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茶水工杨容莲获得专业精神奖的茶水工，她在各个剧组端茶送水28年，最后由成龙给她颁奖。然而，当天晚上的庆功宴，她却被通知不能去……
以下是来自GQ报道中杨容莲的自述：
颁奖的时候，我还在抖
站在金像奖台上的时候，我很害怕。
颁奖礼的前一晚，工作人员通知我去彩排。他们说，你就站在后台，叫到你的名字，你就走出来，说一下你的得奖感言。我在后台就很心慌，听到他们叫杨容莲，我一走出去，整个人抖到话都说不出来。
我问，可不可以找人代领？大会说不行。可不可以录影播带？也不行。但我不识字，也没法提前写猫纸（小抄）。我本来计划像其他人一样，感谢家人，感谢工作伙伴，就这些。
第二天颁奖的时候我还在抖。我站在后台担心的时候，有个人走过来，站在我后面，我看不到是谁，他问，你入行多久了。我说二三十年了，他哦了一声，又靠过来说，你知不知道这个奖，我是特地飞回来，要在台上颁奖给你的？我转过头一看，啊，大哥（成龙）是你啊。我当时才知道是他颁奖给我。
然后我就开始祈祷，结果真的不怕了。我在台上看到很多人起立，我说了很多谢谢，家里人，入场看香港电影的观众，导演、制片、剧务、场务，最后多谢一个人，萍姐，唐萍带我入行的，她告诉我，出来做事是要交心的，你对别人好，别人也会对你好。多谢这么多位，我要将荣耀归于主。
当晚很关注最佳男主角这个奖，我就一直在想，啊，这个奖，如果有两个人同时拿就好了。我很想刘德华拿奖，也很想古仔拿。我常常在他的戏里开工，成天面对他那么久，很想他拿奖。后来公布结果是古仔，我真的是好开心。
我以前不敢看这些男演员，他们的眼睛会电人的！梁朝伟、学友，和他们聊天的时候我都低着头。伟仔说，你说话不喜欢看着我吗？我说，不是啊，我就不敢望着你。他说，好吧那算了，然后又继续聊天。刘德华也是，我和他认识很久，但聊天的时候我还是不敢看他。
做了十年八年茶水我才敢和他们说话。工作人员都说，你怎么这么酷。我说我不是酷，以前做工，不太见到人，整天煮饭，街市买菜，再煮饭，做茶水后开始见到那么多人，害怕又害羞。平时开工十几二十个，但临时演员多起来一百多、两百人。其实对我来说，与人沟通很困难。以前我开工，就站在一边，或者猫在角落，有凳子也不敢坐。
拍摄的时候我永远不敢走前面。后来走着走着，就不那么害怕了。金像奖更可怕，但其实也不是很多人吧？坐在那里不怕，一走进后台就开始怕了。顺利领完了奖，不停见记者。我一见到后台那么多记者，比在台前还害怕，直到我坐到前面去观礼才定下来。
公布提名名单前，张继聪和阿sa带着拍摄团队来到剧组，我正在开工。他们告诉我，大会要颁给我金像奖专业精神奖。那一刻我就很想哭，我告诉自己千万要忍回去。阿sa后来悄悄在我耳边说，我感觉到你想哭。她还特地送了一条手链给我，让我去领奖，手链很漂亮，有牌子的。大会送了衬衫和鞋。我还戴了耳环和珍珠项链，都是平时买的，珍珠不是很名贵。我是一个工作人员，打份工，戴太过名贵的东西，不搭。
从茶水上看，香港制作还是不算什么
我开工没什么位置的，片场会给我一架小推车，我就推着它到处走。每一部戏开戏前，公司按人头买一只杯，一条毛巾，给我分配，这就是茶水的全套了。
喝的饮品通常只有茶，咖啡，奶茶，水，或许有阿华田（一种可可粉冲调饮品），演员开口会有杏霜（杏仁茶粉冲调）。一部四十几组的戏，大概就要用四斤茶叶。茶叶现在也不便宜，怎么也要一百多块一斤。
茶水要照顾到所有人，不是说只照顾导演和演员，有时候你见到剧组有人特别辛苦，难道不理他吗？自己衡量，觉得需要就在杯上写上他的名字。一开始跟得辛苦，要努力认得大家的名字。逐渐认得之后，我就告诉他们，不要写英文，英文我真的不认识了。
不过我也有英文名。拍《哥哥的情人》（1992）时，有一个发型师跟我说，那位叫陈宝莲的明星，大家都叫她Pauline，她是莲，你也是莲，不如你也叫Pauline吧。大家从此就叫我Pauline，叫着叫着，我都不记得自己的名字。在大澳拍了一个月戏，从这个岛回到市区就不知道自己叫莲姐了。大家都叫我Pauline，一百个都没一个叫我莲姐的。他们只这样叫我，没告诉我怎么写，所以一直不知道怎么写Pauline。
茶水很少出埠。国产片不需要茶水，欧美片也不需要，欧美片杯子都用纸杯，我以前看过别人的片场，他们茶水都请了好多个，也有食物，厨师在里面做，每隔一段时间就拿出来给大家吃。那时候你去体验就会觉得，港产片规模还是小的，茶就茶，水就水，最照顾给你开多一罐阿华田，没有了。香港制作还是不算什么。
我好早开工，如果是晨早拍日出，那真的是四点钟就要起来。我在屯门住，搭车出来都五点了，到片场差不多六点，刚刚好。有的导演拍十五六个小时，有的导演就很快，比如邱礼涛、刘伟强，十一二个小时就可以收工啦。
拍外景的戏，就在香港到处跑。说辛苦也辛苦，又热又晒，地方又偏远。山头野岭，跑来跑去，一天湿几件衣服。如果去田夫仔或者大帽山，好远路，开车都开到傻。不过我倒是几乎把香港都走遍了，入行前我是在香港住，但很多地方没怎么去。
人工照日计。开始做茶水时，280港币一天，慢慢加到300，现在已经加到1100，希望快点再加吧。
以前一部戏，三十组分三期付，第一期多一些，然后第二期、第三期。但以前OT（超时工作）费较少，现在OT费比较多，我觉得还是现钱即时出最好，不用等。九十年代这样有风险，有时候做完一部戏分分钟没有钱收，这几年就不会了，现在每天开工十几个钟头，做完喊一声收工啦，然后就出粮。
一部戏大概要拍一个多月，两部戏中间会有一个月左右休息。每一年过完新年是淡季，过了四五月才有工作。最近几年来，在香港开戏的剧组多了，过完年没多久就开工。还有现在很多剧集的制作外包出来，网剧制作也多起来了。往往一部戏在尾声就知道下一部戏的安排，休息两个星期左右又开工。这两年我好像没怎么休息，去年一共休了大约一个月，今年开年到现在就不停开工开工，一共可能休了十天。
现在我精力下降了，不像刚入行，一下子接好几套戏都行得通。最多的时候，我记得我一到剧组就不停手不停脚开工，拍到摄影师都瘫在一边动不了。收工的时候计下人工，竟然拍了七组，回到家什么话都不说，澡都没洗就睡了两天。又没人叫醒我。现在多接一套也不行了，就拍专做一个剧组，十八个小时以内收工就好了。一天也只有二十四小时。
你今天采访我，我今天为什么休息呢？因为庆回归，开工要给双倍人工，剧组不想开双倍人工。
导演和演员心情不好的时候，都给过脸色给我看。我就走开，等他们心情好一些我再过去。他们不开心不是因为我，所以我不会往心里去，不然就变我不开心了。遇到麻烦事，不开心只是那一段时间，回家睡一觉，醒来怎么也没事了。
总的来说，开工是开心的，如果你叫我在家里关着，我会不习惯。开工的时候到剧组，大家靠过来抱抱你，捏捏你，把你真的当妈妈一样。好开心见到你啊，他们就靠过来说，Pauline姐我抱抱你可以吗？我见你多过见我妈妈。我说可以啊，事实上也是，我见他们也多过自己的小孩。
你来做茶水，是真的要做事的
我是从澳门偷渡来的香港。家里太穷，还有五个兄弟姐妹，书没得读了，十岁开始就要在家帮补家计。十二岁，别人小学毕业，我就进工厂做了女工。最辛苦的一份工是做蚊香，旧式蚊香毒性大，味道挥散出来，既难闻，又有害，工友们都叫苦连天。
有朋友劝我老公，说大家偷渡去香港打拼，他先来了。等女儿出世，我和老公都觉得不能等了。他问到一条渔船，650港币两个人，要把我和女儿偷运到香港。
开船那一天，等到黄昏，在路环淌水出去，我就把女儿举在手里，举过头往船上走，突然才想起我不会游泳。旁边的人知道了，一看觉得很危险。他让我把小孩交给他，找了两个人把我扶上船。拖到船上，我整身湿了。
他们就说，你就别到船舱去了。船舱坐了好几十个人。真的是“屈蛇”一样，盘了一窝。他们让我带着女儿，在船头坐，水警看了也不会疑心。傍晚上船，船行了一晚，第二天凌晨到屯门区流浮山的小屋子躲到差不多天亮。然后有人带我们去坐往佐敦道开的车。我去找我妈，女儿下船的时候才满月。那时我16岁。
我妈带着我就去观塘租了一间房，我当时晕船特别厉害，因为渔船在公海荡得太凶，下船之后我睡了三日三夜。饭也不吃，三日三夜之后才知道起床。住着住着就找到了工作。
我在船上煮饭打杂，也不再晕船了，之后又生了四个子女。他们没读书的就在船上跟我，读书就上岸跟我妈。这样我做了十多年，决定从船上下来，到街头做一名小贩。我记得小儿子好像才十岁，五个小孩要养，大女还未出嫁。当时小贩的收入和在剧组打工其实差不多，但小贩要“走鬼”躲执法人员，做电影不用。
进入电影业这想法来得很突然。有一天我弟弟来家里吃饭，他当时已经做了剧组剧务，我突然就对他说，细佬呀，不如带我去电影行业玩下，见识下？
弟弟带我去见萍姐。萍姐是当时的一位服装管理，她说，既然是家人，加一个人帮手，那就来吧。她又说，你来是来，不要想着来玩，是真的要做事的。抱着来玩的心态不行。我说：“喔。”萍姐说明天就要加人手，你来开工吧。初初我本来是抱着玩的心情，但做着做着，我觉得电影这一行很好，工作好做，见得人多，去的地方也多。
我自己不是一个特别爱看电影的人，喜欢的是看大戏，粤剧，最喜欢看芳艳芬，李宝莹和罗家英的戏宝，一有机会就去。
之后我就跟萍姐开工，加入的第一个剧组是《喋血街头》（1990）。萍姐让我帮忙烫熨，收拾换下来的戏服。跟着跟着，萍姐接了别的戏。她对我说，你自己一个人做啦。从生到熟，用了一年左右。
但我不识字，做服装压力很大。每一次转场换戏服，我都不懂怎样记录，也看不明白别人写的文字，工作很吃力。一年多之后，我弟弟推荐我去林德禄的《香港舞男》（1990）剧组做茶水，正式开始照顾剧组。
那时茶水在剧组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岗位，工作由服装部兼任。电影业景况好，发展很快，每一组戏参与的演员和工作人员越来越多。服装部再也“照顾”不过来了，茶水便从服装部独立出来。全香港眼下最多十个八个人做茶水，有两三个还是最近入行的，之前大概只有五六个。我现在就是这个位置做最久的。
刘伟强拍《古惑仔》（1996），要我客串，之后就经常有导演让我客串。我说好，但心里害怕，不过怕着怕着就没事了。Pauline，埋位（就位）！埋就埋咯，我OK的。我也常NG，导演会摇头说，Pauline啊，不行，你的戏好差啊，再来一次。
我OK的，挣多一百是一百。我记得以前临时演员只有八十块，然后加到一百块，不过现在也还是一百块。
我平时喜欢待在家，或者和三几个工友去旅行。和朋友去，你喜欢吃什么没人管你。但现在自己三高，什么都要戒，应该是开工吃盒饭油多，所以逐渐有这样的病。榴莲、荔枝，现在都不敢吃了，今年我吃了十颗荔枝都不到！
五个子女，只有小儿子没娶老婆，其他都结婚生子。五个变九个，然后变十几个。你想他几时结婚啊，看他喜欢啦。现在的人又不生小孩，娶不娶也没什么分别吧。
始终有戏要拍，始终有人要看
要在以前，一部戏剧组有二十几个杯就OK了。现在每一个部门都多了人，通常一买就是六七十只杯。剧组架构越来越庞大。制片部从一个制片、一个助制，加到光是助制就四五人；服装部从三个人变成五六人，不知道是不是以前的人做事比较厉害。
场务货车也越来越多，茶水在八九十年代交替时和服装、道具、场务一起共用一辆大货车，如今服装有服装车，道具有道具车，以前服装用完还要放回公司，每次开工还要回公司收拾，现在的模式好很多，因为外景比较远，演员多，可能会漏掉东西。不过茶水还是只有我一个。
“97”的时候好少开工，我转了行，去做过倒垃圾，做过洗碗工，还去过素食店打工。那时候还有一份报纸来采访我，记者知道我之前做茶水，问我为什么会在素食店，我说没工开啊。移民潮大起来，市很淡，唔知点解（不知道为什么）。
兜兜转转大半年，后来剧务一个电话打来，问我有工开，还回来吗？我说，当然回。始终电影辛苦也没外面工作辛苦。
SARS的时候市也淡，开工个个都戴口罩。拍室内的时候剧组就买很多艾草，烧一烧，又买很多漂白水，把地方冲干净。 我自己都怕，当时太严重了。可是担心也担心不了那么多，你怎么也要开工的。但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保护自己很好，整个SARS期间都没人中招。
茶水的位置不高，我们也没有工会，场务、剧务都没有。不过收入还可以。一开始我会觉得不好意思，觉得这份工不好，但做着做着就很喜欢了。我现在带入行的新人也会有这样的想法。我说你不用不好意思，这就是你的工作，养活你吃饭。
我现在68岁了，相信电影不会没有的。就算是在“97”的时候，我也相信我还会回电影业。始终有戏要拍的，始终有人要看吧。我老公支持我继续工作，他来香港之前在澳门米铺送货，到香港后做船工，做了十几二十年，我们又一起从船上回到陆上。我女儿说，我停不下来，一停就病。我想做到没人请我啊，如果别人说我老了，不行了，那就不做了。
那天金像奖结束，我和萍姐找到一位工作人员问，结束之后是不是会有聚餐或者庆功，因为很饿，四点多就开始化妆和准备，一直坐到晚上十二点，是不是可以去吃点东西。工作人员说，不好意思啊，你们的岗位不能去的。我想，这也没所谓，不能去我就回家吧。回家吃也好，没问题。
（采访、撰文 / 张书玮 摄影 / 陈焯煇）
来源：GQ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