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报道
一名中国男子在加拿大申请难民被拒后，因未能及时离境，两次被加拿大边境局拘押，遭遣返前两天在加国与相识多年的女友结婚。他被遣返后，其加国妻子申请家庭团聚类移民，移民官虽认定两人并非假结婚，但拒绝特赦男子返加。
案件由妻子向加拿大移民及难民局（Immigration and Refugee Board of Canada）的移民上诉仲裁庭（Immigration Appeal Division ，IAD）提出上诉。IAD在上月8日做出裁决批准上诉，移民官先前做出的决定被推翻，案件交回移民部重新审核。
上诉人为33岁、出生于中国的女子，2007年与首任丈夫结婚并被担保，2009年移民加国，在卡加利居住。2012年10月认识现任丈夫，即案中移民申请人。其现任丈夫39岁，中国出生，拥南非国籍，2008年11月以访客身分到加国探望父母及兄弟。两人在卡加利相识，数次约会后，男子先返回卑诗省住所，女子于2013年6月随男子到卑诗省考特尼（Courtney）定居，两人随后在坎伯河地区（Campbell River）经营中餐馆。
男子在2008年抵加后提出难民申请被拒。他随后收到离境令（departure order）但无离境，以致离境令升级为驱逐令（deportation order）。2013年8月11日，男子在卑诗省Tsawwassen加美边境码头被核查身分时，发现他违反驱逐令居留加拿大而被捕，两天后获释，并开始申请递解前风险评估。2014年1月3日其风险评估被拒绝并再次被捕，直到移民部门认定他不属于飞行安全威胁，并下令将其保释。
驻香港移民官拒特赦
男女双方便在2014年1月14日注册结婚。女方做证时指，两人本已打算结婚，在男方离境前仓促结婚，是为了给彼此一个承诺。男子于2014年1月16日被递解回南非，由南非返回中国务农。女子一人难以承担餐馆生意，遂结束生意改为打工。她在2014至2016年间，每年皆回中国数周探望丈夫，每次在华居留3至5周。
两人结婚后，女子向加国移民部提出配偶担保申请，担保丈夫以家庭团聚移民加国。两人在2016年3月前往加拿大驻香港领事馆，接受一名移民官面试。签证官认定两人夫妻关系真实，但拒绝向男子发出“返加特许证”（authorization to return to Canada，ARC）。
据加拿大移民难民法第52条1款，曾被执行递解令递解出境人士，除非获移民官特别许可或符合其他规定，否则不得再返回加拿大。女子就加拿大香港领事馆的决定，向IAD提出上诉，要求上诉庭基于人道理由，准其丈夫返回加拿大。
联邦移民部坚称，如果签证官员下达决定拒绝向当事人发出返加特许，IAD在此情况下无权介入移民官的决定。
仲裁庭：人道理由充分
上诉人和联邦移民部代表律师，均向法庭提交多个过往联邦法院及IAD判例。
IAD仲裁官康宁汉（Lynne Cunningham）上月裁决，指IAD对于本案情况具有管辖权，判定准许原诉人上诉，香港领事馆移民官拒绝发给上诉人丈夫永久居民签证的决定将被搁置，移民部需另派移民官，依据IAD仲裁决定精神，重新审核当事人的申请。
IAD裁决指本案有两个核心问题，一是IAD在移民官拒发返加特许令的情况下，是否有管辖权（jurisdiction）裁定以人道理由特赦当事人。
IAD裁决指答辩方即联邦移民部在听证过程中，提交的诸多过往案例，无一能证明IAD在这一案件中不具管辖权。
在此种情况下，IAD可继续考虑第二个核心问题，即当事人提出人道理由是否充分成立。IAD基于以下理由对此予以肯定，第一，当事人曾提交难民申请，但声称未能与其律师保持联系，因此不知道难民申请被拒。
IAD指此种说法虽存在问题，但当事人直至2014年12月29日之前，仍获发合法工作许可证并取得延期，他在被允许合法在加国工作的情况下，有可能未意识到移民部已对他发出递解令。
居加时一直工作报税
第二，当事人在居加期间一直工作并每年报税，从未申请社会福利，没有任何犯罪纪录。他被边境局逮捕并释放后，一直按要求定期向移民当局报告，并自己出钱购买被遣返南非的机票。
综合判断之下，他日后留在加拿大时违法的机率非常低。同时他的妻子，即本案上诉人已经在加国生活8年，一直工作并纳税，其雇主还承诺一旦她的丈夫返回加国，将与他们签约让他们经营管理另一家中餐馆，两人未来在加国安居的可能性很大。
第三，各方一致同意两人的婚姻关系真实，并非为男方取得加国身分而安排的假结婚，此种情况下，如果男方不能返回加拿大，女方表示她别无选择只能返回中国，因不能两地分居及独自在加拿大生活。女方已在加拿大定居多年，并热爱加拿大的生活方式及环境，且相信加拿大会给其未来子女提供更好机会，她返回中国会经历一定的痛苦。
在上述综合考虑，IAD认为，上诉人所提出的人道理由，充分可信，批准其上诉。本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