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脸书（Facebook）和其他滥用其巨大权力的数码巨头的集体耐心终于耗尽了吗？终于达到临界点了吗？
在脸书的最新内幕曝光后，我们都应该希望如此。上月《华尔街日报》通过脸书公司内部文件把内幕曝光，而吹哨人上周又向美国国会提供了有力证词。
该名吹哨人是脸书公司前产品经理豪根 (Frances Haugen)，她比任何人都更清晰了解公司的问题。这并不是说社交媒体巨头在其领导人尽了最大努力的情况下仍造成伤害，而是机制设计本身造成这些危害，而公司领导人知道这一点却选择不采取行动。
这就是豪根向美国参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说的：“公司的领导层知道如何让脸书和Instagram更安全，他们不愿做出必要的改变，因为他们把巨额利润摆在公众利益之前。”
任何在过去几年关注这个问题的人都知道，脸书、谷歌和其他一些数码巨头拥有太多的权力，并创造了一个网上生态系统，在很多方面降低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星报》在一年前看过纪录片《智能陷阱》（The Social Dilemma）后写下这个段落，“FAANG”（脸书、苹果、亚马逊、Netflix和谷歌）的前高管们对他们曾经帮助创造的世界敲响了警钟 ：“他们通过利用我们的弱点构建了数十亿美元的系统，并加剧了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包括上瘾、孤立、政治两极分化、极端主义，甚至自杀和其他形式的自残。”
这就是大致情况，豪根泄露给《华尔街日报》的公司内部文件证实了这一点，并添加了重要的新细节。例如，这些内部文件表明，脸书自己制定的反骚扰规则，却经常对知名用户网开一面；未能回应内部对其平台在发展中国家被滥用的担忧；并且以故意使平台上的语言（用《华尔街日报》的话说）“更加愤怒”的方式操纵其规则，对公共生活产生可预见的负面影响。
最令人不安的是，泄露的文件显示，该公司知道Instagram作为旗下最大的平台之一，对大量年轻用户，尤其是少女有害。脸书自己的内部研究得出结论，Instagram正在损害许多女孩的心理健康，但公司却淡化这一切，并让立法者和研究人员无法接触这些信息。
了解这一切是一回事，有什么行动是另一回事。多年来，政府大多袖手旁观，而脸书和其他社交巨头却积累了难以置信的财富和权力，同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工作、交流、经商和讨论公共问题的方式，并且拒绝为他们行为带来的后果承担责任。
现在，几乎每个人都同意需要采取行动。在最简单的层面上，我们需要公共讨论的最低标准，在21世纪的公共空间内允许谈论的一些规则。
即使脸书、推特（Twitter）和其他社交巨头同意，也不应该由他们来决定谁应该发言以及应该允许他们走多远。这是民主决策，政府最终必须代表所有人采取行动，他们不应该试图将民主外包给数码巨头。
杜鲁多政府行动迟缓
在加拿大，杜鲁多政府了解这个问题，但行动迟缓。一项打击网络仇恨的法案于6月在众议院通过了，但并未成为法律，因为联邦大选使一切陷入停顿。祖裔部长概述了一种坚定措施来打击网络伤害，如儿童剥削和恐怖主义，但没有设法引入真正的法律。
一旦任命新内阁，政府及任何负责的部长都需要毫不拖延地采取行动。如果在大选前需要采取行动，脸书内部的最新证据使这变得更加紧迫。
这些是加拿大自己可以做的事情，但其他措施不在本国的管辖范围内。鉴于欧洲市场的规模，需要依靠美国政府和欧盟采取更严格的监督和监管。
最终，脸书等巨头应该被拆散，以恢复数码市场的真正竞争。互联网可能一开始是免费的，但大公司很久以前就演变成一系列垄断企业，其权力与早期的石油和铁路大亨无异。
这是一个加拿大人无法掌控的长期项目。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做我们能做的。 这意味政府应该回到监管大型科技公司的议程上。
网络平台的社会担当与利益取舍
日前脸书（Facebook）吹哨人豪根（Frances Haugen）在美国参议院作证，揭露脸书内部所谓黑箱操作的内幕，规避大客户的责属，此举引发极大震动，也反映了深刻的问题。这应该是网络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界碑，却也不算突发现像，而是各种矛盾积累交集的结果。鉴于市值1万亿美元的脸书拥有28亿用户，覆蓋全球60%网民，在网络全球化的当下，豪根义举乃成为全球公共事件。
从某种程度上说，豪根不过是拉响了一个警报，坐实相关公司利用人的弱点，实现自己的野心。今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菲律宾新闻网站Rappler行政总裁雷萨（Maria Ressa）日前也指控脸书偏离事实。作为数据专家和产品经理的豪根认为，现在已到了一个危险时刻，政府有实施“软干预措施”的必要。
对于豪根上述发难，脸书创办者和执行长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有自己的一面之词，他标榜公司“以人为本”（people first），且辩称并未失控。不过扎克伯格与豪根都有特定立场，都需要社会检验。有舆论就认为脸书恰恰将巨大盈利摆在首位，这头“科技巨兽”正面对政府收紧监管的压力。
脸书在利益驱使下，对客户分三六九等，似应难免，谷歌、亚马逊、苹果、推特乃至Youtube等都无例外。如何把握公众情绪，是相当广泛的综合问题，涉及到网络生态的大环境，网络算法是其关键，也由此陷入一种社会困境。例如百度与福建莆田系的关系就遭到诟病，即医疗资源的垄断和误导，乃至影响到民生。
网络平台需社会规范制约
垄断寡头不是一天生成的，肯定经过旷日持久的习养，造成这种状况各方都有责任。如何调整数据服务的社会化和市场化，这是颇为棘手的问题。盈利是天经地义的，但要生财有道，特别是网络平台不等同于一般商品，要受到种种社会规范的制约，要富有道德责任感。这里的逻辑关系更为繁复，需要独立清醒的价值判断，确定如何使网络行为制度化，不偏离德行道义。但制度的缺陷又可能带来问题的固化，所以如何确立良好的规范和制度更为重要。
新冠大流行加重了线上活动的份量，正因为如此，互联网法规的建立与健全就迫在眉睫，包括数据服务的运作准则，不能完全以商业利益为转移，这在加拿大应该成为朝野共识。
在正视反垄断的同时，国家安全与民主自由的平衡也是重要课题。有必要提及的是，如何把握政府监管的力度？是否会有损网络平台的本意？目前新加坡和韩国等有意强化网络资讯的监管力度，就不同程度地受到质疑和抵制。而网络公司本身要有一种社会担当的自觉，要在保障民主自由的基础上，提高理性过滤的能力，这样才能使真相最终战胜谣言。撰文：萧元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