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報道
有華人申請中國父母來加團聚，但由於父親被發現染上愛滋病而申請被拒，移民上訴仲裁庭（Immigration Appeal Division，IAD）審裁官去年駁回有關上訴時，更譴責申請人父親因有外遇染上愛滋病是「道德標準寬鬆」（loose morals）。最終聯邦法院要求仲裁庭重審案件，並斥責審裁官審理上訴時充當「道德警察」，強調當事人的道德品格與團聚申請毫無關連。
事主為化名A.B.的62歲中國籍男子，他的兩名女兒擁有加籍，正居住渥太華，其中一名女兒於2009年申請A.B.及母親來加團聚，但A.B.接受身體檢查時被證實對愛滋病毒HIV呈陽性反應，移民部官員逐於2013年通知申請人，A.B.的身體狀況可能增加加國醫療系統壓力。雖然申請人回復指願意承擔A.B.的愛滋病醫藥費，同時要求以人道理由接納申請，但移民部仍於2014年否決A.B.的來加與女兒團聚。
申請人於是把個案上訴至加拿大移民及難民局（IRB）轄下移民上訴仲裁庭，上訴書指A.B.因愛滋病患而在中國飽受歧視，但IAD去年仍維持移民部裁決，認為沒有充足人道理由通過申請。
IAD審裁官斯特林 （Michael Sterlin）在裁決中稱：「這名病人道德標準寬鬆，是透過性接觸感染愛滋病的關鍵原因，事實上這名父親確實是因為外遇而染上愛滋病。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名父親要到審裁小組直接詢問染病原因才從實招來。」
斯特林又指A.B.是「冒着婚姻告終的風險而發展外遇」，情況足以令審裁小組反感：「這名父親因為外遇而染上愛滋實屬不幸，但必須重申這是他要自行承擔的風險，雖然染病並非必然，但這是可預期的結果。」
代表律師稱感欣慰
聯邦法院到最近推翻IAD的裁決，並要求IAD重審申請，同時譴責斯特林在審理申請時充當「道德警察」，但斯特林本人早於審理此案後的去年6月離職。聯邦法官艾哈邁德（Shirzad Ahmed）在裁決時指：「A.B.感染愛滋病毒的因由，乃至任何與他道德品格相關的問題，與當局處理這宗家庭團聚申請根本毫無關連。」
申請人代表律師Wennie Lee表示，對於聯邦法院的裁決感到欣慰，她又解釋指中國文化最重視個人與社群聯繫，因此在中國感染愛滋病而遭受社會排斥，會令當事人承受無比沉重的壓力，要求當局重新考慮以人道理由接納團聚申請。
資料來源：星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