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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04月26日 星期五 21:1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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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加国猎奇

加国猎奇:樱桃沙滩,一段催人泪下的冤情故事

多伦多东区樱桃沙滩 Cherry Beach 樱桃沙滩Cherry Beach位于多伦多东区樱桃街(Cherry Street)和Unwin街以南交界处,临安大略湖边的沙滩。历经数10年的风霜雪雨之后,现在已跻身多伦多五处沙滩公园之列。尤其在夏日里,随处可见遛狗、闲坐、骑行和跑步的市民们。而对于在这座城市生活足够长时间的人们来说,樱桃沙滩和“樱桃沙滩快车”( Cherry Beach Express )的故事早已根深蒂固,挥之不去。 撰文 张殷睿 多伦多新浪潮乐队Pukka Orchestra1984年发行的单曲《樱桃沙滩特快专车》(Cherry Beach Express) 樱桃沙滩公园诞生于1934年,当时的多伦多市议员Harry Clarke建议市府为市民僻出一个沙滩公园,专为东区居民为主的市民休闲之用。曾几何时,樱桃沙滩在东区市民中的受欢迎程度绝不亚于Sunnyside公园在西区市民心中的地位。尽管,依照惯例,这里应该以Harry Clarke的名字命名,但是樱桃沙滩的名字从一开始就已经口口相传。最终于2003年被正式命名为樱桃沙滩。试想,“ Clarke沙滩特快专车”是不是远没有“樱桃沙滩特快专车”具有吸引力呢? “Well it was late one Friday/ I’m a little...

加国猎奇:42年多伦多凶案悬而未决,谁在地铁站杀害了她?

Meriam Peters ,16岁鲜活的生命 虽然已经过去了42年,但是Peters一家人仍然会避免在地铁St. Patrick一站下车。1975年,16岁的Mariam Debra Peters就在St. Patrick一站昏暗的过道处被残忍地谋杀,那是那年多伦多发生的第44宗凶杀案,至今依旧是悬案。撰文 张殷睿 身材娇小、在城市长大的Meriam的父母均为二战纳粹犹太集中营幸存者。Meriam本应是幸运的,她在一篇日记中曾经提及未来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服务于社会的社工。 血案发生在周五夜晚 1975年11月7日晚,Meriam从Willowdale的家中出发前往西奈山医院(Mount Sinai Hospital)看望生病的祖父。本应陪她一起去的男朋友因为生病临时决定在家休息。然而,那一夜Meriam离开家中,走向了不归的深渊。 在Mariam惨死后的一年,她的母亲Merle Peters重回到车站 如果你坐TTC地铁刚好在St. Patrick站下车,只要稍微留意,就会发现似乎站台的结构设计有些奇怪。轮廓如半椭圆形地道的站内被大片绿色墙板包裹,然而有一部分墙面非常突兀地贴着白色墙砖,而几乎遍布的椭圆曲线也变成了直线条。这难道仅仅是建筑设计上的疏漏,又或者暗示着这里曾经发生的可怕过往? 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的各色人潮涌入地铁,又分流至各处。很难想像40年前的University地铁线路上乘客稀落,尤其到了周末和晚间更是惨淡冷清。 St. Patrick地铁站,白色墙砖被大块绿色墙体包裹 1975年的11月7日,这天是星期五,晚上约8点,就读于A.Y.Jackson中学11年级的Mariam Debra Peters在St. Patrick地铁站下车,准备去附近的西奈山肿瘤医院(Mount Sinai Hospital)看望生病的祖父,然而当她刚刚迈出地铁车厢,还没有走出站台,就被不明身份的凶手持刀袭击。警察接报后约20分钟赶到现场,发现倒在扶梯上的Mariam,她于4天之后在医院不治。 这起恶性凶杀案情节血腥,一直没有被侦破,而凶手并未伏法。多伦多警方曾一度拘留了一名可疑男子,因为该男子在Mariam Peters遇害之后的十分钟,出现在Simcoe街和Wellington街,且涉及一宗持刀行凶案,但多伦多警局悬案组负责警官Stacy Gallant随后表示,因为证据不足,这名男子最终没有被指控或者拘捕。 由于案件迟迟未破,整个城市人心惶惶。当时,很多市民,尤其是年轻姑娘都表示心有余悸,更有人说可能还是会选择乘坐地面的街车更加安全,警方能做的就是在各个车站增设警察巡逻。 血案警醒了多伦多民众,当时有1,500人参加了Mariam Peters的葬礼,除了她的亲友,还有很多素未平生的市民。 苦苦争取42年 根据侦查警员分析,身中16刀的Mariam是在扶梯上被发现的,很有可能她是在其中一个站台间过道遇袭。当时的St. Patrick 站内有三条连接南北站台的过道,其中最主要的两条过道正对着台阶和扶梯,距离售票亭也最近,因此过往乘客的能见度较高;而第三条过道则比较可疑,除了连接两个站台的作用之外,这里的位置极其隐秘,在缺乏监控装置的1970年代,存在太多隐患。 凶案发生后不久,两条分别位于St. Patrick...

加国猎奇:同性恋谋杀案 万圣节游行曾鸡蛋横飞

传媒对Jaques案的报道 早在1972年自豪游行(Pride Parade)创始之前,多伦多著名的Church-Wellesley同性恋社区一直有着万圣节游行的传统。届时周围数个街区封路,任由身着华服的狂欢人群尽兴展示,如此让人目不暇接的盛会自然也引来众多围观的市民和猎奇的摄影者们。撰文 张殷睿 比较有趣的是,在上世纪60到70年代,当围观人群夹在Church和Wellesley交界附近的央街观看游行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随身所带的并非是摄影器材,而是特地带来了用来投掷的生鸡蛋、墨水等,为何如此?这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撰文:张殷睿 同性恋假万圣节秀存在 话说,在Church-Wellesley和央街交界一带有几家小酒吧。1960年代开始,Parkside Tavern和St.Charles Tavern这两间酒吧开始向同性恋顾客开放,警察时有介入。在那个年代,男扮女装的同性恋者经常被警察无故抓走并且殴打,每年的万圣节似乎给同性恋人群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安全屏障,因为每年只有这一天,男扮女装并不算违法。也因为如此,每年10月31号的万圣舞会显得愈加热烈盛大。 1969年万圣节那天,在央街530号August俱乐部举行的舞会歌舞升平,当时还有每人收费12.50元的香槟自助餐,刊登在环球邮报的文章如是说:“众多民众聚集市中心观赏那些看似华美的易装“女性”,彷佛是观看一场更为精致的圣诞游行…… ”。 St.Charles Tavern酒吧 1966年 一位当年在场的看客怀着错综复杂的心情如此回忆说:“我来自于一个对同性恋人人喊打的小镇,今天来到多伦多亲眼目睹男性们身着女装公开游行让我措手不及。此刻我的心情复杂交错,一方面我理解他们的兴高采烈,并且暗暗为他们的勇气感到自豪。另一方面当我注意到身边众人的喝彩声中还夹杂着蔑视的嘲笑时,我却顿感无地自容。” 事实上,游行刚一结束,围观的人群即刻停止了喝彩,气氛顿时转为阴暗而敌意。很多看客甚至掏出了随身带来的生鸡蛋、墨水开始向男扮女装的表演者投掷,随之而来的是恶意的咒骂,甚至出现肢体冲突。 伴随着60年代的结束,上世纪70年代伊始的万圣节游行变得愈加一触即发,万圣节也演变成一场日渐壮大的同性恋亚文化活动,与充耳不闻的城市主流形成对峙。 1971年的万圣节游行期间,多伦多市政府不得不派出大批警力,将至少8,000人的冲突强行控制,央街以及周边小路不得不在夜间封闭,多伦多大学同性恋权益联合会(University of Toronto Homophile Association)也同时在现场散发传单,恳请市民的理解和让步。 好在第二年开始,也就是在1972年,多伦多自豪游行(Pride Parade)从万圣节分离出来,表面上看,似是同性恋团体的权益得到保障,但事实并非如此。1977年的夏天,央街的一家按摩店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谋杀案,同性恋团体再次被社会的愤怒所指向。 Emanuel Jaques谋杀案 一位男孩的死亡促使政府整改 1977年8月,12岁的葡萄牙裔擦鞋男孩Emanuel Jaques失踪了。来自于小葡萄牙社区的Jaques此前曾经恳请父母允许他离开居住的社区,来到繁华的市中心央街一带工作,因为在那里可以挣到更多的钱。 上世纪70年代末的央街和今天可不大一样,那时伊顿中心刚刚建成,这一带还是一个鱼龙混杂、并不太平的地方。 Jaques的失踪在当时的多伦多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多日之后,他的尸体在位于央街245号、也就是伊顿中心对面一家名为查理的天使(Charlie’s Angels)的按摩店屋顶被发现。尸检发现他死于被长时间捆绑、性侵和窒息。最后四名男性嫌疑人被控谋杀,其中三人被最终定罪。Jaques尸体被发现的按摩店也被拆除。 葡萄牙社区民众指责警察无能   案发后,葡萄牙社区民众认为警察无所作为,于是发起了大规模游行抗议。而另一方面,已经久负骂名的同性恋社区也因此被孤立,被认为应该对这起恶性谋杀案负全部责任。 同年的万圣节夜,尽管已经有了自豪游行,但同性恋者依旧对万圣节不离不舍,在社区矛盾高度对立的形势下,当时的市长David Crombie在内的众社区领袖,以及政界人士感到事态严峻,于是组织了名为Operation Jack o’Lantern的护送活动,为了让参加游行的同性恋人士免于被愤怒民众骚扰,以及被投掷鸡蛋和墨水。那天晚上,至少140名警察拘捕了40名趁乱滋事的好事者,没收了数百个鸡蛋,这些鸡蛋逃离被投掷的命运后,被派上更有意义的用场––上了救济中心的饭桌。 之后每一年的万圣节游行都上演着异曲同工的闹剧。多伦多当地媒体也不忘从中煽风点火。在环球邮报的一次采访中,一名年轻女子手持鸡蛋向记者表示这实在是太有意思了,接着她笑着说:除非你不是我们中的一员(暗指同性恋社区人士)。   为了保障游行者的安全,多伦多警方起初想过用大型市政工程车堵住要道路口,但有人担心工程车会被汹涌的人群损坏,最后决定使用金属路障代替。 所有的媒体,尤其是广播电台都接到了市政府和警局的通知,要求他们对整个事件不作任何形式的宣传。相邻的Westbury酒店(今天的Courtyard Marriot酒店)将正对着央街的120间客房全部关闭,不接受预定。这一连串的动作似乎起到作用,专程前来闹场的人们发现现场并没有他们原来想象中的那么热闹,多少显得有些失望。 那晚在场的一名警察之后描述说:那些专程从四面八方赶来向万圣舞会参与者投掷鸡蛋的人看起来可悲滑稽极了,他们浪费了6个小时等待在St Charles Tavern酒吧门外的路边,最后只是把自己弄得万分狼狈。 在社区和警力的联合努力下,尽管大多数前来观看的人仍然怀着猎奇的心态,但值得肯定的一点是,1981年的万圣节晚间活动已经不见了空中乱飞的生鸡蛋,取而代之的是照相机,闹剧的气氛也被欢腾的庆祝氛围替代。 今天,万圣节早已不是,也不只是同性恋人士一年一次的狂欢。从远道而来的游客、带着儿女的父母到每一个普通的多伦多市民,融入欢庆万圣节的人群,万圣节活动也再也不代表着一个群体因为自己的私心去蔑视和孤立另一个群体,它成为一场全民欢乐包容的盛会。        

加国猎奇:神秘旅馆藏尸过百 一迭书信揭开连环杀人案

城堡旅馆 不知何时开始,寒意骤然袭来。本周二是2017年10月的最后一天––万圣节。在这里笔者给大家说发生在多伦多的一段应景往事。 撰文 张殷睿 1895年7月10日晚间,来自费城的侦探Frank Geyer邀请了数名多伦多各大报纸的记者前往他下榻的旅馆Rossin House。Geyer和来访的记者们表示他正在寻找两名失踪的女童。而这两名女童失踪前的监护人正是当时被关押于费城的H.H.Holmes。得到多伦多本地侦探Alf Cuddy的协助,他们已经确认Holmes在前一年的10月份曾经在多伦多租住了一处住宅,由于还不确定这处住宅的确切地址,他们急需多伦多当地媒体的协助。 寻找两名失踪儿童 多伦多各大媒体刊发这则消息不过数日,两名侦探便在位于Yonge街和College街附近的民宅有了震惊的发现。 Geyer事后如此描述:“我们越挖越深,紧接着一股腐败的恶臭便愈发让人无法忍受。当挖到约一米深的地方,赫然可见形似人体前臂的物体……” 几乎同时,Frank Geyer和Alf Cuddy两人意识到他们发现了什么。北美最为臭名昭著连环杀手的最后两名受害者的遗体终见天日。她们就是失踪数月的姐妹––13岁和11岁的Alice和Nellie Pitezel。 多伦多也许不是Holmes连环杀手生涯的起始点,但却是他收官之处。今天多伦多市中心的St.James墓园,埋葬着北美历史上首个连环杀手的最后两名受害者––Alice和Nellie Pitezel。 H.H.Holmes早年曾经学医,本名Herman Webster Mudgett ,毕业后在芝加哥Englewood任职药剂师。1890年代,他在当地修建了一处名为“城堡”Castle的全木结构旅馆,靠近芝加哥哥伦布纪念博览会遗址。1893年5月至10月的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以纪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400周年。为期6个月的盛会吸引了270万人前往芝加哥,不愧为美国历史上引以为豪的一段历史。然而在盛会不远处的城堡旅馆里,却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恐怖。 旅馆成了杀人工场  “城堡”旅馆几乎占据了整条街区,共有100多个房间。每一个客房都有机关––有的门只能从外面打开,有些房间深藏着四通八达的管道,这些管道会在人们毫无防备的时候开始向房内输送毒气。当受害者试图逃离时,却发现已深陷迷宫……有记录显示,在这座无底洞一般的旅馆内丧生的受害者多达200多名。她们的遗体有的被焚毁,有的被酸腐蚀,有的受害者的骨架被Holmes转手卖给医学院。她们中有旅馆客人,Holmes的雇员,其中绝大多数均为年轻女性。当时的环球邮报将其称为“狼人”(a wolf in human shape),如果Holmes能活到今天,万圣节晚上装扮成狼人非他莫属。 Benjamin Pitezel是Holmes最后两名受害者Alice和Nellie Pitezel的父亲,他本人也死于Holmes之手。1893年,Holmes和曾经参与“城堡”修建工程的木匠Benjamin Pitezel酝酿了一出诈死骗取人寿保险的骗局,计划是假装Pitezel死亡,以此骗取1万元的保费。这一次,Holmes再次“倾情奉献”,一不做二不休真的杀死了Pitezel,并将现场做成一场意外。此后,他说服Pitezel的妻子交付三个孩子——Alice, Nellie以及9岁的Howard给自己,并告知将会带着孩子们前往英国伦敦和Benjamin Pitezel团聚。 事实上,这场旅行却终止于多伦多。  跟着孩子的书信寻找线索 费城侦探Frank...

加国猎奇:历尽战火, Sunnybrook医院的诞生

Alice Kilgour 和其夫Joseph Kilgour在Sunnybrook Farm住宅 1928年,多伦多市政府接收了一份份量不小的礼物:Sunnybrook农场。根据历史数据,Sunnybrook农场占地70英亩,绵延于如画的当河Don River,横跨城市北部Bayview到Leslie街。农场的女主人Alice Kilgour将自己和已故夫婿名下大片地产中的一部分——Sunnybrook农场拱手交付给当时的多伦多市府,送如此厚礼,Alice Kilgour唯一的心愿,就是市府能够接管并且维护这片农场,提供给广大市民用于休闲漫步。她在写给市政府的信中描绘了心中的愿景: “我希望Sunnybrook能够成为这座城市最美好的公园之一。”撰文 张殷睿 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医院 二战初始,多伦多全市范围最主要的军医院是位于Dupont和Davenport街,与Christie街相夹的Christie Street Hospital(Christie街道医院)。当年这片街区工厂遍布,Christie街道医院的前身也是一家生产收音机的工厂。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被改造为医院,自开业起不但收治了一战伤兵,还包括其他大大小小的武装冲突。到了上世纪40年代,随着大批的前线伤员涌入,整个医院很快变得不堪重负。医院附近紧挨一处颇为繁忙的火车站,每天来回过往的火车让医院内外噪音回响,医院建筑物颤抖震动,院内走廊时常充斥着黑烟。而医院后院晾晒的床单衣物,一天下来往往已经蒙上一层黑尘。 多伦多市长Sam McBride和Alice Kilgour 1928年8月 公园开幕式 作家Francesca Grosso2014年所著《The History of Sunnybrook Hospital: Battle to Greatness》中记载,当年一位Christie街道医院医生说,火车的噪音盖过了听诊器里病人的心跳声。而经年的疏于修缮,使得医院的硬件设施几近崩溃。 1942年,正是德军潜艇战战绩最为辉煌的一年,包括加拿大在内的盟军伤亡惨重。分管军队医院的负责部门宣布展开Christie街道医院修缮扩建计划。很快,以伊顿集团Lady...

女性撑起坚固的后方: 二战时士嘉堡有所兵工厂

近日多伦多天气骤冷,一夜似入深秋。转瞬间国殇日又将到来。然而在人们缅怀一战、二战阵亡将士的时候,却鲜有人提及当年身在后方的一群勇敢的女性。她们就是二战期间在士嘉堡工程机械厂(The General Engineering Co. )从事军火生产的女工们。 撰文 张殷睿 建造于1941年3月至10月的士嘉堡工程机械厂(The General Engineering Co. )占地346英亩,拥有172栋楼。位于今天安省士嘉堡Warden Ave和Eglinton Ave以南。在建成后的三年半时间里,就在其中的一栋建筑物里,工人们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秘密工作,这项由联邦政府授命的绝密工作就是为欧洲前线的士兵制造军火。虽然女工们身在后方,但是她们每天从事的工作却同样重要和危险。制造一条道火线,需要76道繁杂的工序;而稍有闪失,就会造成无可挽回伤亡。在三年半的军火生产过程中,记录在案的有三名工人死于工作事故。 她们的亲人大多奔赴前方 在1942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支援前方战场,大约至少有两万名女性在位于士嘉堡的军需品工厂工作。尽管每年3月8号的国际妇女节一直到1977年才被共产主义国家之外的世界各国承认,但是上世纪40年代的这些女性工人一定早已意识到女性角色在家庭之外更深远广阔的意义。当越来越多的男性投身于前线战斗中,随之衍生的军工产业也急需后方女性的加入。二战自始至终,加拿大国内从事军工产品生产的女性从6,000人上升至26万多人。 二战期间加国从事军工产品生产的女性从6,000人上升至26万多人。 1944年5月,英国军队向加拿大军工厂申请后方军火增援。一个月后,加拿大政府又增招了3,500名女工前往士嘉堡工程机械厂以及其位于安省Ajax的姐妹工厂。这座姐妹工厂占地28,000英亩,在全厂9,000名员工中有至少7,000人为女性。当多伦多本地招募人数有限,来自于草原省份的女性们也纷纷加入她们的行列。后方女性日以继夜的工作更得到了加拿大国外盟军的肯定。 1943年,美军将领 L.H. Campbell在造访士嘉堡工程机械厂之后,为这些女工们工作的快速精准和乐观向上的精神所打动。接下来的1944年,包括当时加拿大总督Alexander Cambridge夫人Princess Alice在内的各界人士纷纷到访,这座军工厂俨然已经成为前线后方的骄傲。承担着如此不可或缺的工作角色,工厂也不遗余力为这些女工提供高额工资之外的福利。工厂内不仅设有免费餐厅,还有收费低廉的托儿所。在当时托儿所普遍收费一块钱一天的大环境下,工厂内设的托儿服务只需35分一天。 当时加拿大总督Alexander Cambridge以及夫人Princess Alice造访军工厂 根据当年多伦多当地媒体报道,这里几乎每位女工都和前线战争有着密不可分的私人联系––半数以上的女工都有儿子、兄弟,或是丈夫在前线战斗。她们中的很多人坚信她们身在后方的努力一定可以助前方的将士、亲人们一臂之力。其中一名名叫Dorcas Trotter的女工经历尤为特别。她是1939年9月被德国纳粹U-Boat潜艇击沉的英国SS Athenia雅典娜号客轮的幸存者之一。雅典娜号客轮也是开战后第一艘被德国海军击沉的船只。而另外还有很多女工因为在战前刚刚来到加拿大,家中还有很多亲人仍然住在战火纷飞的祖国。 军工厂内不仅设有免费餐厅,还有低收费的托儿所 虽然各人经历各有不同,但是这些女工们又有着一个共同点,就是她们都因为种种原因和家人分离。于是她们也在紧锣密鼓地工作中找到了互相的交集,这里不但是工作的地方也是生活娱乐的地方。她们参与了包括高尔夫球、网球、排球、保龄球等项目。其中最让人印像深刻的莫过于当年由厂方组织参与的一年一度的Miss War Worker选美,来自于多伦多全市范围的多家工厂的56位参赛者均参与了1943年的选美,结果士嘉堡工程机械厂的Alice Newman以全厂第一的身份参与了全市总决赛,最终第一名的桂冠由Research Enterprise工厂的质检人员Dorothy...

加国猎奇:多伦多百年前的辉煌剧院Runnymede

西班牙风格内墙 又是一年的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尘埃落定。殊不知,在近一百年前的默片时代,这座城市有一座剧院却别有一番旧时代的辉煌。那就是位于多伦多2225 Bloor Street West 、可容纳1400人的Runnymede剧院。  撰文 张殷睿 “休闲看戏的圣地”,如此众望所归的剧院,其建筑设计自然必须相得益彰。由多伦多本地建筑师Alfred Chapman设计,(其代表作还包括安省皇家博物馆ROM扩建工程和Sunnyside的Palais Royale舞场),外墙为红砖石结构。装饰细节则汲取了“气氛情境” 风格(Atmospheric):剧院内部模拟开放式结构,天花板被刷成天空的蓝色,嵌入的小灯泡似乎是夜空繁星,而云彩画面则被投影其上营造出夜空下树林的意境。剧院整体内墙为西班牙式风格像牙白,点缀着金色树叶。在剧院出口处装点着壁灯。Runnymede是当年加拿大境内为数不多的气氛情境剧院之一。 上世纪20年代是多伦多剧院业颇为繁荣的时期,全国民众怀着赶集和朝圣的心情,聚集在Runnymede所在的地段,只为这数小时的观影体验。1930年代,有声电影问世,Runnymede重新装修,增加了更多的观众座位,从而愈加着重于电影放映。 剧院大厅 1920年代 设计气氛情境相得益彰 1929年6月2日晚上8点整,由Capitol(Famous Player的前身)经营的Runnymede剧院正式向公众开放。开业当晚的节目相当丰富——两部电影、歌唱家献艺、一部新闻片、一部喜剧短片等。那一天的多伦多星报如是说:“这一集聚精致文艺之美的剧院必将在短时间内成为多伦多市民休闲看戏的圣地。” 一辆街车驶过剧院 1970年初 辗转波折难逃关张命运 然而随着岁月蹉跎,几十年转瞬即逝。人们对于Runnymede也随之淡去。1972年,Runnymede改头换面,成了Bingo游戏厅。直到1980年,才又黯然以只有两个银幕的剧院身份复出。当Famous Player的租约到期之后,前来观影的民众也日渐稀少。每月35,000元的租金使得经营者Famous Player入不敷出,最终决定考虑关张事宜。 1999年2月,Runnymede放映的最后一部电影是You‘ve got mail。这部电影说的是由Tom Hanks扮演的大型书店经营者和Meg Ryan扮演的小书店业主之间产生的接触和摩擦。无独有偶,也许这里放映的最后一部电影也预示着Runnymede此后成为书店的宿命。尽管一部分附近居民联名上书,反对剧院的关闭,依然未能扭转其命运。 1999年2月28日,剧院关门的那一天,很多民众来到剧院门口告别。很多人都表示,来到这里就彷佛来到了友人家中,一切都是那麽温暖。与其说他们是来和剧院告别的,更不如说他们是来和旧日的自己和曾经的美好告别的。 Runnymede剧院于1999年关闭之后,加拿大境内仅存最后一座“情境”剧院。 几经改造梦幻星空不再 同年,Runnymede剧院旧址被Indigo/Chapters买入,并花费500万元将剧院内部细节重新改造,以适应书店的结构需要。尽管内墙被重新粉刷,但整个复建装修过程依然保留了原先的内墙体和舞台部分。旧日的剧院屹立原地,只是显得更加有空间感。剧院变为书店,既打破了既定的框架,又显得如此的自然而又合理。因为艺术和文学都有着与时俱进的不朽价值。尽管因为Indigo和Chapters两公司的合并事宜,2001年就已经被挂牌出售,但是书店还是经营了十多年。然而,书店的主要盈利却并非来自于书籍本身,而是依靠其他衍生产品以及店内的咖啡馆。这也许违背了书店的初衷,这也是只是与时俱进,可也隐约透着一丝讽刺和悲哀。 2015年4月,Indigo/Chapters宣告关闭,取而代之的是加拿大国人同样家喻户晓的Shoppers Drug Mart。虽然曾经一度梦幻的剧院天花板星空设计早已不复存在,但是对于千篇一律的Shoppers Drug Mart连锁店来说,这家Runnymede分店一定是鹤立鸡群的。 剧院、Bingo游戏厅、书店、Shoppers Drug Mart药房,90年的光阴,相当于一个人的整整一生。作为加拿大境内现存极少的“情境”剧院之一,Runnymede剧院在这近一个世纪的时光里不断变化角色,始终伫立在Bloor...

多伦多直布罗陀角灯塔悬案,唯一的线索只有血迹和流言蜚语……

多伦多以西,安大略湖群岛上伫立着一座多伦多保存至今最古老的建筑——直布罗陀角灯塔(The Gibraltar Point Lighthouse),过去200多年以来,它的灯光成为多伦多的标志,继往开来,尽管夜色庇护,唯有此处独明,直布罗陀角灯塔指引着船只穿梭于多伦多港口湖岸线。一段发生在这里的扑朔迷离的往事,到今天还悬而未决,作为灯塔的首位管理员——J. P. Rademull的离奇失踪,唯一留下的线索只有血迹和流言蜚语…… 撰文 张殷睿 直布罗陀角灯塔建成于1808年,初建时52米,比现在的高度少了25米。当年灯塔的灯油是由抹香鲸的鲸油制成——抹香鲸头部大量的脂肪提炼的鲸脑油,而主材料是由来自于安省Queenston和Kingston采石场的石材。 时任美国总统 James Madison 见证1812战争的活历史 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英美之间的主权争斗并未停止。英国欲遏制美国,而美国欲向北扩张,将英国人从整个北美大陆赶走,并且期待加拿大居民将美国视为殖民地的解放者。 1812年6月18日,时任美国总统James Madison向国会发表战争演讲,随后国会投票宣布对英国开战。此时,英国被欧洲的拿破仑战争拖住,大部分精锐海陆武装力量部署在欧洲。1812年,英国在加拿大的正规军只有5,000人,不得不大量招募加拿大民兵迎战,史称第二次独立战争,或者叫1812年战争,这是美国独立后第一次对外战争。 1812至1813年,美国攻击英国北美殖民地加拿大各省。1813年10月至1814年3月,英国在欧洲击败拿破仑,令他们可以将更多的兵力增援北美战场,英国因此占领美国的缅因州,并且一度攻占美国首都华盛顿,但是英国陆军在美国南部的多场战役中多次遭到挫败,并且海军也遭受败局。1815年双方停战,边界恢复原状。 战争期间,也就是1813年美军进军约克(当年的多伦多)的约克保卫战(Battle of York)时,直布罗陀角灯塔的首位管理员——一位德国裔移民J. P. Rademull一直守在塔楼上,他为敌我两方船只军舰道航。1813年5月27日,美军两栖部队从安大略湖攻击尼亚加拉河北部的乔治要塞,并将其占领。同年6月5日,英军反攻,收复失地。然而J. P. Rademull却没有活着看到休战的那天。 灯塔前的1813战争纪念牌 充满灵异故事的灯塔 J. P. Rademull的离奇死亡有这样的传说,由于直布罗陀角灯塔位于相对偏僻的所在,但却灯光明亮,所以一度被走私酒类贩运者们当作航点定位,希望借走私从中牟利。民间流传的版本是,管理员J. P. Rademull曾偷偷将他值班的灯塔作为隐秘的走私酒窝藏点,这给他带来杀身之祸。 1815年1月2日晚上,Rademuller像往常一样在灯塔值班。根据事后的官方报告,那天夜间灯塔里来了一群士兵,而他们此行目的不为别的,只为了Rademuller私藏的走私酒。接下发生的一切就变得模糊不清了。 人们猜测有两种可能,一,Rademuller和这群士兵把酒言欢,喝得烂醉;二,他突然改变主意,试图把这些士兵赶走。至于最终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人知道。但唯一确定的是,那天晚上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晚上。第二天,他消失得无影无踪,灯塔的木质台阶上留下的一片血迹是他曾经存在的唯一证据。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也没有任何指向嫌疑人的线索,警方一筹莫展。在附近的一次搜寻中,警方找到了一口棺材的一角和一块下颌骨。当时的法医刑侦技术无法确定这块人骨是否属于失踪的Rademuller,侦破再次陷入僵局,但在发现下颌骨之后不久刊登在报纸上的一则新闻中提到,那群士兵的确被指控谋杀Rademuller,但是因为证据缺失,嫌疑人没有被最终定罪,之后年复一年,便成了悬而未决的尘封案件。 当你到访灯塔攀爬100级的环绕楼梯时,也许应该跳开第十三个台阶。 202年后的今天,当年现场的蛛丝马迹早已不复存在。那个冬夜的真相也将永久不见天日。 从古至今,人们总是将不可思议的谜团归结为所谓的超自然现像。自然而然,200年来一代又一代人们的猜测、恐惧和想像造就了许许多多有关直布罗陀角灯塔的鬼故事。恐怕任何一个生长在多伦多的人,都能说起一点半点有关这里的鬼故事。当然,这些似乎恐怖诡异的传说也给学校的出游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诡异乐趣。 直布罗陀角灯塔灯火后来在1957年熄灭,执行者是最后一名守护Debie Dodds。在过去的大半个世纪以来,很多家庭也陆续迁居至此,他们中很多都是当年那些灯塔守护者的后代。灯塔前的纪念碑牌如是说:直布罗陀角灯塔的守护者和他们的亲人们组成了这个茁壮成长的小岛社区核心。    

加国猎奇:多伦多那座旧精神病院

安省精神病收容所Provincial Lunatic Asylum 走进时光隧道 抚去历史尘埃 前几期里我们造访了多伦多几座历史建筑,本期我决定将注意力投往多伦多社会历史上最神秘却又往往被很多人掠过的一组建筑。这组建筑物曾经归属于加拿大精神病学以及心理健康服务机(Canadian Psychiatry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撰文 张殷睿 根据Lakeshore精神病医院史料档案记载,这个精神病治疗机构在1890年1月21号正式开始接收病人,当时名为Mimico精神病收容所Mimico Branch Asylum。这组建筑位于今天怡桃碧谷Etobicoke的安大略湖岸边,也是汉伯学院Humber College湖滨校区的一部分。该机构于1979年9月1号关闭时的正式地址为位于Lakeshore Blvd West和Kipling Ave的东北交界的3131 Lakeshore Boulevard West。 精神病院的木屋结构 1871年,安省内主管精神疾病治疗的负责人聚集在位于当时皇后西街999号的安省精神病收容所Provincial Lunatic Asylum召开年会。年会自然而然聚焦在解决人满为患的该收容所问题,负责人员遂建议易址建造一个“新的分支”,从而将严重病患分离出来。而分流重症病患也将会从很大程度上让病情较轻的病人得到更多的关注,从而提高他们的痊愈率。 Mimico精神病收容所的建筑群虽然由独立个体建筑组成,但却暗藏玄机 ─ 有地下通道相连。集当时颇为流行的哥特以及罗马复兴风格,这些建筑的设计者是当年安省总建筑设计师Kivas Tully。...

加国猎奇:奥斯古德厅 多伦多的活历史

奥斯古德厅 2017年 坐落在皇后西街(Queen Street West)和大学街(University Ave)的奥斯古德厅(Osgoode Hall),是取自安省首位司法部长William Osgoode的名字而命名。这幢建筑物不仅仅是安省上诉法庭,也是安省高等法院刑事法庭和加拿大律师协会所在地,总占地面积6英亩,整个建筑被设计繁复的铸铁栅栏环绕。 1969年以前,这里也曾作为奥斯古德法学院(Osgoode Hall Law School)的所在地。 撰文 张殷睿 奥斯古德厅,多伦多的活历史 有着185岁高龄的奥斯古德厅是极少数在疯狂的城市化建设进程中始终低调而从容屹立的经典建筑之一。 每天,在多伦多繁华天际线下,多少人日以继夜,行色匆匆。他们中的大多数在不经意间与奥斯古德厅擦肩而过却浑然不觉。在铁栅栏环绕之中的这座历史建筑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另外一个世界。 1837年的武装叛乱中由于英军驻扎,使得奥斯古德厅遭受了很大程度上的破坏。 老多伦多城地标 安省律师协会The Law Society of Upper Canada成立于1797年。早期因为没有正式的栖身之地,以至于在协会成立的头30年里,所有的会议都必须借用安省司法部长的办公室进行。 1820年之后,律师协会成员壮大,羽翼渐丰,临时借用办公室难以满足其需求,更被视为一种对于律师行业的贬低和降格。 1820年10月4日,安省律师协会着手筹备建设可容纳其总部的建筑,总预算大约为500英镑。 1825年,律师协会向政府申请额外2000英镑用于支援建设。其中1000英镑用于购置地。 ...

加国猎奇:旧市政厅,隐藏在建筑里的秘密

今天我们称之为“旧市政厅”的建筑,实际上是多伦多有史以来第3座市政厅,它建成于1899年9月18号,并正式投入使用。 作为多伦多城的历史地标,旧市政厅(Old City Hall)这座古朴的建筑坐落在多伦多城市腹地,与熙熙攘攘的金融街区形成强烈的对比。在这里,无论一幢幢高楼平地而起,一条条马路纵横着、交汇着,又各自延伸开去,但城市上空的钟声不屈不饶地响了一个多世纪,让人们的目光可以在这座旧建筑物上唤回厚重的归属感。 撰文 张殷睿 市政厅的前世今生 ▲圣劳伦斯市场当年集市政厅和农民集市一体 1834年,York镇(the Town of York)被正式更名为多伦多(Toronto)。刚开始的十年间,由于没有专属市政厅,所有市议会都是在King Street East的圣劳伦斯市场(St. Lawrence Market)的北翼举行的。这座棕红色砖墙的建筑当时肩负着农贸集市和市政厅的双重使命。 1844年,多伦多城市人口从十年前的9,000激增至24,000人。而这座全新的城市对于一个全新市政厅的需求也变得刻不容缓。 仅建筑外墙所用的巨型砂岩石块的运输就动用了1300节火车车厢。 ▲建筑设计师 Edward.James.Lennox 经过几年的沉寂,多伦多本地建筑设计师  Edward. James. Lennox奉命设计一幢集市政厅和法庭两者于一身的建筑,这项于1889年重新启动的工程预算为30万。 ...