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宋美龄

作者：李思达 据新华社台北11月25日电，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于24日进行投票，选举产生22个县市的县市长、议员以及乡镇长、村里长等。据台湾当局选务主管机关的票数统计，在22个县市长中，中国国民党获15席，民进党获6席，另有1席为无党籍。 国民党重获多数席位，不知对于蒋介石父子来说，是不是一种讽刺。要知道，当初蒋介石为了让儿子蒋经国来接班，可是做了不少准备的。 1977年，蒋介石去世已过去两年，蒋经国已经完成了最后的布局，等着名正言顺地继位。而在此之间，他们都做了什么？ 1955年，蒋介石夫妇在蒋经国的陪同下视察蒋经国以“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身份负责主导的台湾横贯公路开辟工程。照片上蒋介石极为少见身着夹克，据说为蒋经国所送。（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打虎”失败的教训：唯有儿子真可信赖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 随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展开，蒋经国很顺理成章地于1937年4月19日返回中国。值得一提的是，陪伴他长途跋涉从莫斯科穿越西伯利亚抵达海参崴的，正是后来中共重要人物康生，两人在离开海参崴之前还联名给莫斯科发电报称：“现在，党派我回国……请转告共产国际执委会，我会恪遵党纪……” 其实蒋经国已经志不在此，他更在意的是和父亲重逢是否会顺利。出于种种理由，他在苏联曾经发表过和父亲决裂的公开信，虽然后来他推诿自己是被逼的，但是由于白纸黑字印刷在《真理报》上被父亲看到，还是让他非常尴尬，在和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讨论回国细节的时候，还曾经担心地问道：“你（指蒋廷黻）认为我父亲希望我回国吗？” 蒋介石当然希望他回国。他曾在日记中多次表示：“我深盼儿子能回来”“先母在天之灵一定欣慰经国归来。”其实蒋介石早已经原谅自己的儿子。不久后，两人在杭州的国民政府主席别馆中会面，在这次会面上，蒋介石让自己儿子先在溪口老家读书：书目一如12年前，还是《曾文正公家书》《论语》《孟子》和王阳明文集。 虽然父子间已经冰释前嫌，但此时的蒋经国还远远谈不上什么接班人。眼下的他在山头林立的国民党内只是一个既无资历也无军队的小角色。只有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认识到“奇货可居”，向蒋介石提议让蒋经国以保安处少将副处长的名义赴江西，随后又任命蒋经国为赣南第四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自此，蒋经国算是拥有了一块自己的地盘，正式开始走上仕途。 作为自己事业的起点，蒋经国在赣南颇为雄心勃勃，号称要把“赣南建设成为人人幸福的乐园”，“成为三民主义模范区”，做到“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人人有工做”。不过，他在赣南做出的成绩正如江南（刘宜良）所指出：“热闹有余，成事不足，禁禁烟赌，抓抓土匪强盗，尽可放手大干，且容易看见成绩。一旦动摇到国民党的根本，注定非败阵不可。” 事实也是如此，当1948年局势逐渐恶化，为了挽救经济崩溃的命运，蒋经国受命去上海“打虎”，当他正洋洋得意地将自己的赣南经验搬到上海时，却没有料到十里洋场完全不能和江西的山村相提并论，这里可是国民党，或者说他自己家里的根本：当“打虎”打到了孔祥熙的大公子孔令侃身上时，孔令侃求救于宋美龄，而宋美龄找到正在北平督战的蒋介石，逼他下令让蒋经国放人，使得局面一发不可收拾。 1948年8月21日，蒋经国出任“上海经济督导员”，率领“经济勘建大队”在上海“打虎”，然而由于触动了蒋氏王朝的权贵，到11月5日就不得不正式请辞，历时70天的“打虎”宣告失败，国民党的币制改革也随之宣告失败。（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打虎”失败给予蒋经国极大的刺激，有段时间他的情绪极为糟糕，一度陷入绝望，每日在南京励志社借酒浇愁，常常喝得酩酊大醉，时而大哭时而大笑。受到刺激的不仅仅是蒋经国，还有他的父亲蒋介石。在这种刺激之下，蒋介石很可能第一次产生了就连妻家外戚都靠不住在给自己拆台，唯有亲生儿子才是真心为自己的念头，恐怕也就是此时，他已经坚定了决心：要将自己的江山交给亲生儿子蒋经国！ 蒋介石为儿子铺路 从1949年6月到1950年3月，蒋经国一直处于赋闲的状况，在仕途上陷入了停顿。这9个月里，他能做的只是整日随侍在蒋介石身边，陪伴老父度过最难熬的一年。然而，正是这种时时刻刻陪伴，让蒋氏父子俩的感情和默契日益加深，也正是这段时间父亲每日的耳提面命，让蒋经国在政治上日趋成熟和圆滑，摆脱了赣南和上海时期的鲁莽。等到国民党彻底撤到中国台湾之后，虽然没有任何明显的征兆，但有些嗅觉灵敏的人已经看出，蒋介石已经坚定地要交班给蒋经国了。 退守到中国台湾后，蒋介石对整个国民党进行了一次全方位重新整合。对蒋氏父子来说，此次整顿是一次深刻的反省和浴火重生，更是一个天赐良机为父子继承铺平道路。尤其是败退后，昔日政、军界诸多大佬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地盘和军队，使得蒋氏父子基本上可以从容布局，波澜不惊地控制整个岛内的局势。 首先被蒋氏父子盯上的，就是在大陆时代呼风唤雨的孔、宋、陈三家。对这三家“皇亲国戚”的弄权舞弊，蒋介石其实一直都有所了解，只是在来台之前，他面临的党内外敌人尚多，不得不对孔、宋、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换取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的鼎力支持。但退到台湾之后，岛内已是蒋氏“清一色”，无论是经济还是“外交”都不需要再借助他人，所以早就成为众矢之的的孔、宋、陈三家就成为绝好的杀鸡儆猴对象。 最先出局的是四处树敌的CC系二陈。退台之后，蒋介石一边号称要改造党务，一边又不给CC系控制的“中央党部”好脸色看，只要是“中央党部”送来的文件，他一律不批不看原件退回。陈立夫被逼得没有办法，试探着提出要为大陆失败负党务方面的责任，不再参加以后的国民党改造工作，而蒋介石听了他的表态之后一言不发，让陈立夫心里顿时凉了半截，知道从此出局。事后宋美龄去看望他，劝其皈依上帝寻找精神寄托，而陈立夫指了指挂在墙上蒋介石的照片，意志消沉地说道：“这个活着的上帝都不相信我。信上帝又有什么用呢？”事实上这个活着的上帝不仅不相信他，甚至对他恨之入骨，转过背就令他在24小时内出境，让他再也不能在政坛上兴风作浪。 此时的宋美龄还有心思去劝慰陈立夫，全然不知道蒋氏父子的三把火就要烧到她家人身上。1952年7月，国民党七大之后不久，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唐纵以“中央党部第一组”的名义向“总统府”提交报告，称以孔祥熙和宋子文为首的13名“第六届中央委员”在海外未归队，建议直接撤销党籍。此事被宋美龄知道后大为愤怒，认为是蒋经国在背后捣鬼，更联系起上海的往事闹个没完，最终迫使蒋介石让步。 台湾时期的宋美龄，蒋经国正在服侍其穿衣。（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虽然在这一回合的斗争中，宋美龄事实上保留了两人的党籍，但却在政治上陷入了更大的被动。对她来说，孔、宋家人的确是她的至亲和精神上的寄托，但以当时台湾政治气氛，人人都在知耻后勇，痛改前非之时，她依然还像在南京时要包庇自己的亲人，未免也太过于不智。此事在当时国民党内激起了不少人的反感，后来蒋介石的秘书周宏涛在回忆此事时，还表达了恨自己当时势单力小，无法帮蒋氏父子撤销孔、宋等人的党籍之意。 从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当时蒋氏父子和宋美龄之间微妙的关系。由于蒋氏父子把住了“吸取教训”这个道德制高点，所以蒋经国越是坚持原则，越是对宋美龄不智之举进行抵制，就越获得舆论的好评，也更能反衬出宋美龄缺乏政治头脑的无理取闹。 其实从头到尾，宋美龄在政治上就没有对蒋经国的地位构成过什么威胁。在南京的时候，蒋介石还需要她拉拢美国，大搞夫人外交。但到了中国台湾，地缘政治的现实已经迫使美国不得不确保中国台湾，蒋氏父子已不需要“夫人外交”就能维持良好的双边关系，也就更不担心宋美龄的挑战了。实际上，蒋经国对待宋美龄更像对待一个名贵的花瓶，在公开场合总是小心翼翼地关爱备至，礼貌尊敬，实际上根本没给过她任何掌权机会。 由情治到军队，蒋经国掌权之路 虽然蒋介石已经排除其他山头和派系，建立起蒋氏父子“清一色”的强势威权体制。但要想真正实现传位，还是得一步一个脚印地来。而蒋介石最先传给蒋经国的，就是维护威权体制最重要的机构：情治机构。 撤台之后，蒋介石曾经想过让毛人凤将保密局交给蒋经国，而让毛人凤改任副职辅佐自己儿子上马。但谁都没有想到，一生精明的情报头子毛人凤居然在此事上犯了一个大糊涂。 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美国深深介入了台海局势，使得毛人凤判断以前长期负责对美外交的宋美龄地位会水涨船高，甚至有可能在蒋介石百年之后上位，因此走上了夫人路线，拒不肯将情治机构移交给蒋经国。对毛人凤这种莫名其妙的自信，就连他的老部下叶翔之也觉得不可理喻，劝他好好和蒋经国合作，但毛人凤却充耳不闻。 1950年3月，蒋介石连下三道手令，一是派蒋经国重建军队政治机关；二是派俞鸿钧负责设计台湾财政经济秩序；第三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就是任命“台湾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缉为“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当时的彭孟缉只是一个中将，在将星云集的台湾算是级别较低的。但是蒋介石坚持要用他来领导所有的情报机关，用心无非有二：一是利用彭孟缉地头蛇的优势去力压毛人凤等人一头；二是故意让低级别的彭孟缉来担任毛人凤的上级，打击其气焰。而彭孟缉也不辱使命，为了完成老蒋交代的任务，在台湾演出了一招“杯酒释兵权”的好戏。 为了打开局面，彭孟缉在“保安司令部”里面找到了戴笠的学生——熟知情治部门内情的郑绍远，在他的帮助下，以“保安司令”的名义宴请当时所有“中央情报单位”的副主管。酒过三巡之后，彭孟缉突然拿出蒋介石的手令，要求统一“情报系统”，并且提出所有机关的谍报工作人员，必须持有“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颁发的证件才能“合法”办案，并请在座诸副主管加入“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由于事出突然，又有蒋介石手令，这些副主管们只能纷纷签字成为“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委员，成了彭孟缉直接下属，随后又把在自己单位情报工作人员的资料统统发给了彭孟缉——从而让“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事实上架空了以前的情报机构。随后，彭孟缉识趣地请辞，将整个情治机构拱手让给蒋经国，换取以后的官运亨通，而倒霉的毛人凤则被挂起，不久之后就又气又急地病死了。 其实，毛人凤也好，宋美龄也好，这些本身在台湾没有基础的人物，在蒋经国继位的道路上根本算不上什么威胁。真正对他继位造成阻碍的，还是代蒋介石掌控中国台湾，官至“副总统”的陈诚。自撤台以来，陈诚一直主持台湾实际政务，尤其是实施土改在民众间获得了极高的威望，而另一方面，无论是在“三民主义青年团”，还是“青年军”时代，陈诚在理论上都是蒋经国的上司。无论是从功劳还是资历来说，蒋氏父子都没有办法轻易绕过陈诚。最终蒋介石不得不豁出自己的老脸，压住了陈诚，力保自己的儿子蒋经国继位。 1957年国民党九大之时，陈诚在党内已经做到了副总裁，而蒋经国只是中央常委委员。无论从资历还是政绩来看，蒋经国都和陈诚还是差着那么一截，急需时间弥补。但此时最缺的就是时间：因为按“宪法”条款，于1948年开始“当选”“总统”的蒋介石，到1960年已任满两届，理论上应该退职。 1961年9月，蒋介石夫妇宴请出席阳明山论坛的学者，桌前从右至左分别为胡适、宋美龄、蒋介石、陈诚。（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对于陈诚有可能接班的希望，蒋介石思前想后，最终使出了一招耍无赖来解决：他用修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方式，让陈诚的梦想化为泡影。1960年5月20日，台北市22万人冒雨游行，庆祝蒋介石第三次当选“总统”。经此一涮之后，连任“副总统” 的陈诚心灰意冷，于1963年12月辞去了长期担任的“行政院长”一职。面对此时资历尚不足直接接任的蒋经国，蒋介石又精心安排了一步——选择没有派系也没有根基的技术官僚严家淦作为过渡人物。而这位严家淦知恩图报，一上台便让蒋经国以“行政院政务委员”的身份兼任“国防部副部长”。“国防部部长”是蒋经国的儿女亲家俞大维，军队实权自然是落在蒋经国手中。被父子俩夹在中间的陈诚此后一直心情郁郁，于1965年3月5日病逝。 对于陈诚的逝世，蒋介石是又喜又悲，葬礼极尽哀荣。悲是因为陈诚作为他最亲信的部下，长期忠心不二，为此而悲；喜则是因为陈诚的去世彻底解决了蒋经国的继位问题，现在岛内再也没有任何障碍可以阻止蒋经国继位了。1969年，严家淦任命蒋经国为“行政院副院长”，事实上将所有行政大权拱手交给了蒋经国。一个“十大建设”经济腾飞的蒋经国时代，就要来临。 来源：国家人文地理（微信公众号）  

晚年在台湾的宋美龄，在时运不济之下，其个人生命中充斥着诸多的忧郁和无奈。这样的人生际遇，以历史的脉络而言，源于个人立场、理念与时代潮流的相悖；从个体的人生轨迹观察，其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卷入蒋介石身后的政治权斗漩涡，更昭示了依附而非掌控权势的女人的宿命。当然，这些跟她的性格都有着不能忽视的关系。 优雅背后的强悍 在气质优雅的背后，宋美龄有其性格强势以及因此而凶悍的一面。 她的美国私人保镖及保镖女儿对此深有体会。他们回忆说，最让保镖头疼的就是教宋美龄开车，在她的眼里，没有交通规则，更不会避让行人。她的理由是：这是属于她的路，所有人都应该给她让路。于是，宋美龄开车，总是横冲直撞。 她曾经打过台湾驻美代表一记耳光，就因为她不能允许后辈在她面前亮出“中华民国驻美代表”的身份与她辩争。她见不得其他女人继她之后坐上“第一夫人”尊位，据说她曾讥讽“那个小脚女人怎能坐到我的位子？”对于蒋介石逝世后她的地位尊严，也是极力维护，坚持其任何待遇不得降低。 这样的宋美龄，的确让人惊诧。如果不是骨子里的东西作祟，谁能口出如此狂言？做得如此狂妄？她的强悍当是来自美国张扬个性、自我的自由主义文化的自幼熏陶，来自丈夫长期的宠爱乃至溺爱，来自她因“第一夫人”的身份而长期享受的最高礼遇和最广泛的尊敬，来自她长期参与国是并在国际上享有盛名而形成的高度自尊。总之，她强势到凶悍甚至霸道的言行举止，无疑来自其优越感、自信心，而她的优越感、自信心应该是超乎寻常的，某种程度上，其优雅风度实际上是傲慢的变妆。 这样的性格也反映在她对理念的不懈坚持上。她坚持自己的理念不做任何调整，从心理意义上讲，也是另一种不能允许、绝不承认失败的表现。她终生反共，就因为她“爱”她的“中华民国”，她为“中华民国”投注了太多的心血和情感，她以“艰苦卓绝”形容蒋介石“捍卫中华民国的一生”，这何尝不是描绘她自己？她早与“中华民国”血肉相连。因此，对中国共产党，她充满敌意。她发话，在大陆情势没有完全改变之前，蒋、宋、孔家人谁也不要归葬大陆。她祭奠父母也是借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的夫人严卓云去上海的机会，请她代为向上海宋家墓园内的双亲墓地献花。作为与她感情深厚的张学良，生前终究没有回到大陆，诸多因素之中，是否也有着一份对她的迁就、顾念呢？得知宋庆龄病危，她坚持不赴北京探望，连让宋庆龄赴美治病的家书中，也不肯署名，只以“家人”落款，其反共意念之坚强由此可见一斑。 对大陆的和解善意，她也从来冷拒。1982年7月，廖承志给蒋经国发表了公开信，呼吁蒋经国、国民党能以民族大义为重，抛弃国共恩怨，为国家统一贡献心力。三周后，在以宋美龄名义公开发表的回复信中，她不仅继续进行反共宣传，而且以长辈之尊要廖承志“投诚”台湾。 “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寥廓海天，不归何待？”回顾两岸关系的沧桑历史，重读廖承志的信件，狭隘的意识形态之争，让宋美龄失去为祖国统一作出贡献的历史契机，而她的政治价值也只能在“给夫人祝寿”的借口中，沦为李登辉当局进行台美“秘密外交”的工具，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挥之不去的“中华民国”情结 宋美龄多次卷入台湾政争，不能不说是出于对“中华民国的爱”。她认为，要捍卫、延续“中华民国”，蒋经国的接班人就必须是对“中华民国”绝对忠诚之士，她希望接班人是她信得过的人。因此，蒋经国接班后，不仅台美“断交”让宋美龄对蒋经国的“外交政策”相当不满，特别是实行民主改革后，她更有了对蒋经国布局身后接班人选的异议，有了对李登辉代理国民党主席的怀疑，有了对党政人士安排的介入，由此引发了一场国民党内的接班风暴。 据当时的国民党秘书长李焕回忆，蒋经国身后的党主席一职，按国民党惯例应该是由继位“总统”李登辉兼任的。因此，1988年1月，国民党中央也是以此惯例来运作李登辉代理党主席一事的。在达成党内共识的基础上，党中央完成了中常委们的联署，并决定27日在中常会推出这封由李焕督军、俞国华领衔、全体中常委联署的联署书。鉴于宋美龄时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的首席主席，24日，李焕向宋美龄报告了此事，并将国民党中央的提案让宋美龄过目。不料，25日，宋美龄派人送了一封信给李焕，虽然未明说反对李登辉代理党主席，却要求按党章规定，在5个月后的国民党“13全”会上再作决定；而“13全”召开之前，由中常委轮流代行主席职务主持中常会。26日，宋美龄又让蒋孝勇打电话给俞国华，要求暂缓李登辉代理党主席案。这让李焕、俞国华相当为难，出于顾念与宋美龄的旧情，遂有心缓办，以求周延。但消息传开，副秘书长宋楚瑜先是在中常会前向李焕、俞国华强力表态提案不宜推迟，继之在中常会上激进表态，质疑俞国华的“犹豫不决”，并表示“非常失望”，断然离开会场。随后，中常委们跟进发难，一一主张维持原案，俞国华不得不顺势而为，通过李登辉代理主席案。事已至此，宋美龄只能放手。 因为“爱中华民国”，宋美龄终生反“台独”。2000年岛内“大选”，她认可连战的人品、能力、政策，担心民进党“台独”执政葬送“中华民国”，担心宋楚瑜分票让民进党得利，于是在美国签署一纸亲笔信函寄给国民党，支持国民党候选人连战、萧万长竞选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这对国民党基本盘是个极大的鼓舞。连萧竞选失败后，连战誓言进行党务改革，重新奋起，她以实际行动表态支持，参加党员重新登记，并一次缴足1万元新台币，成为终身国民党党员。 终未跳出个人的局限 宋美龄在台湾政坛施展不开，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则她的权威是靠着“第一夫人”的平台发挥出来的，这种依附而非掌控权力的状况，必然随着“第一夫人”身份的消失而快速削弱，没有了“第一夫人”的平台，在现实政治利益的角力之下，除了老部下那点情感的顾念之外，她的影响力就可想而知了。何况以蒋经国的性格、能力、权势，她如何能帘后听政、干政？ 二来，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民国”情结让她不能超越局限，俯览局势变迁。以她单方面否决国民党中央案、延迟李登辉代理党主席一事为例，宋楚瑜等之所以抗命不从，排除其个人前途考虑，更根本的恐怕是反国民党独裁专制。当时，开放、民主的台湾社会民意趋向已势不可挡，舆论以“新版宫廷政变”描绘李登辉代理党主席案的这场内部纷争，正是这一趋向的反映。蒋经国看到了这一民意趋势，顺应了这个趋势，宋楚瑜等也挟民意而为，宋美龄却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最终只能离开台湾，远走美国，求个眼不见心静。此外，台湾与大陆长期阻隔，台湾民众，包括国民党在台培养的新生代，并不太了解国民党在大陆的历史，缺乏对她的了解和理解，也就更不在意、且更反感她的介入，不懂她的干政主要来自对“中华民国”的情感，因此反抗得便很强势。这诸多因素综合，注定宋美龄一定会在政坛权斗中受伤乃至落败。 当然，李登辉后来掀起的国民党内主流派与非主流派斗争，以及其“台独”的作为，不能全从1988年的民意潮流中来解读，相反，却正印证了宋美龄对李登辉的不放心。只能说，对时代脉搏没有拿捏准，湮灭了宋美龄对李登辉的直觉的警惕，否则宋美龄应该是另一种作为吧？ 政治人物必须有突破自己局限的能力，才能化危机为转机，维持政治影响力不辍。这是看宋美龄晚年在台际遇给我的一点启示。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