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組織拍了專門的宣傳片，介紹愛滋病毒的檢測常識。
星島日報訊
去年11月，一種裝有 「HIV尿液匿名檢測包」 的自動售賣機被悄悄安放在了清華大學C樓的一層樓道里。這是中國高等院校防治愛滋病的舉措之一，首批安裝售賣機的高校包括：北大、清華、人大、北航等學校。差不多一年後，整個北京市海淀區的所有學校都已經覆蓋這種愛滋病自檢機。該區疾控中心的數據顯示，10所高校的售賣機第一個月共賣出37個檢測包，其中14個送檢，檢測結果全部為陰性。但是，並非所有人都這麼幸運。
這個外貌與普通售貨機無異的機器，右部多了一個不大的 「樣品回收箱」。滑動上方的觸屏，花30元即可從售貨機買到市價298元的HIV自檢包。購買者自取尿液後投入回收箱，就可通過編碼在10天上網查詢結果。如果不是2016年的一場檢測，今年大四的張燁（化名）可能還是跟他周圍的一些同學一樣，每日往返於圖書館與宣講會，準備公務員考或深造。但檢測試紙上兩杠鮮紅好似一記悶棍，打碎了這個22歲的青年對未來的所有美好規劃。他的HIV初篩檢測為陽性，被所在地疾控中心確診。
「我完全懵了，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張燁說，從來沒想過自己愛滋病會與自己產生聯繫。 「我還能活多久？我是不是快死了？我的父母怎麼辦……」 這些問題此後一直縈繞他腦海。按照家人對他的期望，張燁原本打算報考公務員，穩定輕鬆地度過自己的生活，但事業單位嚴格的體檢要求讓這個夙願變得遙不可及。曾經他還想過考研究生，如今只想趕緊工作掙錢養家。
在中國，像張燁一樣被查出HIV病毒呈陽性的大學生正越來越多。中國疾控中心的數據顯示，2011年到2015年，中國15到24歲大中學生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凈年均增長率達35%（扣除檢測增加的因素），且65%的學生感染髮生在18到22歲的大學期間，可謂是觸目驚心。 「大學生感染愛滋病已經成為一個現象，而不是個案。」 青島大學醫學院教授張北川說。
自1985年首例愛滋病起，中國已進入愛滋病防治的第33個年頭，愛滋病疫情已經控制在低流行水平，但青年學生愛滋病感染率不降反升，其中以男男性行為傳播為主。僅2015年，就報告了3000多位在校青少年學生確認愛滋陽性，其中大多男同性戀群體，如果連同前兩年的在校學生感染者，估計總數已近萬人或更多。
這一數字還在不斷增加 – 北京近兩年大學生感染愛滋病每年新增100多例，2016年15至24歲青年感染者和病人數增幅超過了愛滋病整體增幅；上海2015年共報告發現青年學生感染者92例，較上年同期上升31.4%；南昌2016年9月報告存活學生愛滋病感染者和病人135例，年均增長43.16%。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學首席專家吳尊友透露，學生新增HIV病例佔全國新增總病例比例為3.2%，這個比例看起來雖然不高，但考慮到人口基數時，從學生中發現愛滋病感染者的幾率，比全人群中發現感染者的幾率高出41%-66%。
年輕 不能分清好壞
青島青年同性戀防愛滋志願服務中心負責人虎子說，在青島主城區、青島大學城有兩個檢測點，去年共檢測近1000人次，檢測呈陽性的青年學生中 「清一色全是MSM（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男性間性行為發生者）。」 為何青年男同群體的HIV病例會增加之快？虎子分析說，學生群體比較特殊，比較單純、老實，「容易受到外界誘惑，畢竟沒有閱歷，不能分清好壞。」 張北川認為，大學生等青少年在男同社區內的交往中缺少自我保護能力，脫離了過往約束，在大學環境里易受社交亞文化的影響，加上性生理的成熟，使得青少年男同突破以往的自我，開始尋求圈子內的交往。
張燁來自山東農村，2014年高考升入華東某高校。他從初中起發現自己對男孩子有傾慕之感，但並不知道 「同性戀」 這一概念。進行大學後，才開始通過網絡資料與交友圈，認清了自己的屬於性少數群體。 「我的認同比較晚，是大學才開始的。」 讓他產生認同的，是手機社交App。他通過某款交友軟件找了屬於自己的圈子，並與一個33歲的有工作的男性傾談了半年後見面並建立關係。此後一年裡，發生了約3次無套性行為。
張北川指出，大學生群體感染之所以上升得這麼快，也跟男同群體的多性伴侶有關。青少年男同一般缺少足以保護自己的協商權力和能力，不知道自己接觸的人可能就是攜帶愛滋病毒的者。很多大學生感染者案例都是被年齡更大、擁有一定社會經驗的男同人士傳染。
上大學前義務教育的性壓抑，以及過往主流社會對同性的歧視，使得部分學生更傾向與成熟的社會人士交往。 「我不知道我是他的第幾任，但他是我的第一任。」 張燁說，「他非常照顧我，經常帶我出去，對我挺上心的。」
每到夜裡一個固定時間點，張燁的前男友總是會去到洗手間，鎖上門，久而久之他漸生疑慮。某天夜裡趁男友睡覺時翻開了他的包，發現一瓶維生素C的藥盒里，裝着一種白色藥片。 「我琢磨着維C也不長這樣啊。」 手機上一番查詢後，張燁再也睡不着了。他糾結了很長時間，才將對方叫起來。憤怒的質問後，張燁把曾經的伴侶狠狠地打了一頓，然後刪光了所有聯繫方式。
山東某高校的感染者葉楓也一直不知道到底是誰傳染了自己，直到去疾控中心領葯時，遇見了一個曾經發生關係的男伴。葉楓本想打個招呼，但對方刻意躲開了。 「他一躲，我就知道有鬼。」
在愛滋病防治工作機構負責人看來，學生群體的單純與脆弱，還體現在診斷後的反應與表現。與其他群體相比，青年學生確診後外表反映會過激，曾經將其辦公室的地板哭得一片濕，甚至還在地板上滿地打滾，但真正治療起來會非常配合。絕大多數人沒有告訴選擇壞消息帶給父母。 「他們也幫不了我什麼，看見他們傷心只會讓我更難過。」 張燁說。他的第一段關係可能也是他的最後一段關係。確診後，他沒有再找伴侶或發生性行為，即使是有保護措施，生怕把病毒感染給他人。 「有人勸了我，說世上沒有100%的事。」
性教育過於滯後 學校態度古板
一項針對34個城市大學生的調查研究顯示：接受調查的大學生中60.5%接受性解放、性自由67.1%接受婚前性行為，近七成大學生接受未婚同居行為。 「不能把屎盆子都往孩子身上扣。」 張北川表示，根源在性教育過於滯後、而且部分高校對於愛滋病態度相當古板。
「我們學校沒有愛滋病，為什麼要給我們開展這樣的工作？」 安徽青年衛生健康服務中心負責人 「毛毛雨」 曾常識與當地某所高校開展愛滋病教育講座，但得到了校方高層管理者這樣的回復。
「大學生學歷高素質高，但是我們發現他們對愛滋病知曉率並不高。知曉率高的，行為與知識也有偏差，比如安全套的使用。」 虎子說，青年學生中有一種僥倖心理，很多人知與行不一。
性教育在中國依然是一個未全然開放的地方。在這樣的情況下，自由意味着風險。從小到大，沒人給孩子們講過性知識與正確的性行為，誰都知道有愛滋病，但是怎麼防護又有多少人清楚，大家都覺得這種絕症離自己很遠。
怕受歧視 許多同性戀拒絕接受檢測
早在三年前的2015年8月10日，中國衛生與計劃生育委員會和教育部聯合印發了《關於建立疫情通報制度進一步加強學校愛滋病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建立學校愛滋病疫情通報制度。通知直接指出，「近年來，學校特別是高等院校愛滋病防控工作出現了一些新情況和新問題，一些地方學生愛滋病疫情上升較快，傳播途徑以男性同性性傳播為主……」
緊接着，兩部門聯合啟動了高校愛滋病防控試點工作，選取來自11個省市的46所高校進行愛滋防控試點，其中有11所高校屬於重點干預試點。主要任務包括：在新生入學教育中落實教育任務、建立和完善新媒體平台、定期針對高校中有易感染愛滋病行為人群提供諮詢資訊等。很多高校是重視了，但也是一種形式，比如愛滋病日搞一兩場講座等。這兩年許多高校里還針對新生開展了愛滋講座，有學時要求，但效果一般。
在大學，想有針對性找到愛滋高危人群非常困難。很多學校在校醫院裏面設置了愛滋諮詢檢測表，但是很多男同性戀根本就不敢去，怕受到歧視，怕泄露自己的性取向，寧願偷偷去醫院花錢做檢測。
大學生陳諾表示，他在學校關於愛滋病的印象就是 「每到愛滋病日，學校的廣場會有學生部門擺兩個攤宣傳。」
不過在檢測機構的人看來，僅有自檢包還遠遠不夠。從業八年以來，當虎子告知每一個人檢測呈陽性者其血液可能是有問題時，「幾乎沒有一個人是清醒的，全都懵了。自檢肯定是好事，方便了很多不方便的人，但關鍵是在自檢中，怎麼能普及這個知識，不是拿到一個結果就完了。」 虎子說，「結果呈陰性沒有太大意義。萬一呈陽性的話，下一步該怎麼辦？這時沒有人告知他，這是局限性。」
葉楓就是在虎子的檢測機構的被查出來呈陽性。此前來只是來找朋友玩過幾次，經不住朋友勸，他
就做了檢測，結果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會不會是弄錯了？」 葉楓一直覺得愛滋病是外國才有的病，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由於臨近暑假，葉楓要收假後才能到當地疾控中心做確診。暑假接近兩月時間裏，他形容自己一直 「恍恍惚惚」，整日整日惶恐擔心，做事學習毫無動力。
自1981年人類發現首例愛滋病病例以來，愛滋病成為威脅全人類生命健康的三大殺手之一。但不可否認的是，在對待愛滋病這件事上，人們也存在很多誤區。在很多人的認知里，一旦感染HIV，就變成了愛滋病患者，其實不是這樣。
HIV指的是愛滋病毒，而愛滋病（AIDS）指的是愛滋病毒感染的最後階段。人體在感染愛滋病毒2年到10年甚至更久以後，免疫系統受到毀滅性破壞時，才會發展為愛滋病，出現感染、腫瘤等體征。 HIV病毒不會通過接觸、眼淚、汗液或唾液傳染。因此，與HIV陽性患者呼吸同樣的空氣；在患者之後接觸馬桶或門把手；與病毒攜帶者擁抱、接吻或握手、共用餐具……並不會感染病毒。
低齡化觸目驚心 最小感染者不足13歲
廣東省1986年就開始愛滋病監測工作，是中國較早開展愛滋病監測的省份之一。這些年來，廣東的愛滋病防治工作質量穩步提升，目前愛滋病疫情總體處於低流行狀態。然而，疫情依然是嚴峻的。
根據深圳市疾控中心發佈的數據顯示，去年全市新增HIV感染者及病人1933例，首次檢出年齡平均
30.0歲；男性佔91.0%。
經過多年努力，深圳男男同性性行為愛滋感染率快速上升的勢頭近年有所遏制，不過仍處於8%以上的高流行狀態。需要注意的是，低齡化趨勢令人擔憂。在感染者中，居然出現了3例初中、2例高中學段病例，其中最小的一例尚不足13歲。
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2014年提出，到2020年實現愛滋病 「三個90%」 的防治目標，即90%的感染者知道自己的感染狀況，90%已經診斷的感染者接受抗病毒治療，90%接受治療的感染者病毒得到抑制。清華大學醫學院公共健康研究中心教授、主任醫師程峰表示，全球愛滋病發現率平均在30%-50%，美國最高，達75%，中國目前是50%-60%。
2016年中國65.4萬存活HIV感染者和AIDS病人中，約60%的人接受了抗病毒治療，離到2020年實現 「三個90%」 的目標還有一定差距。
30年71萬感染者 不再局限傳統高危人群
中國本土最早集中爆發的愛滋病例出現在雲南。 1989年，緬甸、泰國當時的愛滋病流行。一位雲南省衛生防疫站愛滋病科的科長在戒毒所里採集了50例血液樣本，發現26例呈陽性，接下來全部排查後查出了146例愛滋病感染者。主要感染途徑都是注射吸毒。到了1990年代，河南、安徽、湖北等中部地區的賣血群體曾集中爆發愛滋病疫情。
1985到2005這20年間，毒品注射傳播和血液傳播分別佔HIV病毒感染的44.2%和29.2%，中國醫科大學尚紅教授與清華大學愛滋病綜合研究中心張林琦教授在《國家科學評論》發表的研究得出這一數據。 10年前的數據表明，中國HIV病毒的傳播範圍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在一些高危人群中，包括靜脈注射吸毒人群、曾經捐獻過血液和血漿的人。可是最新的調查表明，性傳播已經成為最主要渠道，HIV病毒的傳播範圍已經不斷擴散至男男性交者以及女性性工作者，中國的愛滋病感染者已經不再局限於傳統高危人群，而逐漸延伸至普通人群。
毒品注射傳播和血液傳播兩種方式在2015年的新增HIV病毒感染病例中的佔比已下降至5.3%和0.04%。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公共管理學院社會政策研究所所長景軍表示，毒品注射傳播和血液傳播相比較其他渠道已得到明顯控制。而性傳播造成的新增HIV病毒感染人數從20年前的11.6%增至92.5%，成為最主要的傳播途徑。其中，男男同性性行為傳播從0.3%激增至27.2%，增長近91倍，而同期的異性性行為傳播增長為6倍。男男同性群體中的HIV陽性攜帶者只有很少一部分(4.9%)對其一夜情的性伴侶告知感染愛滋病的實情，相比之下，配偶和固定性伴侶的知情率為43.9%。
社會歧視根本原因 對傳播方式存在誤解
整個愛滋病在中國蔓延的新趨勢是對公眾科學知識的挑戰、行為方式的挑戰，政府在控制毒品危害和保證醫用血液安全方面，發揮了有效的作用。
但是公眾認識水平、有效的防治手段和科研投入力度等方面，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與美國等國家相比，中國愛滋感染者的知曉率，也就是自知率還處於一個相當低的水平。美國愛滋感染者的自知率約在90%以上，中國可能只有30%到40%， 潛在的社會歧視，是影響愛滋病感染者自知率較低的一個最主要原因。有些人是因為不想知道自己是感染者，因為擔心檢測出來後根治不了卻還要受歧視，找不到工作。但這同時意味着錯過了接受治療和關愛的機會，增加了傳播的可能，形成了一個非常負面的鏈條反應。
而社會歧視存在的根本原因，還在於公眾對愛滋病的傳播方式還並不了解。所以政府在宣傳愛滋傳播相關知識、提供醫療服務的同時，還需要在相關法規制定上消除歧視，特別是明確歧視的法律責任，這樣潛在的愛滋病毒感染者才可能站出來，不再隱藏自己，主動接受治療。
在男女之間、男男之間的私人性生活領域，政府的行政干預並不是最有效的手段，多位學者表示，這就更需要更多帶有教育性質、有說服力、可以改變人們觀念、行為的一些創新方法和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