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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机不能短缺，加拿大正努力国产。) 加拿大急缺医疗物资，201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女王大学教授麦克唐纳（Arthur McDonald）正在和加拿大两个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共同努力，生产精简、易于制造的医院呼吸机，以满足医院对呼吸机的迫切需求。 温哥华TRIUMF粒子加速器的研究人员和安省Chalk River的加拿大核实验室的研究人员，现在的目标是在下星期内完成两个呼吸机工作原型，一边一个作为生产之用。 麦克唐纳和日本科学家梶田隆章发现了中微子在从太阳奔向地球的过程中会出现形态上的变化，证实中微子存在质量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相信，加拿大必须有自己的国产呼吸机解决方案。 麦克唐纳与位于意大利的国际物理项目DarkSide合作的同事接触时，他意识到了一种潜在的解决方案，目前意大利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种呼吸机，经过优化可大量生产，与传统的呼吸机不同，它几乎没有机械零件。麦克唐纳说，他和同事们现在正对意大利的设计进行修改，以确保所有零件和材料都可以在加拿大方便地使用。 (2015年诺贝尔奖得主麦克唐纳。) 受感染最严重的人需要呼吸机维持生命来抵抗病毒，但如果呼吸机短缺将使加拿大医生被迫决定由谁获得呼吸机优先使用权，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已经发生，加拿大必须未雨绸缪。 和麦克唐纳合作的蒙特利尔医疗器械研究中心的商业顾问拉罗斯（Claude Larose）说，他们将针对新呼吸机进行测试，并获得联邦批准设备是否符合标准。他说：“随着疫情扩散，我们需要一个B计划。” 此外，蒙特利尔综合医院基金会赞助Code Life呼吸机挑战赛。这项竞赛向世界各地的团体开放，能够满足性能和安全规格的廉价呼吸机的获奖设计将获得20万元的奖金。比赛于3月17日启动，截止日期为本周二午夜，欢迎参赛队提交设计。 麦基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教授兼加拿大整合神经科学研究主席法瑞瓦(Reza Farivar)负责监督比赛。他说，这项竞赛不仅可帮助解决呼吸机供应问题，也可以激发出更多可行的医疗设备设计。 网上图片 v01

来源:中国日报双语新闻 今年1月初，英国广播公司（BBC）新闻网新版块偶像（ICON）栏目发起20世纪最伟大人物评选。 在1月14日公布的科学家篇名单中，中国首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屠呦呦与物理学家居里夫人（Maria Curie）、物理学家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以及数学家艾伦·图灵（Alan Turing）共同进入候选人名单。 该活动为每一位候选人开辟了专门的介绍页面，在屠呦呦的页面上，BBC列出了她入选的理由： She looked back as well as forward 砥砺前行亦不忘回望过去 屠呦呦参与的项目旨在寻找治疗疟疾的方法。她受到一篇中国古文的启发，文中写道，公元400年左右时青蒿被用来治疗间歇性发热（疟疾的一种症状）。 She saw her work cross a divided world 她的成就跨越东西 由于全世界一半的人口面临疟疾的威胁，屠呦呦和青蒿素产生的巨大影响不可低估。正如她的诺贝尔奖总结所言，她的工作“为数百万人的生存和健康状况的改善做出了贡献”。 查阅数百份古籍 屠呦呦征服疟疾的征程并非始于中国，而是越南的丛林中。当时正值越南战争期间，越美交战双方减员严重，并非因为战斗，而是因为第三方敌人——蚊子。 成千上万的士兵，在被携带疟疾病毒的蚊虫叮咬后完全丧失行动能力。某个美国军团里，有三分之一的土兵都感染上疟疾。 虽然我们无法准确预估因为感染疟疾而导致北越士兵的死亡人数，但我们敢肯定一定是损失惨重。因为当时的越南主席胡志明在绝望之中向他的中国伸出了求救之手，希望中国能帮忙找到治疗方法。 1967年5月，中国政府正式启动“523项目”，开始研发抗疟药物。 39岁的研究员屠呦呦查阅上百份中国古代医学典籍从中汲取创新灵感，希望能找到一味传统中草药为治疗疟疾奠定基础，两千多个关于疟疾的药方需要经过实验一一排查，这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 三年仅见女儿一面 由于手头的研究项目抽不开身，屠呦呦不得不把自己的两个女儿送去寄养。接下来的三年里，母女三人仅仅见过一次面。 后来母女重聚，大女儿已经生疏到都不愿意开口叫妈妈，而小女儿甚至都不认识自己眼前的母亲。   当时，屠呦呦已经对将近200种中草药进行了研究，但毫无进展。直到有一天，她读到了晋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书中提到一条处方（preparation），说是能治愈疟疾导致的发热症状。 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屠呦呦之前用青蒿提取物做过试验但却没有成功，她突然冒出一个灵感：莫非是之前实验时提取过程中的温度过高，而高温可能破坏了药物的效果？于是屠呦呦决定，改用低沸点溶剂来提取有效物，以此来模仿书中的古方。 她将青蒿提取物用于疟疾细胞进行试验，结果发现对疟疾抑制率高达100%。 以身试药 可是当研究小组将青蒿用于动物实验时，结果却令人震惊。 某些动物得到痊愈，但是有些动物疑似中毒，没人敢说这种药物用于人体是否安全。 屠呦呦坚信青蒿提取物有效且对人体无毒害，于是她主动要求在自己身上做试验。接下来那几天医生对她进行试药观察并逐渐增加剂量。她亲自试药，感觉良好。而最重要的是，医生一直在观察她内脏器官的各项指标，心脏、肝脏、肾脏全都没有任何问题。 实验成功了! 实至名归 1986年，青蒿素获得了卫生部新药证书。 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将青蒿素列入“基本药品”目录。 从那时候起，疟疾造成的死亡人数，下降了近50%。多个国家甚至彻底根除了这种疾病。 2015年，84岁高龄的屠呦呦，终于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医学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人。 她研制的药物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包括全世界最穷困地区的人民以及数百万儿童。 BBC评论道： 如果要用拯救了多少人的生命来衡量一个人伟大的程度，那么毫无疑问屠呦呦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Kurt Wüthrich教授。网上图片 他是谁 诺贝尔奖得主Kurt Wüthrich教授现为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美国Scripps研究所和上海科技大学教授，他因“发明了利用核磁共振技术测定溶液中生物大分子三维结构的方法”和美国科学家约翰·芬恩、日本科学家田中耕一共同获得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2018年10月底，Kurt Wüthrich参与2018世界生命科学大会，并接受网易科技采访。 他的观点 1.做科学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你总是要做一些新的事情，最重要的一点则是会产生巨大的快乐。 2.要想让中国的科学家到国外去，让外国的科学家到中国来，让这个流程变得更容易是非常重要的。 3.如果要想从事科学，你必须学会沟通，不仅仅用中文沟通，而且还要用英语沟通。 4.太多人关注于延长生命，怎么样保持老龄人群的健康，在他们死亡之前尽可能的过上健康的生活，这叫做健康的宽度。 中国正在吸纳新一代科学家，更好地利用他们的研究。 2002年，Kurt Wüthrich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2017年12月，成为首批来沪工作并拥有“中国绿卡”的诺奖得主。 Kurt Wüthrich1983年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时候中国一切刚刚重新开始，而如今现在2018年Kurt Wüthrich说“中国正在吸纳新一代科学家，并且很好地利用他们的研究。”当然他自身也是受益者。 出生在瑞士的Kurt Wüthrich在美国、日本以及多个国家都工作过，如今各个国家的科研环境都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中国，Kurt Wüthrich表示巨大的投入让中国的科研有了提高和进步，中国正在做出努力。 事实上拿到中国永居卡的Kurt Wüthrich在上海科技大学已经开展了多个项目进行研究，他致力于让老年人能够活得健康，而不只是寿命变长。不过Kurt Wüthrich认为中国学生虽然很努力，但是在用英语沟通这方面问题很大。如果未来想得到更好的对外交流合作，Kurt Wüthrich表示一定要好好让学生学会用英语沟通。 以下为采访实录，网易科技整理 ---告诉年轻人：做科学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事情   Q：您是如何开始您的学术研究的？ Kurt Wüthrich：我的科学研究是偶然开始的，我最开始是研究体育运动的，我是专业体育运动员，然后我是想学一些生理知识，使我能够在运动当中表现得更好。我特别感兴趣的是提升氧气摄入量，我就是从这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我开始做研究，还有了一些非常激动人心的发现，于是就这样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 Q：年轻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棒的运动员吗？ Kurt Wüthrich：我不是一个非常棒的，我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开始研究我如何在生理学上进行提升的原因。 Q：您能不能给那些想做科学研究的年轻人一些建议？ Kurt Wüthrich：我可以告诉年轻人，做科学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你总是要做一些新的事情，最重要的一点则是会产生巨大的快乐。如果不喜欢自己所做的工作，并且也没有成功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喜欢你做的事情，即便你没有成功，你也没有浪费。 ---中国正在吸纳新一代科学家   Q：您能不能介绍一下瑞士、美国、中国的优势，三个国家的学术环境有什么区别？ Kurt Wüthrich：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可以聊很多，我想最主要的差别可能是瑞士有很多种科学研究，有很悠久的传统，大概可以追溯到200年前；美国开始做科学研究，系统地做是在二战期间，他们吸引了很多欧洲科学家，这些科学家从欧洲移民到美国，这极大得影响了美国的科学发展。所以美国有很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但是都是二战后得到的。美国它的学术传统不像欧洲那么悠久，不像德国、瑞士、法国那样悠久，但是20世纪下半叶美国在科学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投入，所以美国有了顶尖的科学家。不过现在他们开始丧失他们的科学家，他们的科学家去了欧洲和中国；中国是从四十年前走出来的，我从1981年就开始跟中国合作，当时1981年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加入国际组织。从1981年到1984年中国开始加入国际组织，这是一个非常短的时间。现在这个情况完全不一样了，中国现在努力做的就是邀请那些华裔科学家回到中国，来推动科研的进展。这是现在非常大的一个进展。 Q：在最近十年这三个国家科学研究进展如何？这几个国家有什么样的区别，他们的战略有什么区别？ Kurt Wüthrich：在瑞士，科学研究环境非常好，而且在过去30年当中一直非常好，但是因为一直是个小国家，所以不能做所有的事情。瑞士还是做得比较好，我在苏黎士的大学，是欧洲最好的，跟中国上海合作也是最好的。我在美国也有合作，但是支持研究的氛围下降了，事实上2009年到2015年之间环境是好的，现在非常严苛，很多科学家很难胜任，但是这对中国来说是很好的机会，很多好的科学家可以回到中国。欧洲的国家也拥有了从美国过来的很好的科学家。我觉得在中国，你们做了非常大的努力，想要和其他国家取得同样的水平，除了新的建筑，购买一些昂贵的设备，吸纳受过良好教育的科学家也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说现在你们正在吸纳新一代科学家，他们能够充分地利用这些研究。 Q：您提到了建大楼，还有买昂贵的设备，那您怎样看待中国这种让科学研究会更好的投入？ Kurt Wüthrich：你知道我在上海有一个研究团队，就是上海科技大学，四年前没有大楼，什么都没有。但是就在四年的时间里，建了一个新大楼，非常漂亮；还购买了很多设备，我们现在开始获得更高水平的成就，并培养教育中国学生。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些事情，很多中国的同事都在尝试着这个工作。 Q：所以这是很必要的，而且这对于基础研究的发展也会有很大的积极的作用是吗？ Kurt Wüthrich：你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基础，现在最重要的是国家一直在鼓励研究，会出现一些年轻学生在某些时候会变得非常著名，或者至少会获得一些基础的扎实稳固的科学技术支持，最终获得很大的发展。你看我们用了几年时间，花了数十亿美元，买了所有的设备。但是你需要用30年的时间才能培养一代科学家，而中国现在正在做这个事情。 Q：中国如何能够加强对外合作和沟通？ Kurt Wüthrich：要想让中国的科学家到国外去，让外国的科学家到中国来，让这个流程变得更容易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很容易到中国来，我现在到中国来可能都不需要飞机票了，去机场给工作人员看我的居民卡就可以了，现在比两年前方便多了。以前我们每年都要更新一下，所以如果更多的外国科学家能够获得这样的待遇的话，那么研究水平就可能能提升。 教学生外语，教他们怎么样沟通。我还是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经验，看一下结构生物学项目，尤其是大学里的这些项目，他们在一些非常顶尖的期刊上有发表论文，但是只有两个学生在国外可以去发言，这是很糟糕的。就是沟通并没有发挥作用，我们应该极大的鼓励学生，要使用更清楚的英语，要把这种英语转变成可以阅读的英语。有时候他们会出产非常好的论文，但是转换成英文就不是特别好了，有时候会请外面的一些公司来做英文翻译，这个问题还是很严重的，因为那些人并不是专业人员。 Q：所以您提的建议第一点就是要提升我们的口语，还有英语写作，我们如何能够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取得进展，能和外国的同事互动？ Kurt Wüthrich：你知道我跟我的学生去打电话都是很困难的，就是因为有语言的障碍，总是有各种误解。唯一的方式就是通过电子邮件。所以我们团队当中会专门有人把他们的信息转换成一种让人能够理解的英语，所以在我看来，工作做的好还是不够的，你还要做好沟通，这也是很重要的。 ---拿到中国永居卡是件很棒的事 Q：您刚才提到了中国的永居卡，如何看待它？平常工作多少时间是在中国？ Kurt Wüthrich：很棒。工作时间取决具体情况，按照需要，一年大概六周，一年来中国五到六次。我要跟我的学生交流，看看他们是不是在做我建议的事情，但是待两周没有意义，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月、两个月、六个月再回来看看他们所做的工作。当然我们还经常通过email、skype跟学生沟通。 Q：那您觉得在中国工作的感觉怎么样，跟美国和瑞士相比有什么不同？ Kurt Wüthrich：这点来说，学生很愿意学习，希望能够成为真正的科学家。绝大多数都是有这样子的希望。我和学生经常互动，我和中国学生互动的方式和我在瑞士、美国学生互动的方式很类似，唯一的问题就是学生不能够很好的说外语，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有的时候需要一个翻译跟我的学生沟通，这是很关键的一点。 我们希望如果要想从事科学的职业，你必须学会沟通，不仅仅用中文沟通，而且还要用英语沟通。当今世界英语就是科学界大家通用的语言，这些学生做出很多努力来成为一个流利的英语讲者。像韩国、日本也有类似的情况。 Q：事实上中国学生从小学就开始学英语，但是我们没有说英语的环境，所以我们的口语不太好。跟教授沟通可能不太好。 Kurt...

当地时间2018年10月1日，日本京都，免疫学家本庶佑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后出席新闻发布会 / 视觉中国 “日本人极度好战又极度温和，极度死板又极度灵活……极度勇敢而又极度胆小，极度保守而又极度喜欢新事物……他们非常在乎他人如何看待他们的所作所为，但是，即便他们犯了错未被人发现，依然会有罪恶感。” 2018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奖或医学奖揭晓，美国的 James P. Allison 和日本免疫学家本庶佑，因发现抑制负向免疫调节的“新型癌症疗法”得奖。 日本自1949年第一次斩获诺贝尔奖以来，累计已有27位诺贝尔奖得主。但其实2000年前拿到的，只占了三分之一。 2001年，日本出台“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提出“50年要拿30个诺贝尔奖”的目标。当时，从日本国内到国际社会，对此争议都不小。 可从2001到2018年，日本平均一年拿下一个诺奖，计划进行时间尚未过半，已经完成了超出目标二分之一的数量。也有数据表明，日本近些年的科研发表数量呈下降趋势，被引用的数量也没有以前多。 狂揽诺奖的日本人，危机感还是很重，其实没别人想象中那么高兴。 1-得诺奖的，都有点“不正常” 斩获诺贝尔奖不易，每位得主都有自己的个性。日本的诺奖获得者，尤其有着许多“不正常”的经历。 对于今年的诺贝尔奖得主本庶佑，据诺奖委员会的成员透露，76岁的他得知自己获奖时，表现得十分平静，甚至有些还害羞。本庶佑似乎对诺奖看得更为随意，他在接受采访时也说，看到患者获救，比获得诺奖更开心。 “皆为利往”的时代，日本的科研者却总带着一种特殊气质。 2008年，日本的下村修阴差阳错发现“绿色荧光蛋白”，他的研究成果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他说：“我做研究不是为了应用或其他任何利益，只是想弄明白水母为什么会发光。” 2008年度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日裔美国科学家下村修 / 视觉中国 在他看来，获得这项殊荣不过是在满足自己好奇心的路上，顺便完成的一件事情。相较于上述两位，2002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田中耕一，经历更有趣。 当时诺奖的报道一出，整个日本的媒体都陷入了“寻找田中耕一”的模式。似乎没有什么人听说过“田中耕一”的名字，所有的数据库里也未曾录入过与他相关的信息。 直到后来，人们发现，他只不过是一家企业里的无名小卒。 2002年，瑞典大使Krister Kumlin对田中耕一表示祝贺 / 视觉中国 田中耕一不是什么专业的教授，也不是硕士博士出身，他是一间普通大学电气工程专业毕业的本科生。毕业后他一直在一家仪器制造会社担任电气工程师，获奖前，甚至连一篇像样的论文也没发表过。 人到中年，他却从电气转到化学领域，研究出对生物大分子的质谱分析法，拿下了诺奖。 低学历、跨专业，从来不是日本科研者自暴自弃的借口。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中村修二，身份背景同样平淡无奇。 中村修二 / 视觉中国 他出生在日本一个小渔村，从小就被别人叫“笨小孩”，高考也只考上了排名没那么好的德岛大学。毕业之后，中村修二进入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工作。安于现状，他也就只能在公司里待到退休。 他在公司里研发的成果销量一般，经常被同事嘲笑是“吃白饭”的，连上司都问他：“你怎么还没有辞职？”满腔怒气促使他开始了疯狂的努力，挑战一项看似无法达成的任务：开发高亮度蓝色的LED。 在这项研究上，有无数人前仆后继，却也有无数人失败而返。当所有人都觉得中村修二不行时，他只是回答，“可以的”。 与来自专业背景的人不同，中村修二就像野蛮生长的局外人，他撇开专业“常识”，在自己开拓的道路上默默耕耘，最终开发出蓝色LED技术，赢得诺贝尔奖。 中村修二说：“愤怒是我全部的动因，如果没有憋着一肚子气，我就不会成功。” 除了低学历之外，日本的诺奖得主中还有一位出了名的外语文盲——益川敏英，200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益川敏英 / 视觉中国 在大学时期，益川敏英的英语就时常垫底，无论他如何努力，英语的水平和兴趣都从来不见起色。因为这个，益川敏英不敢轻易往外跑，拒绝参加许多国外的研讨会，在斯德哥尔摩领奖之前，他从未踏出过日本国门。 获得诺贝尔奖后，他用日语发表感言。会后有记者问他：“您打算学英语吗？”这位老教授干脆地回答：“不。” 这大概就是这位科研者最后的坚守。 比起许多国家的诺奖得主华丽的履历，日本的研究者们看似更加接地气，来自五花八门的领域、背景，不那么完美的经历，更让人看到，日本这个国家在科研领域注入的国民性。 2-几十年前开始的教育创新、经济支持是最实际的“神秘力量” 让日本狂揽诺奖的科学活力，大多出现在上世纪70、80年代前后。 诺贝尔奖的颁奖原则，是要保证获奖成就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有延迟性和滞后性。基础性研究成果由提出到被广泛认可，需要相当时间的检验，因此科学家从发现成果到获奖要经历长达二十年以上的时间。 21世纪诺奖的“井喷”，其实是几十年来的巨大付出换来的成果。 上世纪60年代，日本提出“振兴科学技术的综合基本政策”，将国民收入的2%用于科学研究，1971年又将目标提到3%。到1975年，日本的研发经费总额占国民收入的2.11%，明显高于美、德、法等国。 2013年度日本 R&D 的投资份额（图中红色圆圈）将近3.8%，是全世界 R&D 投资占比最高的国家 / UNU-MERIT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中心和世界银行提供数据 后来虽然遭遇经济停滞，“失去的二十年”也没有让日本研发经费的投入总量下跌。例如，建于1982年的“超级神冈探测器”，工程耗资约104亿日元（约6.3亿人民币），由小柴昌俊、梶田隆章、户冢洋二这三位互为师徒关系的科学家贡献力量。 小柴昌俊和梶田隆章分别在2002年及2015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户冢洋二在2008年去世，但诺贝尔奖不追认已经逝世的人。 梶田隆章接受采访时说，“如果老师（户冢洋二）能再多活十八个月，必能得奖。” 超级神冈探测器（Super-Kamiokande）是日本建造的大型中微子探测器，最初目标是探测质子衰变，也能够探测太阳、地球大气和超新星爆发产生的中微子 /...

■美国科学家艾利森（图左）和日本科学家本庶佑（图右）共同获得201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美联社 癌症以后可能将不被称做绝症，科学家的研究达到了新的里程碑！ 瑞典卡罗琳医学院10月1日宣布，将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詹姆斯．艾利森和日本科学家本庶佑，以表彰他们在癌症免疫治疗方面作出的贡献。评奖委员会说，每年都有数百万人死于癌症，今年的获奖者“创立了癌症疗法的一个全新理念”，“通过激发我们免疫系统内在的能力来攻击肿瘤细胞”，他们的发现是“我们在与癌症战斗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评奖委员会成员史密斯说，今年诺贝尔奖获奖研究的意义在于为癌症治疗带来“新风尚”。此前的治疗方法集中在肿瘤细胞上，新的研究主要针对免疫系统，这提高了治疗效率。 艾利森亲人患癌痛苦离世 70岁的艾利森为德州大学MD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教授。综合新华社、《中国时报》报道，艾利森发现人体免疫T细胞表面有一种叫作CTLA-4的分子，对其进行“阻击”会解除免疫细胞受到的束缚，从而全力对抗癌细胞。其研究发现，免疫系统中有种蛋白质的功能就如刹车一般，如果能松开刹车掣，就有可能释放免疫细胞攻击肿瘤。 艾利森表示，获得这一奖项让他“感到荣幸和谦卑”。他2015年受访时曾表示，投入癌症研究一大原因来自亲人的离世。他的母亲在他11岁时死于癌症，哥哥58岁时死于摄护腺癌，“他们都死得太早，死得太痛苦，他们都经历了很痛苦的癌症治疗过程。” 谈到坚持下去的动力，艾利森表示，一是因为好奇心，第二是因为很想比别人先知道、先发现。他喜欢当第一个“我弄懂了”的人。接下来他会想，他很幸运可以发现这些新事物，应怎么运用这发现去治疗疾病、帮助他人。 2014年第一个PD-1抑制剂在美国上市。2015年12月，美国前总统卡特宣布黑色素瘤脑转移由PD-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愈后，免疫治疗便被奉为抗癌“神器”。 截至目前，全球药品市场共有160多种PD-1新药获得上市或上市审批中。中国有100多家企业投入了PD-1单抗研发，共有193项PD-1试验登记开展，研发热度仅次于美国。 本庶佑受生物学书启发 76岁的京都大学教授本庶佑发现了另一个免疫细胞“刹车”分子PD-１，根据他的发现所开发的PD-1阻断疗法已被证实在对抗肿瘤方面具有突出效果。本庶佑在京都大学对媒体说，他是在和同事讨论论文时听到获奖消息的，“完全出乎意料”，“我很高兴，但也感到震惊”，“我想继续我的研究……让这种免疫疗法能够比以往拯救更多的癌症患者”。  本庶佑自1984年在京都大学任教迄今，是21世纪免疫医学的先锋，开创了日本的基因研究。他花20年时间发展T细胞表面受体PD-1抑制剂，借由阻断PD-1的功能，可以松开免疫细胞的“刹车”，促进免疫T细胞活化。其癌症治疗方法“免疫疗法”，治愈无数癌症病患。 本庶生于京都市，医生父亲担任山口大学教授。他1960年进入京都大学医学部，受生物学书籍启发，对分子生物学感到兴趣，1971年赴美研究抗体基因并拓展到免疫领域。除了在医药上的成就，本庶佑也是位充满哲学思想的科学家，他欣赏中国道家“浑沌”的概念，藉以思考天地宇宙，发现无限的可能。 曾一起在中国领奖 除了获得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这两位科学家也曾一同在中国获奖。资料显示，2016年12月17日第二届“复旦科技创新论坛”暨第一届“复旦-中植科学奖”颁奖典礼在上海举行。 艾利森和本庶佑因在人类肿瘤免疫疗法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获颁首届“复旦-中植科学奖”。本庶佑和艾利森同时也都是台湾“唐奖”首届生技医药奖得主。 这项研究的原理很简单，可以用漫画教你看懂。 果壳网的漫画为你解读—— 如果外来物质入侵了人体，或者人体细胞叛变成了癌细胞，免疫系统就会激活，向它们发动大规模打击。 两种蛋白的“刹车”机制 生理/医学诺奖知多少 相关报道： 加拿大女物理学家获诺贝尔奖  来自滑铁卢大学 Strickland教授在滑铁卢大学首页的照片 据美联社报道，10月2日星期二，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女副教授唐娜·斯特里克兰（Donna Strickland）以及另外两名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在激光物理领域的突破性发明”。 瑞典皇家科学院今天将9百万克朗奖金的一半授予美国科学家Arthur Ashkin，另一半由Donna Strickland和法国的Gerard Mourou分享。 图片来自诺贝尔奖媒体办公室（中间的是Strickland） Ashkin研发了可以抓取病毒之类细小粒子的“光学镊子”。Strickland和Mourou协助研发了可广泛用于工业及医疗的强短激光脉冲。 唐娜·斯特里克兰任职滑铁卢大学 Strickland出生于1959年5月27日，是55年来首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女性，她将获得金质奖章、证书，并与其它科学家分享9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 Strickland与法国科学家Mourou的贡献是研发了一种“产生高密度、超短光学脉冲”的方法。这种脉冲放大技术能让激光以极高的精确度在各种材料商进行切割、钻洞等操作，还可对生物组织进行操作，并应用于眼科手术。 瑞典皇家科学院赞此成就是具有“革命性的”。 滑铁卢大学今天已将首页图更换为Strickland教授的照片，以庆祝她的荣誉和科学贡献。明天，诺贝尔官方会公布化学奖获得者，周五还会公布和平奖获得者。 科学的发展正在改变地球人的生活，亲人患癌将不再意味着生离死别 来源：都市加息追踪（综合星岛日报、加拿大都市网、腾讯新闻、果壳网等）

华人科学家陈列平。网上图片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当地时间10月1号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美国科学家詹姆斯·艾利森(James P Allison)和日本科学家本庶佑(Tasuku Honjo)最终获得了这一奖项。尽管两人的获奖实至名归，但华人科学家陈列平与诺贝尔奖的擦肩而过，同样让我们感到十分遗憾。 其实许多媒体和学者与评委会产生的分歧主要在于，日本科学家本庶佑虽然发现了PD-1抗体推开了肿瘤免疫研究的大门，但首先迈进大门意识到PD-1能用来对付癌症的却是陈列平。在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宣布后的发布会现场，就有记者向评委会提问，为何没有把奖项颁发给同样在免疫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陈列平。评委会的回答是“我们只针对获奖的候选人做评论”。 权威专家：陈列平与诺奖失之交臂原因有三 而在陈列平与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失之交臂的第一时间，不少学者和同事也都为他扼腕叹息。陈列平在人类肿瘤免疫治疗方面做出的贡献是学界有目共睹的，那么他与诺奖擦肩而过的原因都有哪些?我们先来看看北京大学医学部免疫学系副主任王月丹的分析。 主要是从学术界的认可来讲，其实很多人没有充分理解陈老师的贡献，那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就有可能是陈列平教授他主要是在中国大陆完成的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那么出了国以后可能一方面融入西方的文化不是那么充分，就是说可能很多人觉得有这样的贡献大家觉得心里有嫉妒吧，我觉得第一个是文化的差异; 第二我觉得陈老师的这种宣传并没有做的非常好，因为他是一个很实干的人，发现了PD-1的配体，激活PD-1的分子—b7h1，这是陈老师的命名，一年后学术界一些人尤其是本庶佑和他的学生把b7h1又重新命名了一个名字就是PDL-1，使它融入到PD-1的通路当中，包括艾莉森，那么他本人实际上也是非常喜欢宣传的人，自己有一个本身就叫做检查点“checkpoint”的乐队，那么包括艾莉森的ptla-4和本庶佑的pdl-1等等，大家现在都统一把它们命名为“checkpoint”也就是检查点。从这个角度来讲，陈老师的工作就不如前两位高调科学家受到广泛重视。当然之前我们国家复旦大学也有一个奖，奖励给检查点的发现者，当时也是艾莉森和本庶佑获得的，陈老师没有获奖。所以我们当时觉得我们中国自己的奖都没有给，当时没有引起媒体的重视，也反映了当时学术界的认识; 第三就是诺贝尔奖的获奖者是不能超过三个的，陈老师发现的是PDL-1，实际上还有一个分子叫PDL-2，是另一个美国人发现的，有可能评奖委员考虑到是不是配体都能得奖的话，是不是有更多的人都能得奖，也不符合诺奖的规则;但是我觉得陈老师的贡献是开创了一个新的肿瘤免役治疗的一个方向，推动了pd-1和pdl-1的单抗成药，对肿瘤免疫治疗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个诺奖其实应该有陈老师一份。 陈列平学生：他一直都是很坚持 如果不是因为与诺奖的擦身而过，我们可能不会注意到低调，务实的陈列平，昨天中国之声记者万存灵，特地采访了陈列平教授的学生，现任福建省医科大学免疫治疗所副所长张秋玉： 福建省医科大学免疫治疗所副所长张秋玉在2014-2015年前往美国耶鲁大学免疫生物学系及癌症研究中心访学，深入接触陈列平及他的团队，但其实，早在10年前，张秋玉就有幸在福建医科大学听过他的演讲。 张秋玉说：陈老师是我们医大毕业的，七七到八一，他在我们医大读完本科之后，又在我们协和医院当了一年的医生，如何再考到北大的研究生，最后再出去的。实际上他虽然离开母校，但是他对母校还是非常关心的，一直以来都经常会被邀请到我们母校做讲座。我是免疫学专业的，实际上我最早认识他，是听了他好几次回来做报告 而在耶鲁一年的学习，不仅让张秋玉对学术领域有了更深的研究，也对陈列平的科研态度有了更深的认识。 对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在耶鲁这一年，实验技术这方面我是受益很多，更多的是他对科研的一些理念，对一些理论的判断，我们免疫学是一个边缘学科，他对于免疫学很多理论的一些前瞻性的判断和对这些已有理论的回顾性的总结工作，他有独到的见解，而且经常会引领我们会看到更多，最让我感受的深刻的应该是他对于这个科研工作的一个执着和他比较独特的这种认识。 据张秋玉表示，从20年前到现在，免疫学的相关教材都没有做很大的更新，在不被看好的情况进行研究，陈列平也克服了很多非专业人士想象不到的艰辛，在科研的路上陈列平始终坚持自己的初心。 张秋玉说：我觉得他真的就是一个做学问的，热爱研究，热爱做科研，对自己的做的东西就是很坚定，因为在科研的工作中，我们可能会碰到很多的困难，那么他一直都是很坚持。科学研究的话，最难的就是你需要时间去等待，陈老师是他对他自己做的工作的一种坚定，我觉得这个也是他的这个性格方面非常好，值得我们这些年轻的学者去学习的一个方面。 即使身在耶鲁，陈列平也始终心系母校，2013年，陈列平着手组建福建医科大学免疫治疗研究所，并担任所长。 他是真心想为母校能做点事，所以他想组建这样的一个研究团队，是希望能够尽快的把他的一些研究成果能够推向产业化。我们学校这边对于产业化这块前面没有很多现成的一些经验可以做参考，在组建的过程中，我们初衷是很好，但是因为人员技术这些培训的更新，还有平台建设的完善，那么其实都需要时间。我们13年开始组建，真正能够开始正常运转，我觉得应该是15、16年左右才开始，使用也就是这两年我们在人员上比较稳定，团队也比较明确，然后开始推动一些项目。 虽然远在美国，陈列平也十分关心福建研究所的进展，自研究所成立以来，陈列平首先在科研方向、大框架上进行把握，每当实验遇到问题时，他都会一一给出建议和指导。 张秋玉：他经常回来，至少我想有一个月保障一次，电话会议我们是经常开的。我们这边有很多学生，有的需要他给我们提供一些新的思路，新的这个观念，有些东西我们需要经常交流，因为下一步工作很多时候他能够高瞻远瞩，给我们更多有益的指导. 张秋玉看来，虽然老师这次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但是他在肿瘤免疫领域所研究的成就还是不容否认的。 我觉得它在肿瘤免疫上面的贡献是比较这个巨大的，因为他提出了很多理念，应该来说到现在我们临床的一些很多研究成果已经验证了他提出的理论确实是准确的，而且可以把这些理论运用在实践上，因为我们在做很多研究，其实很多工作不一定能用到临床上。 陈列平在早先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中国人不擅长讲故事，不擅长将复杂的科学变为简单的概念去让人们接受，这一点可能是我们最大的缺陷。不想过多评论诺贝尔奖，还是希望把精力放在研究上。 虽然诺奖博物馆的椅子始终无法写上所有英雄的名字，但科学家们为战胜病痛、探索未知所做的全部努力，都会被历史永远铭记。 来源：中国日报

2018年度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获奖者。中国之声图片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颁奖季”10月1号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大幕拉开。当地时间上午11点半、北京时间下午5点半，医学或生理学奖率先揭晓。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公布：本年度获奖者为美国科家詹姆斯·艾利森和日本科学家本庶佑。 CTLA-4和PD-1是防“自残”的 相关资料显示—— 获奖者之一的詹姆斯·艾利森为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教授，他首次发现阻断CTLA-4能够激活免疫系统的T细胞，去攻击癌细胞，他还首次研发出了用于肿瘤免疫疗法的CTLA-4抗体。 詹姆斯·艾利森 第二位获奖者本庶佑为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他首次发现PD-1是激活T淋巴细胞的诱导基因，其后续研究揭示了PD-1是免疫反应的负调节因子。 本庶佑 两种蛋白的“刹车”机制 听着有点迷糊？简单说就是，他们分别发现了CTLA-4和PD-1。 这两个字母差别很大的名词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会凑在一起颁奖？ “他们都是免疫检查点。”生物学者杨光华说，将这个名词拆分出“免疫”“检查点”两个词来看，会更好理解。“免疫”说明存在于免疫反应系统中，“检查点”可以理解为交警设立的“检查点”，体内细胞会被免疫系统巡查，对上了“暗号”就认为是“自家人”，放行；对不上“暗号”，就识别为“坏蛋”，才会启动机体免疫反应，T淋巴细胞对癌细胞发起“围攻”，消灭它们。可以理解为，PD-1或CTLA-4只是机体进化出来防止淋巴细胞对机体内好细胞“自残”的。 因此，很多免疫学专家将免疫的本质认定为是“自我”和“非我”的识别问题。 识别的“探头”之一就是这些位于细胞膜上的免疫检查点。此次诺奖获得者詹姆斯·艾利森经过序列分析，在T细胞表面找到一种叫做CTLA-4的蛋白，而本庶佑正是在浩瀚的基因组中发现了在寻找启动程序性死亡的基因的过程中，误打误撞发现PD-1基因在小鼠体内，起到了抑制免疫系统的作用。 在千万年的进化中，T细胞和癌细胞“智斗”频繁。癌细胞比人类更早意识到“检查点”的存在，进化出了“暗号”让自己不被识别。 癌细胞上的暗号被称为“配体”。例如，其中PD-1的配体是PDL-1，T细胞上的PD-1要来检查癌细胞，癌细胞把PDL-1的小手伸出来，连连说“友军友军”，T细胞一验证，就对它们睁一眼闭一眼了。 诺奖获得者两年前曾在上海领奖 资料显示，2016年12月17日，第二届“复旦科技创新论坛”暨第一届“复旦-中植科学奖”颁奖典礼在上海举行。美国免疫学家詹姆斯·艾利森以及日本免疫学家本庶佑因在人类肿瘤免疫治疗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获颁首届“复旦-中植科学奖”。每位获奖者将获得证书与奖杯，并共享300万元人民币奖金。 “复旦-中植科学奖”颁奖典礼 自2015年12月，美国前总统卡特宣布黑色素瘤脑转移由PD-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愈后，免疫治疗便被奉为抗癌“神器”。在2014年，PD-1抗体药百时美施贵宝的“O”药等获美国FDA批准上市。在我国，多家企业2017年提出抗PD-1/PD-L1单抗品种（免疫治疗药物的一种）的上市申请。 2018年8月28日，中国大陆首个PD-1抑制剂正式开卖，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用上了期待已久的“O”药。 但免疫治疗药物并不一定对所有患者有效。“人体的免疫系统非常复杂，影响因素多样，接受同样治疗后的患者的疗效差异也非常巨大。”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沈琳此前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这意味着免疫治疗后，超进展、假性进展、不良反应都可能发生。临床应用为科学家提出了“预判”免疫治疗效果的要求。目前科学家的研究正是在寻找治疗效果的预判依据，如生物标记物等。 接受化疗的患儿 | Bill Branson/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免疫抑制获诺奖独缺陈列平 “很难过咱们华人科学家的杰出代表陈列平教授没有获奖。”诺奖揭晓一个小时后，一位学者发着这样的感慨。 相关资料显示，免疫学者、现任福建医科大学免疫治疗研究所所长、耶鲁癌症中心免疫学部主任陈列平，1999年在肿瘤细胞表面发现PD-1的配体（PD-L1），随后发现利用抗体可关闭PD-1/PD-L1通路，将免疫检测点抑制剂引导向临床试验。 陈列平 药明康德也在发表的诺奖解读文章中指出：陈列平教授课题组在论文的摘要中富有前瞻性地写道，“这些发现可能带来基于T细胞的癌症免疫疗法。” “陈列平的贡献是在肿瘤细胞和T细胞上。” 中美冠科生物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毛冠平博士表示，他首先意识到这个发现能够用来对付“癌症”。 淋巴T细胞电镜扫描图 | NIAID/NIH 毛冠平说，虽然获奖者本庶佑教授，与其他两位教授合作找到了PD-1的两个配体PD-L1与PD-L2，并阐明了PD-1参与的信号通路，但研究工作被视为一个T细胞激活过程相关信号通路的发现，并没有把这个细胞通路和肿瘤治疗联系起来，也未意识到此方面的临床应用价值。 “是本庶佑最早克隆了PD-1，但他当时不知道用它来进行免疫治疗，”中国医学科学院一位专家表示，本庶佑1992年克隆的PD-1，但他是在1999年陈列平克隆了PD-L1并尝试在癌症免疫领域使用之后，才将其转向应用的。是陈列平走出了应用的第一步。 “就像人类基因组测序一样，一下子测出几万个基因，是不是这个计划的领头人应该获得所有这些基因的相关诺奖呢？并不是。”有专家表示，找到的确很重要，但知道怎么应用也很重要啊。所以有人说，本庶佑的确可以得诺奖，但有本庶佑就应该有陈列平。 来源：中国之声、科技日报  

如果外来物质入侵了人体，或者人体细胞叛变成了癌细胞，免疫系统就会激活，向它们发动大规模打击。 　　 可是，为什么很多人得了癌症以后，免疫系统却不能把癌细胞都消灭光呢？　　 美国免疫学家詹姆斯·艾利森，和日本免疫学家本庶佑发现，这是因为免疫系统被“某种狗绳”拴住了。 例如，人体的免疫细胞表面有一种PD-1蛋白。这种蛋白质就像狗的项圈，如果再在上面栓一根狗绳，能够抑制免疫系统的活动。 如果没有PD-1这样的项圈，免疫系统就可能反应过度，不分敌我胡乱攻击，造成严重的自体免疫疾病。 所以，它本来是有好处的。 但是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有了 PD-1，免疫系统才会束手束脚，无法放手攻击癌细胞，癌细胞才可以逍遥法外。所以，它也是有坏处的。基于这些发现，他们发明了一种癌症“免疫治疗”。医生会让癌症病人吃下一种药物，让它松开免疫系统的项圈，使后者可以全力攻击癌细胞。结果，许多癌症病人因此获得了新生！　 这种药物就是大名鼎鼎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为了表彰他们发明的癌症免疫疗法，诺贝儿奖委员会授予詹姆斯·艾利森和本庶佑2018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注：漫画中的”剪断狗绳“是一种比喻。PD-1抑制剂的真实原理是：活化的T细胞表面含有PD-1蛋白。癌细胞会用自己表面的配体和PD-1蛋白结合，使得T细胞的活性受到抑制。 　　 由于PD-1抑制剂能把T细胞上的PD-1蛋白堵住，使T细胞无法被癌细胞抑制。所以，使用了PD-1抑制剂以后，T细胞就会重新开始杀灭癌细胞。 　 （作者：Sheldon） 来源：果壳网、腾讯新闻

■诺贝尔奖项10月1日起陆续颁布，图为诺贝尔纪念奖牌。美联社资料图片   10月1日开始，2018年诺贝尔奖各奖项得主将陆续揭晓。从1901年到2018年，诺贝尔奖已经走过117个年头，成为国际上“每年必看”的大事件。不过，今年的诺贝尔奖有一个重大变化——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将取消颁发，只颁发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和平奖这5个奖项。 1833年10月21日，一名男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一个家庭降生，父母为他起名为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一生由此拉开帷幕。阿尔弗雷德是工程师伊曼努尔．诺贝尔的第三个儿子，得益于父亲生意上的经营，他在青年时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更对文学、化学、物理等方面产生浓厚兴趣。不过，阿尔弗雷德最终还是子承父业，走上了化学研究发明的道路。事实证明，阿尔弗雷德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而且青出于蓝。他一生中获得355项专利，更因发明硝化甘油炸药而闻名于世。不仅如此，他也把自家企业经营得风生水起，在超过20个国家开设了工厂。 1895年，功成名就的诺贝尔立下了他人生中第三份，也是最后一份遗嘱。当时他大概没有料到，这份遗嘱会对后世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 1896年12月10日，诺贝尔在意大利圣雷莫去世，他的遗嘱内容随即公布。其中在最后一份遗嘱里，诺贝尔要求在他身后，用他财产的大部分（大约3100万瑞典克朗）设立基金，将每年所得利息平分5份，分配给那些在前一年里曾赋予人类最大利益的人。这份遗嘱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时在瑞典国内和国际上引发很多争议。诺贝尔的家人反对设立基金，诺贝尔指定的评奖机构也拒绝按照诺贝尔的意愿行事。 一番波折后，诺贝尔奖终于在1901年首次颁发。当年，包括发现X射线的德国科学家伦琴在内，5人分别获得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文学奖、和平奖。到了1968年，67岁的诺贝尔奖迎来一次“扩容”。当时正值瑞典中央银行建行300周年，受到瑞典中央银行捐款，诺贝尔奖增设了第六个奖项——经济学奖。时至今日，诺贝尔奖已经走过117个年头，颁发了585个奖项，产生923个获奖者。 当地时间2018年5月4日，瑞典学院代理常任秘书长Anders Olsson接受采访，宣布推迟颁发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 2018年，一个叫阿尔诺的法国男人，打乱了诺贝尔奖的节奏。71岁的阿尔诺是一名摄影师，同时也是瑞典文化界的权势人物，他被指控侵犯十余名女性。在“MeToo”行动盛行的当下，行业“大咖”丑闻曝光，已经不是稀奇事。但阿尔诺的特殊之处在于，他的妻子是瑞典文学院的院士，而且还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 不仅如此，阿尔诺还涉嫌从1996年起多次对外泄露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名单。 眼下，阿尔诺因性侵丑闻被送上法庭。信誉受损的瑞典文学院则在今年5月宣布，决定取消颁发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文学院也表示，文学奖明年恢复颁发，届时可能会产生两位得主。 历史上，瑞典文学院曾5次推迟颁发诺贝尔文学奖。而纵观百余年的诺贝尔奖历史，六大奖项共停发50次，这些多数发生在一战，二战期间。 文学奖停颁，但人们对诺贝尔奖其他奖项的期待并没有减退。9月20日，被誉为“诺奖风向标”的“引文桂冠奖”名单公布，17位来自美国、欧盟和亚洲的科研精英入选，再次掀起了一轮“诺贝尔奖猜想”。

香港中文大学在官网挂出《敬悼中大前校长及光纤之父高锟教授》的文章，称香港中文大学第三任校长、工程学荣誉讲座教授及荣誉博士、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高锟教授大紫荆勋贤于2018年9月23日离世，享年84岁。港中大校方称，将于沙田港中大本部大学展览厅设置吊唁区一个月（2018年9月24日至2018年10月24日），供各界人士悼念。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9月23日表示，高锟教授是香港人的骄傲，对他的辞世深感哀痛，谨代表香港特区政府，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林郑月娥表示，高锟教授对香港的科研发展亦高瞻远瞩，力促成立香港科学园，为香港今日的创科发展奠下稳固基础。 港中大校长段崇智教授表示，“高教授是出类拔萃的学者，也是高等教育界高瞻远瞩的领袖……于科研方面亦力求创新，矢志追求卓越，其于光纤方面的研究，促成互联网发展，为人类通讯史写下全新一页。高教授的离世对中大、香港及全球学术界均是重大损失。” 迟来诺奖 高锟1933年11月4日出生在上海金山的书香门第，家住法租界，父亲用宝剑的名字为其取名。祖父高吹万，乃清末民初著名爱国诗人。其父高君湘是律师，家境优渥，家教甚严。高锟幼时便受到国学启蒙，扎实的国学基础，对其一生产生深远影响。 15岁时，高锟举家迁香港。次年，高锟进入圣若瑟书院就读，中学毕业后考入香港大学，后远赴英国格林威治大学就读。1957年，高锟从伍尔维奇理工学院电子工程专业毕业。1965年，高锟在伦敦大学下属的伦敦大学学院获得电机工程博士学位。1957年，高锟读博士时进入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在其英国子公司标准电话与电缆有限公司（Standard Telephones and Cables Ltd.）任工程师。 高锟在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任职期间，即从事光导纤维在通讯领域运用的研究。1964年，他提出在电话网络中以光代替电流，以玻璃纤维代替导线。次年，他在以无数实验为基础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以石英基玻璃纤维作长程信息传递，将带来一场通讯业的革命，并提出当玻璃纤维损耗率下降到20分贝/公里时，光纤维通讯就会成功。 1966年，他在标准电话实验室与何克汉共同提出光纤可以用作通信媒介。他于当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光频率介质纤维表面波导》的论文，提出利用石英基玻璃纤维，可进行长距离及高讯息量的讯息传送。简单地说，只要解决好玻璃纯度和成分等问题，就能够利用玻璃制作光学纤维，从而高效传输信息。 高锟的理论一开始未获认同，更被嘲笑为“痴人说梦”。但在争论中，他的设想逐步变成现实：利用石英玻璃制成的光纤应用越来越广泛，全世界掀起了一场光纤通信的革命。 1971年，世界上第一条1公里长的光纤问世，第一个光纤通讯系统也在1981年启用。高锟“光纤之父”美名传遍世界。 2009年，在高锟首次提出光纤通讯后四十多年，终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诺贝尔委员会赞扬他“在纤维中传送光以达成光学通讯的开拓成就（for groundbreaking achievements concerning the transmission of light in fibers for optical communication）”。 2010年，高锟先后获得“影响世界华人大奖”，以及英女王寿辰“爵士勋衔”及香港“大紫荆勋章”。 美国总统奥巴马曾评价高锟：你的研究完全改变了世界，促进了美国及世界经济的发展，我本人为你而感到骄傲，世界欠你一个极大人情。 高锟在科学上的贡献已远远超越时代局限。而谈起“光纤之父”和诺贝儿奖等迟来的荣誉，高锟并不在意。一个原因也在于，他2003年初已被证实患上阿兹海默症（俗称“老年痴呆”）。 据说通知高锟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当天，他正从老人健康中心回到家，顺从地听着太太黄美芸的“指挥”，换鞋、喝牛奶、吃蛋糕、穿马甲。 “电视里在播诺贝尔奖，那是给你的。”在美国的家里，黄美芸告诉高锟。 “给我的？哦……挺好的。”这位华裔科学家面无表情地说。 “糟老头” 高锟夫妇在2010年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高锟）在香港就读高中、也曾在中大执教鞭、当校长，并在这里退休，在香港生活逾三十载，是个名副其实的香港人。” 1970年，高锟加入香港中文大学，筹办电子学系，并担任系主任；1987-1996年任香港中文大学第三任校长。 高锟出任港中大校长九年间，独具远见，积极筹建工程学院，凝聚五个学系的力量，集中在信息科技和电子工程的教育和研究，为学院多年来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此外，他还力主成立了教育学院及多间研究所，开设多个新的本科及研究院课程，成功带领中大扩充成为一所世界级研究型综合大学。本科生人数由1987年的7000多名增至1996年近13000人。他亦于任内成立第四所成员书院逸夫书院。 高锟在香港中文大学任职期间，有时会受到学生的恶作剧捉弄。学生梁文道在《我的老校长高锟》一文中回忆，当年在港中大念书时，学生们都认为高锟只是个糟老头，并没有多么厉害。梁文道的一个同学是学生报的编辑，赶在高锟退休之前，在报上发了一篇文章，总结他的政绩，标题里有一句“八年校长一事无成”，大家看了都拍手叫好。学生对高锟做的恶作剧，高锟也只是笑笑，并不惩罚。 毕业后，梁文道才从当年干过学生会和学生报的老同学那里得知，原来高锟每年都会亲笔写信给他们，感谢他们的工作。而且每年都会自掏腰包，私下捐给这两个组织各两万港币的补助金，请他们自行分配给家境较困难的同学。 来源：南方都市报

图片来源：Willy BlanchardCopyright: © Willy Blanchard, EMF, University of Lausanne北京时间10 月4 日下午5 点45 分，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2017 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瑞士的Jacques Dubochet，美国的Joachim Frank 和英国的Richard Henderson，表彰他们在冷冻电子显微镜技术上所做的突出贡献。　　而在查资料的过程中，小编发现，这名新科诺奖得主在洛桑大学官网上的简历……太好笑了……　　果然当了大牛就可以随便写CV了吗？ ！        “不服啊？”　　以下为简历　　雅克·杜波谢教授　　——生物物理学荣誉教授　　曾任超结构分析实验室主任，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　　1941年10月　　被乐观的父母怀上。　　1946年　　不再怕黑了，因为太阳总会回来；是哥白尼解释了这一点。　　1948-1955年　　瓦莱和洛桑的实验科学生涯，第一部分（实验器材：小刀，针，线，火柴）。　　1955年　　瑞士沃洲第一个官方认证的失读症患者，得到了可以凡事都做不好的许可证……也理解了那些面对困难的人。　　1962年　　联邦成年考试。　　1967年　　洛桑理工大学物理学家-工程师即将成为生物学家。　　1968年　　非常重要。　　1969年　　日内瓦分子生物学认证，成为生物物理学家。开始学习DNA电子显微技术，依然是我的主要课题。　　1973年　　跟随Eduard Kellenberger在日内瓦和巴塞尔做生物物理学论文。他教会了我生物物理学、伦理责任和长存的友谊。　　1970-1976年　　十分经典的精神分析。 （？？？）　　1978年　　海德​​堡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EMBL）小组领头人；发现如何向电子显微技术引入水。发现水的玻璃化手段，发展了冷冻电子显微镜技术。　　1987年　　洛桑大学教授，超结构分析系。　　1998年　　生物分部主席，得以和Nicole Galland 与 Pierre...

三位美国科学家由于对引力波的观测发现获得了本次诺贝尔奖物理学奖，而多伦多大学的研究者则是这一发现背后不可或缺的参与者之一。引力波理论是爱因斯坦在100多年前就率先提出的理论。多伦多大学天体物理学教授Harald Pfeiffer和他的几个学生帮助这三名物理学家的团队发现两个黑洞的碰撞导致了引力波。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引力波的侦测代表了天体物理学奖的革命性发现。而这一研究已经持续了50年，Pfeiffer和全球其他1000个科学家一起通力协作致力于这一项目的研究。来源：Toronto St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