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樂死在加拿大合法化後，很多人選擇以這樣的方式結束痛苦，更有尊嚴的離開人世。
但這在亞裔文化中，卻尚未被廣泛接受。
加拿大的一名亞裔為了結束久病父親的痛苦，選擇對他放棄治療，但是在父親真正離世以後，一家人卻陷入了一種矛盾的境地——當初是否該做這樣的選擇？
在這樣無法釋懷的心情下，亞裔男子向CBC新聞投稿，袒露自己的心扉。
以下內容來自Glenn Mori的自述，Mori居住在溫哥華。
我們讓我的父親死去。
這是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們一起做出的決定。
我父親的健康狀況多年來一直在惡化。他的聽力幾乎消失了，他進出所有房間都需要電動輪椅，從地板到天花板的杆子作支撐。但他並沒有不開心。我母親去世後，他每天都在養老院的食堂里吃飯，通過閉路電視看Blue Jay的比賽和撲克遊戲。
今年5月，94歲的父親摔了一跤，可能是在上下輪椅的時候。他以前也摔過跤，但這一次他失去了進食的能力，而且他的意識也時而清楚時而糊塗。他認為醫院是一個旅館，並問我姐姐是否有錢。”應該不會太多，”爸爸說。”也許有80元。” 我哥哥在一個記事本上解釋了爸爸的情況，但爸爸看完後就把目光移開了。
醫生認為進食問題是神經性的。他們可以插入一個餵食管，但他可能永遠無法在沒有餵食管的情況下生活。沒有食物，他可能還能再活一周–或者他們可以移除靜脈注射液，他將在48小時內去世。
我父親有一份DNR–不要搶救的醫囑–指示醫生在他停止呼吸或心臟衰竭時不要進行心肺復蘇，不要進行特別的措施。
但餵食管並不是特別措施，不能算在不搶救醫囑中。
醫生讓我們必須做出決定，我不知道這是否是他希望我們做出的選擇，這是醫生們似乎在引導我們做出的選擇，我們決定讓他的生命在沒有他明確發言權的情況下終止。
但我們還是做出了這樣的選擇。
在搬到一個私人房間的過程中，他的靜脈注射被切斷了。當我和妻子、女兒到達基洛納綜合醫院時，我父親似乎認出了我們，但沒有說什麼。我的姐姐將一根帶紅色絨毛的棍子浸入一杯水中，為他潤濕了嘴唇。
父親當天晚上就去世了。
但在爸爸去世後的第二天，我們去清空他的公寓，我幾乎還以為會在那裡看到他。而幾周後，在搬走最後的物品準備捐贈時，我彷彿看到他坐在輪椅上，不知道他的東西在哪裡，我不會感到驚訝。
我是四個孩子中的老大。我從來沒有和爸爸親近過。我在高中畢業後就離開卑詩省基洛納市去上大學，雖然我回來的時間長短不一，但我與父親的聯繫從未增加。漸漸地，他認識到我是一個獨立的成年人，特別是在我女兒出生後。父親經常會坐在地板上和他的孫女們玩娃娃，我母親說：”他對你們這些孩子從來都是這樣的”–她的聲音里有一絲驚嘆。但是，儘管我與父親有距離，我還是無法放手。
我很內疚，我不確定他是否已經準備好放手了？還是我有一些內疚，因為我們從來沒有親近過？還是擔心我的母親、父親，所有撫養我的人都走了，我沒有保護？或者作為長兄妹，我是下一個？
我很生氣–不是對我的父親、他衰弱的身體，或者對醫生–而是對這種情況。我很生氣，因為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不得不為我們的父親做出了一個生死攸關的決定，而我們的父親並不痛苦，也沒有患任何確定的絕症，這個決定剝奪了他再看一場Blue Jay比賽的權力。
內疚、恐懼、迷惑和憤怒，這些情緒將他的存在拴在我的潛意識裡，並困擾着我。
當我們18歲的貓後腿癱瘓時，我們做出決定，是時候讓她走了。當我們的老狗開始癲癇發作時，我們也做了同樣的決定。但是我從來沒有為一個人做過這種決定。它的艱巨性，即使對一個健康狀況不斷惡化的94歲老人來說，也是我無法理解的。它對我的打擊比我預想的要大，堅持的時間也更長。這需要時間和思考，然後我才能創造空間來接受它。
我們讓他父親走了，而我需要帶着這種心情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