完全缺失的；
3）CCR5对人体免疫细胞的功能是重要的，基因编辑后续是否产生免疫功能异常或者其他器官功能异常并不可知；
4）由于艾滋病毒的高变性，还有其它的受体可以结合，CCR5基因敲除，也无法完全阻断艾滋病毒感染；
5）现在母婴阻断技术非常有效，高达98%以上，可以阻止新生儿不被艾滋感染；
6）HIV感染的父亲，和健康的母亲，100%可以生个健康和可爱的孩子，根本无需进行CCR5编辑。
“这不是动物实验，这是人体实验，在没有确保有效控制副作用的情况下进行这样的实验，不谨慎！”张松英说，在目前广泛运用的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上，也可以通过“人工干预”的方法使得下一代宝宝拥有健康基因，但这并不是进行基因编辑，况且它是在技术成熟、国际认可且没有副作用的情况下进行的。
“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是获取夫妇的精子和卵子，受精后结合成胚胎，培养至囊胚阶段，吸取数个滋养外胚层细胞进行遗传学检测，选择合适的胚胎植入子宫腔内。”张松英说，该技术并没有对胚胎基因进行干预，而是针对特定遗传性状进行检测筛选出目前认为适宜妊娠的胚胎，因此在伦理角度和技术层面没有问题。
“这个项目，我不会投赞成票”
专访中国国家基因库伦理委员会委员祁鸣教授
“如果这个项目进入我们所在的伦理专家委员会审核，我不会投赞成票。”中国国家基因库伦理委员会委员祁鸣教授说。
祁鸣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以及附属邵逸夫医院的生殖中心教授。作为全国知名的基因学专家，他对轰动医学界的“世界首例艾滋病免疫基因编辑婴儿”是怎么看待的？
祁鸣告诉钱江晚报记者，该项目用到的CRISPR基因编辑技术也被称为“基因魔剪”，难度很高，在美国目前是被禁止在人类胚胎中使用的。而在中国，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对它禁止或是许可。“按照‘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原则，这项技术的使用在程序上并没有问题。”祁鸣说，而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存在于伦理上。
基因编辑技术有缺陷
可能会误伤好的基因
为什么作为中国国家基因库伦理委员会委员的祁鸣并不赞成“艾滋病免疫基因编辑”？
“从我的角度，我会有几点考虑。”祁鸣说，首先，贺建奎教授选择了艾滋病作为基因编辑对象，并不合适。这并不是一种最合适的病种。
祁鸣说，从伦理角度考虑，类似的技术在运用时必须考虑获益与风险，“获益一定要很大，而风险一定要很小，最好是不增加新的风险”。而对于艾滋病这个疾病，在现代医学中，已经有很多安全有效的阻断方法，使得父母在皆为艾滋病人的情况下，生下健康宝宝，并不需要通过基因编辑的技术，让下一代免于艾滋病的侵扰。
目前积累的数据并不能保证这样的基因编辑没有产生副作用。
为什么有副作用的产生，要从基因编辑技术说起。“简单来说，就是纠正基因的缺陷，过去的技术相当于往敌人的阵地扔出一大堆炸弹，把坏的基因炸死就算成功了。而现在的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更精准了，比如能对付‘有缺点的好人’。”祁鸣说，即便如此，目前的“基因魔剪”还是有“脱靶”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基因炸弹在轰炸的时候，误伤到了好基因。
这样的副作用产生了上世纪90年代悲剧事件，那时的基因治疗刚刚开始，在美国，通过基因治疗技术治好了几位有严重先天性免疫缺陷的孩子。如果没有这样的治疗，他们从出生之后就必须生活在无菌培养箱里，否则会立刻感染各种疾病。
可几年之后，接受治疗的11位孩子中有七八位得了白血病，人们这才意识到基因治疗可能会带来各种无法掌控的负面影响，在精细又繁复的基因当中，任何一点小小的变化都有可能带来蝴蝶效应，造成严重后果。
记者了解到，脱靶带来的错误编辑还会传给后代。
观察基因治疗是否生效比较容易
要观察副作用则需要很长时间
在祁鸣教授的实验室中，“基因魔剪”的技术正在被运用在小鼠身上。“我们做动物实验，是希望纠正先天性失明的基因。”祁鸣说，在2012年，他和团队成功发现了一种导致新生儿先天性失明的基因缺陷。为了让携带这些基因的孩子见到五彩缤纷的世界，就需要改变这个有缺陷的基因。
“现在小鼠的实验，已经能让它们的视力改善了。下一步，我们的重点就是观察这会不会导致其他毛病。”祁鸣说，观察基因治疗是否生效相对比较容易，而要观察副作用，则需要长得多的时间。这也是他并不赞成“艾滋病免疫基因编辑婴儿”这项实验的原因。“在没法保证副作用降到最低的情况下，选择了艾滋病这一种可以被其他有效阻断、预防的疾病进行基因编辑要冒很大风险。如果选择先天性免疫缺陷等容易致死或是让病人很痛苦又没有其他方法改善的疾病，也许我会从伦理层面赞同优先进行实验。”
钱报记者了解到，“基因编辑婴儿”指的是利用CRISPR基因编辑技术修改受精卵或早期胚胎的基因。之所以被称为世界首例，是因为此前研究者所做的都是针对已经带有致病基因的废弃胚胎进行的，修订后并没有让其继续发育成长。而让本来健康的胚胎按照父母或研究者的意愿来修改特定基因，让其完全发育直到诞生，这是第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