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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04月27日 星期六 10: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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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叶曙明专栏

叶曙明专栏:这世界谁不受歧视?

资料图 “歧视”,在文明程度越高的地方,越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穷乡僻壤很少会有人关注这个问题,只有在欧洲发达国家,或者美国、加拿大,它才会成为重要问题。就像在中国,只有在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才会整天为谁歧视谁吵个不休。如果你经常听到周围的人抱怨受到歧视,恭喜你,已到了一个文明程度较高的地方了。 有一句话:“人是分三六九等、高低贵贱的。”这话听起来刺耳,但说出了一个无可否认的社会现实。相反,所谓“人生而平等”,却从来没有见过谁是生而平等的,这口号本身建立在一个虚假的预设之上。事实上,人一生下来就被迫从父母那儿继承了家庭的社会地位了,哪有半点平等可言呢? 记得若干年前,有个自以为跻身上海新贵的人,写了篇《今天,我看见一个民工不穿鞋》的文章说:“这个民工,他竟然连世界上最穷的国家的土人都不如……观念这么落后!鄙视他。”遭到网民们铺天盖地的痛批;然后有一个以老牌贵族自居的人出现,讽刺这个新贵:“就凭你家能养得起游艇?能养得起赛马?”却博得一片喝彩。我很奇怪,都是歧视,何以人们有不同的反应?在我看来,老贵只不过是新贵的豪华版,而新贵也只是赤脚民工的升级版罢了。 我们这个社会充满了歧视。老移民歧视新移民,港台移民歧视内地移民,名校毕业歧视杂牌学校毕业,高年级歧视低年级,大贵歧视小贵,老贵歧视新贵,大富歧视小富,小富歧视贫穷,贫穷歧视更贫穷;金领歧视白领,白领歧视粉领,粉领歧视蓝领,蓝领歧视无领的;城市人歧视乡下人,这个省的人歧视那个省的人。同时也可以反方向歧视,穷人歧视富人,职员歧视老板,如此类推。真是呜呼哀哉。 既然如此,人们为什么能接受老贵歧视新贵,而不能接受新贵歧视民工这两种本质一样的行为呢?问题在于,网上往往是泛道德主义无限膨胀之地。大部分人一开始就自称站在民工一边,且不论在现实中是否如此,但他先抢占了道德制高点。充满道德优越感的人便有机会联合起来,共同歧视在道德上处于劣势的新贵了。这种把戏,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可谓司空见惯。 尽管我对老贵、新贵抱着相同的厌恶之情(这也是一种歧视),但也得承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人的存在,对社会的进步也未必是完全无益的。如果有一天,那个赤脚民工出于模仿或显摆心理,真的穿上一双皮鞋上街时,你能肯定地指出,这是他的进步,还是他的堕落吗?尤其是当他也开始嘲笑其他还没穿鞋的老乡时。  

叶曙明专栏:微信养生铺天盖地躲无可躲

有人总结出当代三大慢性自杀行为是:度娘看病,微信养生,专家荐股。度娘看病与专家荐股,属于自己的选择,但微信养生,却往往是被动地接收,在朋友圈里,在各种群里,铺天盖地,躲无可躲。 我生活在一个一心想长生不老的民族之中。为了找到长生不老的秘诀,这个民族已经花了几千年的光阴与精力。有历史学家宣称,秦始皇焚书坑儒,其实坑的不是儒生,而是一些方术之士。他们夸口可以找到长生不老之法,结果谎扯大了,兑现不了,被秦始皇一气之下活埋之。 尽管秦始皇没有能够得到长生不老的秘诀,可他那股子锲而不舍的精神至今遗风尚在。几十年前那场风魔全国的“甩手运动”,体现了中国人对长生不老的热烈向往。甩手者,前后摆动双手也。传闻只要你天天重复这个动作,就可以包治百病。那年我在北京,看见每天清早天安门广场上人群密如蚁蝼,全是站着闭目甩手,其场面之壮观和古怪,让人不寒而栗。后来,甩手运动发展到甩头、甩脚,终于甩出毛病了。据说有人因此而中风瘫痪,即使没瘫痪,可糖尿病的还是糖尿病,脑水肿的还是脑水肿,并没有什么人得道成仙。总之,一句话:“盛极而衰”,甩手运动再也不时兴了。 人们的兴趣迅速转移到一种能够在水里神秘成长的菌类植物——“红茶宝”。这玩艺儿也是包治百病,神得几乎连摘掉的内脏也能重新长出来。人人发疯地去找这种菌类植物做种,用大罐小罐养起来,天天捞食,形如生番。可没几天,红茶宝又不时兴了,有一种新的说法使人们趋之若鹜,打鸡血针可以包治百病。作为论据,当然会有一个谁也不认识的人患了二十六种绝症,打鸡血针以后霍然而愈。结果一传十,十传百。后来轮到了气功,气功也是包治百病,气功师在北京发功,上海、广州、昆明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身体左右摇摆、哭泣、乱语,甚至满地打滚。 现在的广场舞,有人说是忠字舞的2.0版。不过,在我看来,与其说是当年的红卫兵老了,跳跳忠字舞,以示青春无悔,不如说还是为了养生。君不见,老红卫兵们在微信上,也不怎么背诵领袖语录了,更热衷于背芝麻粉有什么功效啊,辣木籽能治什么病啊,拍哪个穴位能年轻十岁啊,怎么吃才吃出健康啊,“每天一个动作,多活二十年”啊。 养生是一项长期投资、期货交易,得有十分的耐心才行。三十年前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位门槛中人推荐的祖传秘方,说只要你每次小便时咬紧牙关,到老了牙齿就不会掉。我试行了几天,又觉得这项投资实在太过遥远了,而且只要忘了一次,就有可能成为将来牙齿照掉不误的理由。加上我这人做事三分钟热度,没几天就放弃了,现在牙齿掉了几颗,不禁有点小后悔,如果这三十年能坚持小便咬牙关,也许真的一颗牙齿也不掉?

叶曙明专栏:坐个巴士也要讲诚信

作为一个在加拿大短期生活的过客,这个国家给我最深印象之一,仍然是诚信二字。我知道我这么说,一定会有人跳出来批评我,说加拿大也不是十全十美,加拿大也有不讲诚信的人。我从不认为加拿大十全十美,也不认为加拿大就是圣贤满街走,但比起我长期生活的环境来说,好了那么一点点,是不是就应该见贤思齐呢?至少得承认人家的好吧? 我在多伦多乘坐约克区的巴士VIVA,发现它有的线路是在车站刷卡的,车上没读卡机,你刷了卡以后,两小时内搭车都有效。我经常在车站刷了卡,过一阵子车才到,上车时司机不会问你刷了卡没有,我也无须证明自己刷了卡,就这么大摇大摆地上去了。我坐了十几回,只遇见过一回中途有稽查人员上车查票,​​其他时候,我坐霸王车也是没人知道的。在加拿大生活的人,也许早习已为常,但对我来说,却常常会冒出这样的疑问:这不是为逃票大开方便之门吗? 在中国国内,也有车站刷卡的,但那车站是封闭式的,你不刷卡进不了站,不像多伦多约克区这种巴士,车站是敞开式的。在国内我见识过五花八门的逃票方式,在地铁有飞身出闸的,有钻闸底出闸的,有骑膊马扮高佬出闸的,有两个人紧抱着扮胖子出闸的。我在网上看过最复杂的逃票方式是:先一个人刷卡进闸,然后马上到出口刷一次,但人不出来,再把卡递给外面的人到入口刷一次进来。出站时就是一个人刷卡出来,再到入口刷卡但人不进去,把卡递给里面的人,再刷卡出来。据说这样七拐八拐地绕一轮之后,可以省一点钱,我没有数学头脑,早就被绕晕了,怎么也算不清这笔账。 乘坐巴士的逃票方式,最常见就是年轻人用学生卡、老人优惠卡或老人免费卡逃票。前不久报纸上才登了一条新闻,一位20多岁的女士,刷老人爱心卡乘坐巴士,被司机发现,卡的主人并不是这位女士,就按规定把卡给没收了。这位女士不仅没有表现出任何羞愧之意,反而破口大骂,甚至极彪悍地跳到司机座上,伸手抢夺方向盘,用力乱扭,令汽车左右摇摆,置车上几十位乘客的安危于不顾。这类事情各地时有发生,让人不寒而栗,实在弄不清这种人是用什么特殊材料构造的。 我不太清楚,如果从成本上考量,到底是每个车站设一个读卡机,再请几个稽查突击查票划算,还是每辆巴士上设一个读卡机划算,但我想,至少在车站上设读卡机,显得对人的诚信似乎更有信心一点。最后顺便说一句,加拿大的稽查个个牛高马大,满身装备,威风得像当年史泰龙一样,确有威慑作用,不像我在国内看到的保安,多是歪瓜裂枣的痞子样。也许大家的招聘条件就不同吧。

叶曙明专栏:写诗是一种病?

常听到一些人在感叹:当今这社会,除了权力与金钱,还有什么能令我们敬畏?这也许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很多人对权力与金钱也谈不上敬畏,只是谄媚与贪婪而已。我们现在无论谈论任何问题,最后都会扯到权力与金钱上,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几乎都离不开权力与金钱的考量,当然也包括文学,包括在这个年代还有没有诗人这样的问题。 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说:“我为我是一个诗人而感到羞耻。”这种感觉我在上世纪80年代确实是有的,那时我写了一些小说,便常常​​因写小说而感到羞耻。眼看周围的朋友,个个下海经商,拎着个公文箱满街跑,办公司,签合同,数钞票,忙得不亦乐乎,而我却在绞尽脑汁苦想什么“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一类蠢问题,确实是值得羞耻的事情。所以当别人问我在忙什么时,我绝对不会说在写小说,只会说:“没啥忙的,没啥忙的,你有什么好介绍,让我也发点小财?” 不过,深究起来,这种羞耻感,恰恰是基于对文学的敬畏,认为它与社会潮流格格不入,别人无法理解,所以干脆不说,本质上,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清高。但到了今天,这种微薄的敬畏恐怕也荡然无存了。米沃什说:“我为我是一个诗人而感到羞耻,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被扒光衣服在公众面前展示身体缺陷的人。”现在的问题是,就算你扒光衣服站在公众面前,也没人对你的身体缺陷感兴趣,就算你打锣吆喝,也没人想停下脚步看一眼。这成了另一种羞耻。 这显然不是一个文学的年代,我简直不知道现在残存的文学杂志是怎么生存的,除了图书馆,还会有个人订户吗?这个问题我什至不好意思去问那些杂志编辑。同样,现在的出版社文学编辑是怎样做图书的,说出来也令人沮丧,据说大家都感到江郎才尽了,因为想出任何选题,都会被领导一句:“能赚多少钱?”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如果现在米沃什以大无畏的姿态挺身而出说:“崇高:清醒地用手无寸铁的肉身来面对人们嘲讽的利刀。”他换来的也许是人们的哑然失笑:好啦好啦,哪凉快哪歇着去吧。你以为人们会嘲讽你,已经是把自己看得太高了。 不过,也不能一概而论,这世上的人心是不会死绝的,真正的文学永远会存在,这些年北京举办过几次史铁生作品朗诵会,让我常常想起上世纪80年代,我在史铁生那间简陋的房子里和他聊天的情景。他残缺的身体并不能困住他澎湃的文学热情,这让我长久地感动。当然,如今已没多少人记得这位身残的诗人了。这也是我读到米沃什这段话——“每一个历史事件或人物都值得被写成史诗、悲剧或抒情诗。可他们都消逝了,只留下淡淡的痕迹”——时,在脑海里出现的一点淡淡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