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拍了专门的宣传片，介绍爱滋病毒的检测常识。
星岛日报讯
去年11月，一种装有 “HIV尿液匿名检测包” 的自动售卖机被悄悄安放在了清华大学C楼的一层楼道里。这是中国高等院校防治爱滋病的举措之一，首批安装售卖机的高校包括：北大、清华、人大、北航等学校。差不多一年后，整个北京市海淀区的所有学校都已经覆盖这种爱滋病自检机。该区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10所高校的售卖机第一个月共卖出37个检测包，其中14个送检，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这么幸运。
这个外貌与普通售货机无异的机器，右部多了一个不大的 “样品回收箱”。滑动上方的触屏，花30元即可从售货机买到市价298元的HIV自检包。购买者自取尿液后投入回收箱，就可通过编码在10天上网查询结果。如果不是2016年的一场检测，今年大四的张烨（化名）可能还是跟他周围的一些同学一样，每日往返于图书馆与宣讲会，准备公务员考或深造。但检测试纸上两杠鲜红好似一记闷棍，打碎了这个22岁的青年对未来的所有美好规划。他的HIV初筛检测为阳性，被所在地疾控中心确诊。
“我完全懵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张烨说，从来没想过自己爱滋病会与自己产生联系。 “我还能活多久？我是不是快死了？我的父母怎么办……” 这些问题此后一直萦绕他脑海。按照家人对他的期望，张烨原本打算报考公务员，稳定轻松地度过自己的生活，但事业单位严格的体检要求让这个夙愿变得遥不可及。曾经他还想过考研究生，如今只想赶紧工作挣钱养家。
在中国，像张烨一样被查出HIV病毒呈阳性的大学生正越来越多。中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2011年到2015年，中国15到24岁大中学生爱滋病病毒感染者净年均增长率达35%（扣除检测增加的因素），且65%的学生感染发生在18到22岁的大学期间，可谓是触目惊心。 “大学生感染爱滋病已经成为一个现象，而不是个案。” 青岛大学医学院教授张北川说。
自1985年首例爱滋病起，中国已进入爱滋病防治的第33个年头，爱滋病疫情已经控制在低流行水平，但青年学生爱滋病感染率不降反升，其中以男男性行为传播为主。仅2015年，就报告了3000多位在校青少年学生确认爱滋阳性，其中大多男同性恋群体，如果连同前两年的在校学生感染者，估计总数已近万人或更多。
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加 – 北京近两年大学生感染爱滋病每年新增100多例，2016年15至24岁青年感染者和病人数增幅超过了爱滋病整体增幅；上海2015年共报告发现青年学生感染者92例，较上年同期上升31.4%；南昌2016年9月报告存活学生爱滋病感染者和病人135例，年均增长43.16%。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透露，学生新增HIV病例占全国新增总病例比例为3.2%，这个比例看起来虽然不高，但考虑到人口基数时，从学生中发现爱滋病感染者的几率，比全人群中发现感染者的几率高出41%-66%。
年轻 不能分清好坏
青岛青年同性恋防爱滋志愿服务中心负责人虎子说，在青岛主城区、青岛大学城有两个检测点，去年共检测近1000人次，检测呈阳性的青年学生中 “清一色全是MSM（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男性间性行为发生者）。” 为何青年男同群体的HIV病例会增加之快？虎子分析说，学生群体比较特殊，比较单纯、老实，“容易受到外界诱惑，毕竟没有阅历，不能分清好坏。” 张北川认为，大学生等青少年在男同社区内的交往中缺少自我保护能力，脱离了过往约束，在大学环境里易受社交亚文化的影响，加上性生理的成熟，使得青少年男同突破以往的自我，开始寻求圈子内的交往。
张烨来自山东农村，2014年高考升入华东某高校。他从初中起发现自己对男孩子有倾慕之感，但并不知道 “同性恋” 这一概念。进行大学后，才开始通过网络资料与交友圈，认清了自己的属于性少数群体。 “我的认同比较晚，是大学才开始的。” 让他产生认同的，是手机社交App。他通过某款交友软件找了属于自己的圈子，并与一个33岁的有工作的男性倾谈了半年后见面并建立关系。此后一年里，发生了约3次无套性行为。
张北川指出，大学生群体感染之所以上升得这么快，也跟男同群体的多性伴侣有关。青少年男同一般缺少足以保护自己的协商权力和能力，不知道自己接触的人可能就是携带爱滋病毒的者。很多大学生感染者案例都是被年龄更大、拥有一定社会经验的男同人士传染。
上大学前义务教育的性压抑，以及过往主流社会对同性的歧视，使得部分学生更倾向与成熟的社会人士交往。 “我不知道我是他的第几任，但他是我的第一任。” 张烨说，“他非常照顾我，经常带我出去，对我挺上心的。”
每到夜里一个固定时间点，张烨的前男友总是会去到洗手间，锁上门，久而久之他渐生疑虑。某天夜里趁男友睡觉时翻开了他的包，发现一瓶维生素C的药盒里，装着一种白色药片。 “我琢磨着维C也不长这样啊。” 手机上一番查询后，张烨再也睡不着了。他纠结了很长时间，才将对方叫起来。愤怒的质问后，张烨把曾经的伴侣狠狠地打了一顿，然后删光了所有联系方式。
山东某高校的感染者叶枫也一直不知道到底是谁传染了自己，直到去疾控中心领药时，遇见了一个曾经发生关系的男伴。叶枫本想打个招呼，但对方刻意躲开了。 “他一躲，我就知道有鬼。”
在爱滋病防治工作机构负责人看来，学生群体的单纯与脆弱，还体现在诊断后的反应与表现。与其他群体相比，青年学生确诊后外表反映会过激，曾经将其办公室的地板哭得一片湿，甚至还在地板上满地打滚，但真正治疗起来会非常配合。绝大多数人没有告诉选择坏消息带给父母。 “他们也帮不了我什么，看见他们伤心只会让我更难过。” 张烨说。他的第一段关系可能也是他的最后一段关系。确诊后，他没有再找伴侣或发生性行为，即使是有保护措施，生怕把病毒感染给他人。 “有人劝了我，说世上没有100%的事。”
性教育过于滞后 学校态度古板
一项针对34个城市大学生的调查研究显示：接受调查的大学生中60.5%接受性解放、性自由67.1%接受婚前性行为，近七成大学生接受未婚同居行为。 “不能把屎盆子都往孩子身上扣。” 张北川表示，根源在性教育过于滞后、而且部分高校对于爱滋病态度相当古板。
“我们学校没有爱滋病，为什么要给我们开展这样的工作？” 安徽青年卫生健康服务中心负责人 “毛毛雨” 曾常识与当地某所高校开展爱滋病教育讲座，但得到了校方高层管理者这样的回复。
“大学生学历高素质高，但是我们发现他们对爱滋病知晓率并不高。知晓率高的，行为与知识也有偏差，比如安全套的使用。” 虎子说，青年学生中有一种侥幸心理，很多人知与行不一。
性教育在中国依然是一个未全然开放的地方。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由意味着风险。从小到大，没人给孩子们讲过性知识与正确的性行为，谁都知道有爱滋病，但是怎么防护又有多少人清楚，大家都觉得这种绝症离自己很远。
怕受歧视 许多同性恋拒绝接受检测
早在三年前的2015年8月10日，中国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建立疫情通报制度进一步加强学校爱滋病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建立学校爱滋病疫情通报制度。通知直接指出，“近年来，学校特别是高等院校爱滋病防控工作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一些地方学生爱滋病疫情上升较快，传播途径以男性同性性传播为主……”
紧接着，两部门联合启动了高校爱滋病防控试点工作，选取来自11个省市的46所高校进行爱滋防控试点，其中有11所高校属于重点干预试点。主要任务包括：在新生入学教育中落实教育任务、建立和完善新媒体平台、定期针对高校中有易感染爱滋病行为人群提供咨询资讯等。很多高校是重视了，但也是一种形式，比如爱滋病日搞一两场讲座等。这两年许多高校里还针对新生开展了爱滋讲座，有学时要求，但效果一般。
在大学，想有针对性找到爱滋高危人群非常困难。很多学校在校医院里面设置了爱滋咨询检测表，但是很多男同性恋根本就不敢去，怕受到歧视，怕泄露自己的性取向，宁愿偷偷去医院花钱做检测。
大学生陈诺表示，他在学校关于爱滋病的印象就是 “每到爱滋病日，学校的广场会有学生部门摆两个摊宣传。”
不过在检测机构的人看来，仅有自检包还远远不够。从业八年以来，当虎子告知每一个人检测呈阳性者其血液可能是有问题时，“几乎没有一个人是清醒的，全都懵了。自检肯定是好事，方便了很多不方便的人，但关键是在自检中，怎么能普及这个知识，不是拿到一个结果就完了。” 虎子说，“结果呈阴性没有太大意义。万一呈阳性的话，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时没有人告知他，这是局限性。”
叶枫就是在虎子的检测机构的被查出来呈阳性。此前来只是来找朋友玩过几次，经不住朋友劝，他
就做了检测，结果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会不会是弄错了？” 叶枫一直觉得爱滋病是外国才有的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由于临近暑假，叶枫要收假后才能到当地疾控中心做确诊。暑假接近两月时间里，他形容自己一直 “恍恍惚惚”，整日整日惶恐担心，做事学习毫无动力。
自1981年人类发现首例爱滋病病例以来，爱滋病成为威胁全人类生命健康的三大杀手之一。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对待爱滋病这件事上，人们也存在很多误区。在很多人的认知里，一旦感染HIV，就变成了爱滋病患者，其实不是这样。
HIV指的是爱滋病毒，而爱滋病（AIDS）指的是爱滋病毒感染的最后阶段。人体在感染爱滋病毒2年到10年甚至更久以后，免疫系统受到毁灭性破坏时，才会发展为爱滋病，出现感染、肿瘤等体征。 HIV病毒不会通过接触、眼泪、汗液或唾液传染。因此，与HIV阳性患者呼吸同样的空气；在患者之后接触马桶或门把手；与病毒携带者拥抱、接吻或握手、共用餐具……并不会感染病毒。
低龄化触目惊心 最小感染者不足13岁
广东省1986年就开始爱滋病监测工作，是中国较早开展爱滋病监测的省份之一。这些年来，广东的爱滋病防治工作质量稳步提升，目前爱滋病疫情总体处于低流行状态。然而，疫情依然是严峻的。
根据深圳市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全市新增HIV感染者及病人1933例，首次检出年龄平均
30.0岁；男性占91.0%。
经过多年努力，深圳男男同性性行为爱滋感染率快速上升的势头近年有所遏制，不过仍处于8%以上的高流行状态。需要注意的是，低龄化趋势令人担忧。在感染者中，居然出现了3例初中、2例高中学段病例，其中最小的一例尚不足13岁。
联合国爱滋病规划署2014年提出，到2020年实现爱滋病 “三个90%” 的防治目标，即90%的感染者知道自己的感染状况，90%已经诊断的感染者接受抗病毒治疗，90%接受治疗的感染者病毒得到抑制。清华大学医学院公共健康研究中心教授、主任医师程峰表示，全球爱滋病发现率平均在30%-50%，美国最高，达75%，中国目前是50%-60%。
2016年中国65.4万存活HIV感染者和AIDS病人中，约60%的人接受了抗病毒治疗，离到2020年实现 “三个90%” 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
30年71万感染者 不再局限传统高危人群
中国本土最早集中爆发的爱滋病例出现在云南。 1989年，缅甸、泰国当时的爱滋病流行。一位云南省卫生防疫站爱滋病科的科长在戒毒所里采集了50例血液样本，发现26例呈阳性，接下来全部排查后查出了146例爱滋病感染者。主要感染途径都是注射吸毒。到了1990年代，河南、安徽、湖北等中部地区的卖血群体曾集中爆发爱滋病疫情。
1985到2005这20年间，毒品注射传播和血液传播分别占HIV病毒感染的44.2%和29.2%，中国医科大学尚红教授与清华大学爱滋病综合研究中心张林琦教授在《国家科学评论》发表的研究得出这一数据。 10年前的数据表明，中国HIV病毒的传播范围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在一些高危人群中，包括静脉注射吸毒人群、曾经捐献过血液和血浆的人。可是最新的调查表明，性传播已经成为最主要渠道，HIV病毒的传播范围已经不断扩散至男男性交者以及女性性工作者，中国的爱滋病感染者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高危人群，而逐渐延伸至普通人群。
毒品注射传播和血液传播两种方式在2015年的新增HIV病毒感染病例中的占比已下降至5.3%和0.04%。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景军表示，毒品注射传播和血液传播相比较其他渠道已得到明显控制。而性传播造成的新增HIV病毒感染人数从20年前的11.6%增至92.5%，成为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其中，男男同性性行为传播从0.3%激增至27.2%，增长近91倍，而同期的异性性行为传播增长为6倍。男男同性群体中的HIV阳性携带者只有很少一部分(4.9%)对其一夜情的性伴侣告知感染爱滋病的实情，相比之下，配偶和固定性伴侣的知情率为43.9%。
社会歧视根本原因 对传播方式存在误解
整个爱滋病在中国蔓延的新趋势是对公众科学知识的挑战、行为方式的挑战，政府在控制毒品危害和保证医用血液安全方面，发挥了有效的作用。
但是公众认识水平、有效的防治手段和科研投入力度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与美国等国家相比，中国爱滋感染者的知晓率，也就是自知率还处于一个相当低的水平。美国爱滋感染者的自知率约在90%以上，中国可能只有30%到40%， 潜在的社会歧视，是影响爱滋病感染者自知率较低的一个最主要原因。有些人是因为不想知道自己是感染者，因为担心检测出来后根治不了却还要受歧视，找不到工作。但这同时意味着错过了接受治疗和关爱的机会，增加了传播的可能，形成了一个非常负面的链条反应。
而社会歧视存在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公众对爱滋病的传播方式还并不了解。所以政府在宣传爱滋传播相关知识、提供医疗服务的同时，还需要在相关法规制定上消除歧视，特别是明确歧视的法律责任，这样潜在的爱滋病毒感染者才可能站出来，不再隐藏自己，主动接受治疗。
在男女之间、男男之间的私人性生活领域，政府的行政干预并不是最有效的手段，多位学者表示，这就更需要更多带有教育性质、有说服力、可以改变人们观念、行为的一些创新方法和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