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刀集》中有一篇《說得好》，記兩位文壇要人在文學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位是劉以鬯，一位是胡菊人，兩位都已謝世。
劉以鬯說：「人說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但香港十個作家加起來，其地位還不及一位建屋工程師。」
劉以鬯又說：「我是兩隻手寫稿，一隻手寫的是商品，不愁沒有地方發表；另一隻手寫的是嚴肅作品，想找發表的地方卻很困難。」
胡菊人說：「香港有文藝青年，卻沒有文藝中年。香港有千行萬行，偏沒有作家這一行。」
胡菊人又說：「香港的有錢人肯捐一千幾百萬肯捐一個什麼堂來紀念先人，卻不肯拿錢出來發展文學，這未免短視。唐代的建築物倒了，宋代的建築物倒了，但唐宋的文學卻長存。」
他們的話都使搞文學的人泄氣，搞文藝是不是死路一條？不媚俗就無法生存？傻瓜的文藝青年，或因找不到地方發表作品，或因無法維持生存，都另尋出路去了。
文學的生命力勝於建築物使人安慰，怕的是文學已失去生長的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