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在北京會見中國知名企業家馬雲
作者：德勝
近來，加拿大就是否應設立「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激烈爭辯。「國家郵報」專欄作者愛維信的評論指，國會的反對議席上，從保守黨到NDP，無法分清誰是誰，他們不約而同都在反對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計劃。臨時黨魁指責這一銀行「將把數十億元贈送給億萬富翁」，要求「對這一可怕的想法趕緊剎車」;有議員甚至把這樣的銀行稱之為「羅賓漢銀行」;另一黨的議員稱其「私有化銀行」，是為了取悅於灣街的銀行朋友……。
歸根結底，問題的焦點似乎在於：？。議員們是否願意看到私營資金（包括公營的退休基金等機構性投資）參與公共的基礎設施建設私營資金參與並不等於私有化基礎設施如道路，橋樑，公共交通，醫院學校，電網，水處理等等，歷來由政府負責投資，興建，管理，監管，理所應當。但是政府的錢並不是無限量，新一屆聯邦政府提出大興土木，以歷史上最大筆的投資興建基礎設施，但畢竟都會有捉襟見肘的時候。
其實「私營資金能否參與公共建設」這樣的觀念，在中國早已不存在爭議在西方人眼裡，中國政府似乎是「超級巨富」，可以集中巨大政府財力，開展很多重大項目 – 城市的地鐵網絡，高速鐵路網絡，港口建設的現代化自動化程度，令人咋舌……。其實，中國政府的財力也不是無限量的，更重要的是突破了傳統觀念的桎梏，允許民營資金參與基礎設施建設，這是觀念的解放。
1994年，中國成立國家開發銀行，專門從事兩基建設（基礎設施，基礎行業）的融資和貸款，可以視作「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雛形。中國此舉可謂一舉多得，不僅擴大了基建投資規模，釋放了蘊藏在中國和海外的眾多資金的潛能更有多重好處。首先，有私營資金的介入，更加健全機制，避免政府官員短期行為，提高工程的質量，進度和資金的使用效率;政府將投資風險部分轉嫁給民營企業，引入了競爭機制，利用民營資本的效率，激勵機制和風險管理模式，可以降低項目整體風險。
被稱為「亞投行之父」的中國智囊鄭新立曾經考察柬埔寨老撾農村，看到亞洲國家對基礎設施建設有巨大需求，很多地方也不缺資金，缺少的只是融資機制，以充分利用本地區充裕的儲蓄。目前，中國又把這一概念放大到了國際合作上，設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大規模開展「一帶一路」計劃。美國，澳大利亞也在醞釀類似的銀行。
發展經濟，需要的不僅是資金，有時更需要在觀念上突破傳統想法的禁錮，對新生的概念持開放心態。三十年河東轉河西，新興經濟體的觀念在更新，加拿大的政治人物也應該更新觀念，否則就成為新的「劉姥姥」，令國家喪失機會。
加國曾經拒絕加入「亞投行」，這是冷戰觀念和「劉姥姥」視野在作怪。2015年年以後，加國決定加入亞投行，又決定在本國設立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搭建一個專門的基礎設施投融資平台。這樣的平台依然以政府投資為主導，依然可以保持基礎設施的公有性質，吸引機構性投資和私營，海外投資共同參與本國公共設施的建設，可起到政府投資的倍增作用，讓本來有些無法做到的事情可以做到，讓本來需要等候數十年的事情可以提前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