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报道
有华人申请中国父母来加团聚，但由于父亲被发现染上爱滋病而申请被拒，移民上诉仲裁庭（Immigration Appeal Division，IAD）审裁官去年驳回有关上诉时，更谴责申请人父亲因有外遇染上爱滋病是“道德标准宽松”（loose morals）。最终联邦法院要求仲裁庭重审案件，并斥责审裁官审理上诉时充当“道德警察”，强调当事人的道德品格与团聚申请毫无关连。
事主为化名A.B.的62岁中国籍男子，他的两名女儿拥有加籍，正居住渥太华，其中一名女儿于2009年申请A.B.及母亲来加团聚，但A.B.接受身体检查时被证实对爱滋病毒HIV呈阳性反应，移民部官员逐于2013年通知申请人，A.B.的身体状况可能增加加国医疗系统压力。虽然申请人回复指愿意承担A.B.的爱滋病医药费，同时要求以人道理由接纳申请，但移民部仍于2014年否决A.B.的来加与女儿团聚。
申请人于是把个案上诉至加拿大移民及难民局（IRB）辖下移民上诉仲裁庭，上诉书指A.B.因爱滋病患而在中国饱受歧视，但IAD去年仍维持移民部裁决，认为没有充足人道理由通过申请。
IAD审裁官斯特林 （Michael Sterlin）在裁决中称：“这名病人道德标准宽松，是透过性接触感染爱滋病的关键原因，事实上这名父亲确实是因为外遇而染上爱滋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名父亲要到审裁小组直接询问染病原因才从实招来。”
斯特林又指A.B.是“冒着婚姻告终的风险而发展外遇”，情况足以令审裁小组反感：“这名父亲因为外遇而染上爱滋实属不幸，但必须重申这是他要自行承担的风险，虽然染病并非必然，但这是可预期的结果。”
代表律师称感欣慰
联邦法院到最近推翻IAD的裁决，并要求IAD重审申请，同时谴责斯特林在审理申请时充当“道德警察”，但斯特林本人早于审理此案后的去年6月离职。联邦法官艾哈迈德（Shirzad Ahmed）在裁决时指：“A.B.感染爱滋病毒的因由，乃至任何与他道德品格相关的问题，与当局处理这宗家庭团聚申请根本毫无关连。”
申请人代表律师Wennie Lee表示，对于联邦法院的裁决感到欣慰，她又解释指中国文化最重视个人与社群联系，因此在中国感染爱滋病而遭受社会排斥，会令当事人承受无比沉重的压力，要求当局重新考虑以人道理由接纳团聚申请。
资料来源：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