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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都市网】由中国导演宋坤儒执导，走访了50名中国志愿军老兵拍摄的纪录片《1950他们正年轻》，周末在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放映，特地邀请到人在温哥华的90岁中国志愿军老兵戚治邦与现场观众分享他亲身经历的韩战历史。 1950年朝鲜半岛硝烟骤起，战火烧到中国鸭绿江畔，中国数十万年轻人告别亲人、奔赴战场。青春对他们而言，是战火硝烟里的灼灼芳华，是保家卫国的无怨无悔。电影《1950他们正年轻》的50名受访老兵中，最年长的在接受采访时已经98岁，年纪最小的也有85岁，导演宋坤儒说：“再不拍就来不及了。”电影用全新的视角，聚焦72年前参加这场战争的普通年轻人，通过不同军种、不同时期参战的老兵真人讲述，以一句句平实细微的话语，呈现出他们曾经热血的青春与梦想，还原了最真实的战场。 放映式上，老兵戚治邦说看到电影内的点点滴滴，回忆起自己当年参与这场抗美援朝的战争，心中百感交集。主办方安排了年少的孩子为他送上鲜花，代表代代传承与感恩，现场观众全体起立向老英雄致敬。 影片展现中国志愿军老兵的回忆和他们的生活现状，让现场观众无不动容，许多人热泪盈眶。温哥华中青会的王悦表示，当年的韩战，加拿大和中国是站在对立面，但相信加拿大会对不同的历史视角有更多的包容。他说，身在加拿大的华裔年轻人都很幸运，有着强大中国作为后盾，又受到加拿大的呵护支持，当年这一切都是老老一辈给我们留下来的巨大的财富，激励著现在的年轻人有更多社会担当。 v01

【加拿大都市网】举世闻名的蓝可儿神秘死亡悬案被Netflix拍成了纪录片，即将上映！ Netflix发布了《犯罪现场:消失在塞西尔酒店》（Crime Scene: The Vanishing at the Cecil Hotel）的预告片。这部纪录片将聚焦于“洛杉矶最致命的酒店”，探索21岁蓝可儿的神秘死亡之谜！ “Is there a room here that somebody hasn’t died in?” Go inside what some call LA's deadliest hotel...

纪录片《风味人间》海报   在众多媒体报道纪录片《风味人间》的时候，都会加上一个定语——“舌尖”导演陈晓卿作品，虽然这个说法最初可能来自于片方的宣传，但是也说明了到目前为止，《舌尖上的中国》仍然是美食类纪录片中最有影响的作品，由“舌尖”开创的中国美食纪录片的拍摄风格，不但影响到众多国内作品的创作，连很多视频网站上的进口节目也在翻译的时候，被冠以各种“舌尖”。所以，尽管《风味人间》其实在内容和技术上都有不少的“进化”，但是仍然要以“舌尖”来作为招徕观众的第一选择。 以食物作为切入点，来纪录不同人群生活方式、反映人类生存状态的人文纪录片 《风味人间》的第一期，还是在网上引起了一片惊艳的赞叹，当然更多的是难以抑制的垂涎。刚刚播出的第二期，仍然获得了较高的口碑。虽然“风味”延续了“舌尖”的方向，但是其实在“垂涎度”上，已经是处在另一个层级，如果说“舌尖一”还是以美食吸引人们关注人文内容的生活题材片，那么“风味”则已经彻底过渡到了以食物作为切入点，来记录不同人群生活方式、反映人类生存状态的人文纪录片。 “美食”和“人文”哪个好？可能不同的观众有不同的选择。从众多网络“吃货”观众（也包括我）的角度来说，单纯的美食纪录片可能更加让人兴趣盎然——呃，其实是馋虫大动——一般来说好像收视率也比较高，这个没办法，美食这个事情，中国如果说第二，世界上就没人能说第一了，吃实在是中国人最重要的生活内容之一。但是从纪录片这个产业的进化来说，显然人文纪录片的意义更大。单纯的美食纪录片即使创造再高的商业价值，也无法形成独特的文化品牌高度，必须在其中灌注文化内容，才能形成艺术的升华。 国际的纪录片市场，一直是以英美文化为主流语境的，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Discovery（探索频道）拍摄的自然主题纪录片风行市场之后，多个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制作机构开始以大投资精制作的方式来生产纪录片，这些纪录片涵盖了自然包括动植物、地理、人文、历史、军事、科技等诸多领域，与早期我们从类似《动物世界》上看到的老式纪录片相比，这些新概念的纪录片，其拍摄技术大量采用高精度数字化摄制，影片在呈现上也更加注重艺术性，具有很强的故事片特征，尤其注重呈现个体（包括人物动物和植物等的生存状态），并且对其背后折射出来的科学原理、社会背景等进行比较深刻精到而又通俗易懂的解读。这些纪录片在传统的电影故事片电视剧综艺节目等娱乐形式之外，迅速开辟出一个新的市场，主要以知识阶层中的男性为受众对象，虽然占据观众比例并不高，但是由于其区别于传统电视节目尤其是肥皂剧和综艺节目等，以女性和中老年占主力的观众分布特点，所以还是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市场供求关系。更由于纪录片中一些比较高质量的节目，在科学、社会等不同层面产生了一定的话题性，使其文化影响力逐渐扩大。如今，类似探索频道、BBC等知名机构推出的重量级纪录片，还是在影视市场上经常能够受到关注的现象级产品。 具有走向国际市场，并至少在一个分众领域成为顶级产品、且引领行业标准的潜力 相比国际纪录片领域的发展，中国纪录片显然起步比较晚，而且在起步的早期，也正是改革开放的中早期阶段，国内相关机构在人才、设备、资金等各方面都非常局促，观念和意识更是差距很大。但是中国有相当一批有志于纪录片领域开拓的人，正是这些有献身精神的纪录片从业者“前赴后继”的不断努力，才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里，就积累出“风味”这样的作品。 不管是从积累来说，还是从现实技术及观众的关注度来说，地理自然题材或者旅游人文题材，在中国显然都不如美食。而从国际市场的角度来说，选择探索BBC等已经有长期积累的主流题材，想追赶都不是容易的事情，何况超越。但是论到对“吃”的理解，我们与对吃的实践有同样的自信。所以从题材选择上，陈晓卿和他的团队（也包括其他投身于美食纪录片创作的同业者们）找到了很好的路径来进军国际化的纪录片市场。陈晓卿自己也说，有信心在中国战胜BBC。其实，从《风味人间》的呈现来看，陈晓卿显然还有走向国际市场的意愿，同样，“舌尖——风味”模式也表现出了，它确实有走向国际市场，并至少在一个分众领域成为顶级产品、且引领行业标准的潜力。 《风味人间》在创作中，技术方面的提高是最显眼的，其采用的超微观摄影、显微摄影等“高级”拍摄方法，使得片子的呈现具有了更强的科学揭秘色彩，再加上解说部分加大了各种科学原理的阐释，使得片子不是传统美食节目停留在味觉和烹调上的程度，而是从知其然走到了知其所以然的阶段。 技术之外是更加深入的人文关注，所有的食物，背后都是一个相关的人物故事组成，这些活生生的人物所代表的，是根植于所有人心底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所以这种朴素自然的人文关怀，虽然没有一些“大题材”所具有的那种震撼和刺激，却可以在最广泛的程度上获得普通观众的共鸣。 经过艺术化过滤，极具东方美学特点 技术和人文之外，最令笔者欣赏与欣慰的，是从“舌尖”延续而又更加升华的审美意境。探索频道或者BBC等出品的纪录片，显然的带有英美文化的色彩，即使是人文类的纪录片，也是一种更加偏向于科学研究类型的，相对冷静而超然的姿态，片子的艺术风格上，也往往带有类似冷色调的那种幽暗感、神秘感。这与其社会文化背景和创作者的审美取向及观众的欣赏口味等都是密切相关的。而以“舌尖——风味”系列为代表的中式纪录片的色彩，则往往是浓烈的，这种浓烈又不是传统审美中的大红大紫，而是经过了艺术化过滤的极具东方美学特点的精致浓烈，是一种置身其中感同身受的拥抱式暖色调，这种令人叹服的美的类型，是具有独特符号色彩的，其个性特征具有发展成独树一帜的潜力。 需要更进一步说明的是，这种审美特点虽然出现在纪录片中，其实是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美术美学领域，和其他相关文化领域，在开放的过程中，将传统继承发展之后所产生的一种美学特征积累的产物，其动人之处和勃勃生机，已经在当代中国美术界、设计界、建筑界以及影视出版演出等领域等不断表现出来，这种审美特点，现在还稍显稚嫩，并未成熟，更远没有定型，但是正因如此，其中蕴含的青春气息和生命能量，令人极其期待。（作者郁晓东） 来源：北京晨报

■张焕财拍摄的纪录片，反映了农民工在大都市人力市场起伏的故事。互联网 ■张焕财拍摄的纪录片，反映了农民工在大都市人力市场起伏的故事。互联网 ■张焕财拍摄的纪录片，反映了农民工在大都市人力市场起伏的故事。互联网 本报讯   陕西省蓝田县史家寨的57岁村民张焕财原本是单纯的农民，却花了12年时间，创作8部朴实而感动人心的纪录片。日前，他的最新作品《西万公司》在西安发表，纪录农民外出打工，在大都市人力市场起伏的故事，引发不少话题。 张焕财自称是“脖子上挂著DV的鸡”，他的8部纪录片中，每个镜头都是一个个农民工经过风霜的脸孔。《新京报》报道，“农民好像麻雀，你看不出来这只麻雀和那只麻雀有啥子不一样。城里人看人力市场，觉得农民每天都在那儿闲坐着，一整天打牌的、打闹的，实际上有的人揽著活儿就走了，有的人干活儿干累了、没活儿干了就回来了，每天是不同的麻雀在循环转来转去。”张焕财比喻，人力市场的农民像麻雀，像刨食的鸡。必须每天刨食吃，并且只有勤快的“刨食”或者会动脑子，才能成为比一般农民日子过得好的“肥鸡”。 张焕财说自己不是一只安分的“鸡”。写作、拍摄，这些看起来“与农民身分不符”的事情，已经闯入他的生活30年，并硬生生的将他的生活撕裂成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是诗意的，是他说起来滔滔不绝的，是关于创作与梦想的；另一个世界是坚硬的，是他不愿多提的，是关于荷包与活路的。张焕财说，他不肯放弃梦想，就必然不可能成为“肥鸡”，“但我的‘鸡伙伴’们是认同我的，因为从来没有一只鸡象我这样亲密的、忠实的、常年给他们纪录吃喝拉撒、喜怒哀乐。” 张焕财1998年开始跟着村里人到西安打工，初识人才市场。他听村里老人讲，1949年前西安就有人才市场，到城里揽活儿的农民聚在东南西北四个城门洞子底下，1949年后随着农村集体化而绝迹。改革开放后，人又开始聚集，“南门聚集了蓝田、长安和周至、户县的人，北门人才市场则是泾阳、三原、高陵、蒲城的，东门人才市场以来自灞桥、临潼、渭南的为主，西门人才市场则是咸阳、礼泉、干县的。” 西万路人才市场则是随着城市的建设形成的，张焕财说，人才市场影响交通和市容，屡遭城管驱散，后来就挪到了文艺路、西万路、太白立交等处。没人知道“西万公司”这个名字最初是谁喊起来的。张焕财说，“西万公司”其实是一种农民的自嘲，实际上并没有这么一家公司。城里的正式工人有医保、有节假日、有防暑降温费，老了还有退休金，而农民工啥也没有。“西万公司”一词代表了农民工潜在的心愿，有个单位，“当个公家人，端上铁饭碗”。 这个词在西万路人才市场广为流传。农民揽活儿，人家一问，你是哪儿的？农民回答，俺是西万公司的！大家都哈哈一笑，这是个农民梦想中的公司。揽活儿，上工，领工钱；揽活儿，上工，领工钱……除了手上的老茧愈发厚实，“西万公司”里的日子似乎每天都在重复。 拍人才市场之初，张焕财并没有过多想“主题”的问题，他只想“真实的呈现那些泼烦日子”，“反映当前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他拍摄的纪录片中，有包工头抢活的画面，也有农民被骗去拆房差点挨打的画面。为了方便拍摄，张焕财甚至买了一台手机大小的手持DV，不过电量和内存都有限，有时拍了一天电要耗尽了，内存也满了，突然发生了好玩的事，他也只能干瞪眼。 小心拍冲突事件 拍一些带冲突的事情时，为了不让被拍摄对象发现，张焕财尽量不看小DV的萤幕，假装打电话，或随意的放在胸前。有次农民工在工地上被砸伤，他拍了半天，最后发现内存满了，根本没拍进去；还有一次工头吵架，他以为都拍了下来，结果发现没按下录制键。至于拍出来缺胳膊少腿只有半个脑袋的，更是比比皆是。 在工地上，他不止一次发现包工头为了节约成本，往水泥里掺东西，“这样盖出来的房子肯定不坚固，但是我不敢拍。”拍农民工的日常生活时，他则大大方方地直接拍摄。“农民工不干亏心事，不担心被曝光，相反他们觉得有个摄像机能反映他们的真实生活会更好。” 有一年腊月二十七，一个工友决定不回家过年。他穿件脏兮兮的破棉袄，坐在人市的地上。张焕财把镜头对着他，喊他不要坐地上，太冷。工友“不在乎镜头对着他”，一脸疲惫的样子，说反正我也没地方可以去。为方便拍摄，张焕财甚至在人市边上开过一家小饭馆，他把摄像机架在桌子上拍，结果一个月下来，没有拍到理想的素材，还赔了几十元。 每天骑自行车寻找老标语 拍人力市场前，张焕财已经拍了许多年的乡村。 2005年，知名纪录片导演吴文光参与了欧盟和民政部合作的一个村民自治培训项目，他提出找村民来拍纪录片。吴文光招募到了10位农民拍摄者，其中就包括张焕财。张焕财给吴文光最深刻的印象是勤奋。经过简单培训后，每位农民拍摄者带走了一台摄像机和10盘空白录影带，带子能拍10个小时素材，“最后剪出10分钟的短片”。其他人拍了三五盘，张焕财不仅把10盘带子全拍完了，还自己买了20盘。 张焕财拍的是《一次失败的农村选举》，他选了三个村子，“一个富裕的，一个穷的，一个征地搞开发的”，富村和搞开发的村子，好多人争着当村官员，给村里人“每人发一包五块钱的云烟，那时候我们抽大雁塔，三毛钱”，而穷村则“选谁谁不愿意当”。拍摄的结果让吴文光满意，“效果超过十倍我对他的预估”。 拍摄结束后，吴文光延续了这个项目，称之为“村民影像计划”，让农民们继续拍摄，每年可以到北京的工作室剪辑，报销食宿和交通费用。张焕财一发不可收拾，连续6年，从《我的村子2006》一直拍到《我的村子2011》。《西万公司》已经是他的第8部纪录片作品。 他会拍乡间的老标语，因为“每条标语代表了一段历史”。张焕财每天骑着自行车出去找标语，抗美援朝时期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大跃进时期的，“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最多的就是文革时期的，毛泽东语录刷得到处都是。一条计划生育标语最有趣，农村土墙上用红漆刷著，一胎结扎，二胎上环，三胎流产。不知何时，“一”字被村民用锅底灰上下各加了一笔，变成了“三胎结扎”，“二”被改成了“四”，“三”被改成了“五”。红色油漆和黑色锅底灰交映在一起，有一种“荒唐的反差”。 吴文光说，“我的村子”系列，张焕财把他和乡亲们的生活都拍了出来，充满著“乡土的情感和生活现实的抱怨”，通过这些片子，能看到他生活村子的底蕴和人情。 送走人才市场最兴旺时代 ■这些光盘都是张焕财的作品。互联网 拍摄6年，张焕财发现，西安的人才市场也变了，“一个曾经兴旺的、号称十万民工的民工村木塔寨拆迁，一个民工歇息找活的西万路十字西南角的大城市公园拆迁，一个西安最大的惠民劳务市场拆迁，一个民工们日夜找活歇息的西万路大十字架起了立交桥”，张焕财感慨，从此农民工心目中的“西万公司”等于是名存实亡了。 “西安人才市场最鼎盛的时候是2010年到2014年”，张焕财记得，那几年是西安的拆迁高峰，农民工特别好找活儿干，“感觉所有农村人都来了”。文艺路人才市场有铁栏杆围成的约十亩地大的空地，鼎盛时期揽活儿的农民工能全站满，“我们管那里叫羊圈”。 农民工夜里就住在附近的城中村，张焕财说，早先的农民工没有现在“奢侈”，舍不得租房子，晚上就睡地上的大通铺。城中村到处是供农民工歇脚的“旅馆”，住一晚“一毛钱两毛钱五毛钱的往上涨，涨到了后来一块钱一块五两块钱”。那时太白南路人才市场旁的城中村木塔寨号称住着10万农民工，“早晨农民工汹涌而出，晚上像鸟儿一样回来了。” “那时候挣着一点工钱，夜里都发愁没地方藏，人穷了好像都成了贼，每晚上都有叫着骂着，说丢了钱的。每晚上都有人骂耍流氓呢！原来人把钱藏在贴身的胸部或者是三角裤里也有人摸，不敢骂对方是贼，只好骂对方耍流氓。那会简直怀疑晚上睡地舖的不全是农民工，满西安市的小偷都也来打地铺了。” 这几年，大规模的密集拆迁少了，揽活儿的方式也变了。以前是包工头现场找农民工，现在更多通过手机联系，人才市场就慢慢萧条了。人才市场最繁华那几年，张焕财也好找活，收入“相对高一点”，后来萧条了，收入也少了，张焕财感觉自己“把人才市场最兴旺的时代送走了。” 烦恼不挣钱 仍准备坚持 ■张焕财在铺子里看书。互联网 张焕财老了，不再经得住长年累月的重体力劳动，他和妻子齐慧芳在南城一家农贸市场租了间铺子，卖劳保用品。 铺子不到10平米，顾客寥寥。齐慧芳并不认同张焕财的事业。“整天不挣钱还贴钱”。小店一个月只能赚两三千元，支撑不下去了，张焕财就去人市上打打零工。在齐慧芳看来，开店也是张焕财的私心，“我看店，他就能到处去拍。”齐慧芳抱怨，到西安10年了，一起来的人早都买了房子，只有他们还是租房，也没攒下钱。给30岁的儿子娶媳妇几乎成了她的心病。“现在娶媳妇至少要花10多万，还不算盖房子。”别人给介绍对象，来了一问，有房子吗？有车吗？这事儿就黄了。 面对生活的一地鸡毛，张焕财也烦恼，“我也想挣钱，钱不来找我，我有啥子办法？”他说自己写作、摄影，除了想“做点有价值的事”，也寄希望于籍此赚钱。他想考进报社，但只有高中学历，“最后只能给报社送报纸”。 他曾进城，把一部做好的片子给一位朋友看，“人家看不都看”。他记得那年新闻里整天是抓拉登，一位帮他剪辑的朋友挖苦，你的片子要是能获奖，拉登都抓住了。后来拉登被击毙了，他的片子投稿还是“连门都摸不著”。 但张焕财有自己的傲气，他坚信自己的东西是鲜活的，是“基层的土壤里长出来的东西”，“我做的东西可能文化人还做不出来”。他准备坚持拍下去，“我已经走到半山坡了，只能往上走”，他希望他的片子得到更多的人认可，有更多的放映场次，“我已经坚持了12年，再坚持15年，20年，尽我所能地坚持。” 谈起多年坚持写作和拍摄，仍住在出租房的张焕财，声音忽然变得哀伤，“我就像那个农民工，别人当他不存在，也没人当我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