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國獵奇:新年夜免費乘車引發的一場慘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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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70年代多倫多公共交通

撰文 張殷睿

當TTC要求McGuinness釀酒公司支付額外一萬元用於車上安保時,McGuinness表示拒絕,理由是他們只管支付乘客乘車費用,支付警察加班費並不在他們職責範圍之內。從而也掀起了一場到底誰應該維護公共交通系統治安的爭論。

多倫多 McGuinness Distillers釀酒有限公司在1972年12月向市民發佈了一則公益廣告。這個廣告既為廣大市民提供了一份特別的新年禮物,又為乘坐公共交通市民免去了新年慶祝之後因為飲酒駕車帶來的不必要的危險,三則也為釀酒廠本身做了極好的宣傳。

 

Rosedale-Bloor Yonge兩站之間 1970年代

這則廣告內容是:「新年前夜開車路況是最糟糕的。因此,請不要開車。請乘坐免費的TTC公共交通吧。」(New Year』s Eve is the worst night of the year to drive. So don』t. Travel free on the TTC instead.)

當多倫多McGuinness Distillers釀酒有限公司宣布支付車票費用,向市民提供長達8小時的免費乘坐多倫多市內所有TTC公交車、街車以及地鐵的消息時,多倫多市民歡呼雀躍。

1972年12月31日到1973年1月1日凌晨的數小時,數萬民眾蜂擁而至乘坐免費TTC慶祝新年,這是特別的一年。TTC系統乘客流量因此大增,從1972/1973年度的近25萬人次增長到了1976/1977年度的35萬人次。總體來說,在一些乘客吸食大麻和大聲喧嘩的氛圍下,車內一切尚趨於緩和。很多沒有其他慶祝聚會的乘客們索性就在TTC車廂內迎新,也成了那幾年的一個自然而然的傳統。

McGuinness Distillers釀酒公司這一份新年厚禮一送就是連續五年,直到1976年12月31號的晚上,一宗突發事件讓新年免費乘車的傳統嘎然而止。

1976年12月31日那個晚上

接近午夜時分,當一夥大約20人的青少年吵吵嚷嚷地登上Sheppard地鐵站車廂時,周圍的氣氛就變得不同尋常。他們散發著身上濃烈的酒氣,很顯然還沉浸在狂歡聚會的氛圍中。

誰也沒有想到至少在之後的30年裡,正是這幫年輕人下面的所作所為一手將新年前夜的免費乘車傳統結束。

隨着地鐵列車向南開去,這些醉酒的年輕人們在車廂之間來回遊走,完全不能控制自己言行的他們,一邊抽煙一邊將手中的酒瓶砸碎。當列車長Peter Goehle前去干預,要求他們留在座位上並且不要抽煙時,這些年輕人卻以嘲諷的口哨聲回敬。Goehle事後接受多倫多星報Toronto Star採訪時表示,他當然希望這些年輕人能歡慶新年,但是他也不想事態失去控制。「

當列車剛剛駛過Summerhill車站站台時,這幫年輕人注意到了正在下班回家途中的三個人──Gurmail Singh、Ranjit Singh Manjat和Omparkash Verma,他們剛剛結束了在餐館一天的工作。其中一名年輕人輕蔑地稱 Gurmail Singh為「Paki」(巴基斯坦人的蔑稱),當後者更正說自己是印度人時。這名年輕人開始拽住Singh的頭髮對他拳打腳踢。列車長Peter Goehle察覺後隨機通知司機Edith Bujold將地鐵列車開到列車交通中心。

1977年1月14日多倫多星報:三名受害者之一Omparkash Verma

在等待下一步指令的時候,列車暫時停在了Rosedale車站。而列車上的毆打事件卻沒有因此停止。這時,恰逢61歲的安省監察員辦公室調查人員James Carson跨入車廂。那晚早些時候,Carson在朋友家得知妻子感冒病情嚴重於是登上地鐵準備回到自己在Colonnade的家中。

「打那幾個巴基斯坦人!」剛剛上車的James Carson聽到了這句話,還沒反應過來,迎頭撞見這幾個年輕人正在攻擊三名印度裔人士。Carson厲聲制止,可這些人非但沒有住手,還將矛頭指向Carson開始對他進行毆打併將他從車廂內強行推出去。儘管親身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朝鮮戰爭,戰後回到後方又在多倫多Don 監獄任職顧問,但是James Carson事後描述,那天晚上在地鐵車廂內他在那些人眼裡看到的仇恨史無前例。

 

也許是因為他不同於尋常人的人生經歷,也許是他路見不平的良知和信念,儘管鼻子骨折,腿部受傷,Carson向三名已經逃出車廂的受害者大聲喊道:「快回來,不要輕易放棄。」 隨後,不顧施暴者的繼續威脅,滿臉是血的Carson重新踏進車廂。而車上旁觀的乘客們卻呆若木雞,無所作為。出於恐懼,三名受害者也於Bloor車站倉皇下車,拒絕一同前往指揮中心備案。

無奈,列車繼續前行。列車長Peter Goehle表示,儘管James Carson堅持列車應該開到指揮中心,並且通知安保人員就地拘留這些肇事者。但是面對大約20名肇事者,Goehle深感力不從心。之後發生的一切有兩個不同的版本。TTC公司方面表示安保部門人員在皇后車站Queen上車對事件進行干預。但是列車長Peter Goehle和見義勇為者James Carson均表示直到聯合車站Union,才有安保人員介入,但肇事者們早就在皇后車站下車迎接1977新年去了。

TTC得寸進尺置身度外

這起種族歧視案引發的暴力威脅令多倫多各族裔的緊張氣氛升級,而焦點仍然圍繞於針對印度和巴基斯坦族裔的種族歧視。環球郵報專欄如是說:「此類事件不管發生在多倫多何時何處,我們必須以憤怒回敬。種族歧視和暴力應當是每個人的公敵。如果我們的公共交通系統將此類事件視為『不可避免』,那麼後果將不堪設想。」

在市民舉報的幫助之下,其中兩名肇事者於1977年1月4日被警方拘捕。因為其中一人在肇事當天剛剛度過了16歲生日,所以他一開始被以成年人的身份進行指控。但因為從法律意義上說,當晚他並沒有正式跨入16歲。隨後嫌疑人被釋放回家由家人看管。

 

然而,部分嫌疑人歸案並沒有給這座城市的種族歧視者們敲響警示鐘。針對印巴族裔人群的暴力襲擊有增無減:來自安省倫敦和美國紐約的3名印度裔表親向警方報案,他們在新年期間在多倫多Yonge和Spadina車站附近被毆打。同樣也是在新年期間,來自於圭亞那的Indal Narine報案稱他在多倫多被當作巴基斯坦人毆打。

當TTC要求McGuinness釀酒公司支付額外一萬元用於車上安保時,McGuinness表示拒絕,理由是他們只管支付乘客乘車費用,支付警察加班費並不在他們職責範圍之內。從而也掀起了一場到底誰應該維護公共交通系統治安的爭論。幾方各執一詞,TTC表示這應該是多倫多警局的職責,而警方則指責媒體對於這類事件的過度聚焦和誇大報道,道致種族之間的溝壑和矛盾愈加深刻。

在出版商Aslam Khan的努力之下,終於找到了一直沒有站出來的三名印度裔受害者。

1977年1月14日,多倫多星報獨家發表了來自於當晚其中兩名受害者的聲明。也許是出於恐懼,第三名受害者拒絕發聲。而終於打破沉默的Singn和Verma均表示此事給他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心理陰影。五個孩子的父親Verma說,事情過後,他每時每刻都處於恐懼之中。不過,他也心懷希望的說,他認為在加拿大生活還是不錯的,畢竟「每個國家都有壞人「。

同年4月,兩名肇事者被判保釋6個月。由於兩名受害者因為回到印度而缺席,加上主犯身份模糊,而未能指控嫌疑人襲擊的罪名。

多倫多警察總長Harold Adamson

值得安慰的是,由於James Carson的見義勇為,他被以東南亞族裔社區為主的人群尊為英雄,更被巴基斯坦社區報紙成為「年度第一人」。多倫多警察總長Harold Adamson呼籲公眾還是不要貿然效彷Carson的行為。不過他依然肯定的說,全社會應該感激那些路見不平挺身維持正義的人們,因為他們都是不同尋常的公民。

1977年6月,James Carson榮獲安省好公民獎章。同年8月,McGuinness釀酒廠終止了贊助車票的合約。TTC公司在1977/1978跨年時不再提供延時服務,也不再免費,同時增加了安保。數據顯示,那年的跨年時段TTC乘客比前幾年少了一半。

那之後的30年,TTC再也沒有提起過跨年免費乘車一事。直到2006/2007跨年,在幾家公司的聯合贊助下,才實行了長約四小時的免費乘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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