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至5月6日，万锦多福医院（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一支为帮助筹款建造多功能手术室（Operating Room ）的登山队Trek Everest，于从尼泊尔的德满都（Kathmandu）出发，经过喜马拉雅山，历经艰辛最终于当地时间5月1日登上海拔5千多米的珠穆朗玛峰大本营（Base Camp on Mount Everest）。此举在本地社区甚为少见，记者为此走访了万锦多福医院以及相关组织者。
都市报记者
多福医院基金会社区关係与企业合作关係副主席Allan Bell在接受《加拿大都市报》记者专访时显得有些雀跃。对于登顶珠峰，他似乎有讲不完的话，甚至不知从何说起。原来这并不是多福医院和Bell第一次组织类似的探险活动了。“在2011年，我们还征服了非洲的乞力马扎罗山（Mount Kilimanjaro），努力筹集资金用于提高社区对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认识。我们成功筹集了超过55万元的善款，带领一队18人登顶了乞力马扎罗山峰。很幸运地，当时的一些团队成员也加入了这次的登珠峰之行。”
登山筹款并非是第一次
拼了命去冒这个险，整个团队只有一个目标：完成登顶，以此号召大家为多福医院建造多功能手术室捐款，支持社区医疗保健建设。同时，Trek Everest这支队伍还探访了2015年经历了地震灾害、正在重建的尼泊尔，在当地的医院和学校进行交流和慰问活动。
这支由25位来自医院、社区、商业领袖、志愿者等多人组成的登山队中，有一位华裔女性的身影：社区人士孙晓明。谈到自己决定投身这次活动时，她对本报记者说：“我的父母很担心我，不太愿意让我走。但还是全力支持、鼓励我参与慈善。我也笑着说对他们说我会没事，但是出门以后我就流泪了。自己不是专业的登山队员，总觉得准备得不够充分。3个月的专业训练加上之前一些不太专业、没有规律的锻炼，想要登上气温低、海拔高的珠峰，对我身心都是巨大的考验。为了给医院的手术室筹建出一份力，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下来。
“与沿途的登山队不同的是，我们这支队伍中有5位医生。3千米以下我们每人每天做一次体检；3千米以上每天做两次体检。每个人体能到什么程度，医生基本心裡都有数。这几位医生一路救死扶伤，帮助其他队伍的人以及当地人，善举是无国界的。其他攀登队伍中没有医生、无法每天进行体检的人，可能忽然身体会出现问题。因此我们的队伍中，我感觉很安全。”
25人计划筹集75万加元善款，每人最低的筹集资金目标是1万元。孙晓明为自己设立的目标是2万元。Bell告诉记者，如果有更多人报名、并且他们的身体条件允许，他愿意有更多的成员参与。“人们自愿前来加入，我们会告诉他们要先去看医生，有医生的允许、身体健康指标非常好的情况下，才能前往。因为当攀登海拔高的山峰时，你不能提前诊断出人们是否会有高原反应。不去到那裡就不会知道。”
看见队员退出想哭
Bell告诉记者，成员们为了能登顶都自愿花时间训练了9个月的时间。孙晓明表示，有3个月的训练是大家在一起的集训，做得久的队员训练了8至9个月。25个人在登珠峰之前就结下了情谊。“基本一星期会有3次训练。身体的灵活性的训练；呼吸、力量的训练；再就是练习长途跋涉。每次训练大概要1至4小时不等。我每个星期还要再加3至5次的额外训练给自己。也有一些人单独请了私教（private trainer）专门做训练。”
这些前期的准备工作、训练，相关产生的费用，都是25个团队成员自己负担的。包括飞往尼泊尔旅行的费用、飞机票、住宿等都是由个人支付。孙晓明称，“所有筹来的慈善捐款都会悉数交给医院，而我们活动产生的任何花费都由我们个人承担。因为每个人选择的舱位和条件不一样，每个人的成本也不同。粗略估计，每人的开支都在1万元以上。”
根据Bell的介绍，队员们都不希望花了钱参加这次活动、最后却不能完成行程，因此高强度的集训势在必行。Bell毫不避讳地承认，最终只有21人登上了珠峰。“这对我们是个很敏感的话题，没有登上去的人，直接指出来他们没有成功，这很艰难。我们是一个团队，希望一起完成这件事。但有人第三天就身体感觉不舒服、无法承受了。训练许久的他们都很悲伤。有直升机来接他们下山，我们再让直升机带他们飞上去看一眼，所以他们都看到了大本营的样子。我依然为每个人感到骄傲。这次旅程真的很艰难。”
孙晓明表示，在她出发前，就已经得到了社区的支持和关注。“去之前，很多关心我的人都让我慎重考虑一下，要不还是别去了。我知道他们是出于善意的关心和问候。其实在出发前面的1至2个星期，我看到了很多关于登山危险的消息、视频，高原反应严重性的文章。我没有刻意去找寻这些，但是这些东西不自觉地映入眼帘。那时候压力的确很大。”
幸运的是，孙晓明在攀登珠峰的过程中，高原反应并没有太明显。“每天多的时候走8个小时的路，少的时候走5至6个小时。一共走了10几天，筋疲力尽、风餐露宿。晚上要穿着羽绒服鑽到睡袋裡面，再盖被子。有个队员比我准备得还充分，但她是第一个退出的。当时我不敢看她，因为我很想哭。花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且是准备非常充分、对登顶有很多希望的人，因为身体原因，到了3千多米的时候就不能再往上走了。这个过程非常艰难。我很幸运，最后跟随大多数人登上了珠峰。”
筹款为建新型混合型手术室
Bell称，多福医院跋涉珠峰的参与者致力于在所在的社区、离家很近的地方能够有先进、卓越的手术护理。“新的混合手术室将缩短手术等待时间并改善患者护理。由于近年病患数量的增加，跟上需求势在必行，特别是因为要提高患者的安全性和最佳的临床结果，医院迫切需要额外的手术室，以满足透视检查或实时X射线视频（x-ray video）的需求。这是在如肾结石切除术等许多手术中必备的工具。这个手术室将会立即使泌尿科受益，并为其他外科手术提供未来发展机会。”
提及为何安省政府没有对新式的必要仪器有资金支持，媒体关係负责人David Jensen在回复记者的邮件访问时表示，虽然安省衛生和长期护理厅（Ministry of Health and Long-Term Care）通过地方健康整合网络（the Local Health Integration Networks）为公立医院提供资金，但是医院是由自己的董事会管理的独立公司（independent corporations）。“这是根据‘公立医院法案’（Public Hospitals Act）和其他立法规定的。虽然医疗保健系统的反馈意见对衛生厅很重要，但医院的管理者负责医院的日常管理，包括提供的服务、给患者的护理质量、人员配备和实施董事会通过的各项标准和程序。这包括了采购最适合其所在社区的临床和其他设备。”
Jensen指出，医院有其他来源为他们所需的项目、医疗器材、扩建和改造筹集资金。“这些包括通过基金会筹集资金、停车场征收的停车费收入、或向非医院服务方分配空间（allocation of space），如食品供应商或私人诊所。所有对新资本投资的要求首先得到地方健康整合网络的支持，以确保提议的投资能够支持当地的健康和服务需求。省厅持续审查提议的资本投资以供批准。在某些情况下，服务提供商可以使用自己的资金进行投资。”
Jensen向记者介绍，医院资本成本分摊（Hospital Capital Cost Share Policy）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目前的政策使省厅在合格的医院资本规划和设计成本（capital planning and design costs）中占100％的份额，符合条件的建设成本占90％，而新的资本设备（new capital equipment）则占0％（伴随有一些特例）。“医院认为，让当地社区参与设备的筹资比为医院建设捐款要容易得多。”
Jensen的这一说法得到了Bell的证实。“的确向社区征集设备的捐款比较容易，因为这有益于社区医疗保健。如果我们认为使用1台核磁共振仪（MRI machine）不够，需要两台，那么我们就会去社区告诉大家如果我们有另一台机器，我们可以提供怎样多的服务、如何帮助大家。社区会帮助我们完成筹款。我们不会因为医院的建设而发起筹款，这些由政府负责。我们只针对购买病床、CT扫瞄仪、核磁共振仪器、输血机等这样的事情而发起慈善捐款。”
当某一区域人口大幅度增长时，安省衛生厅的确会考虑从不同层面增加对医院的资金支持。未来资金的实际增加将取决于省级预算（provincial budget）的相关决策。Jensen表示，向医院提供资金的依据考量有多种因素，包括他们看的病例或患者的数量、提供给这些患者的治疗的複杂性、以及他们所承担的成本。“近年来，由于其他一些因素，向医院提供的资金也有所增加，如解决人口增长较快的社区的健康保健需求；支持在家中提供护理；减少优先程序（priority procedures）的等待时间；支持减少急诊部停留时间的举措；改善医院服务的可及性等。”
与当地医院交流学习
Bell也对记者表示，跋涉队中的的10名成员在加德满都（Kathmandu）及其周围地区度过了数天时间，参观当地医院并交流想法，与当地医生和行政人员举行一对一的会议，并互相学习。大家深有感触：要感谢我们在加拿大所能拥有的医疗保健系统。
“我们为当地医疗保健人员提供了学习机会。例如，Mitesh Mehta博士教医生和助产士如何执行某些特定的超声波。尼泊尔地区的医院有3种方式可以提供医疗保健：公共、私人和政府资助项目。从技术角度来说，真的让我们很惊讶他们的工作效率。不仅关于他们提供的医疗保健的类型，还包括他们如何从行政角度提供医院中差异服务的大纲。比如说，尼泊尔的医院急诊室裡有60个病人，却只有2名护士。而且资金不足的地区，他们服务的人口更多。他们没有像我们一样拥有渐进的医疗制度。无论走到哪裡，我们都可以向别人学习，别人也可以向我们学习。”
登顶改变人生观
孙晓明没有想到，真正登上珠峰大本营的那一刻，和她之前设想过千万次的感觉却完全不同。“没有登上去之前，我会想登上的那一刻自己会有多么地高兴和自豪。但真正到了那儿以后，那一刻我发现，原来我们作为人、一个单独的个体，不论身体有多强大、心理有多强壮，在大自然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山裡有那么多冰川，轻轻抖一下，掉一个ice fall， 下面的帐篷可能就都没了，可能就会有一个Earthquake。那个时候会突然之间对自然和人生产生了敬畏之情：有更多的尊重，感受到自然的伟岸和庄严。”
十几天的攀登过程中，在海拔数千米的寒冷高山上，生活的艰苦可想而知。孙晓明说，在山上吃的东西都很简单，也因此在回来以后更加珍惜平常的生活。“我们在山上每天都吃米饭、麵包和土豆等非常简单的食物，早晨起来有鸡蛋吃。路上沿途有一些当地人开的Tea house会煮一些简单的东西。因为这样消耗体力的生活，我们有个队员全程下来瘦了10公斤。回来以后，我对眼前的事物和人生会更加知足，对能够拥有的东西更加珍惜和感激。”
目前，尼泊尔仍然是世界上相对贫穷的国家之一。但在尼泊尔，昆布地区已经成为最发达、富裕的地区之一。2015年的强大地震造成了尼泊尔9千多人死亡，无数历史遗迹被毁。Hillary家族的信托资助了索罗昆布和昆布地区150所学校的改造和修复和费用。受影响的社区被予以现金、劳动力或当地材料的方式提供了10％-20％的重建费用。他们还培训尼泊尔建筑工人如何建造抗震建筑。
Hillary家族的故事
这一次的冒险之旅除了为多福医院筹款，也是为了庆祝第一位登上珠峰的人类Sir Edmund Hillary登顶65周年整。因此这次颇具意义的行程还由他的儿子Peter Hillary共同前往。提及Peter Hillary，孙晓明的言语中充满着景仰。“他是一个无比谦逊、低调、渊博又平易近人的人。在这个团队中，我们有队员是冰球运动员。Peter已经63岁了，是我们中年龄最大的，但他比专业的运动员还要棒。”
建设昆布地区的功臣
Peter Hillary的父亲Edmund Hillary于1953年5月29日首次登顶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到达山顶前最后的障碍也因他而得名“Hillary Step”。60多年来以他命名的项目还有许多：学校、户外教育学校、大学奖学金等。在Edmund Hillary众多的成就中，影响最大的是Hillary家族在尼泊尔昆布地区的人道主义工作，改变了几代夏尔巴人民的生活。
孙晓明称，当Edmund Hillary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攀登珠峰的人以后，他是新西兰人的这个地域的概念已经变得非常弱了。他所做的善举成为全世界对珠峰感兴趣的人的关注和支持的项目。“世界上最高的医院和学校，都是他们的家族赞助做成的，为全世界各地前去攀登珠峰的人救死扶伤。学校也培养出了很多优秀、杰出的专业人士。比如说我们坐的飞机，有的飞行员就是从那个学校毕业的。他们的家族为了当地的发展、推进当地的生活、医疗水平教育水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为当地人开创的新生活
Mahendra Kathet是尼泊尔昆琼中学（Khumjung school）的校长，Hillary新西兰信托基金合伙人。Kathet曾在接受《新西兰先驱报》记者Martin Johnson访问时说，“昆布地区教育的良好影响，是Edmund Hillary的遗产。他是昆布地区的神。这种观点在这裡很普遍，他和他的国际援助组织赋予了当地人民权力而不是跟随固有的价值观。昆布地区的年轻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并有机会走出这裡。”
当年，Edmund Hillary和他的朋友与当地尼泊尔人在以前没有学校的27个村庄建起了教室。1966年，他还建成了第一家医院。同时，一些乡村衛生诊所也逐渐建立。1968年，Edmund Hillary筹划建立了卢卡拉简易机场，也由此引发了到达该地区旅游和徒步的热潮，把原本以农业为主的昆布地区推向了新的纪元。
孙晓明对Hillary家族在当地的影响有着很深的感触。“Hillary家族在珠峰上影响是很大的。一路上，当地居民每个人都知道他们。Hillary Step、他们捐的桥、修的路，捐助的医院，大家都很有感触。有Peter Hillary和我们同行，对整个队伍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孙晓明透露，在当地他们有配备了一个类似“地陪”的由本地人组成的团队，帮助队员们在攀爬过程中拎一些生活用品以及照顾他们的基本饮食。“每个人的背包还是要我们自己背，但是这个团队的人会帮我们做做饭、安营扎寨等，非常专业。他们基本都能用简单的英文沟通。本地人登山很厉害，体能特别好才能做这个工作。这些人也通过当地的旅游、登山的相关服务谋到了生计。”
目前，尼泊尔仍然是世界上相对贫穷的国家之一。但在尼泊尔，昆布地区已经成为最发达、富裕的地区之一。
2015年的强大地震造成了尼泊尔9千多人死亡，无数历史遗迹被毁。Hillary家族的信托资助了索罗昆布和昆布地区150所学校的改造和修复和费用。受影响的社区被予以现金、劳动力或当地材料的方式提供了10％-20％的重建费用。他们还培训尼泊尔建筑工人如何建造抗震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