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陕西省蓝田县史家寨的57岁村民张焕财原本是单纯的农民，却花了12年时间，创作8部朴实而感动人心的纪录片。日前，他的最新作品《西万公司》在西安发表，纪录农民外出打工，在大都市人力市场起伏的故事，引发不少话题。
张焕财自称是“脖子上挂著DV的鸡”，他的8部纪录片中，每个镜头都是一个个农民工经过风霜的脸孔。《新京报》报道，“农民好像麻雀，你看不出来这只麻雀和那只麻雀有啥子不一样。城里人看人力市场，觉得农民每天都在那儿闲坐着，一整天打牌的、打闹的，实际上有的人揽著活儿就走了，有的人干活儿干累了、没活儿干了就回来了，每天是不同的麻雀在循环转来转去。”张焕财比喻，人力市场的农民像麻雀，像刨食的鸡。必须每天刨食吃，并且只有勤快的“刨食”或者会动脑子，才能成为比一般农民日子过得好的“肥鸡”。
张焕财说自己不是一只安分的“鸡”。写作、拍摄，这些看起来“与农民身分不符”的事情，已经闯入他的生活30年，并硬生生的将他的生活撕裂成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是诗意的，是他说起来滔滔不绝的，是关于创作与梦想的；另一个世界是坚硬的，是他不愿多提的，是关于荷包与活路的。张焕财说，他不肯放弃梦想，就必然不可能成为“肥鸡”，“但我的‘鸡伙伴’们是认同我的，因为从来没有一只鸡象我这样亲密的、忠实的、常年给他们纪录吃喝拉撒、喜怒哀乐。”
张焕财1998年开始跟着村里人到西安打工，初识人才市场。他听村里老人讲，1949年前西安就有人才市场，到城里揽活儿的农民聚在东南西北四个城门洞子底下，1949年后随着农村集体化而绝迹。改革开放后，人又开始聚集，“南门聚集了蓝田、长安和周至、户县的人，北门人才市场则是泾阳、三原、高陵、蒲城的，东门人才市场以来自灞桥、临潼、渭南的为主，西门人才市场则是咸阳、礼泉、干县的。”
西万路人才市场则是随着城市的建设形成的，张焕财说，人才市场影响交通和市容，屡遭城管驱散，后来就挪到了文艺路、西万路、太白立交等处。没人知道“西万公司”这个名字最初是谁喊起来的。张焕财说，“西万公司”其实是一种农民的自嘲，实际上并没有这么一家公司。城里的正式工人有医保、有节假日、有防暑降温费，老了还有退休金，而农民工啥也没有。“西万公司”一词代表了农民工潜在的心愿，有个单位，“当个公家人，端上铁饭碗”。
这个词在西万路人才市场广为流传。农民揽活儿，人家一问，你是哪儿的？农民回答，俺是西万公司的！大家都哈哈一笑，这是个农民梦想中的公司。揽活儿，上工，领工钱；揽活儿，上工，领工钱……除了手上的老茧愈发厚实，“西万公司”里的日子似乎每天都在重复。
拍人才市场之初，张焕财并没有过多想“主题”的问题，他只想“真实的呈现那些泼烦日子”，“反映当前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他拍摄的纪录片中，有包工头抢活的画面，也有农民被骗去拆房差点挨打的画面。为了方便拍摄，张焕财甚至买了一台手机大小的手持DV，不过电量和内存都有限，有时拍了一天电要耗尽了，内存也满了，突然发生了好玩的事，他也只能干瞪眼。
小心拍冲突事件
拍一些带冲突的事情时，为了不让被拍摄对象发现，张焕财尽量不看小DV的萤幕，假装打电话，或随意的放在胸前。有次农民工在工地上被砸伤，他拍了半天，最后发现内存满了，根本没拍进去；还有一次工头吵架，他以为都拍了下来，结果发现没按下录制键。至于拍出来缺胳膊少腿只有半个脑袋的，更是比比皆是。
在工地上，他不止一次发现包工头为了节约成本，往水泥里掺东西，“这样盖出来的房子肯定不坚固，但是我不敢拍。”拍农民工的日常生活时，他则大大方方地直接拍摄。“农民工不干亏心事，不担心被曝光，相反他们觉得有个摄像机能反映他们的真实生活会更好。”
有一年腊月二十七，一个工友决定不回家过年。他穿件脏兮兮的破棉袄，坐在人市的地上。张焕财把镜头对着他，喊他不要坐地上，太冷。工友“不在乎镜头对着他”，一脸疲惫的样子，说反正我也没地方可以去。为方便拍摄，张焕财甚至在人市边上开过一家小饭馆，他把摄像机架在桌子上拍，结果一个月下来，没有拍到理想的素材，还赔了几十元。
每天骑自行车寻找老标语
拍人力市场前，张焕财已经拍了许多年的乡村。
2005年，知名纪录片导演吴文光参与了欧盟和民政部合作的一个村民自治培训项目，他提出找村民来拍纪录片。吴文光招募到了10位农民拍摄者，其中就包括张焕财。张焕财给吴文光最深刻的印象是勤奋。经过简单培训后，每位农民拍摄者带走了一台摄像机和10盘空白录影带，带子能拍10个小时素材，“最后剪出10分钟的短片”。其他人拍了三五盘，张焕财不仅把10盘带子全拍完了，还自己买了20盘。
张焕财拍的是《一次失败的农村选举》，他选了三个村子，“一个富裕的，一个穷的，一个征地搞开发的”，富村和搞开发的村子，好多人争着当村官员，给村里人“每人发一包五块钱的云烟，那时候我们抽大雁塔，三毛钱”，而穷村则“选谁谁不愿意当”。拍摄的结果让吴文光满意，“效果超过十倍我对他的预估”。
拍摄结束后，吴文光延续了这个项目，称之为“村民影像计划”，让农民们继续拍摄，每年可以到北京的工作室剪辑，报销食宿和交通费用。张焕财一发不可收拾，连续6年，从《我的村子2006》一直拍到《我的村子2011》。《西万公司》已经是他的第8部纪录片作品。
他会拍乡间的老标语，因为“每条标语代表了一段历史”。张焕财每天骑着自行车出去找标语，抗美援朝时期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大跃进时期的，“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最多的就是文革时期的，毛泽东语录刷得到处都是。一条计划生育标语最有趣，农村土墙上用红漆刷著，一胎结扎，二胎上环，三胎流产。不知何时，“一”字被村民用锅底灰上下各加了一笔，变成了“三胎结扎”，“二”被改成了“四”，“三”被改成了“五”。红色油漆和黑色锅底灰交映在一起，有一种“荒唐的反差”。
吴文光说，“我的村子”系列，张焕财把他和乡亲们的生活都拍了出来，充满著“乡土的情感和生活现实的抱怨”，通过这些片子，能看到他生活村子的底蕴和人情。
送走人才市场最兴旺时代
拍摄6年，张焕财发现，西安的人才市场也变了，“一个曾经兴旺的、号称十万民工的民工村木塔寨拆迁，一个民工歇息找活的西万路十字西南角的大城市公园拆迁，一个西安最大的惠民劳务市场拆迁，一个民工们日夜找活歇息的西万路大十字架起了立交桥”，张焕财感慨，从此农民工心目中的“西万公司”等于是名存实亡了。
“西安人才市场最鼎盛的时候是2010年到2014年”，张焕财记得，那几年是西安的拆迁高峰，农民工特别好找活儿干，“感觉所有农村人都来了”。文艺路人才市场有铁栏杆围成的约十亩地大的空地，鼎盛时期揽活儿的农民工能全站满，“我们管那里叫羊圈”。
农民工夜里就住在附近的城中村，张焕财说，早先的农民工没有现在“奢侈”，舍不得租房子，晚上就睡地上的大通铺。城中村到处是供农民工歇脚的“旅馆”，住一晚“一毛钱两毛钱五毛钱的往上涨，涨到了后来一块钱一块五两块钱”。那时太白南路人才市场旁的城中村木塔寨号称住着10万农民工，“早晨农民工汹涌而出，晚上像鸟儿一样回来了。”
“那时候挣着一点工钱，夜里都发愁没地方藏，人穷了好像都成了贼，每晚上都有叫着骂着，说丢了钱的。每晚上都有人骂耍流氓呢！原来人把钱藏在贴身的胸部或者是三角裤里也有人摸，不敢骂对方是贼，只好骂对方耍流氓。那会简直怀疑晚上睡地舖的不全是农民工，满西安市的小偷都也来打地铺了。”
这几年，大规模的密集拆迁少了，揽活儿的方式也变了。以前是包工头现场找农民工，现在更多通过手机联系，人才市场就慢慢萧条了。人才市场最繁华那几年，张焕财也好找活，收入“相对高一点”，后来萧条了，收入也少了，张焕财感觉自己“把人才市场最兴旺的时代送走了。”
烦恼不挣钱 仍准备坚持
张焕财老了，不再经得住长年累月的重体力劳动，他和妻子齐慧芳在南城一家农贸市场租了间铺子，卖劳保用品。
铺子不到10平米，顾客寥寥。齐慧芳并不认同张焕财的事业。“整天不挣钱还贴钱”。小店一个月只能赚两三千元，支撑不下去了，张焕财就去人市上打打零工。在齐慧芳看来，开店也是张焕财的私心，“我看店，他就能到处去拍。”齐慧芳抱怨，到西安10年了，一起来的人早都买了房子，只有他们还是租房，也没攒下钱。给30岁的儿子娶媳妇几乎成了她的心病。“现在娶媳妇至少要花10多万，还不算盖房子。”别人给介绍对象，来了一问，有房子吗？有车吗？这事儿就黄了。
面对生活的一地鸡毛，张焕财也烦恼，“我也想挣钱，钱不来找我，我有啥子办法？”他说自己写作、摄影，除了想“做点有价值的事”，也寄希望于籍此赚钱。他想考进报社，但只有高中学历，“最后只能给报社送报纸”。
他曾进城，把一部做好的片子给一位朋友看，“人家看不都看”。他记得那年新闻里整天是抓拉登，一位帮他剪辑的朋友挖苦，你的片子要是能获奖，拉登都抓住了。后来拉登被击毙了，他的片子投稿还是“连门都摸不著”。
但张焕财有自己的傲气，他坚信自己的东西是鲜活的，是“基层的土壤里长出来的东西”，“我做的东西可能文化人还做不出来”。他准备坚持拍下去，“我已经走到半山坡了，只能往上走”，他希望他的片子得到更多的人认可，有更多的放映场次，“我已经坚持了12年，再坚持15年，20年，尽我所能地坚持。”
谈起多年坚持写作和拍摄，仍住在出租房的张焕财，声音忽然变得哀伤，“我就像那个农民工，别人当他不存在，也没人当我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