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來函/5月8日刊】莫以「恩賜論」掩蓋行政失職:回應97前輩再函

加拿大都市网

【讀者來函】讀者北先生再來函,對本新聞網 (加拿大星島新聞網 / singtao.ca) 於5月7日「專欄特區」中刊登一位讀者梁先生署名「一位認清現實的 97 港人移民」的文章〈【讀者來函/5月7日刊】終論救生艇:剝開「悲情敘事」下的功利與虛妄〉,作出回應。

星島新聞網5月8日刊登北先生的第二篇文章〈【讀者來函/5月8日刊】莫以「恩賜論」掩蓋行政失職:回應97前輩再函〉,以回應梁先生的文章之餘,也一併將引發討論的文章重刊於下,方便讀者對比。

以下為北先生的第二篇來郵:

 

莫以「恩賜論」掩蓋行政失職:回應97前輩再函

讀罷這位「97前輩」第二封來函,筆者感受到一種強烈的違和感。筆者原以為對方至少會回應前文提出的制度問題,豈料全文卻幾乎完全放棄理性討論。論點建立於一項根本性的事實錯誤之上,其餘各節亦充斥着對後來者的心理揣測與動機質疑,以取代邏輯論證。試圖將一場關於「行政透明與效率」的制度討論,降格為「新老移民的意氣之爭」,並以「巨嬰」、「嫉妒」、「消費難民身份」等情緒化標籤,對持不同意見者進行道德審判。

一、全文論述的根基:一個事實錯誤

來函第一節斷言,救生艇計劃被納入「難民與人道(H&C)類別」,並以此為基礎,推論申請者不過是承受了「行政恩賜」的動態調整,無權抱怨。

然而,此說法在移民法層面存在根本性錯誤。更何況,來函刻意把 Hong Kong Pathway 與真正的難民制度混為一談,本身便有誤導之嫌。香港救生艇計劃並非《難民公約》下的 Refugee Program,而是一項針對特定地緣政治背景而設立的特殊移民途徑。申請者大多以學簽、工簽等合法身份入境,再透過公開渠道申請永久居民。這本來就是一種政策安排,而非戰亂難民營中的緊急收容。

香港救生艇計劃(Hong Kong Pathway)依據的是 IRPA 公共政策豁免條款(Public Policy Exemptions),屬於「公共政策流」(Public Policy Class)。部長根據相關條款制定一套預設的、針對特定群體的標準。只要符合這些公共政策規定的條件(如學歷、工作經驗),移民局便必須按此流程審理。其法律依據與 H&C 申請(即《移民及難民保護法》第 25 條,Humanitarian and Compassionate Grounds)截然不同,兩者在申請目的、審批標準及政策性質上均屬不同機制。

來函以這個錯誤分類為立論核心,進而推導出「國家動態調整人道配額屬主權行為、申請人無從置喙」的結論,猶如以錯誤地圖領航——方向感再強,終究走錯了路。

加拿大推行此計劃,背後有着清晰的國情考量:應對人口老化、吸納具備高教育程度及西方價值觀的優質勞動力。這是一場雙向的選擇。這批移加港人帶着資金、專業技術與黃金工作年齡而來,為加國的稅收與勞動力市場作出了即時貢獻。當政府承諾了通道卻又因行政失誤導致無限期積壓時,申請者要求合理的進度預期,是作為「制度參與者」的基本權利,而非「消費者」的無理取鬧。

二、把制度批評扭曲成「嫉妒老移民」,只是廉價心理分析

來函另一個常見套路,是將所有不滿簡化為對97移民的「嫉妒」,認為新移民不滿是因為看見97移民安居樂業而眼紅。這是一種典型的動機謬誤(motive fallacy):若這套邏輯成立,任何對既有制度的批評,皆可被既得利益者以「你只是嫉妒我們」一句話打發,社會討論便無從進行。

然而,指出制度問題,不等於否定老移民的努力;批評政策執行,也不代表否認上一代港人的辛酸。事實上,很多人尊重97移民當年的艱苦適應,同時也認為今天的制度混亂值得批評,兩者根本毫不衝突。

真正令人反感的,並不是老移民本身,而是部分人那種「我當年更苦,所以你沒資格抱怨」的道德優越感。

上一代曾面對高息樓按、職場降維與漫長打拚,這些都是真實存在的困難;但這並不會自動令今天的制度問題消失。歷史上的苦難,不應被拿來作為否定後來者感受的工具。按照這種邏輯,人類社會幾乎永遠不應進步:上一代更苦,所以後代不得埋怨;以前更窮,所以今天不能要求改善。這並非成熟,而只是一種「苦難正當化」思維。

更何況,97移民當年所面對的環境,與今天已截然不同。九十年代的加拿大,房價、租金、競爭程度與今天根本不可同日而語。前輩們經歷過艱辛,這值得尊重;但不能以此要求後來者必須在一個效率低下的制度中蹉跎。當前新移民面臨的是醫療系統崩潰、住房危機與行政效率低下的多重夾擊,這不是心智磨練可以解決的結構性問題。用過去的苦難來合理化現今的行政混亂,簡單一句「我們以前也很苦」,並不能回答今天的問題。

此外,來函一方面強調97移民當年挨過高息房貸、專業降格的磨練,另一方面卻在結語質問新移民「當初逃離的是真正的恐懼,還是只想要性價比更高的外國護照」——前者要求後人承認前人的苦,後者卻拒絕承認後人可能有其真實的恐懼。這種不對稱的道德要求,恰恰纔是真正的雙重標準。

三、將一切不滿貶低為「福利計算」,反而暴露對現實的無知

來函試圖把等待 PR 的焦慮,簡化為「國際學費」、「買樓稅項」、「福利待遇」等金錢問題,彷彿一切只是斤斤計較的財務盤算。這種說法,其實脫離實際。

PR 的意義從來不只是福利,而是「身份穩定性」。沒有永久居民身份,很多人不敢轉工、不敢長遠規劃、不敢置業、不敢安排家庭未來,甚至連心理上都長期處於一種「隨時可能被政策改變影響」的不安狀態。尤其對三、四十歲、已放棄原有事業重新開始的人而言,時間本身就是極高成本。人生規劃被迫長期停滯,並不是一句「至少你還有工簽」就能輕輕帶過。

人當然會考慮現實成本。移民本來就是人生重大決策,涉及工作、家庭、教育與資產安排。把所有現實考量妖魔化為「福利心態」,只反映出作者對普通移民處境缺乏基本同理心。

四、最矛盾的,是一邊否認「難民身份」,一邊又要求別人承擔難民式道德標準

來函最矛盾之處,在於它一方面強調港人不是傳統難民,另一方面卻又要求申請人必須以真正戰亂難民的道德標準來約束自己。只要有人抱怨政策、考慮迴流、仍與香港保持聯繫,就被質疑「不是真正災民」、「只是想要性價比更高的護照」。

這套邏輯預設了苦難必須是絕對的、不可逆的,才具正當性。然而,若以「能否回頭」作為判斷困境真實性的唯一標準,則幾乎所有非戰爭難民的政治移民,其處境皆可被一筆勾銷。

這反映出其對「港人計劃」設計初衷的無知。香港救生艇計劃本來就不是 Refugee Program。它從設計開始,便容許申請人保留原有生活聯繫,也從未要求申請者放棄迴流可能性。「救生艇」之所以不同於一般的難民申請,正是因為加拿大政府認可這群人具備高度的自立能力與專業價值。他們不是來尋求施捨的災民,而是來尋求自由、同時願意貢獻力量的公民。

至於「迴流的底牌」,這更是加拿大身為自由國度的核心價值——遷徙自由。試問哪一位已入籍的97移民,手中不也攥著那張迴流的底牌?更何況,來函作者作為97移民,當年離港時香港亦未至於戰火連天。若以「真正的難民沒有退路」為標準,其本身是否亦應受此質問?

既然如此,為何現在又突然要求所有人必須表現得像「永不回頭的流亡者」,才算道德純潔?這其實是一種極端的「苦難競賽」思維:誰越痛苦、越絕望、越無退路,誰才有資格批評制度。

然而,現代移民從來都是複雜而多重的。有些人為政治自由,有些人為子女教育,有些人為制度保障,也有人同時考慮經濟與生活質素。這些因素本來就可以並存,毋須通過某種「苦難純度測試」。

五、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將「感恩」異化為「閉嘴」

來函最後將批評者形容為「我弱我有理」、「巨嬰心態」,其實只是再次將制度問題道德化。但一個成熟社會,不應要求人民只能感恩、不能批評。

一個人可以感激加拿大提供機會,同時認為政策執行混亂;可以珍惜自由環境,同時批評行政效率低落;可以真心希望留在加拿大,同時對長期積壓與規則變動感到不安。這些並不矛盾。

真正健康的制度,從來不是靠壓制批評維持,而是容許人民在感恩與批判之間並存。當一個社會開始將任何制度批評都視為「不知足」、「巨嬰」、「不夠苦」,那才是真正值得擔憂的地方。

結語

救生艇計劃的本質是幫助港人,而非製造新一批「二等移民」。批評政策執行不力,不在於「誰比較慘」,不是「我弱我有理」,而是希望加拿大真正兌現當初的承諾,讓所有申請人都能穩定紮根。這才是對這片土地與自身移民經歷的真正尊重。

香港人精神的韌性,體現於對不公義的發聲,而非對行政效率低下的逆來順受。移加港人不是巨嬰,是正在為這片土地繳稅、工作、撫養子女、支撐本地經濟的真實參與者。

讀者:一位已上岸但富有同理心的港人移民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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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朗專欄】倖存者偏差

 

星島新聞網5月7日刊登讀者梁先生的第二篇文章〈【讀者來函/5月7日刊】終論救生艇:剝開「悲情敘事」下的功利與虛妄〉,以回應讀者北先生的文章〈【讀者來函/5月6日刊】回應一位認清現實的97港人移民論「救生艇」文章〉。以下為梁先生的第二篇來郵。

編輯先生:
 
拜讀化名「北先生」的讀者來函。北先生回函之神速、修辭之精緻,令人驚嘆。然而,其字裡行間那股極具某專欄作家標誌性的「被制度背叛的憤怒」與「對老移民的反感」,卻讓筆者意識到:這場辯論已不再是關於移民法理的探討,而是一場必須被戳破的「悲情迷思」。
 
既然北先生試圖用華麗的學術詞彙(如「結構性困境」、「倖存者偏差」)來掩飾底層的邏輯破綻,筆者作為經歷過 97 浪潮的過來人,願在此作最後的誠實剖析,撕開這層被過度包裝的「受害者敘事」。
 
一、 所謂「被背叛的憤怒」,掩蓋的是將「人道恩賜」當作「消費權益」的荒謬
 
北先生長篇大論地抨擊政府取消了救生艇的「優先處理(Priority Processing)」,認為這賦予了他們批評制度的權利。
 
然而,在移民法的現實中,救生艇計劃被納入的是「難民與人道(H&C)」類別。主權國家因應全球突發災難(如烏克蘭、中東局勢)動態調整人道配額與處理速度,是理所當然的國家行為。北先生與部分新移民之所以感到「憤怒」,是因為他們錯把這份基於國際形勢的「行政恩賜」,當成了自己花錢購買的「消費者合約」。拿着人道救助的門票,卻要求 VIP 級的商業兌現速度,這種將國家主權降格為「售後服務」的心態,才是真正的傲慢。
 
二、 剝開「對老移民的反感」,看見的是對「即時安穩」的眼紅與焦躁
 
北先生指責筆者分享經驗是「居高臨下的說教」,並對 97 移民的視角充滿反感。這種情緒的底色,說穿了是一種「不甘心」與「嫉妒」。
 
他們看到 97 移民如今的安居樂業,卻刻意忽視了我們這代人在過去近三十年里,所經歷的兩位數高息房貸、專業降維打擊以及漫長的基層打拚。他們渴望立刻獲得我們今天所擁有的安穩與社會地位,卻不願意承受同等的熬煉。這種「憑什麼你們有,我卻要排隊」的焦躁,讓他們將所有對現實的不滿,全數發泄在「審批太慢」這個借口上。
 
三、 所謂「等待的痛苦」,本質上是「福利與金錢」的計算
 
北先生聲稱,沒有 PR 卡讓他們「不上不下」、「青春被消耗」。讓我們誠實一點:手持合法的工簽與學簽,身處法治且自由的加拿大,何來生存危機?
 
他們口中真正的「痛苦」,其實是沒有 PR 就必須繳交高昂的國際學生學費,是買房時無法豁免的海外買家稅,是無法即時享受本地人的各項社會福利。 筆者勸勉「等待有益」,是在談論心智的磨練;而北先生所憤怒的,卻是「投資回報的延期」。這根本不是什麼「青春被制度斬殺」,這只是純粹的財務計算。如果加拿大政府明天宣布「工學簽期間免除國際學費並享有同等福利」,北先生口中那種「結構性的痛苦」恐怕瞬間就會煙消雲散。
 
四、 拒絕「災民」標籤,是因為捨不得放棄「自由迴流」的特權
 
北先生對筆者將其比喻為「災民」感到極度刺耳,認為這很殘忍。這正是整封反駁信中最自相矛盾、也最虛偽的一點。
 
為何他們如此抗拒這個標籤?因為一旦承認自己是「難民」或「災民」,就必須面對一個殘酷的現實:真正的難民(如脫北者、逃離戰火的敘利亞人)是沒有退路的,他們不可能買張機票就回老家度大假。
 
這群抱怨航速的乘客,既想享受加拿大「人道救生艇」極低的移民門檻,又在心底緊緊攥著「隨時可以迴流香港」的底牌。他們想要難民通道的便利,卻拒絕承擔流亡者的沉重。這才是對全球真正流離失所者最殘忍的消費。
 
結語:
 
筆者撰寫此文,並非要針對任何個人,而是不願見到這片土地上充滿韌性的「港人精神」,被部分自怨自艾的專欄論調扭曲成一種「我弱我有理」的巨嬰心態。
 
加拿大給了我們避風港,這已是最大的善意。如果北先生或其背後的代言人們,認為沒有 PR 的加拿大就是一種折磨,那麼或許你們該捫心自問:你們當初逃離的,到底是真正的恐懼,還是僅僅想要一個性價比更高的外國護照?
 
無論編輯部是否願意刊登這封略顯刺耳的信件,真相永遠在那裡。真正的倖存者,都在默默打拚;只有不甘心的遊客,才會在安全的甲板上,用華麗的辭藻抱怨風浪。
 

讀者:一位認清現實的 97 港人移民  謹啟

 

 
讀者北先生早前來函,對本新聞網 (加拿大星島新聞網 / singtao.ca) 於5月5日「專欄特區」中讀者梁先生題為【讀者來函/5月5日刊】回應阿朗專欄有關救生艇的「倖存者偏差」的文章作出回應,編輯部於5月6日將讀者北先生來函成文為〈【讀者來函/5月6日刊】回應一位認清現實的97港人移民論「救生艇」文章〉畢錄於下,與讀者分享。
 
編輯先生:

拜讀「一位認清現實的97港人移民」來函,文中對阿朗提出的「倖存者偏差」大加批評,並為加拿大救生艇計劃(Hong Kong Pathway)PR 審批嚴重延遲辯護,筆者深感不以為然。來函引用不相干的政策數據,將首批快速獲批形容為「政策紅利」,將後來的延誤歸咎於「排隊幾何學」,並指責抱怨者「自我中心」或「唯 PR 論」。然而,其論述存在多處邏輯謬誤,字裡行間更流露出一種「我已上岸,爾等莫怨」的傲慢姿態,實有必要逐一回應。

一、誤解「倖存者偏差」的真正含義

來函最根本的錯誤,在於混淆了「延誤的成因」與「觀察偏差的性質」。

阿朗所指的「倖存者偏差」,並非在說早期獲批者「快得不正常」,而是指出:政策的評估與宣傳,往往以早期成功案例作為主要樣本,令後來者對整個流程形成錯誤預期——那些仍在漫長等待中、甚至已中途放棄的人,根本不在討論的視野之內。這才是倖存者偏差的核心:可見的成功,掩蓋了不可見的掙扎。

來函以「排隊幾何學」解釋延誤成因,固然有其道理,但這與阿朗所批評的現象,其實是兩回事,可謂答非所問。

二、自願選擇,不等於放棄批評政策的權利

來函聲稱,申請人既然自願選擇低門檻通道,便無資格抱怨等待時間。這是一種極為粗糙的邏輯。

政策批評的正當性,從來不以「是否自願參與」為前提。否則,所有曾自願購買金融產品的消費者,都不得批評監管失職;所有自願繳稅的市民,也不得批評政府施政失誤。

更值得注意的是,許多申請人當初作出人生重大抉擇,是基於加拿大政府所塑造的合理預期。政府推出救生艇計劃時,並非只強調「低門檻」,更不斷釋放「快速通道」、「吸納人才」、「支援香港人」等政策訊號。然而如今,配額大幅縮減、積壓超過兩萬宗、等待時間動輒數年,早已超出一般人原先可合理預期的範圍。

若政府在申請人已投入時間、金錢與人生規劃後,才大幅收緊配額、延長審批,這種近乎「中途改規則」的做法,難道不值得被公開檢視?

自願入場,不代表必須無條件接受制度後續任何變動,更不代表申請人失去批評政策的權利。

來函又建議「實力優厚者可選投資移民或 PNP」,卻忽略了現實:很多港人正是因為經濟能力有限、年齡或學歷受限,才選擇這條「豁免 CRS」的途徑。事後再指責他們「享受紅利卻抱怨」,未免有些站着說話不腰痛。

真正的公平問題,不在於申請人選擇了低門檻,而在於政府宣傳與實際執行之間存在巨大落差,令後來者承擔了難以預見的長期不確定性。

三、以「等待有益」為延誤辯護,是居高臨下的說教

來函認為,等待期間有助累積職場經驗與文化融入,因此是一種「寶貴資產」。

且不論此說是否成立,筆者想指出:在沒有永久居民身份的過渡狀態下,人的選擇空間其實相當有限——換工作受限、旅行受限、部分公共服務受限,更無法真正參與公民政治生活。許多人早已在加拿大工作、繳稅、貢獻勞動力,卻因 PR 遲遲未批,而始終處於一種不上不下的狀態。

將這些真實困境輕描淡寫為「唯 PR 論的狹隘視野」,其實低估了時間成本對個人職涯、家庭規劃及心理狀態所造成的實質影響。

真正寶貴的資產,應該是政府兌現承諾,讓移民得以穩定紮根,而不是要求他們「學會享受不確定性」。

以「磨練心志」美化這種結構性的長期不確定,本質上只是站在安全地帶,對仍在浪尖之人發出的廉價勸勉。

每個人對自身時間與人生的取捨,自有判斷,毋須他人代為詮釋。

四、「真正的災民」論述,殘忍且自相矛盾

來函以「真正的災民只求位置,遊客才抱怨航速」作結,暗示凡對等待有所不滿者,都不是真正需要救生艇的人。

這種說法最令人不安之處,在於它以苦難的「純度」作為道德審判標準,彷彿只有默默承受、毫無怨言的人,才配獲得移民身份的道德正當性。

然而,移民從來不只有單一理由。有人為自由,有人為下一代,有人為資產安全,也有人為教育、工作環境或社會制度。這些考量本來就可以同時存在,並不互相排斥。

難道只要有人批評加拿大政策、嫌排隊太久、甚至考慮迴流,就代表其當初並非真正受壓迫的人?

更諷刺的是,若按此邏輯推論:來函作者既已取得身份、生活穩定,又何必花心力撰函批評他人的「自我中心」?能有餘裕評論別人是否「真正需要救生艇」,本身豈非正是一種已然上岸的特權位置?

說到底,來函表面上談「現實」,實際上卻流露出一種「既然我都挨過,你也應該忍」的心態。它將制度問題個人化,把政策風險道德化,再將任何失望者描繪成「功利」、「不夠堅定」或「只想攞身份」。

五、來函本身,才更接近倖存者偏差的體現

最後,筆者無意冒犯,但必須直言:一位已成功取得身份的移民,以「認清現實」自居,批評仍在等待者心態不夠端正——這種「我挨過來了,你們也應該」的敘事,恰恰正是倖存者偏差最典型的社會表現形式。

成功者對制度的寬容,往往與其距離制度傷害的遠近成正比。

政策批評的存在,從來不是對移民奮鬥的冒犯,而是推動制度改善所必需的張力。將批評者簡化為「自我中心」或「非真正災民」,才是真正對仍在泥濘中掙扎之人的輕視。

讀者:一位同樣認清現實的港人移民 謹啟

 
 
 
 
一位讀者梁先生早前來函,對本新聞網 (加拿大星島新聞網 / singtao.ca) 於 4 月 28 日「新移民專欄」中作者阿朗題為倖存者偏差的文章作出回應,編輯部於5月5日將梁先生來函以題為【讀者來函/5月5日刊】回應阿朗專欄有關救生艇的「倖存者偏差」成文畢錄於下,與讀者分享。
 
 
編輯先生:
 
拜讀 4 月 28 日阿朗專欄的告別作,筆者對其將移加港人的審批延遲歸類為「倖存者偏差」深感不以為然。作者認為首批申請者快速獲批是「偏差」,而後來的等待是「不公」,這種觀點無視了移民政策的基本運作規律與配額限制。
 
首先,第一批人的「快」並非偏差,而是政策紅利期的必然現象。 任何新政策推行之初,申請人數較少,行政資源相對充足,審批自然迅速。然而,隨着「救生艇計劃」因其極低門檻(豁免 Comprehensive Ranking System CRS 評分、不拼學歷與年齡)而吸引海量申請,疊加加拿大政府調低年度移民總配額(2025-26 年度已縮減至約 38 萬)的客觀現實,排隊時間長度呈幾何級數增長。這不是「倖存者偏差」,而是「排隊幾何學」—— 當總配額變小,而申請人數倍增時,後入者必然要等待更久。
 
其次,阿朗將這種時間上的差異描述為「不公平」,卻忽略了移民是一場自願的選擇。 加拿大政府從未保證救生艇是一條「特快專線」,它僅保證這是一條「低門檻通道」。如果申請人自認實力優厚、不願忍受排隊,大可以選擇投資移民或省提名(PNP)等常規路徑。既然選擇了享受「豁免競爭」的紅利,卻又回頭指責先行者的速度是「偏差」,這種心態是否過於自我中心?
 
更重要的是,將等待視為「時間成本」的浪費,是典型的功利主義。在等待 PR 的兩三年間,新移民在本地職場累積的經驗、建立的鄰里關係,正是紮根的過程。 這種心理磨練與文化融入,對長遠的移民生活反而是寶貴的資產。真正的「偏差」,是作者那種「唯 PR 論」的狹隘視野,將豐富的生活體驗簡化為一張卡片的到手速度。
 
最後,筆者想提醒:救生艇的本質是避風港。若僅因「排隊時間長」便輕易言迴流,說明其當初的避險需求並非必要。真正的災民尋求的是救生艇的「位置」,只有遊客才會抱怨救生艇的「航速」。
 
將整代人的奮鬥與國家的配額現實,輕描淡寫地歸類為「倖存者偏差」,是對那些尊重規矩、在不確定中依然努力紮根的移民的最大冒犯。
 
讀者:一位認清現實的97港人移民 謹啟
 
 
 
為方便讀者對比原文,以下重刊4月28日加拿大星島新聞網 (singtao.ca) 的阿朗專欄倖存者偏差全文於下:
 

【港人移加746/阿朗專欄】倖存者偏差

「救生艇」故事在港人群組間從來都是個話題。

最初一批透過「救生艇」來到加拿大的香港人,其實走得相對順利。不少人在完成學業,或累積足夠本地工作時數後,半年至一年內,便成功取得永久居民身份。流程清晰,時間可預期,結果也算明確。對於仍在觀望的人來說,這些例子無疑提供了一種具體的參考。

於是, 緊隨其後的香港人, 帶着相近的背景,甚至更充足的準備,坐着同樣的「救生艇」來到加拿大, 追求更好嘅人生。當時的判斷其實很有基礎,既然首批可以做到,自己大概也可以。只是,時間點不同,結果開始出現偏差。

到了今天,不少甚至是早期的第二批「救生艇」申請人,正處於非常艱難的情況之中。審批進度變得緩慢,甚至出現停滯。原本預期半年至一年的流程,被不斷拉長,變成一段沒有明確終點的等待。在這段時間裏,大部分人其實沒有停下來。該工作的繼續工作,該生活的繼續生活。表面看來,一切如常。只是內心的焦慮,多少存在。偶爾傳來個別成功獲批的消息,又讓人覺得,也許只是時間問題。於是,大多數人選擇繼續留下。

但同一時間,另一種情況也在慢慢發生。開始陸續聽到有人離開回港, 定義上既不是「迴流」,當然肯定也不是「敗走」。特別是較年輕的一群,他們面對的考慮不只是金錢,而是更難補回的時間成本。等待,本身就是一種消耗,是沉沒成本。當時間不再可預期,原本可以接受的過渡,就會變成一種難以計算的付出。對一些人來說,這種不確定,比辛苦本身更難承受。只是,這些選擇,很少被詳細講述。

留下來的人,繼續生活;離開的人,多數安靜。於是我們所看到的,仍然主要是那些最初順利的故事,還有零星成功的個案。 難道「救生艇」 港人已經落入「倖存者偏差」的空間?

作者:阿朗

 

本文配圖: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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