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加拿大的中产阶级画个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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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来源:加拿大都市报

Sherry Sun认为中产阶级的特征是关心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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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农闲,傅德超回国参观考察陕西杨凌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听解说员讲解国内农业最新技术。

【加拿大都市网】西方社会被称为两头大,中间小的枣核状定位。中产阶级被视为纳税的主力军,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今年秋天的联邦大选,各政党都向中产阶级频送秋波。中产阶级到底是什么概念呢?没有人可以权威地给出一个固定概念。希望从政客口中的中产标准,华裔眼中的中产概念,能够给读者一个中产阶级大致的素描画像。 

图文:本报温哥华记者董清霞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中产阶级(middle class)是一种社会阶层,在现代社会中,指拥有一定程度的经济独立,例如有安定、较高薪酬的工作,对社会的发展和稳定起很大的作用,也可以被称作小康阶级,小资阶层。谈到中产阶级,有些人会联想到专业人士、学者、大企业的中级管理者、中小型企业老闆。

对中产阶级,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中产阶级是过得最舒心的阶层,拥有足够的财富享受生活,有房有车有假期;但他们也被戏称为“夹心阶层”,认为他们夹在社会中层,从辛苦赚来的收入中掏出了大量资金交税,付出的劳动支撑了社会的运转,但既不如上流社会人士般享有巨大财富,又不像低收入人士般能享受相对大的社会福利保障。

要想给中产阶级画像是不容易的,谁也没有权威对这个概念一锤定音。那么,我们可以从不同人的理解中,多角度地观察,为中产阶级画一个模糊的“肖像”。

财长奥利弗:有孩家庭 税前年入12万元

怎样从收入定位中产阶级?没有人可以给出明确定义。经济学家、政客、华裔移民对于中产阶级的收入,有不同的定义。

究竟谁人属于中产阶级?政客和经济师对中产阶级的定义不一样。 经济学家皇后大学荣誉教授比奇(Charles Beach)说: “中产阶级定义弹性太大,没有明确的定义。”比奇说,在研究报告中,中产阶级有两个不同的传统定义。一个是按家庭收入,将最贫穷到最富有的人依次排列,将中间的50%定为中产阶级。另一个是将家庭收入按最低到最高排列,将收入为中位数的50%到150%的家庭视为中产阶级。

加拿大联邦政府财政部长奥利弗(Joe Oliver)说,中产阶级是指有孩家庭税前年收入12万元左右属于中产阶层。

反对党新民主党的定义着重中间60%收入者;联邦自由党说,中产阶级是加拿大最大群体,他们的住房教育和退休条件都较好。

副财长罗尚:家庭人均年入三四万

联邦副财政部长罗尚(Paul Rochon)在2014年7月签署的备忘录,提出另一个说法,它界定中产阶级是较小比例的加拿大人,只是所有加拿大家庭的20%,即中间五分之一。16岁及以上家庭成员在2010年有平均收入34,400元到44,900元,包括政府转拨款及扣除税额。

加拿大统计局将国民的收入分成5组,2011年数字显示,本国最富裕的1%国民,税后收入至少19.1万元;第2高的群组则占纳税人20%左右,税后平均收入为8.78万元。较2007年的8.57万元上升了2.4%。中产人士2011年的税后平均收入为3.99万元,上升了3.9%。总体而言, 2007年至2011年期间,平均收入的升幅有3.6%。税后平均收入在3.1万元或以下则视为贫穷一族,这组别在上述4年间的平均税后收入则维持不变。

Ian Guan:住温东独立屋或温西城市屋

做建筑师的华裔移民Ian Guan这样定义中产的拥有的住宅,在温东、本拿比、列治文住独立屋,或在温西住城市屋、市中心住高层公寓的,通常算是中产阶级。他们除了供楼,还有余钱投资房子出租或者投资股票。

他认为,家庭年入8到20万是满足这样生活状态的条件。前一段时间,有人在网上议论,西人中产不爱买名牌,华人中产特别爱买名牌,言外之意是华人中产太虚荣。他认为买什么没有对错问题。中产阶级应该有购买自己喜欢的消费品的能力。买什么东西跟消费观念有关,西人中产会在滑雪、户外活动用品上花很多钱。比如买一个钓鱼竿就可以花几百元,钓鱼钩就买好几种,钓不同的鱼。可以下到水里的防水裤价格也不便宜;日本产的优质乒乓球拍子一把就要两三百元,羽毛球拍子、羽毛球、不同运动的鞋,如果讲究质量的话,也是一笔不小的投资。

中产人士,喜欢骑自行车的,有人会花几千上万在自行车上;喜欢玩摄影的,花费也不菲,他买了一个不错的镜头,就花了6000元,如果是发烧友,花钱就更多了。有句话这样说:“摄影穷三代,单反毁一生。”这是有道理的。

所以他认为,华人中产喜欢买一些名牌货是不必抨击的,这和西人花在运动和爱好上,都同样是买自己喜欢的东西。“有能力买自己喜欢的东西,是中产的一个特征。”他说。

在金钱上说,他认为中产不必为物质生活担心了,可以过超出生存层面的精緻生活,或者有能力在生活享受上花钱。喜欢有机食品的可以如愿,买件奢侈品不必太纠结,想为公益活动捐款,也可以做到。

George Du:一个独立屋两个孩子两辆车

关于加拿大中产标准,George Du借用美国梦的说法:“一个独立屋,两个孩子,两辆车,一条狗。”他认为这个标准同样适用于加拿大。按照这样的标准,他已经超出这个中产了,但他还是怀着一种中产心态,觉得自己离富人标准还有距离,还属于中产阶级。他还有明确的进取目标,这也算是中产特有的心态。

他认为,中产通常是拿工资的,或者做中小生意,有自住的房子,有一两套投资房,或者投资一些股票。他投资了几十套房子,但还是希望更多。两个孩子读完了温哥华的私校,又上了美国名校,花钱的地方不少。他说:“达到一个目标,又有了新目标,钱好像永远不够花。”

他认为,中产不算社会精英,因为受薪人士不能给别人工作机会,投资或开中小企业,给别人提供的工作机会也有限。他认为,社会是靠创业者推动的,中产只能算是独善其身。

有主人心态的才是中产

谈到中产标准,Sherry Sun说,不应该仅看他有多少钱,也要看他的心态。中产在加拿大是社会主流,他们的想法和价值观反映了社会的主流观点。大选时,各个政党都很重视中产阶级的选票,因为他们是最大的群体。她认为,中产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

不做过客把加拿大当家

谈到温哥华的华人,她说,很多人的资产和收入都跟本地中产无异,从住、吃、车上看,达到中产标准,但他们对社区事务不关心,行为方式与本地中产格格不入。他们把自己边缘化了,就像不是生活在加拿大一样。

在Sherry看来,想法跟主流一样就是中产了。住在加拿大,要做加拿大人,对当地的法律、法规要有所瞭解,也知道为什么这样规定。华人移民来到加拿大,要面对的不仅是文化差异,还要克服过客心态。如果把加拿大当成家了,就不会只图一时一事方便,而是会为子孙后代着想。

“怀有过客心态的人,即使享受这里的环境和生活,也找不到家的感觉。”她说。

把自己的颜色染上去

她赞成华人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站出来讲话。不论是反对教师罢工,还是反对学校的性教育内容,都是一种主人心态,希望用自己的想法影响社会。加拿大是多元文化社会,华人要把自己融入这个社会。各族裔有不同的色彩,要把自己的颜色染上去。如果社会是一条马赛克路,就把自己的小方块放进去。

“虽然华人是少数族裔,但少数影响多数也不是不可能。”Sherry 说,比如中餐、中国节日、唐装等中国元素已经被很多西人接受,春节已经被本地人普遍瞭解。中国人说的“No zuo no die”(不作不死),本地有些西人也懂;华人喜欢用的微信,现在不少西人也用了。

因为华人来多了,银行的营业时间都改变了,很多银行7天营业了。很多西人公司都聘用了华人员工,方便为华人顾客服务。华人会理财,有些西人也愿意学习。一些西人娶了华裔太太后,就改变了过去不存钱的习惯,账户终于有了存款了,过去长期租房的也买了房子。

她看到,不少在加拿大生活久了的华人,也学到了西人追求生活事业平衡的优点。有些华人在国内的习惯是拼命工作,为挣钱牺牲了生活。到加拿大才意识到,干什么都不能拼命,生命是最宝贵的。加拿大社会保障好,养老不必发愁,不用给自己太大压力。

Sherry说,加拿大中产阶级虽然追求更好的生活,但人们通常不那么渴望豪宅、跑车、游艇。在看到富人的生活时,他们也羡慕一下,但通常不会为之奋斗。一些华人也会反思“挣钱为生活,还是生活为挣钱?”自己是否有必要,一直不停的追逐财富。

融入社会也影响社会

 “既要被社会影响,也要影响社会”,Sherry认为,要参与到社区事务之中,关心社区,也让当地人瞭解华人。她举了自己的经历为例子,说明影响社会是可以从小事上做到的。

她在旅游行业工作,旅游车停在史丹利公园和女王公园时,经常被小偷砸车。她和一些同行发动几百个从业人员签名,交到市政府,希望加强警力。“不管建议是否被政府接受,起码我们做了自己的努力。”她说。

对于新入行的旅游从业者,她建议他们一定要进入当地业界,合法经营,买保险,加入旅游协会,不能游离于主流同行之外。瞭解行业的游戏规则,也在看到问题的情况下,说服他们改变游戏规则。

比如,在加拿大刚刚成为中国人旅游目的地时,旅游行业开会,主流同行很愿意听他们讲中国人喜欢什么。他们建议的在早餐增加粥这个中国人喜欢的品种,被一些餐厅採纳了。建议酒店增加热水壶、拖鞋、茶包,很多酒店也接受了这个建议。

先融入社会,才有可能影响社会,这是她的体会。如果游离在行业之外,遇到不合适的现像光是抱怨,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回到中产的议题,Sherry说:“参与社会,成为这个社会的人,才是加拿大的中产阶级。是否中产阶级,不光看财产和收入的数字,关键是看是否关心社会,是不是本地人的心态。”

社会阶层的消费差异

社会阶层,也被称为等级、阶层、社会等级。在很多历史或政治中引用的“阶级”意指“具有不同身份,不同地位与权利,不同意识形态的多个社会性群体。社会学家将决定社会阶层的因素分为3类:经济变量、社会互动变量和政治变量。经济变量包括职业、收入和财富;社会互动变量包括个人声望、社会联系和社会化;政治变量则包括权力、阶层意识和流动性。社会阶层的消费者行为存在以下差异:

一,支出模式上的差异。不同社会阶层的消费者所选择和使用的产品是存在差异的。有的产品如股票、到国外度假更多地被上层消费者购买,而另外一些产品如廉价服装与葡萄酒则更多地被下层消费者购买。下层消费者的支出行为从某种意义上带有“补偿”性质。

一方面,由于缺乏自信和对未来并不乐观市场营销,他们十分看重眼前的消费;另一方面,低的教育水平使他们容易产生冲动性购买。

二、休闲活动上的差异。社会阶层从很多方面影响个体的休闲活动。一个人所偏爱的休闲活动通常是同一阶层或临近阶层的其他个体所从事的某类活动,他採用新的休闲活动往往也是受到同一阶层或较高阶层成员的影响。虽然在不同阶层之间,用于休闲的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相差无几,但休闲活动的类型却差别颇大。

三、信息接收和处理上的差异。信息搜集的类型和数量也随社会阶层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处于最底层的消费者通常信息来源有限市场营销,对误导和欺骗性信息缺乏甄别力。

出于补偿的目的,他们在购买决策过程中可能更多地依赖亲戚、朋友提供的信息。中层消费者比较多地从媒体上获得各种信息,而且会更主动地从事外部信息搜集。随着社会阶层的上升,消费者获得信息的渠道会日益增多。

 四、购物方式上的差异。人们的购物行为会因社会阶层而异。

一般而言,人们会形成哪些商店适合哪些阶层消费者惠顾的看法,并倾向于到与自己社会地位相一致的商店购物。

加拿大中产很有安全感

在中国和加拿大两边走的胡之良说:“工业革命后,西方进入现代物质文明阶段。近一两百年来,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中产阶级成为庞大的群体。加拿大的社会呈枣核状,中产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支撑社会稳定。”

中国中产没安全感

中国的中产阶级,在胡之良看来,应该是年收入20万人民币,并拥有50万人民币以上资产的,拥有房地产。他认为不能光看资产,因为房价升值,好像个人资产升值了,但生活水平并没有改变。

他认为,中国的中产群体没有西方社会那么大。谈到中国和加拿大中产的区别,他说,精神、文化、价值观,对生活的满意程度,都有差别。

加拿大的中产为什么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础呢?他认为原因是人群大、收入中等、丰衣足食、生活有保障。这个阶层对生活基本满意,活得比较安心舒心。

中国的中产是收入偏高的工薪阶层,虽然收入可以满足生活所需,但朝不保夕,没有安全感,满意度不高。这个阶层在中国没有被公认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看起来很有事业心和上进心,其实是慾望强和互相攀比,追求物质成为生活、工作的热情和动力。因为在中国,底层的已经没有希望了,上层的即使有变故,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最没有安全感的是中产阶级,他们抗打击能力差,不能停止努力去达到更高的阶层,以使自己的生活更安全。中国社会经济动盪,一夜暴富的机会比加拿大多,但变数大,挣的一点儿儿辛苦钱,可能说没就没了。中国富人炫富是想用财富证明力量,中产看到富人炫富,心里还是有仇恨的。

中国中产的一大特点是攀比,胡之良说,他住的小区应该算是中产聚集的小区,很多人养狗,很多人养狗是为了攀比,并不是真的喜欢狗,在出来遛狗的时候大声呵斥狗,狗屎污染地面也不收;出国也是他们攀比的一个要素,或者把孩子送出国,或者自己移民出国。来到加拿大并不是因为喜欢加拿大,是因为别人移民了我也要移民。

加拿大中产阶级不焦虑

加拿大的中产阶级就没有这样的焦虑,因为有社会保障托底,几乎可以一眼看到头。稳定也使加拿大的中产没有上进的动力,不追求更好的发展。他们通常也不仇富。在加拿大的海滩上,有很多晒太阳的人,分不清穷人和富人;超市中,穷人富人买的东西区别也没那么大。富人走在街上,通常也是T恤牛仔裤,在大众中隐形,有钱也不炫富。中产阶级也会羡慕他们住豪宅有游艇,但大多数人并不会努力去追求。

中产有明显的使命感

傅德超是南开大学毕业的化学博士,在温哥华做了10年化学研究,现在是沙省的农场主,享受做农夫的快乐。

谈到中产阶级,他说:“我心目中的中产在收入上应该明显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物质上富足,消费上可以引领时尚。”他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中产的优势在于不为物质的缺乏而烦恼,不为生存而奔波,可以按自己的兴趣生活。

他过去在温哥华搞研究的时候,收入还不错,但不算中产,因为工资没有高到轻松的程度,忙于生存的成份较浓。那时候度假既要看有没有假期,还要顾虑预算,会为这些局限而委屈自己的兴趣。现在他感觉经济上宽松了,只要不做过分的设想,基本都能实现。

傅德超认为,中产在精神层面往往有高的境界,对社会的关註度高,有明显的使命感。很多问题都有独立的见解,不愿意受世俗的摆佈。主要烦恼有:在资本的大潮冲击下,在土豪的粗放下,自己显得很单薄,除了自己的所长之外,对社会能做的事情很有限。

他感到自己有责任促进中加的农业合作。2015年初,加拿大农场主互助平臺的会员们在多伦多聚会,傅德超做了专题发言《在沙省经营农场》。他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将大家组织起来成立这个平臺,会员壮大速度很快。这个平臺很快将转化成正式的协会——在加拿大联邦政府註册的加中农业促进会,傅德超出任副会长。作为华人在加拿大从事农业的先行者,傅德超重新调整了自己的定位。思考未来站得更高,视野更开阔。他说,带领大家投身加拿大农业将成为他未来的事业,他对促进加中两国的农业发展与合作有使命感。

C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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