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防部圖片
今天是9月11日，距離2001年911五角大樓事件發生的21年。
在眾多這場事故遇難者家屬之中，有一名華裔女子，她的父母2001年9月11日登上美國航空公司的77號航班。
這架飛機起飛後不久，墜毀在了五角大樓。他們也是這架航班上唯一的中國公民。
這名華裔女子叫Rui Zheng，她如今生活在馬里蘭州的巴爾的摩市，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癌症中心的研究員。她結婚了，有了自己的孩子，但是她內心還是無法釋懷。
Rui把父母的照片放在了一個心形掛墜里，兒子Eric知道裏面放的是姥姥姥爺的照片，時常問她：
“他們在哪裡？“
“他們死了。“
“他們為什麼死了？“
“他們的飛機被一些壞人帶走了，“他母親說。
“為什麼？” Eric問道。
這也是Rui想問的問題，為什麼？
1999年，Rui從北京飛往巴爾的摩，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進行腫瘤學的深造。
2000年，生活安頓下來的Rui邀請父母赴美探望她，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快樂地度過了將近一年的時間。
2001年9月初，他們去緬因州旅行，因為那裡比較涼爽。
9月9日全家開車回到馬里蘭州，父母原計劃於9月10日乘坐美國航空公司的77號航班飛回中國。
Rui怕父母太辛苦，決定將航班推後一天，她打電話給航空公司，為他們重新預訂了一天後的同一航班。
然後悲劇就發生了。
但即使她告訴兒子這一切，他可能還是會問這個問題。就像她自己也一直在問，而且一直會問。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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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在顯微鏡下，是顏色和形狀。
瀕臨死亡的骨髓細胞是一團藍色的小點。霍奇金淋巴瘤的細胞是紫色的一對貓頭鷹的眼睛。放大可以看到異常情況的構件。放大可以看到病理學的結構，整個畫面。每天，通過雙鏡頭，Rui在細胞水平上觀察死亡，並在其幾何形狀中尋找模式。
在巴爾的摩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癌症中心一棟大樓二樓的一間沒有窗戶的辦公室里，顯微鏡就放在她的普通辦公桌上。
“Hemepath”，當部門電話響起時，她對着電話說。
血液病理學是對血液疾病的研究，是折磨我們本質的病理。這是她的專業。
Rui身材嬌小，勤奮，年輕，安靜。她是一名血液病研究人員，是一本行走的腫瘤學教科書。她的性格堅毅而直率，對自己的脾氣有很好的控制。
每個工作日，她都會沿着I-83公路向南行駛，穿過巴爾的摩，前往她在霍普金斯大學的顯微鏡，她聽着NPR，自從她1999年來到美國，她就一直在那裡工作。然後，根據當天的情況，她參加講座或大查房，或與醫生進行會議。
她16歲時是北京的一名大學生，然後迅速獲得了醫學學位和血液學和腫瘤學的博士學位。科學是家族的傳統。她的父親是一位化學家，也是一位小提琴家、畫家和少言寡語的人。她的母親是一名兒科醫生，也是一名優秀的廚師。
Rui和她的父母很親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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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在電視上，是顏色和形狀。
它是銀色的翼尖，石灰岩的五邊形，橙色的曲線，黑色的柱子，熾熱的信息圖。2001年9月11日，Rui從她姐夫在弗吉尼亞州的地下室里的電視上看到了全國範圍內的死亡，她在陪同父母去杜勒斯國際機場D26號登機口回來的路上停了下來。在那裡，她看到新聞將美國航空公司77號航班確定為第三架墜毀的飛機。
“不相信… 崩潰了… 我的世界都塌了」這是Rui的第一反應。
關於77號航班上發生的事件，人們知道的就這麼多。
這架飛機—一架載有53名乘客、兩名飛行員、四名空姐和五名劫持者的波音757飛機—於上午8點20分從杜勒斯機場起飛。
劫持事件於8:51至8:54之間在35,000英尺處開始。乘客們被趕到飛機的後面。在9:12和9:26之間的某個時間，兩名乘客向地面打電話，報告說有鋒利的武器，而且窗外的郊區景象正在逼近。9點34分，乘客們感到一個330度的轉彎，然後是過山車式的下降，飛機以最大油門俯衝到2200英尺以下。在9點37分46秒，機上所有人都在撞擊中喪生。
細節留給人們去想像。
Rui的父母是該航班上唯一的中國公民。他們不會說英語。他們知道發生了什麼嗎？有沒有人幫助他們，安慰他們？他們在一起既是一種安慰也是一種殘忍。
在最初不眠不休的幾個星期里，Rui在她姐夫的房子里，被一種幽靈般的感覺所困擾，她感覺父母正在尋找她，想要從某個地方被接走。她夢見他們仍然住在她在巴爾的摩的公寓里，等着她從實驗室里忙碌一天後回來。在夢中的某個時刻，Rui會恍然大悟。
她會告訴她的母親：“我知道你們發生了什麼事。“她的母親會父親領到另一個房間，回到Rui的身邊，回答說：“我們不想讓你傷心。“
然後這個夢就結束了。
她嘗試過心理諮詢。這並不適合她。每個人都宣稱她的父母沒有受苦，他們的死亡是即時的。如果是即時的，為什麼她母親的手帕被發現時幾乎完全完好無損？為什麼她父親的護照幾乎沒有劃痕？
不到一個月，Rui就回到了實驗室，專註於顯微鏡下的可回答問題。
心理學家們幾乎從各個角度對9月11日進行了研究。他們研究了直接和間接接觸該事件的機會，對個人和社會的短期和長期影響。
但有一個問題，心理學家們沒有研究。他們沒有研究過Rui這樣的人。
9月11日是關於時機的問題，也是關於微小的、日常的選擇。與一個服務員同事換班，讓配偶在家裡多待10分鐘，無辜者的決定形成了襲擊的影響。因此，肯定還有其他人做出了一個平凡的選擇，將他們的親人置於毀滅的道路上。
並不是說一項研究會給Rui帶來什麼改變。在早期，她在其他受害者家屬的陪伴下找到了安慰。她現在仍然如此。一種損失並不比另一種損失大。但她也覺得自己是獨立的。
“我的情況有點極端，」Rui說，帶着臨床保留意見，就像在討論一種特別複雜的淋巴瘤。“我真的不知道誰能理解。“
Rui唯一一次公開談論她的案件的全部背景—關於 “如果“–是在2006年4月扎卡里亞斯–穆薩維的審判中作為證人。
她父母的照片是P200295號證物。一名美國助理檢察官要求她拼出他們的名字，以便記錄。
她被要求闡明他們死亡的影響。她的陳述不是報復性的或抑鬱的。它是懺悔的。
“最初我覺得，有點像內疚的感覺，因為如果我沒有改變他們的機票，一切都會有不同的結果，」Rui作證說。“他們仍然會活着，享受他們的生活。我覺得我應該對此負責。這種內疚的感覺永遠不會消失。我認為這種感覺，你知道，連同創傷，將伴隨着我的餘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