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
陝西省藍田縣史家寨的57歲村民張煥財原本是單純的農民，卻花了12年時間，創作8部樸實而感動人心的紀錄片。日前，他的最新作品《西萬公司》在西安發表，紀錄農民外出打工，在大都市人力市場起伏的故事，引發不少話題。
張煥財自稱是「脖子上掛著DV的雞」，他的8部紀錄片中，每個鏡頭都是一個個農民工經過風霜的臉孔。《新京報》報道，「農民好像麻雀，你看不出來這隻麻雀和那隻麻雀有啥子不一樣。城裡人看人力市場，覺得農民每天都在那兒閑坐着，一整天打牌的、打鬧的，實際上有的人攬著活兒就走了，有的人幹活兒干累了、沒活兒幹了就回來了，每天是不同的麻雀在循環轉來轉去。」張煥財比喻，人力市場的農民像麻雀，像刨食的雞。必須每天刨食吃，並且只有勤快的「刨食」或者會動腦子，才能成為比一般農民日子過得好的「肥雞」。
張煥財說自己不是一隻安分的「雞」。寫作、拍攝，這些看起來「與農民身分不符」的事情，已經闖入他的生活30年，並硬生生的將他的生活撕裂成兩個世界。一個世界是詩意的，是他說起來滔滔不絕的，是關於創作與夢想的；另一個世界是堅硬的，是他不願多提的，是關於荷包與活路的。張煥財說，他不肯放棄夢想，就必然不可能成為「肥雞」，「但我的『雞夥伴』們是認同我的，因為從來沒有一隻雞象我這樣親密的、忠實的、常年給他們紀錄吃喝拉撒、喜怒哀樂。」
張煥財1998年開始跟着村裡人到西安打工，初識人才市場。他聽村裡老人講，1949年前西安就有人才市場，到城裡攬活兒的農民聚在東南西北四個城門洞子底下，1949年後隨着農村集體化而絕跡。改革開放後，人又開始聚集，「南門聚集了藍田、長安和周至、戶縣的人，北門人才市場則是涇陽、三原、高陵、蒲城的，東門人才市場以來自灞橋、臨潼、渭南的為主，西門人才市場則是咸陽、禮泉、干縣的。」
西萬路人才市場則是隨着城市的建設形成的，張煥財說，人才市場影響交通和市容，屢遭城管驅散，後來就挪到了文藝路、西萬路、太白立交等處。沒人知道「西萬公司」這個名字最初是誰喊起來的。張煥財說，「西萬公司」其實是一種農民的自嘲，實際上並沒有這麼一家公司。城裡的正式工人有醫保、有節假日、有防暑降溫費，老了還有退休金，而農民工啥也沒有。「西萬公司」一詞代表了農民工潛在的心愿，有個單位，「當個公家人，端上鐵飯碗」。
這個詞在西萬路人才市場廣為流傳。農民攬活兒，人家一問，你是哪兒的？農民回答，俺是西萬公司的！大家都哈哈一笑，這是個農民夢想中的公司。攬活兒，上工，領工錢；攬活兒，上工，領工錢……除了手上的老繭愈發厚實，「西萬公司」里的日子似乎每天都在重複。
拍人才市場之初，張煥財並沒有過多想「主題」的問題，他只想「真實的呈現那些潑煩日子」，「反映當前農民工的生存狀態」。他拍攝的紀錄片中，有包工頭搶活的畫面，也有農民被騙去拆房差點挨打的畫面。為了方便拍攝，張煥財甚至買了一台手機大小的手持DV，不過電量和內存都有限，有時拍了一天電要耗盡了，內存也滿了，突然發生了好玩的事，他也只能幹瞪眼。
小心拍衝突事件
拍一些帶衝突的事情時，為了不讓被拍攝對象發現，張煥財盡量不看小DV的螢幕，假裝打電話，或隨意的放在胸前。有次農民工在工地上被砸傷，他拍了半天，最後發現內存滿了，根本沒拍進去；還有一次工頭吵架，他以為都拍了下來，結果發現沒按下錄製鍵。至於拍出來缺胳膊少腿只有半個腦袋的，更是比比皆是。
在工地上，他不止一次發現包工頭為了節約成本，往水泥里摻東西，「這樣蓋出來的房子肯定不堅固，但是我不敢拍。」拍農民工的日常生活時，他則大大方方地直接拍攝。「農民工不幹虧心事，不擔心被曝光，相反他們覺得有個攝像機能反映他們的真實生活會更好。」
有一年臘月二十七，一個工友決定不回家過年。他穿件髒兮兮的破棉襖，坐在人市的地上。張煥財把鏡頭對着他，喊他不要坐地上，太冷。工友「不在乎鏡頭對着他」，一臉疲憊的樣子，說反正我也沒地方可以去。為方便拍攝，張煥財甚至在人市邊上開過一家小飯館，他把攝像機架在桌子上拍，結果一個月下來，沒有拍到理想的素材，還賠了幾十元。
每天騎單車尋找老標語
拍人力市場前，張煥財已經拍了許多年的鄉村。
2005年，知名紀錄片導演吳文光參與了歐盟和民政部合作的一個村民自治培訓項目，他提出找村民來拍紀錄片。吳文光招募到了10位農民拍攝者，其中就包括張煥財。張煥財給吳文光最深刻的印象是勤奮。經過簡單培訓後，每位農民拍攝者帶走了一台攝像機和10盤空白錄影帶，帶子能拍10個小時素材，「最後剪出10分鐘的短片」。其他人拍了三五盤，張煥財不僅把10盤帶子全拍完了，還自己買了20盤。
張煥財拍的是《一次失敗的農村選舉》，他選了三個村子，「一個富裕的，一個窮的，一個征地搞開發的」，富村和搞開發的村子，好多人爭着當村官員，給村裡人「每人發一包五塊錢的雲煙，那時候我們抽大雁塔，三毛錢」，而窮村則「選誰誰不願意當」。拍攝的結果讓吳文光滿意，「效果超過十倍我對他的預估」。
拍攝結束後，吳文光延續了這個項目，稱之為「村民影像計劃」，讓農民們繼續拍攝，每年可以到北京的工作室剪輯，報銷食宿和交通費用。張煥財一發不可收拾，連續6年，從《我的村子2006》一直拍到《我的村子2011》。《西萬公司》已經是他的第8部紀錄片作品。
他會拍鄉間的老標語，因為「每條標語代表了一段歷史」。張煥財每天騎着單車出去找標語，抗美援朝時期的，「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帝國主義！」大躍進時期的，「大躍進萬歲！人民公社萬歲！」最多的就是文革時期的，毛澤東語錄刷得到處都是。一條計劃生育標語最有趣，農村土牆上用紅漆刷著，一胎結紮，二胎上環，三胎流產。不知何時，「一」字被村民用鍋底灰上下各加了一筆，變成了「三胎結紮」，「二」被改成了「四」，「三」被改成了「五」。紅色油漆和黑色鍋底灰交映在一起，有一種「荒唐的反差」。
吳文光說，「我的村子」系列，張煥財把他和鄉親們的生活都拍了出來，充滿著「鄉土的情感和生活現實的抱怨」，通過這些片子，能看到他生活村子的底蘊和人情。
送走人才市場最興旺時代
拍攝6年，張煥財發現，西安的人才市場也變了，「一個曾經興旺的、號稱十萬民工的民工村木塔寨拆遷，一個民工歇息找活的西萬路十字西南角的大城市公園拆遷，一個西安最大的惠民勞務市場拆遷，一個民工們日夜找活歇息的西萬路大十字架起了立交橋」，張煥財感慨，從此農民工心目中的「西萬公司」等於是名存實亡了。
「西安人才市場最鼎盛的時候是2010年到2014年」，張煥財記得，那幾年是西安的拆遷高峰，農民工特別好找活兒干，「感覺所有農村人都來了」。文藝路人才市場有鐵欄杆圍成的約十畝地大的空地，鼎盛時期攬活兒的農民工能全站滿，「我們管那裡叫羊圈」。
農民工夜裡就住在附近的城中村，張煥財說，早先的農民工沒有現在「奢侈」，捨不得租房子，晚上就睡地上的大通鋪。城中村到處是供農民工歇腳的「旅館」，住一晚「一毛錢兩毛錢五毛錢的往上漲，漲到了後來一塊錢一塊五兩塊錢」。那時太白南路人才市場旁的城中村木塔寨號稱住着10萬農民工，「早晨農民工洶湧而出，晚上像鳥兒一樣回來了。」
「那時候掙着一點工錢，夜裡都發愁沒地方藏，人窮了好像都成了賊，每晚上都有叫着罵著，說丟了錢的。每晚上都有人罵耍流氓呢！原來人把錢藏在貼身的胸部或者是三角褲里也有人摸，不敢罵對方是賊，只好罵對方耍流氓。那會簡直懷疑晚上睡地舖的不全是農民工，滿西安市的小偷都也來打地鋪了。」
這幾年，大規模的密集拆遷少了，攬活兒的方式也變了。以前是包工頭現場找農民工，現在更多通過手機聯繫，人才市場就慢慢蕭條了。人才市場最繁華那幾年，張煥財也好找活，收入「相對高一點」，後來蕭條了，收入也少了，張煥財感覺自己「把人才市場最興旺的時代送走了。」
煩惱不掙錢 仍準備堅持
張煥財老了，不再經得住長年累月的重體力勞動，他和妻子齊慧芳在南城一家農貿市場租了間鋪子，賣勞保用品。
鋪子不到10平米，顧客寥寥。齊慧芳並不認同張煥財的事業。「整天不掙錢還貼錢」。小店一個月只能賺兩三千元，支撐不下去了，張煥財就去人市上打打零工。在齊慧芳看來，開店也是張煥財的私心，「我看店，他就能到處去拍。」齊慧芳抱怨，到西安10年了，一起來的人早都買了房子，只有他們還是租房，也沒攢下錢。給30歲的兒子娶媳婦幾乎成了她的心病。「現在娶媳婦至少要花10多萬，還不算蓋房子。」別人給介紹對象，來了一問，有房子嗎？有車嗎？這事兒就黃了。
面對生活的一地雞毛，張煥財也煩惱，「我也想掙錢，錢不來找我，我有啥子辦法？」他說自己寫作、攝影，除了想「做點有價值的事」，也寄希望於籍此賺錢。他想考進報社，但只有高中學歷，「最後只能給報社送報紙」。
他曾進城，把一部做好的片子給一位朋友看，「人家看不都看」。他記得那年新聞里整天是抓拉登，一位幫他剪輯的朋友挖苦，你的片子要是能獲獎，拉登都抓住了。後來拉登被擊斃了，他的片子投稿還是「連門都摸不著」。
但張煥財有自己的傲氣，他堅信自己的東西是鮮活的，是「基層的土壤里長出來的東西」，「我做的東西可能文化人還做不出來」。他準備堅持拍下去，「我已經走到半山坡了，只能往上走」，他希望他的片子得到更多的人認可，有更多的放映場次，「我已經堅持了12年，再堅持15年，20年，盡我所能地堅持。」
談起多年堅持寫作和拍攝，仍住在出租房的張煥財，聲音忽然變得哀傷，「我就像那個農民工，別人當他不存在，也沒人當我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