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岛评论】外国代理人登记非神盾 建经济安全中枢护民主韧性

然而，FITR并非一面足以抵挡复杂威胁的盾牌。外国干预的手法演化迅速，远超过现行制度工具的反应能力。若要维持开放型社会的韧性，我国必须更全面整合贸易、科研与国家安全架构。

盾牌精细但涵盖有限

FITR的设计并不复杂：凡是与外国政府，或其他受法律规管的外国组织达成合作或安排，在本地从事指定政治影响活动者，均须依法登记，包括与公职人员接触、就公共政策或政治程序进行影响等。

透明度确实有助社会理解谁在试图影响公共决策，以及其背后所代表的利益。然而，FITR的涵盖范围有限，主要针对政治影响活动，而非更广义的外国干预；不触及情报招募、不涵盖数位操控、不处理经济胁迫，也难以应对针对学者、记者、商界人士或民众的压力网络。

例如今年6月，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 与“五眼联盟”共同发出警告，指中国军事情报人员透过LinkedIn、Indeed、Upwork等平台假扮顾问或研究人员，有系统接触加人，并要求提供非公开资讯。这类行为并非FITR所规管的政治影响活动，自然也不在强制登记范围内。

不是反情报工具

更根本的问题在于，FITR建立在自我申报制度之上。制度虽设有刑事及行政处罚，但真正有意隐藏外国指示或关系者，未必会主动登记。而执法部门要证明相关人士依据外国主体指示行事，本身具有相当高的法律门槛。

因此，FITR本质上是一项透明工具，而非反情报工具。有助揭示已进入公共视野的政治影响活动，却难以处理那些刻意隐藏、在暗处运作的干预行为。

外国势力多重切入点

制度与威胁之间的落差，反映出更深层的脆弱性：我国是一个高度开放、产业集中度高，并与部分不区分商业利益与政治权力的国家，保持密切经贸往来。

在这样的环境下，外国干预不会只出现在政治游说领域，而可能透过供应链依赖、科研合作、投资流向、数位平台与社群压力等多重渠道施加影响。我国的经济开放性既是竞争力来源，如今也可能成为外国势力施压的切入点。

经济政策亦涉国家安全

问题的核心在于，我国长期未有充分把经济政策视为国家安全政策的一部分。虽然近年政府已逐步加强外国投资审查、科研安全及关键矿产政策，但整体制度仍偏向分散，尚未形成统一的经济安全战略。

过去，加拿大普遍假设贸易与投资属政治中立，与地缘政治竞争可以分开处理。然而，在当前国际环境下，部分国家把商业、科研及数位平台视为国家战略的延伸，把供应链、投资与技术合作当作施压及影响他国的重要工具。

加拿大必须更清楚宣示：经济政策同时也可能是国家安全政策。开放必须建立在维护主权与民主制度的前提之上。这并非拒绝全球化，而是必须以更成熟、更具战略性的视角，管理自身的开放性。

决策碎片化难防威胁

FITR有助提升政治影响活动的透明度，但对秘密情报招募、数位渗透、经济胁迫及跨国压迫等威胁，只能提供有限协助，无法成为主要应对工具。

要有效应对，我国需要建立能够整合贸易、投资、科研与安全的制度架构。目前联邦政府的经济与安全职能仍相对分散：财政部、经济发展部、全球事务部及自然资源部主要处理经济事务；CSIS、公共安全部、皇家骑警及国防部则负责安全工作。各部门文化与优先事项不同，容易造成决策碎片化。

宜整合经济安全中枢

建立一个设于总理办公室或枢密院办公室之下的“国家经济安全委员会”，或有望改善现况。成员可包括上述不同部门的高层官员，统筹经济安全风险评估、协调跨部门行动，并就具战略意义的投资、合作及重大政策，向内阁提出建议。

这个委员会可成为经济安全的制度中枢，从安全角度审视外国投资、检视科研合作是否涉及双用途技术、分析供应链依赖并提出多元化策略，把情报机关掌握的风险资讯，纳入经济决策，避免开放性反成弱点。

开放社会需要更强韧性

美国、澳洲、日本近年均强化经济安全架构，把技术、供应链与国防纳入整体战略。相比之下，加拿大仍有完善制度的空间。

成熟的经济安全战略不能只停留于投资审查。我国需要提升关键矿产加工能力、降低医疗与科技供应链的单一依赖、保护科研机构免受外国招募与资金渗透、提升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标准、规范敏感领域的资料存取，并保护个别社群免受跨国打压。

这些措施不是要让加拿大与世界脱节，而是要确保开放性建立在韧性之上，而非脆弱之上。

加拿大真正的挑战，是如何在维持开放社会的同时，不让自身成为容易被利用的目标。FITR是重要进步，但不是盾牌。真正的防护，仍须来自一套完整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以及一个能够统整经济与安全的制度中枢

文：廖长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